圣言与学术
印度因明学家言,尽论辩之则,统依三量:一曰自心现量,一曰比较量,一曰圣教量。夫现量乃玄妙难言之境,以之立正破邪,将何以喻众?比量乃取众象以求通则,远西归纳论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是其类也。圣教量者,乃取前代圣贤之言,以为是非之标准也。圣贤之智慧,固加乎并世之常人;能谓其所言无一不周万类而无遗,历百世而不易,有是理乎?倘日未能,则取其言以为演绎论法之前提,保无断论之陷于巨谬乎?吾国历代论家,多重圣言而轻比量,学术不进,此亦一大原因也。今欲学术兴,真理明,归纳论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其必代圣教而兴欤。
基督教与迷信鬼神
吾友某君与余言:吾辈虽不赞成基督教,然吾国人若信基督教,岂不愈于迷信鬼神,崇拜动物乎?一日,余以此语李石曾先生。李先生则云:“宁任其迷信鬼神,崇拜动物,勿希望其信基督教,因鬼神动物之迷信,较基督教之迷信,浅薄而易解悟也。中国人种种邪说迷信,固极可笑;然当以科学真理扫荡之,不当以基督教之迷信代替之。”斯言也,吾无以难之。
社会裁制力
世间事物,皆有善恶两面,社会裁制力亦然。易卜生所攻击者,乃社会裁制力之恶面,若彼贪鄙无耻辈,亦恒为社会所不容,此其善面也。吾中华之社会裁制力则只有恶面而无善面;故特立独行之士罕若凤毛,贪鄙无耻之人盈天下也。中国社会之不及欧西也以此。
伪善的基督教国民
《兴华杂志》第三十一册录载《美以美会韦会督关于时局之伟论》一文,并附以感言,余读之不得不愤恨基督教国民之伪言欺世也。当吾国与德意志决裂之初,余以正义故,以自由故,以反对武力专制故,固与汪精卫、蔡孑民、张溥泉、王亮畴、王儒堂诸先生热心赞成与德宣战;不惜与吾友马君武、徐季龙诸先生立于反对之地位。君武先生且以余在本志(《新青年》)宣布赞成绝德之论文,怒而取消其投稿之约;当时颇以君武为迂怪。及今思之,殊自惭悔也。据《兴华》记者之言,曾热心从事反对对德宣战之运动,使当时与余相见,必有剧烈之争论;今日对于《兴华》记者之言,不得不洒同情之泪矣。余责韦会督之言为伪言欺世。《兴华》记者即或以为过激,然亦必未绝对不表同情也。彼信奉基督教之协约国,动以尊重自由人道,反对德意志之武力专制为旗帜;——“韦会督有言曰:‘为世界自由而战。’德国激起此次大战争,毁坏人类自由,强制他国服从其命令,狂暴无理,自私自利,以致行不顾言,不履行所订条约,不守人类公共法则,蹂躏妇女,虐待残杀无助之孩童,惨杀非战斗无辜之人民,只求得胜,无恶不为,如此之国,是为妖孽。”——却直接间接扶助德意志式之妖孽横行远东,吾力争自由正义者伏地呻吟可怜之声,尔伪善之基督教国民,其亦闻之否耶?
信神与保存国粹
印度某妇人,孪生二子,其一则生而瞽目者也。妇病濒危,乃许愿于神,献以一子;其后病愈果以一子弃置河中,饱噩鱼之腹。由是妇人出入,辄抱其瞽目之子。他人见而异之曰:“何不以此瞽子献神乎?”妇人曰:“是乌可乎?献神之物,为选精良佳品,况一子乎?”(录兴华杂志第三十一册,第十六页。)印度人信神之愚如此。德国普鲁克、陀尔福女士,初欲皈依佛教以安心立命,见印度之一喇嘛僧,问改宗佛教之可否。喇嘛僧正襟言曰:“女士莫如学基督教。宗教如言语,弃国语者妄,弃己国之宗教者亦妄。”(见第十五卷第六号东方杂志译载之《中西文明之评判》文中。)呜呼!此喇嘛僧可为保存国粹大家也矣。诚如其言,则一民族之思想,永应恪守生民之典型,绝无革新之理,此印度人笃旧之念至深,而其国所以日益削弱也。
一九一八,八,十五。
“笼统”与“以耳代目”
头脑不清的人评论事,每每好犯“笼统”和“以耳代目”两样毛病;这两样毛病的根源,用新术语说起来,就是缺乏“实验观念”,用陈语说起来,就是“不求甚解”。这种不求甚解的脾气,和我们中国人思想学术不发达的关系很大,详细说起来,不但太长,而且要惹出许多无谓的是非和可笑的辩论,现在且举一个极浅显的例:
几十年前,毫无教育脑筋极简单的蠢男女,对于一切学堂都叫做武备学堂,一切报纸都叫做《申报》,一切新派的人都叫做吃洋教的,象这样不求甚解,象这样“笼统”,这样“以耳代目”,你说可笑不可笑!
我真想不到现在北京竟有一班士大夫,攻击蔡孑民先生说他是耶稣教徒,又有一班留美学生,攻击胡适之先生,也说他是一个耶稣教徒。蔡、胡两先生是不是耶稣教徒,他们曾在本志(《新青年》)发表的文章可以证明,硬相信他们是耶稣教徒,未免犯了“以耳代目”的毛病;即令他们的确是耶稣教徒,也不算什么错处,拿这个来做攻击的材料,未免犯了“笼统”的毛病。
我并不是替蔡、胡二人辩护,他们也用不着我辩护,我所伤感的是中国现在的士大夫,留学生,还是和几十年前毫无教育脑筋极简单的蠢男女一样!
法律与言论自由
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也都是从前的言论自由,对于他同时的法律文明批评反抗创造出来的;言论自由是父母,法律文明是儿子,历代相传,好象祖孙父子一样;最奇怪的是旧言论自由造成了现在的法律文明,每每不喜欢想创造将来法律文明的新言论自由出现;好象一个儿子,他从前并不孝顺父母,到了他做父母的时候,他的儿子稍有点意思不和他一样,他便要办他儿子忤逆不孝的罪;认真严办起来,岂不要断绝后代!
世界上有一种政府,自己不守法律,还要压迫人民并不违背法律的言论,我们现在不去论他,我们要记住的正是政府一方面自己应该遵守法律,一方面不但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内的言论自由,并且不宜压迫人民“法律以外的言论自由”。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见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言论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论若是不自由,言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决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象这种保守停滞的国家社会,不但自己不能独立创造文明,就是跟着别人的文明一同进步,也不容易。
一九一九,十二,一。
过激派与世界和平
俄国lenin 一派的bolsheviki 的由来,乃是从前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瑞典都城stockholm 开秘密会议的时候,因为要不要和bourgeoisie(工商社会)谋妥协的问题,党中分为两派,lenin 一班人不主张妥协的竟占了多数,因此叫做bolsheviki 英文叫做majorgroup(多数派),乃是对于少数派(英文叫做lessergroup)men-sheviki 的名称,并非是什么过激不过激的意思。日本人硬叫bolsheviki 做过激派,和各国的政府资本家痛恨他,都是说他扰乱世界和平。bolsheviki 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暂且不去论他,痛恨bolsheviki 的各强国,天天在那里侵略弱小国的土地利权,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我们暂且也不去论他;那第一叫我们觉悟,叫我们注意的,有两件事:
(一)反对bolsheviki 的渥木斯克政府,居然无理拿大炮来打我们的军舰,又拿中、俄、蒙条约来抗议蒙古取消自治。
(二)反对李普克内希所创斯巴达苦司党——他们的主张,和bolsheviki 相同,都是马克司派,都想建设劳农政府。——的德国的现政府,又在那里鼓吹德意志帝国主义,又在那里讨论扩充海军预算等。
扰乱世界和平,自然是极大的罪恶,bolsheviki 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全靠事实证明,用不着我们辩护或攻击;我们冷眼旁观的,恐怕正是反对bolsheviki 的先生们出来扰乱世界和平!换一方面说:bolshevikism 的内容,和他们如果得志思想上有无变迁,能不能叫世界和平,固然没有人能够断定;但是现在反对他们的人,还仍旧抱着军国侵略主义,去不掉个人的一阶级的一国家的利己思想(日本压迫朝鲜,想强占青岛的土地和山东的经济利权,就是一个显例),如何能够造成世界和平呢?
调和论与旧道德
现在社会上有两种很流行而不祥的论调,也可以说是社会的弱点。(一)是不比较新的和旧的实质上的是非,只管空说太新也不好,太旧也不好,总要新旧调和才好,见识稍高的人,又说没有新旧截然分离的境界,只有新旧调和递变的境界,因此要把“新旧调和论”号召天下。(二)是说物质的科学是新的好西洋的好,道德是旧的好中国固有的好。这两层意见,和我们新文化运动及思想改造上很有关系,我们应当有详细的讨论,现在姑且简单说几句。
新旧因调和而递变,无显明的界线可以截然分离,这是思想文化史上的自然现象,不是思想文化本身上新旧比较的实质。这种现象是文化史上不幸的现象,是人类惰性的作用;这种现象不但在时间上不能截然分离,即在空间上也实际同时存在:同一人数中,各民族思想文化的新旧不能用时代划分,同一民族中,各社会各分子思想文化的新旧,也不能用时代划分,这等万有不齐新旧杂糅的社会现象,乃是因为人类社会中惰性较深的劣等分子,不能和优级民族优级分子同时革新进化的缘故;我们抱着改良社会志愿的人,固然可以据进化史上不幸的事实,叙述他悲悯他实在是如此,不忍心幸灾乐祸得意扬扬的主张他应该如此。譬如人类本能上,有侵略,独占,利己,忌妒,争杀,虚伪,欺诈,等等恶德,也没有人能不承认是实在如此。然断乎没有人肯主张应该如此。惰性也是人类本能上一种恶德,是人类文明进化上一种障碍,新旧杂糅调和缓进的现象,正是这种恶德这种障碍造成的;所以新旧调和只可说是由人类惰性上自然发生的一种不幸的现象,不可说是社会进化上一种应该如此的道理;若是助纣为虐,把他当做指导社会应该如此的一种主义主张,那便误尽苍生了。譬如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的结果是五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的结果不过二元五角;社会进化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改新的主张十分,社会惰性当初只能够承认三分,最后自然的结果是五分;若是照调和论者的意见,自始就主张五分,最后自然的结果只有二分五,如此社会进化上所受二分五的损失,岂不是调和论的罪恶吗?所以调和论只能看做客观的自然现象,不能当做主观的故意主张。
再说到道德问题。这是人类进化上重要的一件事。现在人类社会种种不幸的现象,大半因为道德不进步,这是一种普通的现象,却不限于西洋、东洋。近几百年,西洋物质的科学进步很快,而道德的进步却跟他不上,这不是因为西洋人只重科学不重道德,乃因为道德是人类本能和情感上的作用,不能象知识那样容易进步。根于人类本能上光明方面的相爱,互助,同情心,利他心,公共心等道德,不容易发达,乃是因为受了本能上黑暗方面的虚伪,忌妒,侵夺,争杀,独占心,利己心,私有心等不道德难以减少的牵制;这是人类普通的现象,各民族都是一样,却不限于东洋、西洋。
我们希望道德革新,正是因为中国和西洋的旧道德观念都不彻底,不但不彻底,而且有助长人类本能上不道德的黑暗方面的部分,所以东西洋自古到今的历史,每页都写满了社会上政治上悲惨不安的状态,我们不懂得旧道德的功效在那里;我们主张的新道德,正是要彻底发达人类本能上光明方面,彻底消灭本能上黑暗方面,来救济全社会悲惨不安的状态,旧道德是我们不能满足的了。所以若说道德是旧的好,是中国固有的好,简直是梦话。
旧的中国固有的道德是什么,好处在哪里?勤俭二字用在道德的行为上,自然是新旧道德都有的,不算旧道德的特色,若是用在不道德的行为上,象那刻薄成家的守财奴,勤俭都是他做恶的工具,如何算是道德的标准呢?忠,孝,贞节,三样,却是中国固有的旧道德,中国的礼教(祭祀教孝,男女防闲,是礼教的大精神),纲常、风俗、政治、法律,都是从这三样道德演绎出来的;中国人的虚伪(丧礼最甚)、利己、缺乏公共心、平等观,就是这三样旧道德助长成功的;中国人分裂的生活(男女最甚),偏枯的现象(君对于臣的绝对权,政府官吏对于人民的绝对权,父母对于子女的绝对权,夫对于妻男对于女的绝对权,主人对于奴婢的绝对权),一方无理压制一方盲目服从的社会,也都是这三样道德教训出来的;中国历史上现社会上种种悲惨不安的状态,也都是这三样道德在那里作怪。
章行严先生说,“中国人之思想,动欲为圣贤,为王者,为天吏,作君,作师,不肯自降其身,仅求为社会之一分子,尽我一分子之义务,与其余分子同心戮力,共齐其家,共治其国,共平天下。”这种偏枯专制,没有人已平等的思想,也正是旧道德造成的。这种道德就是达到他“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也只是分裂的生活,利己的社会;去那富于同情心,利他心,相爱互助全社会公同生活的理想,还远的很,所以我们对于中国固有的旧道德,不能满足。
西洋的男子游惰好利,女人奢侈卖淫,战争罢工种种悲惨不安的事,哪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现在他们前途的光明,正在要抛弃私有制度之下的一个人一阶级一国家利己主义的旧道德,开发那公有,互助,富于同情心,利他心的新道德,才可望将战争,罢工,好利,卖淫等等悲惨不安的事止住;倘若他们主张物质上应当开新,道德上应当复旧,岂不是“抱薪救火,扬汤止沸”!
留学生
日本历史上,有两次派遣留学生的事:一次是古代派到中国,一次是现代派到西洋。这两次的留学生,在日本文化史上,都有重大的位置,简直可以说日本全部文化史,都是这两次留学生造成的。我们中国派遣学生出洋的时间人数都不算很少,东洋留学生和中国文化史未必有什么关系,和中国卖国史却是关系很深了。西洋留学生除马眉叔、严几道、王亮畴、章行严、胡适之几个人以外,和中国文化史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班留学生对于近来的新文化运动,他们的成绩,恐怕还要在国内大学学生中学学生的底下(至于那反对新文化的老少留学生,自然又当别论)。这是什么缘故?各部里每月用几百张纸钱,可怜裹住了多少英雄!我奉劝已回国未回国的留学生诸君,别抛弃你自己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