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俄国和远东——一个秘密协定——2月8日——我跟斯大林的秘密谈话——7月5日我给各自治领总理们的电报——2月10日我们在沃隆佐夫别墅的最后一次宴会——斯大林和对英王的祝酒——我向斯大林祝酒——斯大林对英国大选的看法——“约大叔”——会议结束——我们驱车到塞瓦斯托波尔——到巴拉克拉瓦访问——回到萨基——飞到雅典访问——我在宪法广场上的讲话——2月15日我们动身去埃及——跟总统同进家常午餐，作恳挚的话别——我会见了伊本·沙特国王——交换礼物——我在卡塞别墅停留——2月19日我们飞到英国——关于雅尔塔的辩论——关于波兰的深切忧虑。
我们在雅尔塔的正式讨论之中不曾谈到远东。我知道美国人打算向俄国人提出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问题，我们在德黑兰曾经一般地谈到这件事。在1944年12月斯大林也曾向在莫斯科的哈里曼先生提出关于俄国在战后对这些地区的一些权利要求的若干详细的建议。美国的军事当局估计在德国投降之后还要十八个月才能打败日本。俄国的帮助可以减轻美国的严重伤亡。这时对日本本土的进攻还处于计划的阶段。麦克阿瑟将军在雅尔塔会议的第二日才进入马尼拉。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性爆炸要再等五个月才实现。如果俄国仍旧保持中立，那么在满洲的大量日本军队就能够投入保卫日本本土的作战。
罗斯福总统和哈里曼先生带着这个问题在2月8日跟斯大林讨论俄国在远东的领土要求。除了一个俄国的译员之外，唯一在场的是国务院的查尔斯·e·波伦先生，他也当翻译。
两天以后又继续会谈，俄国的条件作了一些修改之后被接受了。哈里曼先生1951年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曾提到这些为交换的条件。俄国方面则允诺在德国投降后二至三个月内参加对日战争。
当天下午，在跟斯大林的私下谈话中，我问他关于俄国对远东的愿望。他说他们要有一个像旅顺口那样的海军基地。
美国人认为那些港口最好由国际共管。但是俄国人要求他们的利益得到保障。我回答道，我们将欢迎俄国船只出现在太平洋，我们也赞成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损失得到补偿。第二天，2月11日，他们给我看前一天下午由总统和斯大林草拟的协定，我就代表英国政府在上面签了字。这个文件在苏联政府跟中国国民政府之间的谈判完成之前，一直是保密的，斯大林则肯定同意给予中国国民政府以支持。这件事至此告一段落，直到我们在波茨坦重行开会以前不久才又提起。
有关这些谈判的记录，我保存在下面的一个电报的节录里面，电报是我在7月5日打给各自治领总理的。
以绝密的方式，斯大林在克里米亚会议上把苏联政府愿意在德国投降后两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一节告知罗斯福和我本人，其条件如下：
（1）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
（2）恢复俄国在1904年所失去的权益，即：
（一）收回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一切岛屿。
（二）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三）对担任通往大连的出路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应设立—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须交与苏联。
2．这些条件体现在罗斯福、斯大林和我三人之间的一个私人协定中。该协定认为这些条件须取得蒋介石的同意，而罗斯福则答应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去取得蒋的同意。我们三人都同意设法使苏联的要求在击败日本之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协定的内容，除了表示俄国为了协助中国摆脱日本的枷锁而准备跟中国订立同盟条约以外，没有别的东西。
我必须说明，我虽然代表大不列颠参加这个协定，但不论我还是艾登都完全不曾参加这个协定的拟订。这被认为是一件美国的事情，当然是与他们的军事行动有巨大利害关系的事情。我们不应该要求去拟定这一协定。总之，事前并没有跟我们商量，只是要我们表示同意。我们也这样做了。对苏联的这些让步，在美国曾有许多谴责。责任是在他们自己的代表身上。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是关系不密切而且是次要的。
除非我们有极充足的理由，否则我们插手进去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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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月10日最后一次的晚餐会时，轮到我们作主席。在斯大林预定到达的几小时以前，有一个班的俄国兵来到沃隆佐夫别墅。他们把要举行宴会的各会客室两边的门都锁上了。
警卫站了岗，任何人不得进入。接着他们到处搜查，——桌子底下，墙壁背后都搜查到了。我的随员不得不走出这所房屋，以便从他们的办公室到他自己的寓所里去。一切停当之后，元帅到来，态度极为热诚，过了一会儿，总统也来了。
在约索波夫宫的宴会上，斯大林曾举杯祝英王健康，他这种做法虽然意在表示友好和尊敬，对我却不合意。他说他一般总是反对君王的，他是在人民的一边，而不是在君王的一边，但是在这次战争里，他懂得了应尊重英国人民。而英国人民是尊敬他们的君王的，所以他要祝英王健康。对于这样的祝酒我是不满意的，因此我请莫洛托夫说明，以后逢到这种场合，斯大林只要祝“三国元首”健康，他就可以避免尴尬了。我在得到了同意之后，就实行我的新规矩：
我祝英王陛下，美国总统，苏联加里宁主席，三国的三位元首健康。
总统似乎已很疲倦，他回答说：“首相的祝颂引起了我许多的回忆。1933年我的妻子参观了我国的一个学校。在一个教室里她看到一幅地图，上面有一大块空白。她问空白的一块是什么，有人告诉她，他们是不许提到这块地方的，——那就是苏联。这件偶然的事，也是我们为什么写信给加里宁主席要他派一个代表到华盛顿来商谈建立外交关系的理由之一。那是我们承认俄国的经过。”
现在来祝斯大林元帅的健康是我的任务了。我说：
我已经有好几次这样地祝酒了，这一次我比以前会见时更大的热情来举杯，这不是因为他已得到更大的胜利，而是因为俄国军队的伟大胜利和光荣使他变得比在我们所经历过来的艰难时期中更为亲善。我觉得，不管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分歧，但他在不列颠有一个好朋友。我希望看到俄国的前途光明，繁荣和幸福。我愿意尽力相助，我确信总统一定也是如此。有一个时候元帅对我们不是那么亲善，我也记得我曾说了一些关于他的粗鲁的话，但是我们共同的患难和共同的忠诚已经把这一切一扫而空了。战争之火已经把过去的误会烧得一干二净。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个我们信得过的朋友；我希望他也会继续对我们抱此同感。我祈祷上苍，愿他长寿，亲眼看到他所爱的俄罗斯不但在战争中是光荣的，而且在和平中是幸福的。
斯大林致答辞的时候，兴致极好，我感觉到他认为“国家的元首”的说法对于我们的三国会议极为合适。他的原话我没有记录。我们连同译员一共不到十二个人，正式礼节性讲话之后，我们就三三两两地谈起话来。我提到在打败希特勒之后，联合王国将举行一次大选。斯大林认为我的地位是稳固的，“由于人民会了解他们需要一个领袖，而谁能比赢得胜利的人当更好的领袖？”我解释道，在不列颠我们有两个政党，而我只属于其中之一。斯大林深深坚信地说道，“一个政党要好得多。”接着我为了他殷勤招待最近访问俄国的英国议会代表团而向他致谢。斯大林说，殷勤招待是他的本分，他喜欢像洛瓦特勋爵那样的年轻战士。近来他在生活中得到了一种新的兴趣，对军事的兴趣；实际上，这已几乎变成他唯一的兴趣了。
这样引起了总统谈到英国的宪法。他说我经常谈到什么是宪法所许可的，什么是宪法所不许可的，但是实际上英国没有宪法。尽管如此，一个不成文的宪法，要比一个成文的宪法好。正像大西洋宪章一样，并没有文件，然而全世界都知道它。在他的文件中，他曾经找到一份抄件有他本人和我的签名，但是说来奇怪，两个签名都是他自己的笔迹。我回答道大西洋宪章不是一种法律，而是一颗明星。
我们继续谈下去，斯大林谈到他所称为“德皇时代的德国的盲目纪律性”，并且详细讲述了他年轻时在莱比锡遇到一件事。他是同二百个德国共产党员来出席一个国际会议的，他们的火车准时到站，但是车站没有职员收票，于是所有的德国共产党员规规矩矩地等了两个钟点才离开月台。这样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参加他们远道而来出席的会议。
那天晚上就这样轻松愉快地过去了。元帅离开的时候，许多英国代表团员聚集在别墅的客厅里，我号召“为斯大林元帅欢呼三声”，他们热烈地欢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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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雅尔塔时还有一次，事情不是那么顺利。罗斯福先生举行一次午餐会，他说他和我常在密电中称斯大林为“约大叔”。我本建议他私下告诉他，但是他却用诙谐的口吻讲给了在座的人听。这引起了一时的难堪。斯大林生气了。他愤怒地问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席？”贝尔纳斯先生讲了一句很巧妙的话才把局面挽救过来。他说，“谈到山姆大叔，你毕竟是不介意的，那么约大叔又有什么不好呢？”这样一说，元帅平静下来了，莫洛托夫后来告诉我说他懂得这是开玩笑。
他已经知道国外有很多人叫他“约大叔”，他也体会到这个名称是以友好的口吻叫出来的，表示一种亲密友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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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星期日，2月11日，是我们访问克里米亚的最后一天。像往常一样，在这些会议上还有许多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波兰公报用笼统的措词定下了一个政策，如果能忠诚地加以贯彻，当然可以发生效用，以等待总的和约。关于远东的协定，就是总统及其顾问为了使俄国人参加对日战争而同他们订立的那个协定，是跟我们没有直接关系的。该协定以后在美国成为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总统急于要回去，归途中还要访问埃及，他在那里要跟各方面的实权人物讨论中东的事务。斯大林和我跟他在利瓦吉亚宫中以前沙皇的弹子房共进午餐。用膳时，我们在最后定稿的文件上和正式的公报上签了名。现在一切都看贯彻执行的精神如何而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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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萨拉和我驱车前往塞瓦斯托波尔，“佛兰哥尼亚”号邮船停泊在那里。这只船是取道达达尼尔海峡来的，用作司令舰。即使雅尔塔岸上的设备遭到破坏，它也可以使用。
我们上了船，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有艾伦·布鲁克爵士和其他参谋长们。从甲板上望见了实际上已全被德国人破坏的港口，虽然现在又充满了活动，并且夜里废墟上灯光照耀。
我很想看看巴拉克拉瓦战场，因此我请陆军部情报处的皮克准将把战争行动的详细情形查阅一下，准备作我们的响导。2月13日下午，我访问了那个地点。跟我在一起的还有参谋长们和俄国指挥黑海舰队的海军上将，他奉莫斯科之命，我不论什么时候登岸他都要来招待我。对我们的主人，我们略为感到一些局促不安，并且处理得十分圆通，但是不必顾虑。当皮克指点着那个轻装旅当年曾被调上去防守的那条防线时，那个俄国海军上将也指着几乎相同的方向喊道，“德国坦克车就是从那边来袭击我们的。”过了一会，皮克解释当年俄国人的部署情况，并指着他们的步兵曾经据守的山头，俄国海军上将也接着带着显然自豪的神气插话说：“那里就是一个俄国炮兵中队战斗到最后一人的地方。”我认为这个时候应该向他说明，我们是在研究另一个战争，“一个王朝时代的战争而不是人民的战争。”我们的主人对此并没有领会的表示，但是似乎十分满意，所以一切都很愉快地过去了。
我们的前面是一片山谷，那个轻装旅就是从那里下来进攻的，我们能够看到苏格兰高地人曾十分英勇地保卫过的那个山脊。看到前面的一片景象，一个人就能领会大约九十年以前拉格兰勋爵1所面临的那种形势。早上我们去探望过他的坟墓，看到俄国人怎样爱护和尊敬这个坟墓，我们大为感动。
1拉格兰勋爵（1788—1855）为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军统帅，曾战胜过俄国军队，1855年6月死于塞瓦斯托波尔之役。——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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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很想走海道，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到马耳他，但是我觉得我有责任对雅典作一次闪电式旅行，察看经过最近一场纷乱以后的希腊景况。因此2月14日清早，我们乘汽车去萨基，我们的飞机在那儿等着我们。艾登已经先走了。当我们的车子开过曲折的山路时，我们经过一个峡口，德国人曾经在这里抛弃了几十辆机车。在飞机场上，俄国秘密警察部队的一个漂亮的仪仗队排列在那里。我按照我所习惯的方式检阅了他们，直视他们每个人的眼睛。这样就需要一些时间，因为他们至少有二百人，但这样做得到了苏联报纸的好评。在我进飞机以前，我发表了告别讲话。
我们飞到雅典，没有发生意外。在斯基罗斯岛上空绕了一圈飞过鲁珀特·布鲁克的坟墓。到了机场，英国大使利珀先生和斯科比将军前来迎接我们。仅仅在七个星期以前，我离开希腊首都的时候，它正被巷战搞得四分五裂。现在我们坐着敞篷车开进去。上次我来时正在圣诞节边，在那有几百个人死亡的街道上，现在却只有一小列穿短裙的希腊兵在拦着一大群热情呼喊想挤过来的人民。那天晚上大概有五万群众聚集在宪法广场上。晚上的灯光照射在这些古雅的景物上，是十分美妙的。我没有时间来准备演讲。我们的保卫人员认为我们必须在全不受注意的情况下到达。我向他们作了一次简短的热情的演讲。
祝你们有福了，雅典的和希腊的战士和公民们，这是伟大的日子，这是曙光照耀、黑暗消失的日子。伟大的前途展示在你们国家的前面。
世界上有许多地方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有着许多误会和无知，也有对在雅典这里为之展开斗争的问题作了错误的报导，但是这些事件现在已经明朗起来了，对于希腊在世界上起过的作用和将来还要起的作用，已经有所了解。
作为一个英国人此刻在这里发表演讲，我对英国军队在反击暴力和叛乱以保卫这个伟大而不朽的城市中能出一份力量，感到极度的自豪。我们两国久已在友好和忠诚关系中一道在艰难和尘土飞扬的道路上齐步前进。
自由、繁荣和幸福是不列颠联邦和帝国的一切民族所珍惜的。我们已经跟你们联合在一起为希腊的自由作了长期的斗争，还将和你们一同走到黑暗的幽谷的尽头，我们还要和你们一同走到正义与和平的广阔的高地上。
但愿没有一个人对祖国失职，但愿没有一个人背离真理和光荣的大道。在这个伟大的时刻和光辉灿烂的日子里，但愿没有一个人萎靡不振。让希腊民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居首位，在每个男子和妇女的心里居于首位。让希腊的前途在他们的眼中焕发光芒。
我衷心祝愿你们繁荣。我衷心希望希腊在各胜利国家的行列中——在战争中损失惨重的各个国家里——占有适当的地位。让正义抬头。让党派的仇恨消灭。愿你们团结，愿你们友好无间。
祝希腊万古常青！祝希腊全国同舟共济！
那天晚上我在弹痕累累的大使馆里进餐，2月15日清早我们就乘上我的飞机到埃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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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亚历山大港登上了英国军舰“曙光”号。我不曾参加总统和中东三位元首之间的讨论。他们是法鲁克国王、海尔·塞拉西皇帝和伊本·沙特国王，都是被邀请来跟总统会面的。会谈是在停泊于苦湖里的“昆西”号上举行的。就在当天上午，那条美国巡洋舰驶进了亚历山大港。快要到中午的时候，我上船去和总统作一次后来竟成永诀的谈话。后来我们聚在他的舱室里吃了一次家常便饭。当时跟我在一起的有萨拉和伦道夫，罗斯福先生的女儿伯蒂格尔夫人，还有哈里·霍普金斯和怀南特先生。总统似乎沉静而虚弱。我觉得他的寿命已经不长了。我不会再见到他了。我们作了恳挚的告别。当天下午总统一行人员就由海道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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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美国朋友动身以后，我就跟伊本·沙特国王约定会见。他跟总统会谈时，是乘了美国驱逐舰“墨菲”号去的，旅行之中带着东方君主的一切豪华气概，约有随从人员五十人，包括两个儿子、他的首相、他的占星家和预备按穆斯林教仪式宰杀的羊群。2月17日我们在法尤姆绿洲的都拉克饭店里组织了对他的欢迎宴会，那里的居住者都被我们暂时请出去。那时发生了若干社交问题。有人告诉我在国王面前，吸烟和喝含有酒精的饮料都是不许可的。我既然是午宴的主人，我就立刻提出这个问题。我告诉翻译员道，如果国王的宗教不许他吸烟饮酒，我必须指出我的生活规律却规定在吃饭前后，或吃饭中间，或两餐之间，吸雪茄烟和喝含有酒精的饮料是绝对神圣的行为。承国王的好意，接受了我的意见。从麦加来的他的掌饮料官员馈赠我一杯从那里的圣井里取来的水，这是我生平所尝到的最美好的饮料。
事先有人告诉我，在会见之中，应该交换礼物，因此我就照我所认为适当的办了一些东西。“汤米”汤普森为我在开罗用公款一百镑买了一小盒极高贵的香水，我就把它送给对方。我们大家都得到了嵌宝石的和柄上镶钻石的剑，还有其它华贵的礼物。萨拉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旅行皮箱（是沙特国王说送给“你的女眷们”的）。在礼物方面，似乎我们相形见绌得太远了，所以我对国王说，“我们所带来的只是表示点小意思。英国政府已经决定送你一辆世界上最好的汽车，有着一切舒适、安逸和防备敌人袭击的安全设备。”这件事后来是办到了。
沙特国王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我对他十分钦佩，因为他对于我们忠贞不移。纵使在最黑暗的时刻里他也总是表现得很好。他现在已年过七十，但是还没有失去一点战士的旺盛的精力。他仍旧过着阿拉伯沙漠中族长制的君王生活，现有四十个儿子，七十个女眷，并且在先知所规定的四个正式妻子中已娶了三个，还留下一个空额。
我们从法尤姆回到开罗途中，曾在英国大使馆的沙漠房屋中停下来喝茶。我在卡塞别墅住了几天，并且会见了法鲁克国王和叙利亚总统。我们谈到了中东最近的纠葛，其中有许多依然存在。同时萨拉打开了沙特国王送给她的那个旅行皮箱。里面装着许多华贵美丽的阿拉伯袍子，和几瓶极珍奇而精美的香水。在底层放有六个大小不同的纸板盒子。其中一个装有一颗估价约值一千二百镑的钻石，还有一些其它的宝石和几条红海的珍珠项练。安东尼也有相似的一份礼物，不过装在他盒子里的钻石是合乎他的身份的。后来我把这些事情向内阁汇报时，我们对他们说道，我们当然不应该把这些贵重物品中的任何一件据为己有。实际上收受这礼物的国库，为了我主张送给沙特王国的那辆汽车，已差不多付出相等的代价。
2月19日我飞回英国。诺索尔特被雾所困，因此我们的飞机改在莱纳姆降落。我乘汽车前往伦敦，在雷丁停了一下，等待我的妻子，她是前来接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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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中午，我请求下院批准克里米亚会议的协定。
我说：
我迫切希望所有各党在这个新的文件上能够团结一致，使这些崇高的事务能够像格拉德斯通所说的“超出党派政治的潮汐涨落，滴水不沾”。……克里米亚会议使同盟国不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比以前团结得更紧密了，让德国深深认识到希望同盟国之间发生分裂是白费心机的，它的彻底失败是无法避免的。继续抵抗只能造成不必要的苦难。同盟国决心要德国彻底解除武装，德国的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必须摧毁，战犯必须迅速受到应得的惩处，一切能供军事生产的德国工业应该加以拆毁或管制，而且德国应该尽其最大的力量对同盟国所受的损失给予物质赔偿。另一方面，同盟国的意图并不是要消灭德国的人民，也不要剥夺他们生存所必需的资料。
我们的政策不是报复，而是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证世界将来的和平和安全。将来有一天会使德国人在国际关系中占有他们的地位，但是必须等到一切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痕迹有效地和彻底地消灭以后才行。
使议院里发生波动的是波兰问题。
三大国一致认为，波兰人接受关于东部边界以及目前所能确定的关于西部边界的条款，是建立一个强大、独立和全国一致的波兰及其将来幸福和安全的主要条件。……但是仅就现在所揭示出来的情况而论，比波兰边界问题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波兰的自由。波兰人的居住范围是确定下来了。他们是不是能当家作主？他们是否能有自由，像我们在不列颠、美国或法国那样地自由？他们的主权和独立是否不受束缚，还是仅是苏联的一种设计的产品，被拥有武力的少数人所强迫，违背自己的意志而采取一种共产主义的或极权的体制？我是直截了当地把事情摆出来的。这是比划定边界线更敏感而且重要得多的试金石。波兰站在哪里？我们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站在哪里？
斯大林元帅和苏联已经极郑重地宣称要维护波兰的独立的自主，大不列颠和美国现在也都参加了这个决定。在这方面，世界组织也将在适当时期负起一定程度的责任。波兰人会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前途，唯一的限制条件是，他们必须和他们的同盟国协同一致，忠实地遵守一个对俄国友好的政策。
那是肯定合理的……
协议规定各方要通过协商行事，目的是在波兰建立一个民族团结的新波兰临时政府，这样三大国就都可以跟它建立外交关系，以免有些国家承认这个波兰政府，而另一些国家承认另一个……英国政府要竭其全力来保证……一切民主党派的有代表性的波兰人能有充分的自由站出来发表他们的意见。
我觉得必须宣布我是相信苏联怀有诚意希望做到这一点的。在这方面，我因斯大林对希腊的做法而受到鼓舞。
我从克里来亚和其他一切接触中带回来的印象是，斯大林元帅和苏联的领袖们愿意跟西方民主国家在光荣的友谊和平等的关系中共处。我也觉得他们说的话有信用。据我所知，没有一个政府能像苏俄政府那样，即使出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也能严格地遵守它的义务。我绝对拒绝在这里发起一次讨论有关俄国的诚意的问题。很显然这些事件牵涉到世界的整个前途。如果西方民主国家和苏联之间发生了可怕的分裂，人类的命运必然会变得黯淡。
我继续说道：
我们正走进一个无法估量的世界，在每个阶段上都要进行反省自问。为未来考虑得太远是错误的。在一个时候只能掌握命运链索的一个环节。
我相信议会会感觉到，由于我们在克里米亚举行会议的结果，希望已大大地增加了。把三大国结合在一起的联系和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都有所增进。美国已经积极地深入到欧洲的生活和救助事业中去。我们三国都已着手于既实际又严肃的远大事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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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中一般的反应，是无条件地支持我们在克里米亚会议中所抱的态度。不过关于我们对波兰人的义务方面存在强烈的道义上的感情，因为波兰人在德国人手中吃了那么大的苦头，而我们为了他们的缘故，最后一着是参加了战争。约有三十人的一群议员对这件事非常激动，以致他们有些人发言反对我的建议。有一种苦恼的感觉，深恐我们会看到一个英勇的民族遭到奴役。艾登先生支持了我。在第二天进行分组表决时，我们得到了压倒的多数，但是有二十五个议员，其中多数是保守党，投票反对政府，而且还有十一个政府成员弃权。城乡计划部的政务次官斯特劳斯先生提出了辞职。
对于那些负责处理战时或危急期间中大事的人们，不容许他们只谈为善良人民所同意的一般大原则。他们必须逐日作出具体的决定。他们必须采取坚定不移的态度，否则怎能维持联合一致的行动呢？在德国人被击败以后，对于曾尽全力鼓舞俄国努力作战并主张和我们受难如此深重的伟大同盟国保持密切接触的人们，加以谴责是容易的。当德国人还有二三百个师在战线上，如果我们跟俄国人发生了争吵，试问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寄予希望的种种设想不久即告落空，然而，这些设想是当时仅可能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