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工作的安排——我反复阐明我的观点——斯大林和罗斯福总统会谈——11月28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罗斯福总统首先发言——斯大林说明苏联前线的形势——我阐述英国的看法——土耳其的立场——“霸王”作战计划需要三十五个师——斯大林赞同进攻法国南部作为次要的目标——我坚持要占领罗马——罗斯福总统与各个战役的时机问题——土耳其应当采取的正确方针。

我不能称赞有关方面所作的在我飞抵德黑兰以后的种种接待安排。英国公使乘车来迎接我，我们从机场一同驶往公使馆。当我们接近德黑兰城区时，在长达至少三哩的路程中，沿途每隔五十码，就有一名波斯骑兵站岗。这是明确地向歹徒宣布，某个重要人物即将到达，而且将经过哪条路线。骑马的卫兵是在指示路线，却不能提供任何保卫措施。在我们前面一百码，有一辆警卫车开道，预告我们快到了。行车速度非常缓慢。不久，大批群众挤满了骑兵中间的空隙；而且，我极目四望，只看到几个徒步的警察。在接近德黑兰城的中心时，密集的人群有四五层。他们是友好的，但是却很拘谨。

他们挤到离我的汽车几尺远的地方。事前没有采取任何保卫措施，以防止两三名携带手枪或炸弹的亡命徒在这里进行袭击。我们到达通往公使馆的拐角处时，路上已被堵得水泄不通；我们在那些拥挤的、张口呆看的波斯人群中，停留了三四分钟。如果事前本来就是打算要我们冒最大的危险，既不想让我们有突然秘密到达的安全，又不想给我们以有效的护送，那么我们现在遇到的这种场面就是最完善的安排了。然而，沿途却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我向人群微笑，他们也都向我报以微笑。最后，我们到达了英国公使馆，使馆周围有英印部队的严密警戒线。

英国公使馆及其花园，几乎就同苏联大使馆毗连，而负责保护我们安全的英印部队，同在苏联大使馆周围警戒的为数更多的俄国军队已有了直接的联系。不久，两国的军队会合起来，于是，我们这里便成了一个隔离的地区，并且采取了战时的一切警戒措施。美国公使馆由美国的军队守卫，和我们相距约一哩多远。这就是说，在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或斯大林和我本人每天都必须来往穿过狭窄的德黑兰街道两三次。这时，在我们之前二十四小时已经到达这里的莫洛托夫，提供了这样一个情况，说苏联的秘密情报人员发觉了一个有人阴谋杀害“三巨头”（当时人们这样称呼我们）中的一两个人物的阴谋。因此，他对于我们中间的一两个人不断地来往通过街道，感到非常不安。他说，“如果发生了任何这类的事件，那就会造成极其不幸的影响。”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莫洛托夫邀请罗斯福总统立即迁进苏联大使馆，该馆比英美两国使馆大两三倍，场地广阔，现在周围有苏联的军队和警察。我对莫洛托夫的邀请给予热烈的支持。我们说服罗斯福先生接受这个好主意。第二天下午，他带着全体僚属，包括他的游艇上的几名出色的菲律宾厨师，一同搬进俄国大使馆。

那里已为他准备了宽敞、舒适的住所。这样，我们都住在一个圈子里，可以讨论世界大战的问题而不会受到任何打扰。我很舒适地住在英国公使馆里，只要步行二百码，就可以到达富丽堂皇的苏联大使馆，这里暂时称得上是世界的中心。我的身体还是很不舒服，感冒和喉痛都非常厉害，以致一度不能说话，但是，莫兰勋爵用药水喷进我的嗓子，并且不断地医治，终于使我能够说出不得不说的话——不得不说的话可不少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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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在这次会议上所采取的方针（这个方针得到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充分同意），有着许多错误的说法。在美国，有一种传说，说我曾极力阻挠准备横渡英吉利海峡展开攻势的“霸王”作战计划，同时又说我妄图引诱盟国对巴尔干半岛进行某种大规模的入侵，或者在地中海东部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战役，这样实际上等于砍掉“霸王”作战计划。这些荒谬的说法，多半已经在以上的各章中进行了揭露和驳斥，但是，在这里说明一下我实际上在追求什么，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什么，也许还是值得的。

目前正在仔细准备中的“霸王”作战计划，将于1944年5月或6月，至迟在7月初发动。参加这个战役的部队和输送这些部队的船舶仍然享有最优先的待遇。其次，英美在意大利作战的军队必须给予补充与给养，以便它们能够占领罗马，并进而占领这个都城北面的飞机场，从这些机场可以空袭德国的南部。在获得这些进展后，在意大利战场，就不越过比萨—里米尼线——也就是说，我们不准备把我们的战线扩大到意大利半岛更宽广的地带。如果敌人对这些战役进行抵抗，那就会吸引和牵制很大数量的德国军队，会给意大利军队以“立功赎罪”的机会，而且可以使战火在敌人的前线不断地燃烧。

这时，我并不反对在法国南部里维埃拉一带进行登陆，以马赛和土伦为目标，然后英美军队沿罗纳河谷向北推进，以策应渡过英吉利海峡的主攻。但是我却宁愿采取另一种方案，即利用伊斯的利亚半岛和卢布尔雅那山峡，从意大利北部展开右翼进攻，指向维也纳。当罗斯福总统提出这一方案时，我很高兴，并像下面所说的那样，我企图使他着手进行这个计划。如果德国军队进行抵抗，我们就可以将他们的许多师团从俄国或英吉利海峡前线吸引过来。如果我们没有遭到他们的抵抗，我们就可以用极小的代价解放大片重要的地区。我知道我们一定会遭到抵抗，这样，就会给“霸王”作战计划以决定性的支援。

我的第三个要求是，只要不影响能够用于横渡海峡进攻的实力，我们就不应该忽视地中海东部战场及其可能带来的一切重大收获。在所有这些问题方面，我坚持自己在两个月前向艾森豪威尔将军提出的比例——即把我们的兵力的五分之四用于意大利，十分之一用于科西嘉和亚得里亚海，另外十分之一用于地中海东部。我一直没有改变这种主张——一年以来，我没有退让过一步。

英、俄、美三方都一致同意前面两个战役，这就需要使用我们现有实力的十分之九。而我必须极力要求的，只是在地中海东部有效地利用我们十分之一的实力。只有傻子才会这样争辩说：“把兵力全部集中用于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而放弃只应看作是白白分散兵力的其他一切机会，这岂不是好得多么？”但是，这种说法忽视了一些主导一切的事实。西半球现有的一切船舶，为了准备“霸王”战役和维持我们的意大利前线，连最后一个吨位也都安排了任务。即使还能发掘更多的船舶，也无法利用，因为登陆计划已把有关的港口和营地最大限度地填满了。至于地中海东部战场，它不需要任何可以用于其他地区的人力物力。为了保卫埃及而集结的空军，如果在更向前推进的前哨地带起飞，也一样能够有效地或更有效地执行任务。所有的军队（外地还有两三个师）都已经到达这个战场，除当地的船只外，也没有其他船只可以把他们运往较大的战场。如果积极地、大力地利用这些部队，那就会给敌人以严重的损伤，否则他们就只会成个瞧热闹的人。如果我们攻下了罗得岛，我们的空军就可以控制爱琴海，同时我们也能从海路与土耳其建立直接的联系。再一个办法是，如果能说服土耳其参战，或者尽量利用它的中立地位，而把我们为它修建的机场借给我们使用，我们也同样能够控制爱琴海；那样也就没有必要去夺取罗得岛了。两个方案都是切实可行的。

当然，我们所争取的目标是土耳其。如果我们能够得到土耳其，我们不需要从主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中调用一兵一卒，一艘舰只或一架飞机，就可以用潜艇和轻型海军部队来控制黑海，大力援助俄国，并且通过一条比北冰洋或波斯湾航路所需的代价更小、航程更短、运输更加频繁的航线，将物资运给俄国的军队。

这是我每次向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大力提出的三个主题，而且毫不踌躇地、毫不后悔地反复说明我的理由。我本来能够说服斯大林，但是罗斯福总统由于受到他的军事顾问的偏见的严重影响，在这场争论中摇摆不定，结果把这些次要的但颇有希望的机会，全部束之高阁了。我们的美国朋友们对于他们顽固的态度还自得其乐，他们认为，“我们总算没让丘吉尔把我们牵扯到巴尔干半岛去。”其实我心中从来未曾有过这样的想法。我认为，我们没有利用那些在其他方面无法使用的部队，把土耳其拉入战争，并控制爱琴海，是在军事方针上犯了一个错误。对于这个错误，不是用没有采取上述方案也同样获得了胜利所辩解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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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迁入苏联大使馆的新居不久，斯大林就去拜访他，双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根据霍普金斯的传记，罗斯福总统告诉斯大林，他已同蒋介石讲定要在缅甸积极展开军事活动。斯大林对于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评价很低。罗斯福总统“提到了他喜欢谈论的题目之一，教育远东殖民地的人民，要他们学习自治的艺术。……他提醒斯大林，不要向丘吉尔提起印度的问题。斯大林也认为，这无疑是一个容易伤感情的问题。罗斯福说，印度的改革，应该从底层开始。斯大林回答说，从底层开始的改革，就意味着革命。那天早晨，我很坦然地呆在床上，一面治疗我的感冒，一面处理从伦敦发来的许多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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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1月28日（星期日）下午四时，在苏联大使馆举行。在宽敞精致的会议室里，我们围着一张大圆桌坐下。同我一起来开会的有艾登、迪尔、三位参谋长和伊斯梅。随同罗斯福总统前来的，有哈里·霍普金斯、海军上将李海、海军上将金和两名其他军官。马歇尔将军和阿诺德将军没有出席。据霍普金斯的传记作者说：“他们弄错了会议的时间，已经出发到德黑兰郊外游览去了。”去年替我翻译的那位可钦佩的译员伯尔斯少校又同我在一起了。帕夫洛夫仍旧为苏联人翻译。波伦先生是位新人，担任美方的译员。陪同斯大林来的，只有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元帅。斯大林同我几乎是面对面地坐着。我们事先取得协议，由罗斯福总统主持第一次会议，罗斯福也同意这样做。会议开始，他首先致词，讲话非常得体。根据我们的记录，他说：俄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第一次作为同一个家庭的成员相聚一堂，我们所抱的唯一目标是赢得战争的胜利。事前并未为这次会议拟定任何固定的议程，任何人都可以毫无拘束地讨论他想讨论的任何问题，同时也可以讨论他不愿讨论问题。在友好的基础上，每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但内容却一概不予发表。

我在开场白中，也强调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我说，这次会议也许象征着人类有史以来整个世界力量空前的大聚会。缩短战争，也许已掌握在我们手中；稳操胜券，差不多肯定已掌握在我们手中；人类的幸福及命运，无疑地已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

斯大林说，他很重视我们提到三大国的友谊。三大国确实获得了一个重大的机会，他希望大家都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

罗斯福总统接着便开始了这次讨论，首先从美国的观点，简单地叙述了战争的形势。他先谈到对美国有特殊重大意义的太平洋战场，因为驻在那里的美国部队，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中国的配合下担负着主要责任。美国把它大部分的海军和一百万士兵的绝大部分，都集结在太平洋战场。这个战场范围广阔，一艘供应船只，每年只能往返三次，从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点。美国采用的是一个消耗敌人实力的政策，到目前为止，这个政策是成功的。毫无疑问，日本的船只，不论是军舰或商船，都大量地被击沉，以致新建的船只来不及补充。罗斯福先生接着说明了重新收复缅甸北部的计划。英美军队将同中国军队合作，由海军上将路易斯·蒙巴顿勋爵指挥。他谈到我们也讨论了从曼谷对日本的交通线进行两栖作战的计划。虽然我们已经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把为完成我们主要目标所必需的部队保持在最低限度上，但是所需兵力仍很可观。这些计划的目的在于使中国能继续积极参加战争，打通滇缅公路，同时建立阵地，以便我们在德国崩溃以后，能够从这些阵地出发，以最快的速度打败日本。我们希望能在中国获得基地，以便明年袭击东京。

罗斯福总统然后谈到欧洲的形势。英美两国曾举行过多次的会议，也制定了很多的计划。一年半以前，就曾决定横渡英吉利海峡进行远征，但由于运输和其他困难，还不可能决定进行战役的确定日期。必须在英国集结足够的兵力，不仅用于实际登陆，而且也要用于向内地推进。英吉利海峡是非常讨厌的一部分水域，要在1944年5月1日以前发动远征是不可能的。1944年5月1日是在魁北克会议上确定的日期。他解释说，在历次登陆中，登陆艇总是一个限制因素。如果我们决定在地中海进行大规模的远征，我们就必须完全放弃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如果决定在地中海只进行规模较小的战役，那也要使上述战役耽误一两个月，甚至三个月。因此，他和我都想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听取斯大林元帅和伏罗希洛夫元帅的意见，看我们采取什么行动对苏联最有帮助。许多计划都曾经提出来讨论过——增加我们在意大利、巴尔干半岛、爱琴海、土耳其等地的进攻力量。这次会议的重要任务就是决定采取哪一个方案。主要的目标就是要使英美军队能够尽量减轻苏联军队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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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斯大林发言，他欢迎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胜利，但是说目前苏联还不能参加对日战争，因为苏联的军队几乎全部都要用来对付德国。苏联在远东的军队，若用于防御还算够用，但是要发动攻势，那就至少需要超过现在三倍的兵力。

他们到太平洋战场上来同友军会师，必须要在德国崩溃的时候：到那时大家将会并肩作战。

至于欧洲的局势，斯大林说，他要先简单地说明一下苏联进行战争的经验。他们在7月间发动的攻势，德国人事先已经预料到了；但是苏联人在集结了充分的部队和装备以后，就发现发动进攻还是比较容易的。他坦率地承认，他们事先并未料到7月、8月和9月所获得的胜利。德国军队要比人们想象的软弱些。

然后，他详尽地说明了苏联前线最近的形势。在某些战区，战斗已经缓慢下来，在其他一些战区，战斗已经完全停顿了，而在乌克兰以及基辅的西面和南面的战区，在最近三个星期内，主动权已经转到德国人手中了。德国人重新占领了日托米尔，也许还会重新占领科罗斯油田。他们的目标是要重新占领基辅。但是总的说来，主动权仍然掌握在苏联军队的手中。

他说，他要答复英美军队如何能够最有效地帮助俄国的问题。苏联政府一向认为，意大利战役对于盟国的事业有重大价值，因为它打通了地中海。但是要进攻德国，意大利却不是一个很适当的出发点。阿尔卑斯山脉横亘在两国之间。因此，为了进攻德国而把大量军队集中在意大利，是不会有任何收获的。土耳其是一个比意大利更适于进入德国的地方；但是它离德国的心脏地区又太远了。他相信法国北部或西北部是最适于英美军队进攻的地方，当然，德国军队在那里是会拼命抵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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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在早些时候被邀请发言，但我一直没有说话。现在我阐述英国的立场。

我说，我们很早就同美国商定，我们将从英吉利海峡攻入法国北部或西北部。我们大部分的准备工作和资源都集中于这个作战计划。我们必须有根据事实和数字写成的长篇论述，才能说明为什么在1943年不能进行这项战役，但是我们已决定在1944年采取这个行动。1943年，虽然我们没有横渡海峡展开攻势，但是我们在地中海方面，却发动了一系列的战役。在进行这些战役时，我们充分认识到它们属于次要的性质，但是，考虑到我们的实力和运输情况，我们认为这些战役是我们在1943年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英美两国政府现在为自己确定的任务是，在1944年的春末或夏季执行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计划。届时所能集结的军队，大约有十六个英国师，十九个美国师——总计三十五个师。这些师无论在数量上或装备上都比德国的师团强大。

斯大林这时评论说，他从来也没有认为地中海的战役属于次要的性质。它们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不过，这种重要性不是根据进攻德国本土的观点来说的。

我回答说，罗斯福总统和我仍然把这些战役看成是一个踏脚石，依靠这个踏脚石来进行具有决定意义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鉴于在地中海和印度作战的英国部队的情况，准备投入横渡英吉利海峡战役的十六个英国师，是一个拥有四千五百万总人口的国家所能提供的最大数量。这些师的作战实力可以维持，但是人数却不能增加。美国有大量的后备师，因此要扩大战场和维持战争的进行，那就必须依靠美国了。但是，1944年的春末或夏季，距离现在还有六个月，罗斯福总统和我经常考虑，我们利用地中海现有的人力物力，究竟在这六个月中做些什么，才能很好地减轻俄国的负担，而同时又不会把“霸王”作战计划延迟一两个月以上。英美七个最精锐的师和一定数量的登陆艇，已经或正在从地中海开往英国。结果是削弱了我们意大利前线的力量。天气一直不好，直到现在，还不可能攻下罗马，但我们希望1月间能将它攻陷；

艾森豪威尔将军部下的亚历山大将军，正在指挥在意大利作战的第十五集团军群，目的不仅是攻占罗马，而且要消灭或俘获德国十个或十一个师。

我还说明，我们没有打算攻入意大利靴形本土的较宽地带，更不会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去攻入德国境内。我们总的计划是首先夺取罗马，占领它北面的飞机场，从而使我们能够轰炸德国南部，然后，我们就能够在比萨—里米尼线附近建立一条战线。在那以后，就应当考虑开辟第三战场的可能性，以便配合，而不是替代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一个可能性是进入法国南部，另一个可能性就是像罗斯福总统所建议的，从亚得里亚海的顶端，朝东北向多瑙河进军。

在未来六个月这一段时间中，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呢？关于支援铁托的问题，我们要说的理由很多。他牵制了德国的许多师团，对于盟国的事业所作的贡献，要比米海洛维奇手下的“采特尼克斯”大得多。我们用物资和游击活动来支援他，显然会获得巨大的利益。巴尔干战场是我们能够使敌人的力量拉得最远的地区之一。这就使我们面对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军事人员研究以后，必须作出决定，即如何促使土耳其参战，打通我们经过爱琴海前往达达尼尔海峡然后到达黑海的交通线。只要土耳其参战，我们能用上它的空军基地，那么，我们使用较少的兵力（大约两三个师）和已经驻在这个战场的空军，就能够占领爱琴海中的岛屿。如果我们能够到达黑海的港口，运输船队就可以不断往返。目前我们在北方的航线上，只能保持四个运输船队，因为护航舰只必须用于“霸王”作战计划；但是一旦打通了达达尼尔海峡，目前已在地中海的运输船只，就可以川流不息地把供应物资运往苏联的黑海港口。

我们怎样才能说服土耳其参战？如果它参战，我们又希望它作些什么？它究竟是应该只限于向我们供给基地，还是应该进攻保加利亚，并向德国宣战？它究竟是应当向前推进，还是在色雷斯边界上按兵不动？由于保加利亚深切感激俄国以往曾把它从土耳其的奴役下解救出来，如果土耳其参战，那么对于保加利亚会有什么影响？罗马尼亚又会作出什么反应？

它们已经进行了真正的和平试探，准备接受无条件投降。此外，还有匈牙利，它会走哪条路？在这些卫星国家中间，政治局势很可能急转直下，从而使希腊人起来造反，将德国军队逐出希腊。对于所有这些问题，苏联都有特殊的看法和特殊的理解。如果我们能了解苏联对于所有这些问题的看法，那是很重要的。对于地中海东部的这些计划，苏联政府是否很感兴趣，因而希望我们按照这些计划进行下去，即使原定于5月1日发动的“霸王”战役会延迟一两个月也在所不惜？英美两国政府在还不了解苏联政府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以前，有意地暂不作出任何决定。

这时，罗斯福总统提醒我谈谈进一步的计划，即向亚得里亚海北部推进，然后再向东北进攻多瑙河一带的计划。我表示同意，于是继续说，我们一旦攻下罗马，并在亚平宁山脉之南的意大利的狭窄的地区歼灭了德国军队以后，英美军队就能够向纵深地区推进，以便同敌人周旋。然后，我们就能够用最少的兵力坚守我方战线，而以其余的部队或向法国南部进攻，或按照罗斯福总统的想法，从亚得里亚海的顶端向东北推进。我们对这两个问题都还没有详细考虑，但是如果斯大林表示赞赏，那就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的小组委员会来研究有关的方式方法和事实数字，然后再向会议提出报告。

讨论至此已经接触到关键问题。当时的记录如下：

斯大林元帅向首相提出了下列问题：

问：“根据我的理解，进攻法国的任务，将由三十五个师来担任，是不是？”

答：“是的。它们是特别强大的师。”

问：“这次战役是否准备让现在驻在意大利的军队来进行呢？”

答：“不是这样。有七个师已经或正在从意大利和北非撤走，以便参加‘霸王’战役。这七个师是用来凑足你在第一个问题中所提到的那三十五个师的。它们撤走以后，地中海还留下大约二十二个师，可以使用于意大利战场或其他的目标。其中有些师可以用于进攻法国南部的战役，或者派它们从亚得里亚海的顶端向多瑙河推进。这两个战役，在时间上将同‘霸王’战役相配合。同时，留出两三个师来攻打爱琴海中的岛屿，这是不难做到的。”

接着，我说明，除了上面所说的七个师以外，再要从地中海调遣若干师前往联合王国，是决不可能的。航运也无法满足需要。在联合王国将集结三十五个师的英美部队，以便进行最初的袭击。嗣后，英国除了在法国北部保持十六个师以外，就再也无能为力了；但是美国将继续调进更多的部队，直到在法国北部的远征军总人数，达到五六十个师。英国和美国的师团，如果把通讯部队、军直属部队和高射炮队等一并计算在内的话，每个师大约有四万人。在联合王国境内，已经有许多英美空军部队，尽管如此，在未来的六个月中，美国将把它的空军增加一倍或两倍。因此，在这个地区内将集中强大的空军力量，它从这个地区可以很容易地达到敌人境内的目标。所有的部队和装备正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部署，这个计划，如果苏联当局愿意的话，可以提供他们参考。

斯大林向我问起进攻法国南部的作战计划。我说这个计划尚未经过详细的研究，但我们的意见是它可以配合“霸王”作战计划，或二者同时并举。进攻的部队将由目前驻在意大利的部队组成。我补充说，同时也有必要研究一下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关于从亚得里亚海的顶端向东北进军的意见。

斯大林又问，如果土耳其参战，英美准备拨出多少军队。

鉴于我只代表我个人发表意见，因此，我说要攻取爱琴海中的岛屿，最多只需要两三个师就够了，除此以外，我们可能还要拨给土耳其大约二十个空军中队和若干高射炮团，使它能够自卫，但是，提供这些空军部队和高射炮队，不会影响其他的战役。

斯大林认为，把我们的部队，一部分派往土耳其和其他地方，另一部分又派往法国南部，这是一个错误。最好是把“霸王”当作1944年的基本作战计划，而在罗马一旦被占领以后，就把驻在意大利的所有军队都调往法国南部。于是，这些部队，在“霸王”战役发动以后，就可以同进攻的部队会师。法国是德国战线上最弱的一个环节。他自己并不指望土耳其会同意参战。

我问道，是否苏联政府并不急于促使土耳其参战。我们曾经试过一次，但是失败了。现在是不是希望我们再作一次新的尝试？

“我完全赞成再尝试一次，”斯大林说。“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应当抓住它的脖子要它干。”

我接着说，斯大林元帅认为分散兵力是不适宜的，我完全同意这一点。但是我提出的全部主张是，少数几个师——譬如说两三个师——能够很好地用来实现我们同土耳其的直接联系，至于需要参战的空军，则是那些用于保卫埃及的空军，它们只不过需要把战线向前推进一下而已。这样，就不会从意大利前线或“霸王”作战计划中抽调大批兵力了。

斯大林认为，如果只要用三四个师的兵力，就能够攻下这些岛屿，那是很值得的。

我说，我最担心的是，在攻入罗马与发动“霸王”战役之间的六个月期间，战争会处于停顿状态。我们应当毫不间断地打击敌人。我所提出的作战计划，虽然肯定地属于次要的性质，但却是应当仔细考虑的问题。

斯大林再一次指出，“霸王”作战计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役，最好能通过对法国南部的进攻给予支援。他甚至主张目前在意大利采取守势和放弃攻取罗马，如果这样做，能够抽调大约十个师进攻法国南部的话。两个月以后，接着就进行“霸王”战役，从两个方向进攻的部队就可以会师。

我回答说，即便我们停止向罗马逼进，我们的力量也不会更为强大；但是我们一旦夺取了这个城市，我们就会由于消灭或沉重地打击了十个到十一个德国师而处于更加强大的地位。此外，我们还需要罗马北面的飞机场来轰炸德国。要我们放弃攻占罗马，那是不可能的。这种做法将被各方面看作是一场惨败，而英国议会一刻也不会容忍这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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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现在建议，需要特别慎重地考虑一下各个战役的时机问题。在地中海东部进行任何战役，都可能把“霸王”战役计划推迟到6月或7月。如果能够避免的话，他本人是反对这种延搁的。因此，他建议军事专家应该根据斯大林提出的时间——就是在发动“霸王”战役两个月以前——研究是否可能发动法国南部的战役，而其指导思想则是“霸王”战役计划必须按规定的日期进行。

斯大林说，苏联人从最近两年的战斗中所获得的经验证明，大规模攻势，如果只从一个方向进行，是很少有结果的。

更好的办法是，从两个或更多的方向同时发动攻势。这会迫使敌军分散兵力，同时，如果进攻的部队彼此相隔不远，它们就有机会取得联系，从而增加整个进攻的力量。他建议这个原则可以很好地应用到目前讨论的问题。

我在原则上并不反对这些意见。我说，我建议对南斯拉夫和土耳其给予少量的援助，这同上述的普遍想法并不发生任何抵触。同时我希望能够将我的下列意见记录在案，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我绝不能同意，仅仅为了要确切地遵守5月1日这个发动“霸王”战役的日期，就要牺牲驻在地中海的二十二个英国和由英国控制的师的军事行动。如果土耳其拒绝参战，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恳切地希望，不要叫我同意像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关于各个战役在时间上严格配合的问题。会议是否可以考虑一下大家已经发表的意见，明天再继续讨论？罗斯福总统表示同意，并且建议参谋长们应当在第二天早晨着手工作。

这时，斯大林说，他没有想到会议要讨论军事问题，因此他没有把他的军事专家们带来，虽然伏罗希洛夫元帅将作出最大的努力。

我问道，大家准备怎样讨论土耳其问题。这个问题也许既是政治性问题又是军事问题。会议应该讨论的问题如下：

（1）我们要求土耳其做些什么？（2）我们要它参战，准备给它什么代价？（3）付出这些代价的后果如何？

斯大林表示同意。土耳其是英国的盟国，也同美国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应当由英美两国劝告它选择正确的道路。我说，如果土耳其拒绝俄国请它参加获胜的一方的邀请，同时又失去英国的同情，那真是糊涂已极。斯大林也说，许多人宁愿糊涂已极，所有的中立国家都把那些本可以置身事外而竟然进行战争的人看成是傻子哩。

我在会议结束时说，我们虽然都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欺骗自己，硬说我们在一切问题上都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那也是空谈。时间和耐心是必要的。

我们的第一次会谈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