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电战继续进行——必须估计德国空军的实力——各部之间的意见分歧——法官辛格尔顿先生于1940年12月进行的调查——他于1941年1月21日提出的报告——德国准备进攻俄国——并准备轰炸和困死我们——闪电战的三个阶段——我们的烟幕和诱敌篝火——德国空军于1941年3月和4月间转向港口——我于4月12日访问布里斯托尔——我们继续干扰敌人的射束——5月10日敌空军以燃烧弹轰炸伦敦——无法控制的大火——下院被毁——德国空军编队调往东方——我们调查德国的雷达防御——射束战延期——我在迪奇莱度过周末——出乎意料的奇闻——鲁道夫·赫斯在苏格兰降陆——揣测他的动机——德方的解释——我就如何对待他发出指示——我告诉总统——西门勋爵于6月10日接见赫斯——识破希特勒的心理——斯大林在1944年的好奇心。
当1940年行将结束，我们在继续遭受闪电战的袭击时，看来十分需要展望一下未来并试行估量我们还要遭受多大的苦难。敌人对我们工厂和人民进行的夜间空袭还要持续多久？
它将增加到怎样厉害的程度？我们必须首先对德国空军实际的和相对的力量，以及他们的1941年计划作出最可靠的估计。
首相致空军大臣及空军参谋长 1940年12月2日
今年冬季，德国人无疑将要大力扩充空军，预料明年春天一定会对我们进行更猛烈的空袭。因此十分需要就德国空军（1）到3月31日和（2）到6月30日可能增加到多大规模，作出最精确的判断。如果有其他日期更便于计算又同样能说明问题的话，便不一定非用上列日期不可。重要的是切勿夸大德国的能力，因此，那些限制的因素——例如引擎、特种原料、驾驶员的训练以及我们的轰炸效果等等——就具有其特殊的意义。另一方面，应充分重视德国对被占领国家中的工厂利用的情况。
我希望你部情报处就这个重要问题向我提出一份报告（不超过两三页）。他们在草拟这份报告时，如能和林德曼教授保持联系，将会得到许多方便，同时也可使我们不致因为采用不同的计算基础而发生争执。我一方面要求这份报告写得简短些，同时我也想了解一下据以写成这份报告的数据和论证的方法。我不知道飞机生产部对这些情况了解到怎样的程度。如各部门意见一致，将使人不胜欣慰。你将如何着手，望告。时间以一个星期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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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德曼教授和他的统计处的协助下，我开始探索这个情况不明的领域。我们调查了空军部的记录。我们把这些记录和经济作战部与空军部情报处迥然不同的数字和分歧颇大的判断进行比较，又和飞机生产部的看法进行了对照。我让各部健康地摆出他们的不同论点。这是探明真相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这三个部门中职位较低的官员之间非常友好协调。一天下午，我很高兴地把他们召集到契克斯。各方都提出了事实与数字，而且每一方都为了疑窦而辗转苦思。证据既是如此互相矛盾，而所有的见证人又那么急于弄清真相，所以，我觉得应请一位心地公正、头脑敏锐、清晰而且毫无先入之见的人来进行鉴别和判断。于是我说服所有有关人员，将他们最有说服力的材料提供出来，交由一位杰出的裁判来弄清真相。
首相致空军大臣及空军参谋长 1940年12月9日
我在星期六同空军部情报处和经济作战部的官员一起研究了四个小时。我未能得出谁是谁非的结论。也许真实情况是介于二者之间。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勾画整个未来战局的情景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这也会影响到我们在整个战争期间如何使用力量的问题。上面提到的两个部门的官员，他们彼此之间关系极为友好，我很想把他们召集在一起，进行调查，以便鉴定证据，确定事实。应该有一位不偏不倚的并谙于判断证据、反复核实的主席。法官辛格尔顿曾经充任炮兵军官，具有作战经验，最近曾为我进行关于飞机投弹瞄准器的调查，我不知道他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能够指导这些讨论，并为澄清这一重大问题的种种难解之谜找出有价值的线索来。当然，应向他提供一切现有的材料。我愿意在作出任何决定以前知道你们的意见。同时，我已将我在星期六的讨论中所了解到的各种情况写成一篇报告，供有关各部进行思考研究。对其中的每一个事实都可以怀疑、修正或推翻。我已经将副本分别送达有关情报处，这个报告将成为我准备进行的调查的纲目。
我聚精会神地工作了好几个小时，亲自写成了这份报告。
由于涉及相当多的技术问题，所以我把它列入本书附录1，供希望探索这一争论问题的人阅读。
1参阅附录（4）
首相致空军大臣 1940年12月13日
德国每月飞机的生产量估计为一千八百架。空军部情报处认为，其中只有四百架用作教练机。空军部认为德国在前线上保持的实力相当于我们的两倍半，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德国教练机的数目看来是很少的。我们若是换一种做法，如果空军部对于教练机的需要都有正当理由，如果我们不是毫不顾惜地滥用教练机，［如果不是］把大批教练机停放在飞机场上不用，那么，德国就不能凭这样少的教练机来维持他前线的实力。
法官辛格尔顿先生将在星期日前来同我共进午餐，我想请他着手进行我们一致同意的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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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辛格尔顿先生同空军人员及其他专家工作得很出色。1月21日，他向我提出了最后报告。要用实际的数字来比较英国和德国空军的实力，是极其困难的。每一方都把它的空军力量分成核定编成的飞机、飞机总数、“适于作战的飞机”和“前线飞机”等项。这些项目彼此不同，分别由双方任意规定而且时常变动。而且皇家空军有本土空军与海外空军之分，而这时德国的空军则全部驻在国内。因此，我不想拿一些值得争论的统计数字来为难读者。法官的结论是，德国空军和英国空军的实力约为四比三。虽然空军部（情报处）仍然认为德国的飞机还要多于此数，而经济作战部则认为少于此数，但意见却相当接近，于是辛格尔顿的估计便成为我们进行工作的基础。我从他的报告中得到了鼓励，这个报告表明，我们的空军力量正在稳步地赶上德国。当法兰西战役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飞机至少超过我们一倍。现在据报告，他们同我们不过是四与三之比了。我们在战后了解到，实际上是接近于三比二。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空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最高速度，同时我们还没有收到正在运输途中的大批美援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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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0年底，希特勒便已认识到，单凭直接的空袭是无法摧毁不列颠的。不列颠战役曾经是他第一次遇到的挫败，对城市进行的残酷轰炸并没有吓倒这个国家或它的政府。在1941年初夏进攻俄国的准备工作，吸引了德国大部分的空军力量。我们在5月底以前多次遭到的激烈轰炸表明，敌人已不再倾注其全部力量空袭我国了。对我们来说，这些轰炸是极其残酷的，但它们已不再是德国最高统帅部或德国元首的主要意图了。在希特勒看来，继续空袭大不列颠是集结兵力对付俄国的一种必要的、方便的掩护手段。他的乐观的日程表设想苏联将和法国一样，在一场为期六个星期的战役中被摧毁，然后所有德国军队就可以腾出手来，在1941年秋季最后征服不列颠。在这期间，这个顽固不屈的国家将被拖垮，首先用远程飞机支援潜艇进行封锁；其次是空袭它的城市，特别是港口。德国陆军的“海狮”作战计划（进攻英国）现在已被“巴巴罗萨”作战计划（进攻俄国）所代替。德国海军奉命集中骚扰我们在大西洋上的交通，德国空军则袭击我港口和海口。试与滥炸伦敦和一般市民的行动相比较，这是一个更加恶毒的计划。我们幸运的是，他们没有以全部的现有力量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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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起来，1941年的闪电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月和2月间，敌人因天气恶劣而未得逞。除了加的夫、朴次茅斯和斯温西以外，我们的民防组织得到了一个很有帮助的喘息机会。帝国防务委员会在战前早就建立了港口紧急措施委员会的制度，它代表着与港务机构有关的一切重要权益。经过1940年冬季艰苦经验的磨练，而军事运输部又愿意采取分权的办法来给予支持，这些港口紧急措施委员会现在得以更有效地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它们也能够通过地区委员很有把握地获得外界的援助。我们也不忽视积极的防御方法。不少地方准备了烟幕，这种方法很不受欢迎，因为烟幕污染了当地居民的房屋；但是后来在保护英格兰中部工业中心时证实了它的价值。也曾准备好诱敌篝火，以迷惑敌人的轰炸机，整个防御计划的各个部分已交织成为一个配合得宜的体系。
天气较好的日子到来了，敌人又开始进行激烈的闪电战。
第二个阶段，有时称之为“德国空军漫游港口”的阶段，是从3月初开始的。每日有一次或两次空袭，轰炸尽管很厉害，却并未完全破坏我们的港口。在3月8日，以及其后的连续三个晚上，朴次茅斯受到猛烈的空袭，船坞被毁。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在11日受到袭击。在以后几日的夜间，轮到了默尔西河一带。13日和14日，德国空军首次猛烈袭击克莱德河，居民死伤两千人以上，船厂停工，有的厂停工至6月，有的停工至11月。约翰·布朗造船厂因大火停工，直到4月间才恢复正常的生产。这家公司从3月6日起发生大罢工，受到很大的影响。大多数罢工工人因轰炸而无家可归，但是，遭受轰炸的损失和危险却使他们回到工厂，热烈地工作起来。默尔西河一带、英格兰中部、埃塞克斯郡和伦敦都在3月底受到了另一次轰炸。
4月份以后才开始受到最猛烈的空袭。4月8日，敌人集中轰炸考文垂。全国另一个受到猛烈轰炸的地方是朴次茅斯。
伦敦在16日和17日遭到严重的空袭，炸死两千三百人，重伤三千多人。在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最后阶段，敌人试图利用持续的轰炸来摧毁我们大部分主要港口，对某些港口曾连续轰炸达一星期之久。普利茅斯从4月1日到29日遭受空袭，虽然借着诱敌篝火挽救了一些船坞，但是，城市却遭到重大损失。5月1日敌人空袭达到了最高潮，利物浦和默尔西河一带曾连续七个晚上受到空袭。无家可归者七万六千人，死伤三千人。在一百四十四处停泊所中有六十九处被炸得不堪使用，因而起岸的吨位一时曾减少到四分之一。如果敌人坚持下去的话，大西洋战役甚至会更加势均力敌，胜负难分。但是，敌人像往常一样，又转到别处去了。敌人对哈尔狂轰滥炸了两个晚上，毁坏了四万人居住的房屋，炸掉了粮食仓库，使海军机械厂瘫痪了近两个月之久。贝尔法斯特过去曾两次遭受轰炸，4月间又遭受了一次空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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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我以布里斯托尔大学名誉校长的身分授予美国大使怀南特先生、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博士以及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先生以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我的夫人与我同行。我们的专车停在野外的一条侧线上过夜，但是，我们能够看见并且听到对布里斯托尔城的剧烈空袭。专车在清晨进站，我们直接驱车到饭店去。我在饭店里见到了许多高级官员，我几乎立即出发去巡视这个城市被炸得最惨的地方。空袭服务团的人员正在热情地工作着，仍然有人从瓦砾堆中被挖掘出来。苦难深重，但是市民的意志却是不可战胜的。在一个休息站里，有许多老年妇人，她们的家已经被毁，她们坐在那里，似乎仍然惊魂未定，这情景是凄惨的。我走进去的时候，她们擦去眼泪，为国王和国家欢呼。
授予学位的仪式按照计划而行。我乘车巡视被炸得最惨的地区达一小时，然后到布里斯托尔大学。一切都按照严格的仪式进行，可是紧挨着这所大学的一座巨大的建筑物还在燃烧，而且几位主要人物身上崭新的大学礼服，却遮盖不住由于一夜辛苦湿透了和污染了的制服。这番情景实在令人感动。我说：
“今天到场的人中，有许多位通宵坚守岗位。我们大家都一直处于敌人猛烈、持久的轰炸的威胁之下。你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聚首一堂，是坚忍与冷静、英勇无畏与超脱俗务的标志，这和我们所知道的、相信的关于古代罗马和现代希腊的一切品质相比，是毫不逊色的。
“我常到全国各地，只要我能够摆脱总部的事务几个小时或者一天，我便到各地去巡视。我见到了敌人的空袭所造成的创伤，但是我也在劫后废墟中见到了沉着、自信、明快而含有笑意的眼光，这眼光表明他们意识到自己已与一个远比任何人类的或个人的问题高超得多、广阔得多的事业联结在一起。我见到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精神。我见到了一个在自由中孕育出来、在数百年来遗留给我们的传统中培养起来的精神。这种精神在目前的时刻，在世界历史的这一转折点，一定能使我们负起自己的责任，这样，我们的后世子孙将没有任何理由去指责他们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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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巫术战正在以它奇特的方式逐步展开。关于它的最初的一些新式武器的制造情况已经在以前的一卷书中述及。我们曾经设想，我们的科学家们对当时尚未证实的雷达所作出的诺言一定会兑现；早在1937年秋季，我们便围绕着这一设想重新制定了大不列颠的空防计划。1939年9月，当张伯伦先生的座机载着争取和平的使团出国时，海岸雷达网中最初的五个雷达站，即防卫泰晤士河口的五个雷达站，就曾用来瞭望他的座机起飞和返航。从1939年春季起，曾在从敦提到朴次茅斯的十八个雷达站开始了每日二十四小时的瞭望，在其后六年中从未中断。这些雷达站犹如空袭警报机构的看门狗；它们既使我们的战时生产免于受到严重损失，又免除了我们的民防工作人员难以忍受的负担。它们使高射炮手不必过多地、令人腻味地呆在操作岗位上。它们使我们免于消耗人力与飞机，如果我们的无比优秀的但力量微薄的战斗机队不得不经常巡逻的话，这支力量势必消耗殆尽。它们的精确程度还不能满足夜间截击的需要，但是它们能使日间战斗机得以在最有利的高度和方位上等待敌机。它们对于日间战斗的胜利所作出的决定性的贡献中，曾受到其他新式技术设计1装备起来的观察站的支援和辅助。这些观察站在低空飞行的敌机逼近时，便发出警报——他们发出警报时距敌机到来的时间虽都很短，但却很有价值。
1在我们的隐语中称作c．h．l．和c．h．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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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尽管德国在射束上有了种种改进，我们仍然可以进行干扰。这里可以举一个实例。德国人计划在5月8日夜间空袭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德尔比的罗尔斯——罗伊斯工厂；第二个是诺丁汉。由于我们干扰了他们射向德尔比的射束，他们还是空袭了诺丁汉，那里有从昨夜起还在燃烧着的小火。他们的原来的误差又使他们将第二个轰炸指向贝尔沃山谷，从这个山谷到诺丁汉的距离和从诺丁汉到德尔比的距离大致相等。德国公报宣称，德尔比的罗尔斯——罗伊斯工厂被炸毁，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飞近德尔比，但是曾在旷野中投下了二百三十颗高爆炸力的炸弹和大量的燃烧弹，伤亡总数为两只小鸡。
最剧烈的一次空袭是最后的一次。5月10日，敌机载着燃烧弹重临伦敦。敌人燃起了两千多处火灾，并炸毁了自来水总管道约一百五十处，这时正值泰晤士河潮水低落，我们无法扑灭火灾。翌晨六时，据报告称，有数百处火灾无法控制，有四处火灾一直烧到13日夜间。这是整个闪电战的夜间空袭中破坏性最大的一次。五座码头和七十一个要害地区——其中一半是工厂——被击中。所有主要的火车站中，除了一处以外，都停止通车数星期，直达路线直到6月初才完全通车。死伤三千余人。从其他方面来说，这次空袭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下院被炸毁。一颗炸弹造成了在多少年内也修复不了的破坏。不过，我们称幸的是当时正是下院阒然无人的时候。另一方面，我们的炮队和夜间战斗机击毁了敌机十六架，这是我们在夜间战斗中所获得的最大战果，这基本上也是我们在巫术战中辛苦一冬的成果。
这是敌人告别时的一击，但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5月22日，凯塞林把他的空军司令部迁往波森1，并且在6月初把全部空军调往东方了。直到将近三年以后，伦敦的民防组织才又不得不对付1944年2月间的“小型闪电战”以及其后火箭和飞弹的袭击。从1940年6月到1941年6月的十二个月中，我国居民伤亡的人数为：死四万三千三百八十一人，重伤五万零八百五十六人，共计九万四千二百三十七人。
1在波兰，即波兹南。——译者
敌人除了用雷达来协助高射炮队作战外，一向把注意力集中在用于进攻性的新发明上，如射束等。当他们觉察到有防御自己的必要时，1941年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当然，在英国，我们曾经把寻找轰炸目标的工作委托给我们规模宏大、开支浩繁的航空学校，而且雷达的设想主要是用于自卫。我们在掌握了射束技术、情况有了全面好转以后，便着手研究德国的雷达设施，以便我们在反击时扫除障碍。1941年2月，我们第一次发现了德国供侦察飞机使用的一个雷达站，并且拍摄了照片，几乎同时便收到了它所发出的电波。在瑟堡附近发现这个标本以后，我们便借助于空中摄影和谍报人员，沿欧洲敌占区西海岸搜寻类似的雷达站。到1941年年中，皇家空军试图大举夜袭德国。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洞悉他们的全部防御设施。正如我方的情形一样，这些设施大部分是依靠雷达。对德国设在海岸的雷达设施进行了研究后，我们又逐步回到德国夜间战斗机防御线的问题上去。这些防御线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起，经由德国西北部和荷兰直达法国比利时边境，形成一广大的带形地区。但是，在1941年最后的几个月中，无论我们的或敌人的新设施都没有发挥什么大的作用。德国轰炸机队曾满怀希望，按照预定的日程在进攻俄国六个星期之后回师西欧。它如果真的回来的话，它将在空袭不列颠时得到许多新的射束站的支援，这些射束站设在英吉利海峡沿岸，备有更强大功率的送波机，以便协助轰炸机冲破英国的干扰而飞临目的地。这些轰炸机，会遇到我方用以干扰和回避敌人新射束的许多新送波机，以及我夜间战斗机上大加改进的雷达。俄国卷入战争可能性的日益增加，阻止了射束的新角逐，双方在无线电方面的巨大努力暂时都没有用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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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星期日，我正在迪奇莱度周末。晚上不断传来关于伦敦在昨晚遭受严重空袭的消息。我对此无能为力，就去观看由马克斯兄弟主演的喜剧影片，这是招待我的主人为我布置的。我走出两次，询问空袭的情形，据称相当严重。有趣的影片继续放映下去，我也乐得散一散心。不久，一位秘书告诉我，有人来电话，说他代表汉密尔顿公爵，请我谈话。
公爵是我私人的朋友，他正在苏格兰东部担任一个战斗机战区的司令，但是，我想不到他会同我有什么不能等到明天早晨再谈的事情。可是，来电话的人一定要和我说话，他说事情对于内阁有迫切的重要性。我请布雷肯先生去听听他要说些什么。几分钟后，布雷肯先生告诉我说，公爵说他有一件惊人的消息要报告，因此我派人去请他来。他一到便告诉我说，他单独会见了一个德国俘虏，那个俘虏自称是鲁道夫·赫斯。“赫斯到了苏格兰！”我想这是奇闻，然而报告的却是真事。
他自己驾驶飞机，穿着德国空军中尉的制服，从奥格斯堡起飞，用降落伞着陆。他最初说他的名字叫“霍恩”。他在着陆时曾受轻伤，被送往格拉斯哥附近的陆军医院，直到这时才弄清楚他是谁。不久，他经过几道手续后被送往伦敦塔。
后来，他又被转移到英国其他拘留俘虏的地方去，一直留到1945年10月6日。那一天，他在纽伦堡的囚室内和他的某些旧日同僚重逢，这些都是战时幸存下来、即将由胜利者审判和处决的人。
我从来没有对这个逃亡事件怎么重视。我知道，这对事态的演变毫无关系。这件事在英国、美国、俄国，尤其在德国各处，曾经轰动一时，而且有人专门为这件事写了书。这里，我仅把我认为是真实的情况写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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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道夫·赫斯相貌英俊，年纪还轻，颇得希特勒的赏识，并成为他幕僚中的一名亲信。他崇拜希特勒，而且极其关心争论中的世界问题。他时常一个人或同其他二三人和希特勒同桌进餐。他知道并且也能了解希特勒的内心活动——他仇恨苏俄，他渴望消灭布尔什维主义，他钦佩英国并切望同英帝国友好，他蔑视其他大多数国家。没有人比赫斯更了解希特勒，或在希特勒公余之暇见到他的次数更多。随着战争的爆发，情况发生了变化，同希特勒一起进餐的人势必增加了。
三军将领、外交官和高级官员，也不时得以插足于这个经过挑选的掌握独裁大权的小圈子里来。这位副元首觉得自己已黯然失色。党的指示现在算得了什么？这是行动而不是嬉戏的时候了。
他发现，在战争条件下，他已不再能像过去那样和他所敬爱的元首成为知心朋友；于是他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嫉妒，嫉妒又影响了他的性格，因此，我们应当对他逃亡行动的价值打一个适当的折扣。他觉得，在这里的全都是能够和元首亲密相处、同桌共餐的将领们和其他人。他们在起他们的作用，但是，我鲁道夫将凭着无比忠诚的行为，压倒所有这些人，为我的元首带来更大的成就、更大的慰藉，就是把他们的贡献加在一起，也难和我相比。我要到英国讲和去。我的生命算不了什么。为了实现这样的希望而舍弃生命，我是多么高兴啊！这种心情虽属天真，但确实是既无恶意，又非卑鄙的。
赫斯对于欧洲局势的想法是：英国已经被战争贩子们——丘吉尔代表着他们的肤浅政见——剥夺了它的真正利益，背弃了与德国亲善友好的政策，尤其是破坏了它与其他国家共同对付布尔什维主义的联盟。只要他，鲁道夫，能够深入英国的心脏地区，而使英王相信希特勒是如何关怀英国，那么目前在这个不幸的岛国里执政的、为它带来许多不必要的灾难的邪恶势力将被扫除净尽。英国怎能生存下去呢？法国已被征服了。德国潜艇即将破坏英国所有海上的交通；德国的空袭将搞垮英国的工业，摧毁英国的城市。
但是他应该找谁呢？汉密尔顿公爵曾经和他的政治顾问豪斯霍费尔的儿子1相识。他也知道汉密尔顿公爵是皇室庶务局长。像这样一位人物或许每晚与英王共同进餐并且能和他说心腹话。这是得以直接接近英王的一个渠道。
1汉密尔顿公爵初次遇到纳粹的“地理政治学”理论创造者卡尔·豪斯霍费尔的儿子阿尔布雷希特·豪斯霍费尔，是在1936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里，这时公爵正在对德国和俄国的空军力量先后进行研究。他的儿子因有参加谋杀希特勒阴谋的嫌疑，于1944年被纳粹党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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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以后，一家德国报纸的通告说道，“看来，党员赫斯是生活在梦幻之中，因此，他觉得，他能促成英德之间的谅解。……这个空想家终于成为他的幻觉的牺牲品，国社党对此不胜遗憾。不过，强加在德国身上的这场战争仍将继续，不受任何影响。”这个事件弄得希特勒很尴尬。这好比我所信任的同僚，比赫斯稍微年轻些的外交大臣，窃取了一架“喷火”式飞机，用降落伞降落在贝希特斯加登广场一样。纳粹党人逮捕了赫斯的几名副官，无疑是泄了一点愤。
首相致外交大臣 1941年5月13日
总的看来，不把他［赫斯先生］置于内政部管辖之下，而把他当作一名俘虏置于陆军部管辖之下，是较为方便的，但是也应该把他当作一名可能要控诉其严重政治罪行的人看待。正如其他的纳粹领袖一样，这个人可能是一名战犯，在战争结束时，他和他的同党很可能被宣布为丧失法律保护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悔悟会对他有所裨益。
2．目前应在距离伦敦不太远的一所适当的房屋里把他严格地隔离起来，并应尽量设法去研究他的心理状态，从他那里获得任何有价值的情况。
3．应保证他的健康和舒适，供给他食物、书籍、文具和娱乐。除外交部另有规定者外，不准他和外界或访问者有任何接触。应委派特别的看守人员。不准他看报、收听无线电。
应尊重他的人格，像对待落在我们手中的一位重要的将军一样对待他。
首相致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 1941年5月16日
请立即就接见赫斯时的三次谈话写出一篇相当详细的摘要，其中要特别强调我［为下院］已拟就但尚未发表的那篇声明中提到的各点，然后我将在这个摘要上附一说明电报，发给罗斯福总统。
2．我已批准了陆军部的建议：今晚把他送往伦敦塔，并立即在奥尔德肖特为他准备拘留场所。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1年5月17日
外交部代表已与赫斯进行了三次谈话。
在5月11日到12日的夜间进行第一次谈话时，赫斯参考着他的笔记滔滔不绝地长谈了一番。第一部分概括过去三十年来英德之间的关系，意思是想指出德国总是对的，英国总是错的。第二部分着重说明，德国必然会取得胜利，道理在于潜艇和空中武器的配合在不断发展，德国士气的坚定以及德国人民团结一致地支持希特勒等等。第三部分概述了解决办法。赫斯说，他的元首从来没有任何反对英帝国的企图，英帝国除应归还以前的德国殖民地外将维持原状，以此作为让他在欧洲自由行动的交换条件。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希特勒将不同英国的现政府谈判。这是诱使我们离弃所有的朋友，以便暂时保持大部分海外领土的老花样。
外交部代表询问他，当他说到希特勒在欧洲自由行动时，他的意思是把俄国包括在欧洲还是亚洲。他回答道，“在亚洲。”不过，他又补充道，德国对俄国有某些要求，必须得到满足，但否认正在计划进攻俄国的谣言。
赫斯所给予人的印象是：他认定德国必能战胜，但是他已看出，这必须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而且难免蒙受许多生命的损失与物质的破坏。他似乎觉得，如果他能使这个国家的人民相信有解决的基础，便可能结束战争，从而避免不必要的痛苦。
在5月14日进行第二次谈话时，赫斯又提出了两点：
（1）在任何和平解决的方案中，德国必须支持拉希德·阿里1，必须将英国人逐出伊拉克。
1为当时伊拉克亲德的代表人物，与德国关系至为密切。后来，曾在德国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出任伊拉克首相。——译者
（2）在空军合作下的潜艇战将继续进行，直至切断英伦三岛的一切供应为止。即使英伦三岛投降而帝国继续作战，对不列颠的封锁仍将继续下去，即使这意味着不列颠最后一个居民被饿死，也不解除封锁。
在5月15日进行第三次谈话时，除了突然地对你的国家以及你们能给予我们的援助的程度说出些颇为轻蔑的话外，并没有再透露什么情况。我特别感觉到，他自以为知道你们的飞机类型和生产情况，其实对此并没有深刻的印象。
赫斯的健康情况看来很好，情绪并不激动，看不出他有精神错乱的一般症状。他宣称，这次出奔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思，希特勒事前并不知情。如果他说的话可信，那么他是想同英国“和平运动”的成员取得联系，并帮助他们推翻英国现政府。如果他说的是老实话，如果他精神正常，那么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迹象，足以说明德国情报机构的愚昧无知。他不至于受到虐待，但是报纸不宜把他和他的冒险经历渲染过甚。我们不可忘记，他应对希特勒所犯的一切罪行负一部分责任，而且又可能是一名战犯，他的命运最终必须系于盟国政府的裁决。
总统先生，上述一切仅供你自己参阅。在我们这里，我们认为最好让报纸连续登载一段时候，以便使德国人捉摸不透。这里的被俘德国军官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很为不安。我想，德国武装部队一定也非常担心他可能说些什么话。
赫斯本人对医生们的解释更不足以说明问题。5月22日，他的医生报告说：“他说他对1940年大举空袭伦敦非常反感，他每想到杀害儿童和他们的母亲，便感到十分难受。当他想到他自己的妻儿时，这种憎恶情绪便分外强烈，因此，他想到飞往英国，以便与他认为存在于英国的人数众多的反战派讲和。他着重说明，这个打算丝毫不受私人利益的支配，这是出于一种日益增强的理想主义的冲动。”1
1里斯编：《鲁道夫·赫斯案件》，第2页。
“正是因为他心里有了这样的念头，所以当他听到卡尔·豪斯霍费尔的表示了同样感情的话时，便受了感动，同时豪斯霍费尔还提到汉密尔顿公爵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一定会极端厌恶这种愚蠢已极的屠杀。豪斯霍费尔又说，他曾在梦中三次见到赫斯驾驶一架飞机，不知飞往什么地方去。赫斯认为这些话出自这样一个人的口中，必然是上天授意，让他飞到这个国家来作为和平使者，会见汉密尔顿公爵，再由他引见英王乔治。英国政府被推翻，由希望和平的政党取而代之。他坚持说不同现在执政的‘集团’打交道，因为这个‘集团’将极力阻挠他。但是，他究竟要以哪些政治家为对手却又非常模糊，他似乎也极不了解我们政界人物的姓名和地位。……他叙述，他怎样和维利·梅塞施米特接洽，从而获得在德国境内为出奔而作的远程飞行训练的便利，又怎样在准备就绪后启程飞来。他自称没有同党。他在安排航程上表现了相当的技能，他亲自规定了航线，飞行准确，因而能够在离目的地敦加发尔仅仅十哩左右的地方降陆。”1
1里斯编：《鲁道夫·赫斯案件》，第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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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请西蒙勋爵接见他，于是他们在6月10日会晤了。
赫斯说，“当元首得出英国不通情理的结论时，他就采取了海军上将费希尔勋爵1的行动准则：‘打仗时温文尔雅，是笨蛋。要打，就得狠打，能打哪里，就打哪里。’但是，我可以证明，元首向来不肯轻易发布这类［空军和潜艇的］进攻命令。这使他极为痛心。英国人民成为这种作战方法的牺牲者，他时常对他们寄予莫大的同情。……他说过，即使战胜的话，也不应该把任何苛刻条件强加在我们希望与之达成协议的国家。”那么，赫斯的主要想法是：“我认为，英国一旦知道这个事实，它便可能准备达成协议。”只要英国知道希特勒真的是多么仁慈，它便当然会使他如愿以偿！
1约翰·阿巴思诺特·费希尔（1841——1920），英国海军将领，曾在英国海军部历任要职，参加过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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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赫斯的心理状态曾经进行过多次医学上的详细研究。的确，他是一个神经病患者，一个精神分裂的人，他想在追求权力、地位和对领袖的崇拜中求得平静，然而他不仅是一个医学上的问题。他热烈地相信，他已识破了希特勒的心理。只要英国也有这样的想法，那将避免多少痛苦，而双方意见取得一致又是多么容易啊！德国在欧洲自由行动，英国在英帝国内自由行动！其他的次要条件是归还德国殖民地，从伊拉克撤走和对意大利停战媾和。事实上，英国已处于绝望的境地。如果它不同意这些条件，“迟早总有一天它会被迫同意的。”西蒙勋爵针对这一点回答道，“我想，英国内阁并不怎么欢迎那个特殊的论点，因为，你知道，这个国家有的是勇气，并且，我们也不太喜欢受人威胁！”
德国即将进攻俄国，并且正为此进行大规模的准备，这种情况若说同希特勒十分亲密的赫斯不知道，那真是咄咄怪事，不然就是他明明知道而不肯说。苏联政府对于赫斯的事件深感兴趣，他们围绕着这个事件作出了种种与事实不符的臆测。三年以后，我在第二次访问莫斯科时，发现斯大林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他在餐桌上向我问起赫斯赴英的真相。我简单地把我写在本书中的情况告诉了他。我感觉到，他认为曾经有过某种深入的谈判或策划，由德国和英国联合起来进攻俄国，但是流产了。想到他是一个何等聪明的人，我发现他在这一点上却糊涂起来，感到非常奇怪。当译员明白地说出他不相信我的话时，我通过我的译员回答说，“当我就我所知道的范围说明事实真相时，我希望它能够被接受。”斯大林对于这个相当生硬的回答报以和蔼的一笑。“即使在俄国，我们的特工人员也不一定把所有发生的事都告诉我。”我就此打住了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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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这件事的全部经过，我高兴的是，我对于赫斯已经受到的和正在受到的对待方法并不负有责任。无论一个接近希特勒的德国人可能犯了多大的道义上的罪恶，但是我认为，赫斯已经用他那出于愚蠢的仁爱之心的狂热行为赎了罪。他到我们这里来是出于他本人的自由意志，而且尽管不是奉命前来，却具有某些特使的性质。这是一个医学上的问题，不是犯罪的问题，我们应当这样看待这个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