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助戴高乐的重要性——解放达喀尔的计划——支援自由法国军队的必要——我于1940年8月8日发出的备忘录——战时内阁批准“威吓”作战计划——拖延和泄密的危险——“雅克”传来的消息——我们的第二条线索——寻获法国巡洋舰——在白厅的失败——为时已晚——我建议战时内阁放弃这个计划——司令官们急欲进攻——戴高乐将军坚持——战时内阁授与各司令官便宜行事的全权——我致史末资将军和罗斯福总统的电报——对达喀尔的进攻——军舰对炮台——维希法国的顽强抵抗——我海军的损失颇大——内阁和各司令官同意罢手——内阁和战地司令官的主张一变再变——为各司令官申述理由——议会不要求解释。

在这一时期，英王陛下政府非常重视对戴高乐和自由法国的援助，为的是将法国的非洲属地和殖民地，特别是大西洋沿岸的属地和殖民地，争取过来。我们获悉，这一切地区的大部分法国军官、官员和商人并没有悲观失望。他们因祖035国之突然战败而感到震惊，但是，由于他们自己尚未沦入希特勒的军队和贝当的伪政权之手，所以并无投降之意。在他们的眼中，戴高乐就好像是漆黑的夜晚中的一颗闪耀的明星。距离给了他们时间，而时间又给了他们机会。

一旦确知卡萨布兰卡已非我方兵力所能达到，我自然就想到了达喀尔。作为我个人的法国事务顾问机构而组织起来的那个小型工作委员会，对整个这件事的筹划，既富有信心而又十分积极。关于运送法国军队到西非登陆的拟议，我已于1940年8月3日晚从契克斯发出了批准书。戴高乐将军、斯皮尔斯少将和莫顿少校已经拟定了一份计划提纲，目的是要在西非升起自由法国的旗帜，占领达喀尔，从而为戴高乐把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的殖民地团结起来，然后再争取北非的法国殖民地。卡特鲁将军预定从印度支那前来英国，准备在法属北非殖民地获得解放后，充任该地区的指挥。

8月4日，参谋长委员会仔细研究了联合计划委员会详细拟定的计划，并起草了向战时内阁提出的报告。参谋长委员会的方案是以下面的三个前提为基础的：第一，这些军队必须装备齐全，用船载运，以便能在任何法属西非港口登陆；

第二，这支远征军应全部由自由法国军队组成，除运输军队的船只及其护航军舰外，不包括任何英国人员；第三，此事应作为法国人之间的事来处理，从而使远征军登陆时不致遇到有效的抵抗。

自由法国军队的实力约有二千五百人，包括两个营、一个坦克连、数排炮兵和工兵、一个轰炸机小队和一个战斗机小队，对该战斗机小队应由我方供给“旋风”式飞机。这支军队可于8月10日在奥尔德肖特准备停当，估计运输船只和补给船只可于8月13日从利物浦启航，而军队运输船则在19日到23日之间出发，于28日抵达达喀尔，或者在几天之后到达其他港口，如科纳克里和杜阿拉。战时内阁在8月5日的会议上批准了这些方案。

不久以后，情况清楚了：戴高乐所要求的英国援助，比参谋长委员会所估计的多。因此，他们向我说，这将使我们承担的义务比以前预料的大，时间也更长，而且这支远征军也将开始失去自由法国的色彩。这时，我们人力、物力的供应已非常紧张，因而不能轻易接受这种再事增加的要求。不过，8月6日，我与戴高乐将军进行了会谈，并于8月7日晚11时召开一次参谋长委员会，讨论这一计划。大家一致认为，自由法国军队登陆最好的地点是达喀尔。我声称，为了保证这支远征军的成功，英国军队应予以充分的支援，我要求他们根据这种方针拟出一个较大的计划。三军参谋长详细讨论了我们改善与维希的关系的政策和我们引导法国殖民地反对德国的利益之间的矛盾。他们说，戴高乐的行动，可能导致既同法国本土又同法国殖民地作战。虽然如此，如果当地的自由法国的谍报人员和我们自己在该地区的代表报告认为形势有利，他们就主张远征军前往。因此，我便在8月8日凌晨发出如下的指示：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　　　　　 1940年8月8日

1．尼日利亚总督的来电说，在维希政府的默许或支持下，德国势力有迅速伸展到法属西非殖民地的危险。除非我们采取神速而有力的行动，否则，由德国空军支援的强大的潜艇基地行将遍布于西非沿岸一带，如同欧洲西海岸一样，使我们难以接近，而只有德国人能使用。

2．自从内阁极力想在卡萨布兰卡采取行动并派遣达夫·库珀先生和戈特勋爵前往以后，迄今已有六个星期了，但是毫无结果。当地的法国人抱有敌对态度。参谋长委员会又不能提出任何积极的建议，局势显然已大为恶化。

3．使戴高乐将军尽早取得达喀尔，对英国利益似乎极为重要。如果他的秘密使者报告，能和平占领该处，那是再好不过了。如果报告的情况恰恰相反，则应提供足够的波兰军队和英国军队，并给予充分的海军掩护。行动一经开始，必须贯彻到底。戴高乐当可使此次行动具有一种法国的色彩，一旦成功，当然应由他的政府控制该地区，但是我们必须提供这一行动所需要的那一部分不足的兵力。

4．参谋长委员会应制定一项占领达喀尔的计划。在制定计划中，他们应把下列各项看作现已具备的条件：（1）戴高乐的军队以及所有一切能够搜罗到的法国军舰；（2）强大的英国海军，既能控制附近的法国军舰，又可掩护登陆；（3）装备齐全的一旅波兰军队；（4）皇家海军陆战旅，该旅原拟用于大西洋岛屿，但可尽先用来帮助戴高乐的军队登陆，或者换一个办法，从罗杰·凯斯爵士的军队中抽调突击队；（5）或由航空母舰，或由英属西非殖民地起飞的飞机，给以适当的空中支援。

5．立即作出一个计划，并配合地中海的军事行动安排日期。

6．不打算在占领达喀尔后用英国军队驻守。戴高乐将军的政府将宣布成立，并须自己维持自己，英国的援助只限于适当的供应，当然还要防止德国化的法国从海上侵袭。如果戴高乐不能长久抵御空袭和空降部队，我们便在破坏港口的一切设施之后，把他带走。当然，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夺取悬挂法国国旗的“黎歇留”号战舰，并把它修好。波兰人和比利时人可以取回他们的黄金，那是法国政府在签订停战协定之前为安全而运往非洲的。

7．为实现这一计划，最关重要的是争取时间，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时间。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方便，就以英国船只作为运输舰，不过要悬挂法国国旗。关于英国运输舰换升法国国旗一事，不需要枢密院的命令或经过立法程序。

8．关于法国宣战的危险以及是否应对它进行拉拢的问题，留待内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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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我向战时内阁提出这件事，说明它已超出原来纯系法国远征军的计划范围。我的同僚们曾审查了以下的细节：在假定将遇到抵抗的情况下，我们在黎明时分，用六个分遣队在达喀尔附近的六处海滩登陆，以便分散防守部队的力量。战时内阁批准了这个计划，但须请外交大臣对维希法国宣战的可能性加以考虑。尽我的能力对形势作了一番衡量以后，我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形。这时，我已决定要冒这一次险了。我同意任命约翰·坎宁安海军中将和欧文陆军少将担任这支远征军的司令。他们在8月12日晚上到契克斯来见我，我们把这件成败难卜的复杂的事情的各个方面都彻底地研究了一番。我亲自拟定了给他们的指示。

于是，我对这次以“威吓”为代号的达喀尔远征的发起和鼓动，便负起了非比寻常的责任。虽然我觉得我们不能处处得利，而且也的确遇到过不幸的事，但是我从来未曾后悔过。达喀尔是值得为之一战的地方，而争取法兰西殖民帝国的意义尤为重大。很可能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获得这些结果，我深深相信维希法国不会宣战。英国的顽强抵抗和美国的坚定态度，在法国人的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如果我们获胜，维希政府只会耸耸肩膀，无可奈何。如果我们战败，他们将以他们的抵抗得力，向德国主子请功。最严重的危险是战斗的时间拖长。不过，在这些日子里，再严重的危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见惯了。我意识到，纵然我们的人力、物力已拮据到最后的一点一滴，也还能勉强应付。在德国对我本土的入侵日益临近，不断加紧的时候，我们尚且毫不吝惜地把坦克车的一半运送给韦维尔去保卫埃及。相形之下，这一次，真是不值一提。我们举国一致的战时内阁、保守党、工党和自由党，都是些坚强不屈的人，越来越主张采取积极争取胜利的手段。于是，发出了所有有关的命令，事事都在令出必行的情况下向前推进的。

我们当前的两种危险是拖延和泄密，而前者又加重了后者的危险。这时，在英国的自由法国军队，是一群流亡在外、从事于武装反对统治着本国的现政府的英雄。他们情愿向自己的同胞开火，同意用英国大炮击沉法国的军舰。他们的领袖都处在死刑的威胁之下。他们情绪紧张，乃至举动轻率，也是难免的，谁能责怪他们呢？战时内阁要命令我们的部队干什么，只需把我们的意图告诉几位司令和参谋长委员会中的人就行了，此外，就无需告诉另外任何一个人。但是，戴高乐将军必须说服他的那群豪放的法国人同他一道干。所以许多人就必然会知道一切。在法国军队中，达喀尔已经成为共同的话题。在利物浦一家饭馆的宴会上，法国军官在敬酒时高喊“达喀尔！”我们进攻用的登陆艇必须用拖车从朴次茅斯附近穿过英格兰运到利物浦，而且护送人员又全身热带装备。

我们大家都处于战争的初期阶段。这时，本土的保密工作，与后来在“火炬”和“霸王”两个最重要的作战行动中采取的保密措施，简直不能相比。

此外，还有拖延的问题。我们原来希望在9月8日进攻，但是现在看来主力军必须先到弗里敦去加油和进行最后的整顿。计划原来是按照法国运输船以十二浬的时速在十六天中到达达喀尔的日程拟定的。但是发现，装载着摩托车辆的船只时速只能达到八九浬，这一情况直到装船的时候才发现，向上报告，这时再改装快船也要损失时间，于事无补。总计比原定日期不可避免地要晚十天：五天是因为对船速的估计错误，三天是由于装船中出乎意料的困难，还有两天是用来在弗里敦加油。现在我们只好推迟到9月18日了。

我曾在8月20日晚10时30分主持了一次有三军各参谋长和戴高乐将军参加的会议，并且，根据记录，我对这个计划作了如下的概括：

英法舰队将于黎明到达达喀尔，飞机将在该城上空投下标语和传单，英国分遣舰队将停留在远处，而法国舰只则开往港口。一位使者将乘坐一只插着一面法国国旗和一面白旗的侦察艇驶入港口，带着一封致当地总督的信，说明戴高乐和他的自由法国军队已经到达。在信中，戴高乐将军将着重指出，他之所以前来，是为了解救达喀尔，免遭德国即将发动的进攻，并且还给驻军和居民带来了食物和援助。假如那位总督表示服从，便万事大吉；如果不是这样，而且海岸防御部队还要开火，那么，英国分遣舰队就逼近该港。如果抵抗持续不止，则英国军舰便向法国炮兵阵地开炮，不过要极力抑制。如果遇到顽强的抵抗，则英国军队就要用一切办法来粉碎这种抵抗。要紧的是：务必在傍晚结束战斗，由戴高乐掌握达喀尔。

戴高乐将军对此表示同意。

22日，我们再次会晤，外交大臣向我读了一封揭露泄密的信。至于这次泄密到底影响如何，谁也不知道。海军用于攻势作战的优点，即在于一经出动没有人能够确知它将攻打何处。大海是宽阔的，大洋更是广阔无边。以热带装备作为一条线索，也只不过能猜到是前往非洲。在利物浦，一位法国人的妻子有与维希联系的嫌疑，据说，她认为集结于默尔西河的运输船是开往地中海的。即便“达喀尔”三字一时不慎，传了出去，那也是一个无从猜测的谜。当我们逐渐变得富有经验而机警的时候，这种“保密”的办法发展到非常周密的程度。时间的拖延使我担忧，使我不胜为难。至于是不是泄密了，谁也不知道。不管怎样，内阁在8月27日最后一致批准，开始行动。于是以9月19日为预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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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下午6时24分，英国驻丹吉尔总领事打电报给北大西洋战区司令诺思海军上将，说在直布罗陀海岸有一个约会，他还向外交部再次报告此事：

下面是“雅克”传来的消息。法国分遣舰队可能试图驶过海峡，向西开往一个未知的目的地。预计此事可能发生于未来七十二小时。

这位上将并不是进攻达喀尔计划的幕中人，所以对此并未采取特别的行动。从丹吉尔同时也拍来了一封相同的电报给外交部，该电于10日上午7时50分收到。这时我们在伦敦正在遭受几乎是继续不停的轰炸。由于在空袭中工作屡屡停顿，密码部门积压了许多未译的电报。这封电报并未标明“重要”，所以只能按次序翻译。直到9月14日方译好准备分发，这时，才终于送到了海军部。

但是我们另外还有第二条线索。驻在马德里的英国海军武官在9月10日下午6时得到法国海军部的正式通知说，有三艘“乔治·雷格”型的法国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已经离开土伦，准备在11日晨驶过直布罗陀海峡。这样作法，是当时维希政府已经承认了的正规程序，而且也是他们在最后一分钟所采取的慎重措施。这位英国海军武官立刻报告了海军部和驻在直布罗陀的诺思海军上将。海军部在9月10日晚11时50分接获这个消息。电报译出后，送给了值勤的上校，他又转送给（海外）作战司司长。这位军官本来应当对这封电报的莫大重要性一目了然，因为他自己完全知道这次达喀尔的远征。但是，他没有即时采取行动，而是按照通常的手续，把这封电报与第一海务大臣的电报一起送出。由于这一错误，当时他的上司们对他都很不高兴。

不过，当“烈性”号驱逐舰在地中海巡逻的时候，曾于9月11日上午5时15分在直布罗陀以东五十哩的海域内发现了这些法国舰只，并且随即报告了诺思海军上将。以直布罗陀为基地的“h”舰队的司令萨默维尔海军上将同一天早晨也收到了一份驻马德里海军武官在午夜零时8分发出的消息。晨7时，他命令“声威”号在一小时内升火待发，等待海军部的指示。由于作战司司长的错误，以及驻丹吉尔总领事的另一封电报在外交部也受到耽搁，所以第一海务大臣直到三军各参谋长在内阁开会时，才知道“烈性”号驱逐舰发来了法国军舰行踪的报告。他立刻打电话给海军部，命令“声威”号及所属驱逐舰升火待发。它们已经升火待发了。他接着就来到战时内阁。然而，由于分别发来的这两封电报——一封来自驻丹吉尔的总领事，另一封来自驻马德里的海军武官——正巧都被延误，而且各个部门都未加以重视，所以一切都为时太晚了。如果这位总领事把头一封电报标明“重要”二字；或者，驻直布罗陀的这两位海军上将虽非幕中人，但如果其中之一有所觉察；或者，外交部一直工作正常；或者，作战司司长把第二封来电尽先送出，使第一海务大臣加以注意，并立刻阅读，那么，“声威”号当可拦阻这支法国舰队与之谈判，以等待明确的命令；战时内阁一定会发出明确的命令，或者在召集战时内阁会议之前，由我发出。

结果，所有我们的安排都宣告失败，三艘法国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遂于11日上午8时35分开足马力（二十五浬）驶过直布罗陀海峡，向南开往非洲海岸。战时内阁闻悉后，立即指示第一海务大臣，让他命令“声威”号与法国军舰进行接触，询问它们的目的地，并声明，不准它们前往任何德国占领的港口。如果对方答称是开往南方，就应该告诉他们只能开到卡萨布兰卡，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要对它们进行跟踪。如果它们试图驶过卡萨布兰卡开往达喀尔，则应制止。但是一直找不到它们的踪迹。12和13两日霾雾笼罩卡萨布兰卡。有一架英国侦察机被击落；关于另外的军舰驶入卡萨布兰卡港的报告又互相矛盾；这时“声威”号及其他驱逐舰便在卡萨布兰卡以南的海域日夜守候，准备拦截这支法国分遣舰队。13日下午4时20分，“声威”号接获无线电报告说，在卡萨布兰卡没有巡洋舰。其实，它们早已远远地开向南方，正全速向达喀尔开去。

不过，似乎还有一个机会。我们的远征军及其强大的护航舰队现在已经开到达喀尔以南，即将抵达弗里敦。9月14日上午12时16分，海军部通知约翰·坎宁安海军上将说，法国巡洋舰已经不知在什么时候离开了卡萨布兰卡，并命令他阻止它们开进达喀尔。他应使用所有一切可用的舰只，包括“坎伯兰”号在内；在不可避免的时候，“皇家方舟”号即便没有驱逐舰掩护，也应出动它的飞机作战。因此“德文郡”号、“澳大利亚”号和“坎伯兰”号以及“皇家方舟”号便掉转舰首，以最高的速度往回开，以便在达喀尔以北形成一条巡逻线。直到9月14日晚它们才到达巡逻水域。这时，那支法国分遣队的舰只早已在达喀尔港下锚，张开了甲板上的布篷。

这一段意外的事情决定了法英远征达喀尔的命运。我毫不犹疑地认为，应当放弃这次远征。不费一兵一卒地登陆并由戴高乐将军占领达喀尔的全盘计划，看来，由于这支法国分遣舰队的到达已经失败，它们很可能载有援兵、优秀的炮手和冷酷的维希政府的官员，去加强当地总督的决心、诱惑驻军并控制炮台。好在我们可以打消这个计划，而不致丧失目前对我们非常重要的威信，而且实际上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可以把这支远征军转移到杜阿拉去掩护戴高乐将军对法属喀麦隆采取的军事行动，然后将这些舰只和运输船遣散或调回本国。

于是，在9月16日中午的战时内阁会议上，我概述了进占达喀尔计划自始至终的经过，谈到了从原定的9月13日往后延期的严重后果，谈到了各方面的情报泄露以及不幸让法国军舰溜过了直布罗陀海峡，然后我宣称，整个形势已经改变，因而这一计划已经不能执行了。内阁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在当天下午2时对远征达喀尔的部队发出了以下的命令：

英王陛下政府决定，法国巡洋舰之到达达喀尔，已使我们不能执行进占达喀尔的计划。此间曾经研究过代替的计划。

鉴于前往波马柯的交通困难，军队缺乏运输工具，来自达喀尔的敌军可能先发制人，因此，看来，在科纳克里登陆成功的机会不大。另外，以现有的海军力量，是不能从海上对达喀尔实行严密的封锁的，所以即使戴高乐的军队到达波马柯，也不会对达喀尔的形势有多大的影响。看来，最好的办法是让戴高乐将军的军队在杜阿拉登陆，以巩固喀麦隆、赤道非洲和乍得，并把戴高乐的势力伸张到利伯维尔。远征军中的英国部队目前应留在弗里敦。

除非戴高乐将军对后一办法表示坚决反对，否则应立即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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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军在9月17日到达弗里敦。所有的将领都激烈反对放弃进占达喀尔计划。坎宁安海军上将和欧文将军认为，在未判明维希巡洋舰到达达喀尔究竟使当地的人心振奋到何种程度以前，不能认为它们一出现在那里，就大大改变了以前的海军形势。据说，那些巡洋舰目前都已在甲板上张开了布篷，其中两艘的停泊位置充分表明它们毫无战斗力，而是一个轰炸的绝好目标。

这是当时形势的另一转折点。在战争的现阶段里，很少见到现场的司令官一心要采取大胆行动。通常要求冒险的压力是来自国内。这一次，这位将军，即欧文将军，在出发以前曾仔细地用书面列明他的一切顾虑。因此，我对于他们现在想把这个错综复杂、半政治性的作战计划付诸实验的高昂的热情感到惊喜。如果现场的军人认为此时应当大干，而且敢于大干，我们当然应当放手让他们去干，所以我在9月16日下午11时52分发出了以下的电报：

你们有对整个形势自行判断的充分自由，并请与戴高乐进行磋商，我们对你们提出的任何建议均将予以仔细的考虑。

不久，又收到了戴高乐将军的一份措辞激烈的抗议，他希望执行原来的计划。他说：“如果英国政府坚持它新近否决从海上直接进攻达喀尔的决定，我要求，至少要当地的英国海军和空军部队立即惠予协作，支援并掩护这场由我本人率领、用我自己的军队从内地进攻达喀尔的战斗。”1

11940年9月17日上午11时55分收到。

这时，我们的司令官报告说：1

1海军部于1940年9月18日上午7时56分收到。

在今日的会议上，戴高乐坚持有及早对达喀尔下手的必要。……有人告诉他，如果派特工人员到达喀尔进行酝酿，不过多地延误应该采取的行动，并避免在行动中带有过于浓厚的英国色彩，则他很可能在达喀尔得到有力的支持。他的特工人员已经在巴瑟斯特准备好了，而且也得到了指示。戴高乐现在建议，原定可不遇抵抗而进入达喀尔港口的计划应照旧进行，如果失败，自由法国部队将试行在律菲斯克登陆，遇必要时则由海空军支持，然后由此向达喀尔推进。英国部队只是在建立桥头阵地以后，需要他们支援时，才进行登陆……

对一切因素慎重考虑之后，我们认为，这三艘巡洋舰虽到达达喀尔但并未怎么增加我们一向甘冒的危险，以致使我们应该放弃这一企图。因此，我们建议接受戴高乐的新建议，如果他失败了，则英国军队就应当着手登陆，像以前计划的那样尽力把他扶持起来。我们认为，增加［我们］海军的实力无论如何是最关重要的。

行动计划应在接到陛下政府的决定后四日内执行。

最后，欧文少将给帝国总参谋长来电说：

正如你所知道的，在这一作战计划中，我曾承担了种种风险，从纯军事的观点说，这些风险本来是不应贸然承担的。

新接获的情报表明，这些风险有加重之势，但是，鉴于最后显然有成功的希望，所以我认为值得冒险一试。戴高乐也曾答应，在必要的时候，与英国军队合作到底，并且，他也不逃避将在法国人之间进行战斗的责任。

战时内阁于17日下午9时再度开会。一致同意由司令官便宜行事。最后的决定延至次日中午方才作出，因为知道差不多要一个星期以后方能发动进攻，所以不会耽搁时间。出于内阁的要求，我草拟了以下发给远征达喀尔的部队司令官的电报：

我们在此间不能判明各个不同方案的利弊。我们授与你们全权，为实现这次远征的原有目的，可便宜行事，按照你们认为最妥善的办法进行。应随时向我们报告情况。

这封电报是在9月18日下午1时20分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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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只等结果了。19日，第一海务大臣报称，法国分遣舰队或其中的一部分正离开达喀尔向南驶去。这件事清楚地说明，该舰队曾把具有维希思想的部队、技术人员和政府官员运到达喀尔。遭遇剧烈抵抗的可能性随着新补充的军队的到来而愈益增加。势必有一场激烈战斗。我的那些性格顽强、而又善于随机应变的同僚（在战争中正应如此）和我一样，都有一种等着事件自然发展的本能，因此，光听取各种报告，但什么意见也不发表。

20日，庞德海军上将告诉我们说，法国巡洋舰“普里莫格”号已被我“康沃尔”号和“德里”号截获，该舰已同意开往卡萨布兰卡，现在被押送那里。被“澳大利亚”号发现的那三艘法国军舰，原来是巡洋舰“乔治·莱格”号、“蒙卡”号和“光荣”号。19日中午，“坎伯兰”号与“澳大利亚”号会合，继续跟踪维希舰只，直到傍晚。这时，那几艘军舰转向北方，并把速度从十五浬增加至三十一浬。接着便开始了一场追逐。我们赶不上它们。下午9时，“光荣”号有一部发动机发生了障碍，前进的速度不能超过十五浬。它的舰长同意在“澳大利亚”号的押送下，回到卡萨布兰卡。这两艘军舰预计在午夜时分驶过达喀尔；“澳大利亚”号的舰长通知“光荣”号舰长说，如果受到潜艇的袭击，他应立刻把舰只沉没。无疑，“光荣”号舰长把这话告诉了达喀尔当局，因此，安然驶过了该地。追踪另外两艘维希罕舰的“坎伯兰”号，在一场暴雨中与那两艘军舰失去了联系，后来虽再次发现，但并未向它们开炮，让它们逃回了达喀尔。“普瓦蒂埃”号于17日在海上遭到挑战时，便自行凿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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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一切情况都通知了史末资将军。

首相致史末资将军　　　　　　　　　　1940年9月22日

你可能已经见到了我关于达喀尔的电报。我经常考虑你在历次电报中所说的不应忽视非洲的一番话。戴高乐拯救法国殖民地的运动已在赤道非洲和喀麦隆展开。我们不能坐视这些大概是出于德国的指使而派来的法国军舰和维希人员破坏这些实际的收获。如果达喀尔沦入德国之手，成为潜艇基地，则对好望角这条航线的影响将不堪设想。因此，我们已经着手布置，使戴高乐进占达喀尔，如果可能，就采取和平手段，如属必要，就采用武力；现在即将开始进攻的远征军，看来已经具备了必要的力量。

自然，与法国水兵和一部分驻军发生流血冲突的危险，不是一件小事情。总的说来，我认为，他们多半不致于会进行激烈抵抗，因为这块法属殖民地的士气低沉、处境困难，而且，由于我方之控制海洋，他们势将面临毁灭和饥馑。不过，在交手以前，结果如何，谁也难以肯定。有人说，当法国的舆论——甚至在维希——在英国抵抗敌人的战斗鼓舞下已倒向我方的时候，不应冒此危险，并且认为，再来一次奥兰事件，将对我们极为不利，这一论点曾引起我们的重重顾虑。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认为这种反对的意见最后不见得正确，无论如何，与袖手旁观、坐令维希政府击败戴高乐的危险相比，总要小些。如果说，维希政府在奥兰事件或在我方对它实行封锁之后都未曾宣战，那么，即使在达喀尔发生战斗，我看也是不致于宣战的。除了达喀尔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和戴高乐占领该港的政治作用外，还有以前错误地存储于非洲内地的六七千万盎司比利时和波兰的黄金，此外，那只并没有遭到彻底破坏的大战舰“黎歇留”号也会间接地落到我们手中。总之，事情已经决定了。

目前我们还不打算插足摩洛哥，因为德国正在向西班牙和西班牙在摩洛哥的权益施加压力。我们对叙利亚抱着莫大希望，卡特鲁将军下星期即将前往。现在马特鲁港即将发生一场大战，我希望我们的装甲增援部队能及时到达。

我对肯尼亚的危机并没有多大顾虑，如果我们据守后方而从铁路那边迎战，把困难的交通留给敌人，就更没有什么问题了。我正设法运送一些适用的坦克到这个战场去，此外，我觉得，那里驻扎的军队太多了，这些军队对于苏丹和埃及三角洲是需用的。

能和你一起沿着这条多年以来我们共同遵循的道路前进，使我感到非常愉快而且充满信心。

我向罗斯福总统发出了以下的电报：

前海军人员致总统　　　　　1940年9月23日

我得到洛西恩勋爵转来你对于达喀尔的消息的反应，感到振奋。如果德国人在那里建立巩固的潜艇和空军基地，那对我们的共同利益将有不利。看来达喀尔可能有一场剧烈的战斗，也可能不发生战斗。不过，我们已经下了命令要猛冲。

如果你派几艘美国军舰到蒙罗维亚和弗里敦去，我们将不胜欣幸；我希望，到那时，我们已经拿下达喀尔，欢迎你们访问。不过，目前真正重要的是，请你透露给法国政府：在一切有关美国的问题上，宣战将对他们大为不利。如果维希政府宣战，就和德国一样了，而维希政府在西半球所有的权益，也势必被看作德国的权益。

你提醒我注意德国入侵我本土的问题，使我非常感激。我们已经作好应付的准备。我很高兴听到有关来福枪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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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攻达喀尔的三天中，发生了些什么事，我无须在此详述。它们应当在军事史上占有它们的地位，同时，也是一个很能说明运气不佳的例子。空军部的气象学家当然仔细研究过西非沿岸的天气条件。对长年累月的记录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在每年这个季节，气候是很稳定的，天空晴朗，时常有太阳。9月23日，当英法舰队逼近这个要塞时——戴高乐和他率领的舰队在前——却是大雾迷漫。我们原来希望，既然绝大多数的居民，不论法国人还是土著，都站在我们一边，那么，英国军舰只在远处接应而由戴高乐率领的军舰驶入港口，便可决定当地总督的行动。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维希党羽已经成为达喀尔的主人；无可怀疑，维希政府的巡洋舰的到来，已使达喀尔参加自由法国运动的任何希望遭到破灭。戴高乐的两架飞机在当地机场一着陆，驾驶员立即被捕。

其中之一还在身上带着一张自由法国主要拥护者的名单。戴高乐的代表乘着一只悬有一面法国国旗和一面白旗的船前往，竟被拒绝，随后乘坐一艘汽艇进港的其他人员也遭到射击，其中两人还受了伤。所有的人都横下了一条心；这时，英国舰队在雾中逼近，驶到距岸边五千码的水域。上午10时，港内的一座炮台对我侧翼的一艘驱逐舰开炮，我方还击，于是很快就展开了一场大战。驱逐舰“英格菲尔德”号和“先见”号受轻伤，而“坎伯兰”号的机舱被击中，不得不退去。

一艘法国潜艇刚露出潜望镜就被飞机击中，还有一艘法国驱逐舰也起了火。

关于军舰对炮台的问题，曾经长年累月地争论了很久。纳尔逊说过，用一个六门炮的炮台，就足以抵御一百门炮的一列军舰。1916年，鲍尔弗在达达尼尔视察时说：“如果军舰上的大炮能在炮台射程达不到的地方轰击炮台，则战斗双方的势力便未必如此悬殊。”这一次，英国舰队如果正确地部署，在理论上是可以与达喀尔炮台交战的，而且可以在二万七千码的距离外，发射若干发炮弹之后击毁达喀尔炮台九·四吋口径的大炮。但是，这时维希政府的军队还有那艘“黎歇留”号战舰，它可以用两门十五吋口径的大炮同时轰击。英国海军上将必须把这一点估计在内。最要命的，是有雾。因此，在上午11时30分左右炮战完全停息，所有英国和自由法国的舰只都退去了。

下午，戴高乐将军企图让他的部队在律菲斯克登陆，但是，这时大雾更浓、方向愈难辨明，只得放弃这个计划。下午4点30分，各司令官决定撤走军队运输舰，次日再继续作战。报导这一消息的电报于下午7时19分到达伦敦，于是我便在9月23日10时14分以我私人的名义向各司令官发出了以下的电报：

既然已经开始，我们就必须干到底。不论情况如何，我们均不罢手。

当夜向达喀尔总督递送了最后通牒，他答复说，要保卫该港，直到最后一兵一卒。各司令官回答说，他们打算继续打下去。24日的能见度比昨天好些，但仍然模糊。当我们的舰只逼近时，岸上的炮台向我方开火，同时“巴勒姆”号和“坚决”号与“黎歇留”号在距岸一万三千六百码的海域交战。

不久后，“德文郡”号和“澳大利亚”号与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遭遇，结果将那艘驱逐舰击伤。大约在10时左右轰击停止，这时“黎歇留”号已被一枚十五吋的炮弹击中，曼努耳要塞也中了一枚十五吋的炮弹，另外一艘轻巡洋舰也起了火。此外，有一艘敌方潜艇在企图阻扰我们前进时被我方投掷的深水炸弹逼上水面，船员宣布投降。我方没有一艘军舰被击中。下午，又开始轰击了一会儿。这一次，“巴勒姆”号被击中四次，但伤害不大。这一场轰击毫无结果，只是表明了对方防守牢固，守军有进行抵抗的决心。

9月25日恢复战斗。当日天气晴朗，我方舰队在离岸两万一千码的海域开炮，这次不但遭到岸上炮台准确的回击，也受到“黎歇留”号的两门十五吋口径大炮的同时射击。达喀尔驻军司令所放的烟幕遮住了我们的目标。刚过9点，“坚决”号战舰便被一艘维希潜艇的鱼雷击中。此后，海军上将“鉴于‘坚决’号的情形、敌潜艇继续进攻的危险以及岸上守军的射击既异常准确而且又决心抵抗”，便决定撤到海面去。

与此同时，上午10时在我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国防委员会，认为不应向各司令官施加压力，强要他们采取有背于他们明智判断的行动。内阁于上午11时30分开会，会间，传来了今晨作战结果的消息。根据这些消息，似乎可以清楚地看出，就慎思明辨和我方人力、物力所能容许的范围来说，我们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有几艘优秀的军舰遭受重创。对方显然要死守达喀尔。谁也难以断定，长久打下去的激烈情绪是否会引起法国维希政府宣战。因此，经过痛苦的讨论之后，一致同意不再打下去了。

于是我向各司令官拍发了以下的电报（9月25日下午1时27分）：

根据所有我们截至目前获得的消息，包括“坚决”号的受创，我们决定放弃进攻达喀尔的计划，因为我们显然将遇到不幸的后果。除非还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尚未获悉的情况，使你们打算强行登陆，否则，应就此罢手。请用“最急”电报通知，你们是否同意这样做，但是除非情况转变得完全有利于我方，否则在未接到我们的答复以前，不应真正开始登陆。

假设放弃这一计划，我们将尽力用海军掩护杜阿拉，不过我们不能保护在巴瑟斯特的戴高乐的军队［如果他们还在那里的话］。我们现正考虑向弗里敦调派援军的问题。一俟接到你们的答复，我们即发出如何处理其余的部队的指示。

各司令官的答复如下：

同意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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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0年9月25日

我对我们不得不放弃进占达喀尔的计划深感遗憾。维希方面比我们先到一步，并利用其党羽和干练的炮手加强了防御工事。一切同情我们的人都遭到扼杀和镇压。我们有几艘军舰被击中，当你想到我们已有的负担时，当可了解，如坚持强行登陆，将使我们承担不适当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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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天的炮击中，没有一艘英国军舰被击沉，只有“坚决”号受创，在几个月内不能参加战斗，另外还有两艘驱逐舰需要在国内船坞大修。维希方面有两艘潜艇被击沉。其中有一艘潜艇的船员获救，两艘驱逐舰被烧毁和搁浅了，“黎歇留”号战舰被一枚十五吋炮弹击中，并受到两枚险些把它击中的二百五十磅炸弹的创伤。在达喀尔当然无法修理这艘庞大的战舰，它在7月间便一度因受创而不能航行，现在我们肯定可以不再把它作为一个敌对因素来考虑了。

在这次远征计划中，谈一下战时内阁和几位司令官的主张之一变再变，是很有趣味的。几位司令官起初并不十分热心，欧文将军给自己留了退路，他给帝国副总参谋长写了一篇长长的备忘录，备述种种理由，强调一切困难。当远征军驶过加那利群岛以南的时候，法国巡洋舰队和驰援的维希党羽，挟法兰西共和国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权威，溜过了直布罗陀海峡。从这时起，我便确知形势已经转变；战时内阁根据我的建议，并在参谋长委员会的支持下，一致同意，在为时尚不为晚而且没有遭受什么损失的时候，中止这一行动，以免暴露我们的计划失败。

这时，在战地的几位司令官却站了出来，强烈要求采取行动，战时内阁认为，而在我看来也十分正确，应该听凭各司令官自行判断，准许他们放手去作。因此，就试行登陆，达喀尔坚强有力的抵抗立即表明，战时内阁自己的意见和它听取的意见都是正确的。

达喀尔一战的剧烈程度，虽然远远超过我们的意料，但是，在维希政府不会对英国宣战这一点上，我们还是没有判断错误的。他们只是用北非的空军轰炸直布罗陀作为报复。9月24日和25日，他们曾对直布罗陀的港口和船坞连续不断地进行了空袭；第一次，在港口投下了一百五十颗炸弹；第二次，出动飞机约一百架，投弹比第一次多一倍。法国飞行员似乎并不认真，多数炸弹都落到海中。有一点小损失，伤亡不大。我们的高射炮队击落敌机三架。达喀尔之战的结果是维希政府得胜，于是这件事就这么暗中“了结”了。

对有关的英国海军和陆军司令官并没有加以任何责备，他们一直供职到战争结束，那位海军上将还得到了最高的荣誉。对敌情估计的错误应从轻处理，这是我行事的准则之一。

如果他们根据对当地情况的了解认为可以完成任务，那么，他们之踊跃一试是十分合乎情理的；他们低估了法国巡洋舰及援兵的到来对维希驻军所产生的影响，这决不能算作他们的过失。关于戴高乐将军，我曾在下议院说过，他这次的行为和表现，使我对他比以前更加具有信心。

达喀尔插曲的经过值得认真研究，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不但说明了不可逆料的意外事件对战争将产生何种影响，而且，还揭示了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联合作战的困难，特别是有盟军参加的时候，尤为困难。在一般的人看来，它似乎是一个估计错误，部署混乱、临事怯懦和糊里糊涂的突出实例。在美国引起了一片强烈的批评，因为达喀尔靠近美洲，美国人对它有特别的兴趣。澳大利亚政府也感到忧虑。国内也纷纷抱怨战争指挥失当。但是，我决定不作任何辩解，议会也尊重我的意愿。1

1见附录（4）中我与孟菲斯先生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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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起来，也许应该对这些事情采取一种比较清醒的看法。研究海军史的人，将十分惊奇地发现，它和将近三百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非常相似。1655年，克伦威尔曾派遣一支海陆联合远征军去围攻西印度群岛的圣多明各。那次进攻没有成功，但是远征军司令官没有空手而回，他们接着去夺取了牙买加，从而把失败变成了胜利。

虽然我们在达喀尔失败了，但是我们却得以阻止法国巡洋舰的前进，并且使他们一心想去挑唆法属赤道非洲驻军的企图落了一场空。戴高乐将军不到两个星期就拿下了杜阿拉和喀麦隆，使它们成为推动自由法国事业的一个基地。自由法国在这些地区的活动起了一定的作用，不但制止了维希毒素的渗入，而且，由于他们控制了中非，从而使我们后来从塔科拉迪到中东穿越非洲大陆的航空运输线得到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