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

春季的警兆——7月30日德国的血腥清洗——裁军会议的结束——7月25日多尔富斯博士遇害——兴登堡之死——8月2日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意大利进退维谷——10月9日亚历山大国王和巴尔图在马赛被刺——11月赖伐尔出任法国外交部长——12月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在瓦尔—瓦尔地区发生冲突——1935年1月6日的法意协定——1935年1月13日在萨尔的公民投票。

1933年希特勒就任总理一事，在罗马并没有引起热烈的反应。纳粹主义被视为法西斯理论的一种粗糙的、野蛮化的翻版。大德意志对奥地利和东南欧的野心是众所周知的。墨索里尼预见到意大利与新德国对上述两个地区的利益将是不可协调的。他没有等待多久就得到证实了。

德国要取得奥地利，这是希特勒蓄谋已久的野心。在《我的奋斗》的头一页就有这样的一句话：“日耳曼的奥地利必须回到伟大的日耳曼祖国。”因此，纳粹德国政府从1933年1月获得政权那一天起，就把眼睛盯着维也纳。那时，希特勒还无力与墨索里尼抗衡，而后者在奥地利的利益早已是直言不讳的了。德国作为一个军事上依然软弱的国家，甚至连进行渗透和地下活动都必须谨慎从事。尽管如此，在头几个月里，德国就开始对奥地利施加压力。接连不断地要求奥地利政府硬把听命于它的奥地利纳粹党员塞进内阁和政府要职中去。这些奥地利纳粹分子是在德国巴伐利亚建立的奥地利兵团里受训的。他们无法无天地在铁路沿线和旅行游览中心扔炸弹，加上德国飞机在萨尔茨堡和因斯布鲁克上空散发传单，严重扰乱了奥地利共和国的日常生活。奥地利总理多尔富斯既遇到来自国内的社会党压力的对抗，又受到来自国外的企图破坏奥国独立的德国的阴谋反对。但这还不是奥地利国家的唯一危险。奥地利社会党人仿效德国这个邻国的恶劣榜样，建立了一支私人的军队，借此推翻投票箱的决定。在1933年，所有这些危险都逐渐呈现在多尔富斯面前。他唯一可以伸手求援并已得到支持的允诺的，只有法西斯的意大利。1933年8月，他在里西奥尼与墨索里尼会晤。他们之间在个人关系上和政治上都达成深切的谅解。多尔富斯相信意大利会保持不干涉态度，因而以为自己已有足够的力量来收拾他的一个对手——奥地利社会党了。

1934年1月，墨索里尼的主要外事顾问苏维奇访问维也纳，作为向德国提出警告的姿态。1月21日他发表如下的公开声明：

众所周知，由于奥地利位于中欧的心脏和多瑙河盆地，它的重要性远非它的领土面积的大小和人数的多少所能比拟。

如果它要完成多少世纪以来的传统及其地理形势所赋予的使命，那就必须首先得到独立自主与和平生活的正常条件的保证。这就是意大利在不变的原则基础上长期以来在对待政治和经济问题上一贯坚持的立场。

三个星期以后，多尔富斯政府对维也纳社会党组织采取行动。属于多尔富斯本人的政党并由费伊少校领导的“保卫祖国协会”，奉命去把奥地利社会党所控制的势均力敌的、并且也同样是不合法的队伍解除武装。后者猛烈抵抗，2月12日在首都进行巷战。几小时之内，社会党的武装力量被击溃。

这个事件不仅促使多尔富斯更加靠近意大利，并且使他更坚定地在下一阶段同纳粹党的渗透和阴谋活动进行斗争。但在另一方面，许多失败的社会党人或共产党人在愤恨中投向纳粹阵营。奥地利的情形同德国的一样，天主教与社会党之间的纷争，使纳粹党坐收渔翁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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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34年年中，英王陛下政府仍然不必冒战争风险就可以基本上控制局势。他们可以随时同法国合作，并且可以通过国际联盟的机构向希特勒运动施加强大的压力，而且在德国内部，对希特勒运动也还有很大的分歧。这样做本来是可以无须流血的，但是这个时机正在逐渐消逝。纳粹统治下的武装起来的德国正在日益逼近。说来难于置信，直到这重要的一年的年底，麦克唐纳先生在鲍德温先生的政治权力的支持下，还继续在做工作要法国裁军。我不得不援引2月7日我在议会提出的不被理睬的抗议：

比如说，假如我们裁减了法国的陆军，使之降低到与德国同等的水平，替德国争得平等地位；这种变化必然又会使欧洲引起情绪上的反应。然后，德国又会进一步说，“你们怎么能够使一个拥有七千万人口的大国不得拥有与海上最强舰队相等的海军力量呢？”要是这样，事情又将如何呢？你们到时会说，“不，我们不同意。陆军，那是别国的事。海军，这个问题影响到英国的利益，我们必须说，‘不行’。”但是，如果我们那时候说“不行”，我们又怎能站得住呢？

战争的爆发往往是来得很突然的。我曾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那时每一个人对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都极为焦虑不安，感到毫无把握，就像我们今天的情形一样。突然间，事情真的发生了——那是可怕的、迅速的，有如雷霆万钧，势不可挡。让我提醒下院回想1914年所发生的事情。那时德法两国并不存在什么争端。一个七月的下午，德国大使乘车到法国外交部，对法国总理说，“我们被迫发动对俄战争，马上就要宣战了。法国将采取什么立场呢？”法国总理回答说，他的内阁决定法兰西将按照它认为符合它的利益的原则行事。

德大使问道：“你们和俄国有盟约，是吗？”“是的。”法国总理答道。就这样，在几分钟之内，由于西方这两个大国各自投入一方，使本来在东方就已够严重的战场，一下子扩大了好几倍。有时甚至声明中立也无济于事。就我们现在所知，在上述那次会谈中，德国政府已授权它的大使，如果法国政府不对他们的俄国盟国履行义务，如果他们表示不愿卷入这一场德国决定要进行的战争，那就要求已宣布中立的法国把图尔要塞和凡尔登要塞交给德国军队接管，作为以后不改变主意的保证。……

我们，在座的各位，如果不是处在适当的安全保障之下，也许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会遇到一位大使的光临，并且不能不给以一个答复，而一旦这个答复不合其心意，那么，几个小时之内，炸弹将在伦敦爆炸，建筑物倒塌，炮火和硝烟的弥漫，将向我们指出我们一向忽视的空防所存在的种种弱点。

我们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易受攻击。在战前，我常常听到对自由党政府的批评……现在，如果不幸发生了与我们愿望相违的灾难，那么，现在的当权者就应该遭到更为严厉的批评。

对过去的教训，毫不记取，也不运用，而所处的形势又比过去更为危险得多。那时我们有海军，又不存在空军的威胁。那时，海军是英国的“可靠盾牌”……现在我们不能那么说了。那个该死的、万恶的发明以及空中战争的发展，已使我们的处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已经不是二十年前一向过惯的那个岛国了。

于是我要求立即作出三项明确的决定，不容有所延误。在陆军方面，像全欧洲各国那样，改建民用工厂，以便能够迅速转为军事生产之用；在海军方面，我们应重新取得设计自由。我们应该废止伦敦条约，这个条约既妨碍我们建造我们所需要的舰只，也阻止美国建造它可能需要而我们又绝无理由反对的一艘巨型战列舰。由于伦敦条约国之一（日本）已决定恢复建舰的自由，这将对我们进行这件事情有所帮助；第三，在空军方面，我们应该有一支能够与法国或德国两者中较强的空军相匹敌的空军。政府在上下两院中都占压倒多数，所以他们没有什么事情会遭到拒绝。他们只要为了国家的安全，满怀信心和决心提出他们的建议，全国人民是一定会给予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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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在欧洲，出现了各国团结起来对付德国威胁的一线希望。1934年2月17日，英、法、意三国政府为维护奥地利独立提出了联合宣言。3月14日我又在议会发言：

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的最可怕的危险，就是我们不断要求法国裁减他们的实力。我们是怎样去劝他们的呢？我们说，“你们把实力裁减罢。”我们总是给他们这样的希望：如果他们在裁减实力之后，又遇到什么灾难，那我们就会设法援助他们，虽然我们也是两手空空，爱莫能助。我不能设想比这更危险的政策了。无论主张孤立或主张联盟，总有些理由可说。然而，削弱一个将与之订立同盟的大陆国家，而为了使大陆各国和解又使自己深深地陷进大陆纠纷之中，那就没有什么理由可说了。这样一来，什么也得不到，得到的只是两面不讨好。

罗马人有一句格言：“握紧你的武器，延长你的疆界。”但我们的格言似乎是：“裁减你的武器，增加你的义务。”还有，你朋友的武器也得裁减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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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意大利在作最后的尝试来实现前面所说的格言了。

3月17日，意大利、匈牙利和奥地利三国签订了所谓罗马议定书，规定三国中任何一国如遇外来威胁就进行协商。但希特勒的势力已日益强大，在5月6日，奥地利境内的破坏活动有变本加厉之势。多尔富斯立刻把这些恐怖事件写了一个报告，送交苏维奇，另外还附了一个牒文，哀叹恐怖行为破坏了奥国的商业和旅游业。

墨索里尼拿着这个文件，在6月14日赴威尼斯同希特勒作第一次的会晤。德国总理穿着一件褐色的胶布雨衣，头戴汉堡式帽子，从飞机上走下来，走进一队穿着闪耀的法西斯制服行列，率领这个队伍的，就是容光焕发、身体肥胖的墨索里尼。墨索里尼看见他的贵宾后，向他的副官轻轻地说：

“我不喜欢他那个样子。”在这一次奇特的会晤中，除了对于德国式和意大利式的独裁制度的美德互相赞扬一番之外，双方只是一般地交换了意见。墨索里尼对他那位客人的性格和语言，显然感到莫名其妙。他把他的最后印象归结为这几个字：“喋喋不休的和尚。”不过他确实取得了德国减轻对多尔富斯的压力的若干保证。会后，齐亚诺告诉记者说：“你们瞧，再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会议之后，德国的活动有所收敛，但这并不是墨索里尼呼吁之功，而是由于希特勒自己要专心处理国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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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政权后，元首同拥戴他上台的许多人之间就出现了严重的分裂。褐衫队在罗姆的领导下，越来越代表党内更革命的分子。在一些老党员中，例如热衷于社会革命的格利戈尔·施特拉塞，深恐希特勒一登高位就会被陆军、银行家和工业家等特权阶级收买过去。希特勒不会是第一个过河拆桥的革命领袖。在冲锋队（即“褐衫队”）的一般队员看来，1933年1月的胜利，意味着他们不仅可以自由掠夺犹太人和发国难财的人，也可以自由掠夺有钱人和社会中的既得利益阶级。

关于领袖背叛的谣言，很快就在党内一些人中间传开了。总参谋长罗姆，由于这种局势的推动，全力进行活动。1933年1月，褐衫队的人数有四十多万人。到1934年春，他招收和组织了近三百万人。希特勒在新的局面中，对这个庞大机构的发展深感不安；这个机构，虽然表示对他无限忠诚，其中大部分人对他又确实深为爱戴，但事实上褐衫队却开始逐渐脱离他的个人控制。在此之前，他有一支私人的军队，现在他拥有国家的军队了。他不打算以其中一个来替换另一个。他想二者兼而有之，并在必要时，使二者互相牵制，因此，他现在必须收拾罗姆。他对褐衫队的领袖们说：“我决心严厉镇压要推翻现存秩序的任何企图。我将以最严峻的力量来反对第二次革命的风潮，因为这势必导致混乱。任何人胆敢反抗已确立的国家权威，不管他地位高低，必将受到严厉的制裁。”

希特勒虽然疑神疑鬼，但对于所传那位慕尼黑暴动的同志的不忠，还是不能轻易相信。在过去七年中，这个人一向是他的褐衫队的总参谋长。1933年11月，当宣布党国合一时，罗姆就成为内阁的一员。党国合一的结果之一，就是导致褐衫队与德国陆军的合并。全国重行武装的迅速发展，使整个德国武装力量的地位和统率问题成了政治上的首要问题。1934年2月，艾登先生访问柏林，在会谈中希特勒暂时同意对褐衫队的非军事性质作出某些保证。罗姆同陆军参谋长布洛姆堡将军本来就经常发生摩擦，这时他深恐他多年以来所建立的党军会遭到牺牲。他不管对他的行为的严重性提出过警告，在4月18日公开提出明明白白的挑战：

我们所进行的革命，不是国家革命，而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我们甚至要在“社会主义”一词之下加着重点。我们的冲锋队是目前对抗反动倾向的唯一堡垒，因为他们是革命观念的绝对化身。褐衫队的战士从第一天起就宣誓要向革命的道路迈进，绝不动摇，直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

在这一次，他把褐衫队演说免不了的结尾“希特勒万岁”省去了。

在4月和5月，布洛姆堡不断向希特勒诉说褐衫队的骄横跋扈。希特勒必须在对他心怀不满的将军们和那些曾为他立过不少汗马功劳的褐衫队打手之间作出选择。他决定要将军们。在六月初，希特勒同罗姆进行了一次长达五小时的谈话，这是对罗姆抚慰和妥协的最后努力，但是对于这个野心勃勃的、心理变态的极端狂热分子，已无妥协的可能。在希特勒梦寐以求的神秘的特权阶级统治的大德意志，同罗姆所渴望的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共和国这二者之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在褐衫队体制之内，有一群人数较少而受过高级训练的骨干分子。他们穿黑色制服，称为党卫队，后来又称为黑衫队。这个组织，用意在于保护元首个人和担任特殊的机密工作。他们是由海因里希·希姆莱统率的。希姆莱是破落的家禽饲养场主出身。他预见到以希特勒和德国陆军为一方，而以罗姆和褐衫队为另一方之间的冲突已迫在眉睫。他想方设法把黑衫队投向希特勒的阵营。在另一方面，罗姆获得党内如像施特拉塞等有势力的人物的支持。他们看到他们的激烈的社会革命计划已被搁在一边。德国陆军也有它的叛逆者。前总理施莱歇对于1933年1月的耻辱和当时陆军将领没有推选他为兴登堡的继承人一事，始终耿耿于怀。在希特勒和罗姆的冲突中，施莱歇以为机会到来了。他轻率地向法国驻柏林大使暗示，希特勒的下台已为期不远。这是重演在布吕宁事件中他扮演过的角色，可是情况已变得更为危险了。

究竟是因为罗姆的政变阴谋已迫在眉睫才使希特勒不得不下手呢，还是因为希特勒和将军们害怕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才在他们掌握权力之时决心来一次彻底的清洗呢？这将长期成为德国争论不已的问题。按照希特勒的利益和胜利者一方的利益，当然要肯定这是个阴谋案件。事实上，罗姆和褐衫队不大可能走得那么远。他们只是一种有威胁性的运动，而还不是搞政变阴谋；但这两者之间的界线却是随时可以越过的。不过，那时他们正在组织力量，后来又受到对方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倒是真的。

事情发展得很快。6月25日，德国陆军奉令不得离开军营，黑衫队被发给了弹药。而在对方，褐衫队奉令处于戒备状态。罗姆经希特勒的同意，定于6月30日召集全体褐衫队高级领袖在巴伐利亚湖的维塞举行会议。29日，希特勒得到局势严重的警告。他坐飞机到戈德斯贝格，在那里他会见了戈培尔。戈培尔向他汇报柏林即将发生变乱的惊人消息。根据戈培尔说，罗姆的副官恩斯特曾接到举行起义的命令。这件事看来不大像，因为事实上恩斯特那时在不来梅，正要动身离开这个港口作新婚蜜月旅行。

希特勒根据这一个似真似假的情报，立即作出决定。他命令戈林主持柏林的事。他乘飞机到慕尼黑，决定亲自逮捕他的主要敌人。在这个生死关头，希特勒表现出一种可怕的性格。在整个飞行中，他坐在副驾驶员的座位上，全神贯注在狠毒的思索中。飞机在6月30日清晨四点钟在慕尼黑附近的一个机场降落。与他同行的除戈培尔外，还有十几个他的私人卫士。他乘车到慕尼黑褐色大厦，召见当地冲锋队领袖，并立即把他们逮捕起来。到六点钟，他带了戈培尔和少数卫士乘车到维塞。

1934年夏季，罗姆因病到维塞疗养。他选定为他治病的医生的私人小别墅作他的住所。选定这样一个地方作指挥部来策动马上就要举行的叛乱，可以说再糟糕没有了。这个别墅位于一条狭窄的死胡同的尽头，进出的人很容易被人看见。

别墅内没有一间可以供据说褐衫队领袖们即将举行的会议用的大房间。那里只有一架电话。这些事实都与暴动迫在眉睫的说法不符。如果罗姆和他的信徒们真的要进行叛变的话，那他们就的确太轻率了。

七点钟，元首的一列汽车开到罗姆的别墅门前。希特勒独自一个人，不带武器，径直地上了楼梯，走进罗姆的卧室。

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将成为永远的秘密。这完全出乎罗姆的意料之外，罗姆和他的私人僚属束手就擒，没有出什么乱子。希特勒一帮人带着他们的俘虏乘车回慕尼黑。在路上，他们遇到一队载着武装褐衫队员的卡车，这批人是奉命到维塞去出席中午的会议，为罗姆捧场的。希特勒从他的汽车下来，召见他们的指挥官，以充分自信的权威，命令他把这些人带回去。他立刻服从了。如果希特勒迟了一个小时，或者这批褐衫队早到一个小时，那么，整个大局就完全不同了。

到了慕尼黑以后，罗姆和他的一伙人被囚禁于十年前他和希特勒曾被监禁的同一个监狱里。那一天下午，处决开始。

在罗姆的狱室中放了一枝手枪，但因为他不肯领情，于是狱门被打开了，几分钟内，他就被一排子弹打穿。在慕尼黑，整个下午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枪决。行刑队八个人一班，时时轮换，使兵士的精神不致过度紧张。每隔十分钟光景，就可以听到一排枪声，一直持续了好几个钟头。

与此同时，在柏林方面，戈林接到了希特勒的指示，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但在首都这里，被害的人超出了褐衫队的系统。施莱歇和他的以身体掩护丈夫的妻子，一起在家里被枪杀。施特拉塞被捕后遭处决。巴本的私人秘书和亲信都被枪杀，但他本人，由于外人不得而知的原因而得以幸免。恩斯特被从不来梅抓回来，在柏林的利希特费尔德军营结束了他的性命。在柏林，同在慕尼黑的情形一样，整天听到行刑的枪声。在二十四小时中，德国境内有许多与罗姆阴谋无关的人也失踪了，他们由于私人挟嫌报复，有的还是因很久的旧怨而送掉了性命。例如，在慕尼黑附近的森林里，发现了镇压1923年暴动的巴伐利亚政府首长奥托·卡尔的尸体。此次被“清算”的全部人数，各方估计不一，约在五千人到七千人之间。

在这血洗日的下午，希特勒飞回柏林。屠杀正在不断扩大，现在到了加以制止的时候了。那天晚上，有些党卫队（黑衫队）员因为枪毙犯人过于热心而走过了头，自己也在被枪毙之列。到七月一日凌晨一点钟左右，枪声停止了。那天近晚，希特勒在总理府的阳台上出现，接受柏林群众的欢呼，群众中有许多人本来以为希特勒本人也给打死了。有些人说他面容憔悴，也有些人说他露出胜利者的神气。他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他果断、无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保住了他的目标，无疑也保住了他的性命。在那个所谓“大刀相搏之夜”里，保持了国社党德国的团结，使它得以为害全世界。

两星期后，希特勒在对他忠诚爱戴的国会上致词。他在长达两小时的演说中，为自己的行动辩护，说得头头是道。这篇演说表明他十分了解德国人的心理，也表明他具有无可置疑的辩才。这篇演说最精彩的部分是：

采取闪电般的快速行动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我只有几个人在身边……几天以前，我还准备宽大处理，但在这个时刻，已无考虑宽大的余地了。叛乱总是按照铁的法律来加以镇压的，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如果有人指责我，问我为什么不通过正规法院对罪犯进行审判，那我只能对他说：在这个时刻，我肩负着德国人民命运的责任，因而我就是德国人民的最高裁判者……我不希望这个年轻的国家重蹈旧帝国的覆辙。我下令枪毙的那些人，都是这次叛乱的主要罪犯。

接着就是下面一段不伦不类但还生动的比喻：

我下令把毒疮烧光，剩下鲜肉。这些毒疮正毒害我们的国家生活的源泉，还毒害外面的世界。

专横暴戾的恶势力所进行的这次大屠杀，不管怎样去解释，都足以表明，德国的新主人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同时也表明德国的情况与文明国家毫无共同之处。一个以恐怖和血腥镇压为基础的独裁制度，现在已在世界上出现了。反犹太运动是那么残暴和肆无忌惮。集中营制度已大力推行，用以对付一切讨厌的或持不同政见的阶层。这一个插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德国重整军备的全部过程，已有明显的迹象，在我看来，它带有一种冷酷无情、阴森可怕的色调；它闪烁着，射出刺目的火光。

现在我们不妨暂时转回到下院来。在1934年6月间，日内瓦裁军会议的常设委员会无定期休会。7月13日我说：

裁军会议已成历史陈迹，这使我十分高兴。把裁军与和平混为一谈，那是极大的错误。有了和平，才能有裁军。可是，最近几年以来，一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恶意日益滋长，而且，尽管这些年来，人们持续不断地发表演说，下结论，好心多情，还经常举行各种宴会，但军备却在不断扩张，实际上是迅速扩张。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如果各国不再像现在许多国家那样感到处于严重危险之中，欧洲就会获得安全，那时，军备的压力和负担将自然而然地消除，就像在长期的太平盛世所应有的情况一样；那时，根据普遍的同意来签署这类性质的提议，也是很容易做到的。

我确实希望，政府迫使爱好和平的、不实行军国主义的法国削弱武装力量的时期已告结束。我引以为幸的是，法国始终没有接受从各个方面多次向它提出的劝告，这些劝告，我们的反对党领袖〔兰斯伯里〕肯定会十分同意的。

在我们这一生中，我们不会只看到这一个德国。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在目前，三两个可以说是不顾死活的人掌握着那个强大的国家，掌握着那个有高度科学知识、有智慧、驯良而勇敢的民族，人口达七千万；那里不同于君主制度，因为君主制度经常要考虑到它的长远利益，有许多顾虑，因而在决定政策时就比较稳重；在那里，根本没有公众舆论，有的只是无线电广播和受严格控制的报纸这些可怕的新闻机器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德国的政治和我们这里完全不同。在那里，你不能辞职去当反对派。你不能离开政府席位去找个普通议员席位来坐。你很可能忽然接到通知，要在一刻钟之内离开你的高级职位，把你送到警察局去，接着你可能很快就受到比撤职还要严厉得多的判决。

在我看来，处在那种地位的人，很容易受到某种诱惑，做出军事独裁还不至于做的事情。因为军事独裁固然有许多缺点，但毕竟是以对客观实际的精确研究为基础的。而那种独裁则比军事独裁危险得多，因为那些人，为了摆脱国内的严重危机，可能轻易对外进行冒险，使整个世界蒙受惨绝人寰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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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这种冒险的第一次诱惑，不久就出现了。

1934年7月初，由巴伐利亚至奥地利的山路上，来往行人络绎不绝。7月底，有一个德国信使，落入奥国边防警察的手中。他身边带有许多文件，包括秘密电码，由电码得知有一个即将举行的全面的暴动计划。政变的组织者是当时奥国驻意公使安东·林特伦。但多尔富斯及其阁员对于危机迫近的警告以及25日清晨显然可以看出的即将发生变乱的迹象却反应迟钝。那天早上，维也纳的纳粹党徒集中待命，到下午一点钟，一队武装的叛乱分子冲入总理府，多尔富斯身中两弹，流血不止，没有人去救护他，只是等死而已。另一队纳粹分子占领了广播电台，宣布多尔富斯政府辞职，由林特伦继任。

但多尔富斯内阁的其他成员，采取了坚决有力的行动。总统米克拉斯博士发出正式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恢复秩序，并由许施尼格博士掌政。奥国军警大多数人都拥护政府，他们围攻被少数叛乱分子占据的总理府，其时多尔富斯在一群叛乱分子手中，业已奄奄一息。当时奥国各省也发生叛乱，在德国巴伐利亚的奥地利兵团的各个分队也越界入境。这时墨索里尼听到了奥国政变的消息，他就立即打电报给奥地利“保卫祖国协会”领袖斯塔亨堡亲王，答应意大利一定维护奥国的独立。他特地飞往威尼斯，接见多尔富斯的未亡人，表示衷心的同情和慰问。与此同时，有三个意大利师奉命开到布伦纳山口。希特勒到此地步，知道他的力量有限，就缩回去了。与暴动有牵连的德国驻维也纳公使里特和一些德国官员被奉命召回或解职，暴动就此失败了。还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部署，于是在最近的血洗中幸存的巴本，就被任命为德国驻维也纳的公使，奉命要用更巧妙的方法进行工作。

巴本之被任命为驻维也纳的公使，其明显的目的，就是要策动对奥地利共和国的颠覆活动。他负有双重任务，第一，鼓励在地下活动的奥地利纳粹党，此后每月发给津贴经费二十万马克；第二，推翻或收买奥国政治上的重要人物。在他受命之初，他不怎么掩饰自己，几乎可以说是轻率地对维也纳的美国公使泄漏秘密。美国公使向本国报告说：“巴本以最大胆和最无所谓的态度告诉我，全部东南欧到土耳其边界都是德国的天然腹地，他负有任务把这整个地区置于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的支配之下。他爽快而直截了当地说，控制奥国是第一步。他打算利用他自己作为一个好天主教徒的声誉来取得因尼茨尔红衣主教等奥地利人的好感。德国政府决定要控制东南欧，这是阻止不了的。美国的政策，也同法国和英国的一样，都不是‘切合实际’的。”

在这些悲剧和恐怖之中，年迈的兴登堡元帅有好几个月因年老神志不清而成为德国陆军的傀儡，现在与世长辞了。希特勒成为德国的元首，同时保持德国总理的职务。现在他是德国的主权者。他同德国陆军的交易，已因血腥清党而得以成交和巩固下来。褐衫队员不得不服从。他们重申对元首效忠。褐衫队中所有的敌人和可能的对手已全部清除。此后，褐衫队大势已去，只是在典礼仪式时充当警卫队之类的角色。在另一方面，黑衫队员的人数一天天增加，它因享有特权而又有严格的纪律，便日益强大起来。它已成为在希姆莱率领下的专门保卫元首的禁卫军，与陆军将领和军人特权阶级分庭抗礼。它还成为一种有相当的军事力量并从事日益扩大的秘密警察活动的政治部队。这些权力，只须经过一种安排好的公民投票的正式批准，就可以使希特勒的独裁达到绝对的和完备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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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事变促成法国和意大利的接近；多尔富斯被暗杀所引起的震动，使两国的参谋部有所接触。奥地利的独立受到威胁，促使法意关系的重新调整，这就必然涉及到地中海和北非的均势，也涉及到奥国和意大利在中南欧相互关系的形势。但墨索里尼不仅急于保住意大利在欧洲的地位，抵制德国的潜在威胁，还急于保证它的帝国向非洲扩张。同英法两国密切合作来对付德国，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可是，在地中海和非洲，就不可避免地与英法发生冲突。墨索里尼忖度：

意、法、英对安全的共同需要，是否真的会促使这两个意大利以前的同盟国接受意大利在非洲的扩张计划呢？无论如何，这似乎是意大利政策的一个有希望的办法。

在法国方面，在斯达维斯基丑闻和二月暴动以后，杜梅尔格先生领导下的右翼政府下台，由达拉第先生继任总理，巴尔图先生任外交部长。自从洛迦诺公约签字以来，法国就急于在东欧安全措施上达成正式协议，但因为英国不愿接受莱茵河以外的义务，德国又拒绝同波兰和捷克订立有约束性的协定，小协约国对俄国的意图有戒心，俄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有所怀疑，所有这些加起来，就使这个计划无从实现。

尽管如此，在1934年9月，巴尔图决定采取行动。他原来的计划，是想订立一个包括德国、俄国、波兰、捷克和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东欧公约，由法国保证俄国的欧洲边界，而由俄国保证德国的东部边界。德国和波兰对东欧公约都表示反对，但巴尔图终于使俄国政府在1934年9月18日加入国际联盟。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苏联政府代表李维诺夫对外交事务各个方面都很精通。他善于利用国际联盟，非常成功地用他的道德口气发言，很快就成为一个显著人物。

新德国在别国默许之下壮大起来。法国为了寻求盟国来对付德国，就很自然地把眼光转到俄国身上，希望能够重新建立战前的均势。但在十月里，却发生了一幕悲剧。法国为了推行它的巴尔干政策，邀请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去巴黎作正式访问。国王在马赛登岸，受到巴尔图的欢迎，他们和乔治将军一起乘车，一路上受到拿着两国国旗和鲜花的群众的热烈欢迎。从克洛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社会底层的密室里，一个恶毒的暗杀阴谋又一次跳上欧洲舞台，正像1914年在萨拉热窝的情形一样，一群准备拼死的凶手已经准备好。法国的保卫工作做得很不严密，缺乏充分的准备。突然间，有一个人从欢呼的人群中冲出来，跳上汽车的踏板，用自动手枪对准国王和其他同车的人连续发射。车上所有的人全部中弹。

凶手企图从法国骑兵卫队的后面溜走，但立刻被截住打死。一时秩序大乱。亚历山大国王当场毙命。乔治将军和巴尔图先生满身鲜血，从汽车里走出来。那位将军摇摇晃晃走不动，立刻被送去医院进行急救。而那位部长则混杂在人群之中，二十分钟后才有人去照顾他，但还让他自己上楼梯，到警察局长办公室去接受医疗。医生在伤口下面作止血处理。但他流血过多，而且已七十二岁了，几小时后就死了。这对法国的外交政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个政策，在他的指导下开始有了眉目。他去世后，由赖伐尔继任外交部长。

后来赖伐尔虽有极不光彩的历史和结局，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他的魄力和能力。他具有清楚而尖锐的眼光。他认为法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避免战争。为了这个目的他打算同意大利和德国的独裁者进行交涉。本来他对德意两国的制度并没有什么成见。他不信赖苏俄。他对英国只是有时表示友好，其实并不喜欢，而且认为英国是一个不中用的盟国。那时，在法国，英国并不享有很高的声誉。赖伐尔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同意大利达成一定的谅解，而且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法国政府对德国的威胁始终不能放心，它准备为了争取意大利而作出重大让步。1935年1月，赖伐尔先生访问罗马，签订了一系列旨在消除两国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的协定。两国一致认为，德国重整军备是非法的。他们同意，如果将来奥地利的独立受到威胁，双方即进行磋商。在殖民地问题上，法国答应对突尼斯的意籍居民的地位给予行政上的让步，并把与利比亚和索马里兰两地接壤的一些土地割让给意大利，还把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百分之二十的股份权让给意大利。这些谈判，目的在于为法、意、英三国举行更正式的会谈打下基础，以求成立共同阵线来对付日益增长的德国威胁。

在其后几个月中，由于意大利突然发动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所有这一切全部落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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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两国军队在阿国和意属索马里兰边界的瓦尔·瓦尔水泉发生冲突。后来意大利就以此为借口并当着全世界公然对阿比西尼亚提出要求。从此之后，在欧洲，遏制德国的问题就由于阿比西尼亚的遭遇而被扰乱，变得面目全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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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件事应该提及。凡尔赛和约的条款规定，原来属于德国的一小块领土，蕴藏丰富的煤矿和有着重要的钢铁工厂的萨尔盆地，应在十五年后举行公民投票，让居民自行决定是否愿意重归德国。举行投票的日期定于1935年1月。投票结果本属确实无疑。居民中的多数肯定会投票赞成重新回到德意志祖国；而且萨尔地区名义上虽由国际联盟管辖，实际上却受当地纳粹党组织的控制，从而使投票结果有加倍的保证。巴尔图虽然知道萨尔最终总要重归德国，但他还想坚持为那些也许会投票反对立即归并德国的人提出一些安全保证。他的遇害改变了法国政策的格调。1934年12月3日，赖伐尔在煤矿问题上和德国人进行直接的交易，三天以后，他在国际联盟上公开宣布，法国将不反对萨尔重归德国。

正式的投票于1935年1月13日在国际监督之下举行，英国曾派一个旅的军队参加监督；这一小片被别国领土包围的地方，除了唯一受国际联盟主权统辖的土地——但泽之外，其中百分之九十点三的居民投票赞成重归德国。这虽然是一种正常的和势所必至的结果，但国家社会主义这次在道义上的胜利，使希特勒的威望大大提高，并且似乎给他的权威戴上了德国人民意志的真诚典范这个桂冠。希特勒并没有因为国际联盟的公正或光明正大的作风而变得好商量，更谈不到有所感动。这只是证明他一向认为协约国都是颓废的笨蛋这一看法罢了。他开始集中全力来推行他的主要目标：扩充德国的军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