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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至少一次，高台教众要在西贡西北八十公里处的西宁圣殿举行大会，庆祝某某解放年或者征服年，甚至也可能庆祝佛教、儒教或基督教的某个节日。高台教一直是我向造访越南的人最喜欢介绍的一部分。高台教是由交趾的一名公务员创立，可以说是三大宗教的混合物。圣殿就在西宁。有一位教皇，还有一些女主教，他们通过扶乩进行预言，信奉的圣人是维克多·雨果。基督与佛祖从大教堂的屋顶向下俯瞰，下面是一个东方迪士尼般的幻想世界，彩绘的龙与蛇盘踞其中。刚来越南的人们都很喜欢我的这种描述。但高台教拥有一支两万五千人的私家军队，装备着由旧汽车排气管改造的迫击炮，宣称是法军的盟友，但一到危急时刻便转为中立：这一套枯燥无聊的把戏，你要如何加以解释呢？举行这样的庆祝活动，对农民有安抚作用，教皇会邀请政府成员（如果那时高台教正得势，那他们就会应邀）、外交使团（几个二等秘书带着他们的妻子或女友）以及法军总司令来参加，总司令通常会从总部指派一名两星级的将军代表他出席。
通往西宁的路上，车辆源源不断，军政人士与各国使馆的汽车飞驰其中，在相对比较暴露的路段，有外籍兵团的士兵在稻田里分散掩护。这样的日子里，法国最高司令部往往最为担心，而对高台教徒来说，倒存有几分侥幸心理，因为如果有几位重要客人在他们的地区之外被杀，那他们岂不是毫不费力便展现出了自己的忠诚？
每隔一公里便有一座泥制的哨岗矗立在平坦的稻田里，看上去像一个感叹号。每隔十公里又有一座更大的堡垒，里面驻扎着一个排的外籍兵团，他们来自摩洛哥或者塞内加尔。就像开车进入纽约市区那样，所有的汽车都保持着相同的速度——也像开车进入纽约市区那样，你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焦躁情绪。你注视着前面的那辆车，又从后视镜里注视着后面的那辆车。每个人都想赶紧开到西宁，看完表演，然后尽快赶回来：七点钟开始宵禁。
汽车开过法军所控制的稻田，进入和好军的地盘，再过去则是经常与和好军开战的高台教的稻田：只是哨岗上的旗帜有所变化而已。一些男孩儿赤裸着身子骑在水牛背上，这些牛在稻田里走来走去，生殖器泡在泥水里；金黄的稻谷已经成熟，农民戴着贝壳形的斗笠，对着竹制的弧形小簸箕筛稻谷。迅速驶过的汽车，那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事物。
现在，每个村庄的高台教教堂都会引起陌生人的注意；浅蓝与粉色相间的抹灰，门上还有一只上帝的大眼睛。旗帜逐渐增加，一队队农民沿着大路行走：我们快到圣殿了。远处，那座山如同一顶绿色的圆顶帽子，矗立在西宁城上方——那是泰将军的根据地，这位持不同政见的参谋长最近宣布了他要与法军和越盟双方交战的意图。高台教军并没有打算去对付他，尽管他已经绑架了一位主教，但有传言说，他这么做得到了教皇的默许。
比南方三角洲里的其他地方，西宁的气温好像要更高：也许是因为缺水；也许是因为那些无休止的仪式使人汗流不止；也许是为那些部队流汗，他们端正地站在那里听人家用他们不懂的语言发表冗长的演说；也许是为那位教皇流汗，因为他穿了一身厚重的中式长袍。只有那些穿着白色丝绸长裤的女主教跟那些带着草帽的僧侣闲谈，才能使人在强烈的光照下感受到几分凉意。你绝不会相信还能等到去享受晚上七点钟的闲暇，那是在美琪大饭店屋顶上的鸡尾酒时间，西贡河吹来阵阵清凉的晚风。
游行结束之后，我采访了教皇的助手。我压根儿没想从他身上得到任何东西，果不其然：这样的采访对双方来说都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我向他问起泰将军。
“一个鲁莽的人。”他说道，随后便终止了这个话题。他对我开始讲起事先准备好的那一套说辞，显然已经忘记我在两年前就已经领教过了——他的这套说辞倒是令我想起了我给新来的人播放的留声唱片。高台教是一个宗教的混合体……是所有宗教里最好的……传教士被派去洛杉矶……关于大金字塔的秘密……他穿着一件长长的白色法衣，烟不离手。他给人一种狡猾又腐朽的感觉：“爱”这个字眼经常从他嘴里蹦出来。我确信，他知道我们所有人都是为了嘲笑他的宗教活动才来到这里的，但是我们并不如他狡猾。我们的伪善使自己一无所获——连一个可靠的盟友都没有，然而他们却得到了武器，供给，甚至是现金。
“感谢您，阁下。”我起身准备离去。他送我走到门口，烟灰撒了一路。
“上帝祝福你的工作，”他假惺惺地说道，“请记住上帝是爱真理的。”
“哪一个真理呢？”我问。
“按照高台教的信仰来说，所有真理都是一致的，真理即爱。”
他在手指上戴了一只大戒指，当他伸出手的时候，我真的以为他觉得我会亲吻他的手，不过我可不是外交官。
在没有遮蔽、直射的阳光下，我看见了派尔，他正徒劳地试着发动那辆别克车。不知怎的，过去的两周内，无论是在大陆酒店的酒吧里，还是在卡提拿街唯一的好书店里，我都能频繁地碰见派尔。他从一开始便施加给我的那份友谊，现在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他那双哀伤的眼睛会充满热忱地向我询问凤的近况，而他的嘴唇则更为热切地流露出他对我的喜爱与羡慕——这可真要命！
一名高台教的司令官站在汽车旁边，正飞快地说着什么。我走过去时，他便停了下来，一言不发。我认得他——泰将军上山之前，他曾是泰将军手下的一个助手。
“喂，司令官，”我说，“将军还好吗？“
“哪个将军呢？”他不好意思地笑着反问道。
“当然，按照高台教的信仰来说，”我说，“所有的将军都是一致的。”
“这辆车我打不着火儿了，托马斯。”派尔说道。
“我给你找个机械师来。”司令官说完这句，便走掉了。
“我打扰到你们了吧。”
“噢，没什么，”派尔说，“他想知道这辆别克要多少钱。这里的人们都很友好，只要你正确对待他们。法国人似乎不知道该怎么与他们交往。”
“法国人不信任他们。”
派尔一本正经地说：“一个人当然是可以信任的，只要你选择去相信他。”这听起来像是一句高台教的格言。我开始觉得西宁的道德氛围太浓重了，我简直要喘不过气来。
“喝一杯吧。”派尔说。
“那再好不过。”
“我带了一瓶柠檬汁来。”他俯下身子，忙着在后面的篮子里翻找起来。
“有什么酒吗？”
“没有，实在抱歉。你知道，”他起劲儿地说，“在这种天气里，喝柠檬汁对身体很有益处。它含有——我不清楚是多少种维生素。”他给我递过来一杯，我一饮而尽。
“不管怎么说，可以解个渴。”我说。
“来点儿三明治吗？这些三明治味道好极了。抹了一种新的三明治酱，叫维他健。我妈从美国寄过来的。”
“不，谢谢，我还不怎么饿。”
“它的味道很像俄国沙拉——只是吃起来有点儿干。”
“我还是不吃了。”
“我吃的话，你不介意吧？”
“不，不，当然不会。”
他咬了一大口，然后在嘴里嘎吱嘎吱地咀嚼起来。远处，白色和粉红色的石头上雕刻着佛祖骑马出家图，他的仆人——另一座石像——跟在后面跑着追他。女主教们正走回教堂，大教堂门上的上帝之眼正望着我们。
“这里提供午餐，你知道吗？”我说。
“我不想去冒险。吃肉——在这样的热天里，可得当心了。”
“放心吧，你很安全的。他们都是素食主义者。”
“那样的话应该就没问题了——不过我更喜欢知道自己吃的都是什么。”他又咬了一大口他的“维他健”。“你觉得他们能找到靠谱的机械师吗？”
“他们可是懂得如何将你的排气管改成迫击炮。我相信别克汽车能做成最好的迫击炮。”
司令官回来了，潇洒地向我们行了个军礼，说他已经派人去军营里找机械师了。派尔请他吃一块“维他健”三明治，他婉言谢绝。他展露一副见过世面的样子，说道：“我们这里在食物方面有很多规定。”（他的英语说得很好。）“很愚蠢。一个宗教首府的情形，你们是知道的。我觉得在罗马——或者坎特伯雷，也是一样。”他很麻利地向我微微鞠了个躬，然后便不说话了。他和派尔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们并不希望我在这里，我忍不住要逗逗派尔——这么干，说到底，只能算是弱者的武器，而我就是弱者。我没有青春，态度不严肃，为人不够正直，更没有未来。我说：“也许我得来一块三明治了。”
“噢，当然，”派尔说，“当然。”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转去后面的篮子里找三明治。
“不，不，”我说，“我在开玩笑呢。你们两个想单独聊一会儿。”
“没那回事儿。”派尔说。他是我见过的最不称职的骗子——说谎这门艺术，他显然从未练习过。他向司令官解释道：“托马斯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认识福勒先生。”司令官说。
“我走之前会再来找你，派尔。”说完，我便步行向大教堂走去。那里会凉快一些。
圣人维克多·雨果的雕像穿着法国学院制服，他的三角帽子上围着一圈光环，指向孙逸仙在一块石板上刻写的高尚言论，走过去后，便是教堂正厅。没有可以落座的地方，除了教皇的宝座，宝座四周盘绕着一条灰泥制成的眼镜蛇，大理石地板光洁如水，窗户上都没有玻璃——建造监狱都得留些透气的孔。我想，人造监狱牢笼也跟这个差不多——让那些质疑暴露在外，任凭风雨侵蚀；让那些信条暴露在外，任人解释评说。我的妻子已经找到了她的带孔牢笼，有时我真的很羡慕她。太阳和空气之间，总有一种冲突：我过多地生活在阳光下了。
我走在又长又空的教堂正厅里——这可不是我所喜欢的印度支那。几条有着狮子脑袋的长龙绕上讲坛：屋顶上的基督暴露出他那颗流血的心。佛祖坐着，一如既往，盘着双腿。孔夫子稀疏的胡须垂下来，很像是旱季的瀑布。这完全是在演戏：祭坛上方的大地球就是野心，教皇用作占卜的那个有活动盖子的篮子，不过是在耍花招。如果这座大教堂已经存在了五个世纪，而不是二十年，并且布满着人们的脚印和风吹雨打的痕迹，那么会更有说服力吧？像我妻子那样容易信教的人，能在这里找到她在人间找不到的信仰吗？如果我真的需要信仰，我会在她的诺曼教会里找到吗？但我从来没有想要拥有信仰。记者的工作是挖掘和记录。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还从未发现过不可解释的事情。高台教教皇用铅笔在活动盖子下进行他的预言，人们就相信他了。在任何幻象里，你都可以找到这种扶乩之事。而在我的记忆之中，从没有过幻象，也没有奇迹。
我随意翻开我的记忆，像翻看一本相册里的照片那样：在奥尔平顿，我借着敌军一枚照明弹的亮光，曾看见过一只狐狸从那片贫瘠的黄褐色土地的巢穴里钻出来，在一片禽鸟出没的地区蹑手蹑脚地觇视；一具被刺死的马来人的尸首，被廓尔喀巡逻兵放到一辆货车后面，运去彭亨的锡矿区，站在一旁的中国劳工神经兮兮地笑着；另一位马来同胞将枕头放在死者的脑袋下面；旅馆房间里的壁炉上有只鸽子，正准备展翅飞翔；我妻子望向窗外的脸，那是我回家最后一次跟她告别的时候。我的思绪从她这里起程，又在她这里结束。她肯定在一个多星期前就收到我的信了，我没指望能发来的那封电报，也果然没有发来。但是，他们都说，如果陪审团迟迟没有回到法庭上的话，那么犯人就还有希望。再过一个星期，如果还是没有来信，那么我还有希望吗？我能听见的周围所有军人与外交官的汽车都在加速运转：这一年的盛会结束了。大批军队撤至西贡的行动开始了，同时开始的还有宵禁。我出门去寻找派尔。
他跟那位司令官站在一片阴凉处，没人在修理他的车子。不管他们在谈什么，谈话似乎已经进入尾声，他们默默地站在那里，因彼此对待对方都过于礼貌，所以又显现出几分拘束的模样。我来到他们面前。
“机械师还没来。”
“马上就来了，”司令官说，“他在游行队伍里。”
“你也可以在这里过夜，”我说，“这里还有一场特殊的弥撒——如果参加一下的话，那对你来说可是相当特别的体验。它会一直持续三个小时。”
“我该回去了。”
“除非你现在就出发，不然你是赶不回去的。”我不情愿地补充道，“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搭我的车，司令官明天可以派人将你的车送回西贡。”
“在高台教的地盘里，你们无须担心宵禁，”司令官沾沾自喜地说道，“但出了这片区域……当然，我明天肯定是能把车送回去的。”
“排气管完好无损。”我说。他的笑容明亮、干净而爽直，堪称一个标准的军事化笑容。
2
我们出发的时候，已经有一长列汽车排在我们前面。我踩油门加速，想超过前面的车子，但我们已经通过高台教区域，转而驶入和好教区域之后，连前面车子的烟尘都看不见了。在这个晚上，我们身处的世界平坦而空荡。
这并不是那种会让人联想起伏击的乡野之地，但在公路两旁几码之外，人们可以藏在稻田里，颈部以下全部没入水中。
派尔清了清嗓子，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他又要亲密地攀谈起来。“我希望凤一切都好。”他说。
“我可从未听说她生过病。”在车里，我们望着一座哨岗沉下去，另一座又缓缓升起来，就像天平上的砝码。
“我昨天看见她姐姐出来买东西。”
“我想她又邀请你去坐坐了吧。”
“老实说，的确如此。”
“她不会轻易放弃希望的。”
“希望？”
“希望你能娶她的妹妹。”
“她跟我说你要走了。”
“这些谣言倒是传得很快。”
派尔说：“你会对我坦诚的，托马斯，是不是？”
“坦诚？”
“我已经申请调动了，”他说，“我不希望我们都离开了，而只留她自己在这里。”
“我认为你会等到任期结束再走。”
他毫不自我怜悯地说道：“我发现这种日子我根本不能承受。”
“你什么时候走？”
“还不知道。他们认为在六个月之内，这个事情会被处理妥当。”
“这样的日子，你能承受六个月吗？”
“不得不。”
“你以什么理由申请离开的？”
“我把这件事的大致情况告诉给了经济专员——你见过的——就是那个乔。”
“我想他会觉得我是个浑蛋，不让你和我的女孩儿一起走。”
“噢，不，他是站在你这边的。”
车子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在我注意到这点之前，大概已经响了有一会儿了，因为我一直在回味派尔那个天真的问题：“你会坦诚吗？”这样的问题源自一个非常单纯的心灵世界，在那里你谈论民主和没有u字母的honor[31]，就像旧墓碑上拼写的那样，而且谈到这类词的时候，你的意思就跟你父亲所指的毫无差别。我说：“我们用完了。”
“汽油？”
“应该是足够的。起程之前我把油箱加满了。西宁的那些浑蛋用吸管把汽油吸光了。我早该发现的。这很像是他们的做法，留一些汽油，好让我们驶出他们的地盘。”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还能坚持开到下一个哨岗。希望他们那里会有汽油。”
但是我们的运气并不好。在距离哨岗还有三十码的地方，车子抛锚了。我们步行走到哨岗脚下，我用法语向哨兵喊话，说我们是朋友，我们想要上去。我可不想被越南哨兵一枪打死。哨岗里没有回应：没人出来侦察这里的情况。我对派尔说：“你有枪吗？”
“我从不带枪。”
“我也是。”
最后一抹夕阳洒在这平坦世界的边缘，如同稻谷一般，青色与金黄色覆盖在大地上：与青灰暗淡的天空相衬，哨岗看起来像油墨印出来的一样，漆黑无比。宵禁时间应该马上就要到了。我再次喊话，依旧无人回应。
“你知道从上一个碉堡算起，我们经过了多少个哨岗吗？”
“我没注意。”
“我也没。”距离下一个碉堡，大概至少还有六公里——步行需要一个小时。我第三次喊话，仍然没有回应，仿佛那片寂静就是对我的最终答复。
我说：“这里看起来好像没人，我最好爬上去看看。”黄旗子上的红色条纹已经褪成橘色，这表明我们已经出了和好教的地盘，来到越南军管辖的区域。
派尔说：“你觉得如果我们等在这里的话，会有汽车经过吗？”
“也许吧，但是他们可能来得更早。”
“我要不要回去把车灯打开，作为信号。”
“我的天哪，千万不要。就这样。”天色黑下来，我们走得跌跌撞撞，正急着去找一架梯子。一些东西在脚底下碎裂开来；我能想象，这个声音穿过了那些稻田，在被谁偷听呢？派尔的轮廓已经看不清了，成为路边模糊的一团。黑暗，一旦当它落下来，就如同一块石头落下来一般。我说：“待在那儿别动，等我喊你。”我在想哨兵是否已经把梯子撤走，但它留在那里——尽管敌人可能会顺着梯子爬上来，但那也是他们唯一的逃生路径。我开始向上爬。
我经常读到人们在经历恐惧时的内心想法：想到上帝，家庭，或者一个女人。我佩服他们的控制力。我这时什么都没想到，甚至连头顶上的活板门也没想到，那几秒钟里，我停止了我的存在：我完全被吓坏了。在梯子的顶端，我的头撞了一下，因为恐惧，我没有数出来那些台阶，听不见，也看不到。接着，我的脑袋从哨岗的泥地里冒出来，没人开枪打我，恐惧便悄悄溜走了。
3
一盏小油灯在地面上燃烧着，两个人蹲在墙边望着我。其中一个手里拿着司登轻机枪，另一个手持着步枪，但他们看上去吓坏了，跟我一样。他们看上去像学生，不过越南人的年龄会像太阳那样忽然就落山了——他们一会儿是小伙子，一会儿又成了老人。我很高兴我的肤色和眼睛的形状就像是一本护照——即便是处于恐惧之中，他们现在也不会开枪的。
我从地上走出来，向他们作保证，告诉他们我的车在外面，汽油用完了。如果他们这里剩有一点儿汽油的话，可以卖给我。我瞪大眼睛看看四周，好像不太可能有汽油。这个圆形的屋子里空空如也，只有一箱轻机枪用的子弹，一张木制小床，以及两个挂在钉子上的背包。两个盘子里还摆着一些剩饭、几只木筷，这表明他们并没有什么胃口。
“汽油够我们开到下一个碉堡的就行，有吗？”我问。
倚在墙边那两人中的一个——手持步枪的——摇了摇头。
“如果你们没有汽油的话，那么我们就只好在这里过夜了。”
“这是禁止的。”
“谁说的？”
“你是平民。”
“没人能让我坐在外面的路边上，等着别人来割断喉咙。”
“你是法国人吗？”
二人之中只有一个人开口说话。另一个坐在那里，头转向一边，盯着墙上的缝隙。他看见的只是一张明信片大小的天空：他似乎在聆听什么，我也开始聆听。寂静变得充满了声音，那些你叫不出字的杂音——噼啪、嘎吱、沙沙……像咳嗽或者耳语的声音。然后我听见派尔的声音——他一定是走到梯子脚下了。“你还好吧，托马斯？”
“上来吧。”我回他道。他开始爬梯子，那个一直没有作声的哨兵端起了他的轻机枪——我们不认为他听清了我们的对话：这是一个危险的、惊吓过度的动作，我发现他已经被恐惧给吓瘫了。我如军长一般对他厉声喝道：“把枪放下！”然后我又加上一句法语脏话，我想他会明白的。他无意识地服从了我的指令，派尔爬了上来。我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哨岗里平安地待到明天早上。”
“太好了。”派尔说。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儿困惑。他继续说道：“这两个蠢货里，不应该有一个去站岗吗？”
“他们不愿意被一枪打死。我希望你带着比柠檬汁劲儿大一些的饮料。”
“下次吧，我一定会带的。”派尔说。
“一个漫长的夜晚在前面等着我们呢。”现在，派尔跟我在一起，我就听不见那些杂音了。就连那两个哨兵似乎也放松了一点儿。
“如果越盟的人来攻击他们，会是什么情形呢？”派尔问。
“他们会打一枪，然后跑掉。你每天早上都能在《远东日报》上读到这种新闻，‘西贡西南方向的某个哨岗，昨晚被越盟暂时控制。’”
“这前景可不乐观。”
“在我们与西贡之间，有四十座这样的哨岗。不一定会轮到我们倒霉的。”
“我们可以吃这些三明治，”派尔说，“我真的认为，他们中的一个人，应该去放哨。”
“他是怕子弹打进来。”现在，我们两个人也坐在地上，那两个越南哨兵更放松了些。我对他们感到十分同情：这并不是件容易的工作，让这两个没受过训练的士兵一夜又一夜地守在岗楼里，永远不确定越盟何时会穿过稻田，爬上公路。我对派尔说：“你认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在为民主而战吗？我们应该让约克·哈丁来向他们解释。”
“你总是嘲笑约克。”派尔说。
“我嘲笑的是，花那么多时间去写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精神概念的人。”
“对他而言，那些东西是存在的。你难道没有什么精神概念吗？比如说，上帝。”
“我没有理由相信上帝。你呢？“
“我信。我是唯一神论者。”
“人们所信奉的神灵何止几亿？嗯，就连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当他惊慌、高兴或者饥饿的时候，所信奉的上帝也不尽相同。”
“也许吧，如果有上帝的话，他理应无比浩大，并且在每个人眼里都不相同。”
“就像曼谷的那尊大佛，”我说，“一次并不能看见他的全貌。尽管他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猜你不过是在故作强硬，”派尔说，“你一定也是有信仰的，多多少少。没人能毫无信仰地去生活。”
“噢，我不是贝克莱主义者。我相信我后背靠着的这堵墙。我相信那边的轻机枪。”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相信我报道的事情，这点你们美国大部分记者都做不到。”
“来一支烟吗？”
“我不吸烟——鸦片除外。给哨兵来一支吧。我们最好跟他们交个朋友。”派尔起身去为他们点着香烟，然后又转了回来。我说：“希望香烟也有象征意义，跟盐一样。”
“你不信任他们吗？”
“没有一个法国军官，”我说，“愿意单独跟这两个被吓坏了的哨兵在这些哨岗里过夜。嗯，我还听到过有一个排的士兵把他们的长官交给敌方。有时，越盟的扩音器比火箭筒更管用。我不怪他们。他们也不相信任何东西。你和你这类的人想发动一场战争，要别人帮忙，但那些人根本不感兴趣。”
“他们不想要共产主义。”
“他们想要足够的大米，”我说，“他们不想被一枪打死。他们希望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他们不想要我们这些白皮肤的人围在这里，告诉他们什么是他们所需要的。”
“如果印度支那沦陷了……”
“这套言论我早知道了。暹罗会沦陷。马来西亚会沦陷。印度尼西亚也会沦陷。沦陷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相信你的上帝，相信还有来生的话，我就以来生的竖琴跟你的金冠打赌，五百年后也许不会再有纽约和伦敦，但他们还会在这片稻田里种水稻，他们还会戴着他们的尖帽子，用长杆挑着他们的农产品去市场上出售。孩子们仍会坐在水牛背上。我喜欢水牛，它们不喜欢我们的味道，欧洲的味道。记住——从水牛的观点来看，你也还是一个欧洲人。”
“他们将被迫相信别人告诉他们的话，别人不会允许他们去反思。”
“思想是一种奢侈。你认为农民夜晚回到他们的土屋里，会坐下来去想上帝和民主吗？”
“你说的好像整个国家都是农民。那受过教育的人呢？他们会快乐吗？”
“噢，不会，”我说，“我们用我们的理念将他们抚养成人。我们教给他们一些危险的游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被困在这里，并祈祷我们的喉咙别被割断。其实被割断也是活该。真希望你的朋友约克也在这里。不知道他会觉得是什么滋味。”
“约克·哈丁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嗯，在朝鲜……”
“他不是来服役的军人，对吧？他有一张往返机票。有了往返机票，勇气就变成了一种智力训练，像一个修道士的自我鞭笞。我能受得了多少苦？那些可怜的家伙可没法儿搭飞机回老家。嗨，”我对那两个哨兵说，“你们叫什么名字？”我想，熟悉了之后也许可以让他们加入我们的闲谈。他们没有回答，只是在那两截烟头后面盯着我们。“他们以为我们是法国人。”我说。
“这就是问题所在，”派尔说，“你不应该反对约克，你应该反对法国人。他们的殖民主义。”
“什么主义不主义。用事实说话。一个橡胶种植园主打他的工人——好吧，我反对他。这可不是殖民地的部长让他去做的。在法国的话，我想他会打老婆的。我见过一位牧师，穷得连裤子都没的换，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在一个霍乱流行的地区，挨家挨户去访问，只吃米饭和咸鱼，做弥撒时用的是一个旧杯子——一个木头盘子。我不相信上帝，但我支持这个牧师。你为什么不管这个叫殖民主义？”
“这是殖民主义。约克说，好的管理者往往反而很难改变坏的制度。”
“无论如何，法国人每天都在送命——这可不是一个精神概念。他们不像你们这些政客，用半真半假的话来领导人民——也不像我们那些政客。我去过印度，派尔，我知道自由主义者所造成的伤害。我们现在不只有一个自由党而已——自由主义已经感染到其他党派。我们不是自由的保守派，就是自由的社会主义者：我们都有一颗好良心。我宁愿当一个开拓者，为他所开拓的东西而战斗，虽死不辞。看看缅甸的历史吧。我们去入侵这个国家，当地各民族都支持我们，我们赢了，但就像你们美国人一样，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还不是殖民主义者。噢，不，我们与国王握手言和，并把他的省份归还给他，而让我们的盟友遭到迫害，被锯成两半。他们是无辜的。他们以为我们会留下来。但我们是自由主义者，我们不想有一颗坏掉的良心。”
“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我们在这里也要做同样的事情。先鼓励他们，然后只给他们留下一点点设备和一个玩具工业。”
“玩具工业？”
“你的塑料。”
“噢，好吧，我知道了。”
“我不知道我现在谈政治为了什么。政治并不吸引我，我只是个记者。我没有任何立场。”
“真的没有吗？”派尔说。
“为了争论一番——来消磨这个血腥的晚上，仅此而已。我不会站队。我只会坚持报道，不管谁赢。”
“如果是他们赢了，你就要报道谎言了。”
“通常情况下，总是有弯路可走的。而且在我们的报纸上，我也没有注意到实情有多么受重视。”
我想，我们坐在那里谈话这件事情，给这两个哨兵壮了不少胆子：也许他们认为我们的白色嗓音——嗓音也有颜色的，黄色嗓音像唱歌，黑色嗓音像漱口，而我们白色的只是说话——会给人留下人数众多的印象，从而使得越盟的人离我们远点儿。他们两人拿起盘子，又开始吃饭，用筷子扒着往嘴里送，眼睛却沿着盘子的边缘望向派尔和我。
“那么你认为我们失败了吗？”
“这不是重点，”我说，“我并不很希望你们取得胜利。我只想让那两个可怜的家伙快乐一些——仅此而已。我希望他们在夜晚时，不用坐在黑暗里担惊受怕。”
“为了自由，必须开战。”
“我可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美国人在这里战斗。至于自由，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去问问他们吧。”我用法语隔着地面向那两个哨兵发问，“自由——你们知道什么是自由吗？”他们正低头吃饭，听见我的话后，瞪着眼睛望过来，什么也没说。
派尔说：“你想让每个人都是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吗？你这是在为争论而争论。你是个知识分子。你所强调的个人的重要性，跟我或者约克说的，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们现在才发现这点呢？”我说，“四十年前可没人这么讲。”
“那时个人的重要性还没有受到威胁。”
“我们的也许没有受到威胁。噢，没有，但那时又有谁在关心稻田里的那些人呢？现在又有谁关心呢？如今唯一能把他们当作人来对待的，就是越盟的政治委员。他会坐在他的棚屋里，问他的名字，倾听他的抱怨；他会每天花掉一个小时去教导他——无论教的是什么，他在那里是被当成人来对待的，一个有价值的人。别再像鹦鹉学舌那样重复地去说关于东方的那套理论，什么对于个人灵魂的威胁。在这里，你会发现自己站在错误的一边——代表个人的是他们，而我们只代表23987号士兵，全球战略计划中的一分子。”
“你所说的这些话，有一半不能代表你的真实想法吧。”派尔不安地说。
“可能有四分之三。我在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你知道，幸好我没有卷入，否则有些事情我可能会去做——因为在东方这里——好吧，我并不喜欢艾克[32]。我喜欢——嗯，这两个人。这是他们的国家。现在几点了？我的表停了。”
“八点半刚过。”
“还有十个小时，我们就可以走了。”
“晚上会变得很冷，”派尔一边说着，一边打着冷战，“我从来没想到过会是这样。”
“四周都是水。我的车里有一条毯子。取回来应该就可以应付了。”
“下去取来？安全吗？”
“现在还早，越盟应该不会出现的。”
“我去吧。”
“我比你更习惯在黑暗里活动。”
我刚一起身，那两个哨兵便停下来，不再吃饭。我告诉他们，“我马上就回来。”我的双腿从活板门伸下去，找到梯子，然后一步一步往下走。说来也怪，这样的谈论竟然可以使人安心，特别是这样抽象的话题：它似乎使得周围这些怪异的环境也正常化了。我不再害怕，就好像我刚从一间屋子里离开，还要回来拾起观点继续争论一样——这座哨岗便是卡提拿街，是美琪大饭店的酒吧间，甚至是伦敦戈登广场附近的一间屋子。
我在哨岗下面站了一会儿，好让我的眼睛适应环境。这里有星星的光亮，但是不见月光。月光让我联想到太平间以及在大理石板上用冷水冲洗一只没安灯罩的灯泡，但星光仿佛是活的，永不静止，就像有人在这片广阔的空间试图传达出美好的愿景，甚至连星星的名字也都十分友好。金星是我们爱着的一个女人，大熊星座是我们童年的一个玩伴，以及——我猜南十字星，对于我妻子那种有信仰的人来说，可能是一首心爱的赞美诗，或者一篇床边的祈祷文。我也像派尔那样打了一个冷战。其实那个晚上的温度并不低，只不过路两旁的浅水田给那种温暖增加几分凉意。我朝着车子那边走去，有那么一刻，当我站在路边时，我甚至以为车子已经不在那里了。我的信心被动摇了，即便后来我才想起，车子是在三十码之外抛锚的。我忍不住弯着肩膀朝前走去——我觉得这样的行走方式，在黑夜里更为隐蔽。
我必须揭开汽车的后备厢才能取毯子，在静谧之中，揭盖时发出的咔嗒和吱呀声让我惊吓不已。那个晚上一定到处都有人，我不希望自己发出的噪声成为唯一的声音。我把毯子搭在肩头，比从前更小心地关上后备箱。然后，刚一扣好，西贡那边的天空忽然一闪，隆隆的爆炸声便从公路那边轰鸣着传了过来。爆炸声还没过去，又传来两排轻机枪的扫射声。我想：“有人要遭殃了。”远处传来人的叫声，痛苦、恐惧的声音，也可能是胜利的喊叫声。不知什么原因，我总觉得他们会沿着我们刚走过的那条公路发动一次袭击。那一瞬间，我觉得很不公平，越盟竟然跑到我们前面去，在我们与西贡之间。那仿佛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正朝着危险驶去，而不是远离它，就像我现在这样朝着危险的方向，向哨岗走过去。我之所以用走的，是因为觉得走比跑发出的声音更小些，虽然我的身体确实很想跑。
到了梯子下面，我抬头向派尔喊道：“是我——福勒。”（即便在那时，我也还是不想对他用我的教名。）哨岗上的景象已经变了：装饭的盘子回到地上；一个哨兵将步枪倚在臀部，坐在墙边注视着派尔；派尔跪在对面墙边不远的地方，眼睛盯着那支轻机枪，那支枪放在他和另一个哨兵之间。他好像已经开始向那支枪爬去，但停了下来。另一个哨兵的胳膊伸向那支枪——没有打斗或者威胁的痕迹，这就像是孩子平时会玩的那种游戏，你不能被人发现你移动过，否则就要回到原地，重新开始。
“发生了什么事？”我说。
两个哨兵看着我，派尔一下子扑过去，将轻机枪拽到他这边来。
“在做游戏吗？”我问道。
“他们有枪，我可不放心，”派尔说，“如果他们打过来的话。”
“用过轻机枪吗？”
“没有。”
“那很好。我也没用过。很高兴这里面有子弹——我们可不知道怎么装子弹进去。”
两个哨兵平静地接受了损失一支枪的事实。一个哨兵将步枪放低，横放在大腿上。另一个靠在墙上，闭上眼睛，就像一个孩子，相信只要自己躲在黑暗中，别人便也看不见他。也许他内心很高兴，现在终于不用负更多的责任了。远处轻机枪的枪声又响起来——一连串三阵枪声，然后又是一片寂静。第二个哨兵把眼睛闭得更紧了。
“他们不知道我们不会用它。”派尔说。
“按理说，他们是我们这边的。”
“我还以为你并不站在任何一边呢。”
“一针见血。”我说，“希望越盟的人知道这一点。”
“外面怎么了？”
我又引用了一次明天《远东日报》的大字标题：“西贡郊外五十公里处一座哨岗遭到袭击，并被越盟游击队暂时夺取。”
“你觉得在稻田里会更安全吗？”
“只会更潮湿而已。”
“你似乎并不担心。”派尔说。
“我都被吓麻木了——但目前的情况还算不赖。他们通常不会在一个晚上攻击三个以上的哨岗。我们的运气算是比较好的。”
“那是什么？”
一辆重型汽车驶上路面的声音，正朝着西贡而去。我走到枪眼向下望，正好看见下面一辆坦克经过。
“是巡逻队。”我说。炮塔上的枪口一会儿转向这边，一会儿转向另一边。我想对他们大声喊叫，但那又有什么用呢？他们的坦克里可没有能安置两个无用的平民的空间。坦克驶过时，哨岗的土地面震动了一下，然后他们离去了。我看看表——八点五十一分，接下来就是等待，待到火光一闪，连忙再去看看表。就像凭借雷声与闪电的间隙来判断距离。过了将近四分钟，炮声才传过来。有一次我还觉察出反坦克火箭筒还击的声音，然后一切又平静下去。
“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派尔说，“我可以给他们发出个信号，让我们搭车回到营地里去。”
一声爆炸使得哨岗的地面又震动起来。“如果他们回得来的话，”我说，“这声音听起来像是地雷。”等我再去看表时，已经过了九点十五分，那辆坦克还没回来。也听不见更多开火射击的声音了。
我挨着派尔坐下，伸出两条腿。“我们最好睡一会儿，”我说，“反正也没别的事情可做。”
“我对那两个哨兵不大放心。”派尔说道。
“只要越盟的人不出现，他们不会轻举妄动的。为了安全起见，把轻机枪放在你的腿下面。”我闭上眼睛，试着想象自己身在别处——在希特勒还没上台的时候，坐在德国火车的一节四等车厢里，那时我还很年轻，坐整夜的火车也不会忧虑烦闷，那些梦幻般的经历充满了希望，而非恐惧。这个时间，也正是凤替我准备烧一袋夜烟的时候。我在想，是否有封信在等着我——最好没有，因为我知道信的内容是什么，只要没收到信，我还可以拥有种种不可能的白日梦。
“你睡着了吗？”派尔问。
“没有。”
“你不觉得我们应该把梯子拉上来吗？”
“我才明白他们为何不这么做。因为梯子是这里唯一的出路。”
“我希望那辆坦克会回来。”
“它不会的。”
我尽力间隔很久才看一次表，但那些间隔的时间从来没有感觉到的那么长。九点四十分，十点零五分，十点十二分，十点三十二分，十点四十一分。
“你还醒着吗？”我问派尔。
“是。”
“在想什么呢？”
他犹豫了一下。“凤。”他说。
“真的？”
“我只是想着，不知道现在她在做什么呢。”
“这我可以告诉你。她大概已经想到，我要在西宁过夜了——不是第一次。她正躺在床上，点上蚊香，以驱赶蚊虫，也许正在读一本过期的《巴黎竞赛画刊》。像法国人一样，她对皇室家庭生活很热衷。”
他若有所思地说：“知道得如此确切，一定很幸福。”我可以想象出黑暗中他那双温柔的像狗一样的眼睛。他们应该叫他菲多[33]，而不是奥尔登。
“我可不太知道——不过有一点大概是真的。在你毫无办法的时候，嫉妒也是一点儿好处都没有的。‘肚子上，没法儿作怪。[34]’”
“有时我很不喜欢你的说话方式，托马斯。你知道她对我来说像是什么吗？她很纯洁，就像一朵鲜花。”
“可怜的花儿，”我说，“周围有很多杂草。”
“你在哪里遇见她的？”
“她以前在大世界跳舞。”
“跳舞。”他惊呼起来，仿佛这个念头令他痛苦不堪。
“这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业，”我说，“别担心。”
“你的人生经历太丰富了，托马斯。”
“我年龄也比你大很多。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
“我从来没拥有过一个女孩儿，”他说，“没有适当接触过。没有你说的那种真实经验。”
“你们美国人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吹口哨上面了。”
“这些话我没跟其他任何人说过。”
“你还年轻。这没什么可羞愧的。”
“你拥有过很多女人吗，福勒？”
“我不知道你说的‘很多’到底是什么意思。对我而言，意义重要的女人不超过四个——或者说，我对她们有过重要意义。其他的四十多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跟她们在一起。无论是从健康，还是个人的社会义务角度来说，那都是错误的。”
“你认为那是错的吗？”
“希望我可以再度拥有那些夜晚。我仍身陷爱情之中，派尔，但我已经是个废物了。噢，以前有些自满，当然了。要过很长时间，我们才知道被人需要并不值得自满。尽管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们为什么应该感到自满，当我们环顾四周，看到别人也是会被人需要的。”
“你不觉得我有什么问题吗，托马斯？”
“没有，派尔。”
“这并不意味着我不需要它，托马斯，像其他人一样。我并不是——古怪的。”
“我们之中没有一个像嘴上说的那样需要它。这里面有不少自我催眠的成分。现在我知道了，我谁也不需要——除了凤。但是这是件需要时间才能认识到的事情。如果凤不在那里，我也能安稳地过上一年，并且没有任何一个晚上会感到不安。”
“但她在那里。”他用一种我几乎听不到的音量说道。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总是很随便，但到后来则会像他的祖父那样，忠于一个女人。”
“我想那样的年轻时光，未免都很天真……”
“也不见得。”
“《金赛性学报告》里可没这么说。”
“这就是我说它并不天真的理由。”
“你知道，托马斯，跟你在这里像这样谈话，真是不错。不知怎么，似乎也不觉得那么危险了。”
“在闪电战里，我们总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说，“尤其是轰炸的间歇期。但那些轰炸机总会回来的。”
“如果有人问你最深刻的性经验是什么，你会怎么说？”
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清早，躺在床上，看着一个穿着红色睡衣的女人梳头发。”
“那个穿着红色睡衣的女人是凤吗？”
我真希望他没有问出过这个问题。
“不是，”我说，“那个女人要更早些。在我刚离开我妻子的时候。”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我也离开了她。”
“为什么？”
说真的，为什么呢？“我们是傻瓜，”我说，“当我们恋爱时，我很害怕失去她。我觉得她一直在变——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变了，但我对这种不确定的感觉却再也无法忍受了。我朝着终点跑去，就像一个懦夫向敌人跑过去并赢得一枚奖章那样。我想立即死去。”
“死？”
“也算死亡的一种吧。然后我就来到了东方。”
“就碰见了凤？”
“是的。”
“你如今不觉得凤也是一样吗？”
“不一样的。你看，另外那个女人爱我。我当时很害怕失去这种爱。而现在，我只害怕失去凤。”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自己都觉得奇怪。派尔并不需要我的怂恿。
“但是她爱你，是吗？”
“不是那样。那不是她们的本性。你会慢慢发觉的。管她们叫孩子是陈词滥调——但有一件事却是很孩子气的。她们之所以爱你，是为了报答你给她们的体贴、安全感和礼物——她们恨你，则是因为你的殴打，或是受到不公的待遇。她们不知道爱是怎么一回事儿——只是走进一间屋子，然后爱上一位陌生人。对一位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派尔，这是非常安全的——她不会离家出走，只要这个家是幸福快乐的。”
我并不是有意要伤害他。直到当他压抑着怒火说道：“她可能更喜欢更大的安全感或更多的体贴。”我才意识到我已经惹恼了他。
“也许吧。”
“你不怕她离开吗？”
“不像对于前一个女人的离开那么害怕。”
“你到底爱不爱凤呢？”
“噢，怎么说呢，派尔，当然。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我只爱过一次。”
“那四十多个女人又都算什么呢？”他咬住我的话不放。
“我确定这个数字是《金赛性学报告》的平均指标以下的。你知道，派尔，女人是不要什么贞操的。我也不确定我们男人需要这个，除非我们是出于病态。”
“我不是在说我是处男。”他说。我和派尔的全部谈话似乎都朝着古怪的方向发展。是因为他为人真挚，所以谈话才脱离了正常轨道？他说话从不转弯抹角。
“你可以拥有一百个女人，然后你仍然是个处男，派尔。大部分因强奸罪而被处以绞刑的美国大兵都是处男。我们欧洲没有那么多。我很高兴。他们可造成了不少伤害。”
“我真是不明白你说的话，托马斯。”
“这没什么好解释的。反正我已经厌倦了这个话题。在我这个年纪，性已经不是最关键的问题，衰老和死亡才是。我每天醒来时，想到的就是衰老和死亡，而不是女人的肉体。我只是不想在人生最后的十年里孤独地活着，仅此而已。我不知道一天到晚应该想些什么。我宁愿有个女人跟我待在同一间屋子里——即使是我不爱的。但如果凤离开了我，我还有精力去找下一个吗？……”
“如果这就是她之于你的全部意义……”
“全部意义，派尔？你也会等到内心恐惧的那一天，在生命里的最后十年，孤独地活着，没有伴侣，只有一家疗养院在尽头等着你。到那时候，你就会到处乱跑。甚至离开那个穿着红色睡衣的女人，去寻找另一个，随便一个，可以陪你直至离世的女人。”
“那么，你为什么不回去找你的妻子呢？”
“跟一个你伤害过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长串轻机枪的枪声传来——开火的地点不会超过一英里远。也许是一位紧张的哨兵对着影子开火，也许是又一场袭击拉开了序幕。我倒希望是另一场袭击——这会增加我们逃走的概率。
“你害怕吗，托马斯？”
“我当然害怕。出自本能地害怕。但以我的理性而言，我知道这样死去会更好些。这就是我来东方的原因。在这里，死亡时刻伴随着你。”我看看表，已经十一点了。这个晚上还剩下八个小时，我们就可以轻松了。我说：“我们几乎无所不谈，除了上帝。我们把他留到后半夜再说吧。”
“你不信上帝，是吗？”
“不信。”
“如果没有他，对我而言，一切事情都没有意义了。”
“有了他，一切对我才没意义。”
“我曾读过本书……”
我一直不知道派尔都在读什么书。（大概读的不是约克·哈丁或莎士比亚或《婚姻的生理学》——也许是《生命的凯旋》。）这时，一个声音传进了我们这座哨岗，似乎来自活板门旁边那些阴影——一阵从空洞的扩音器传出来的声音，说的是越南话。“我们这下可难办了。”我说。两个哨兵也在听，他们的脸转向枪眼，嘴巴大张。
“那是什么？”派尔问。
走在哨岗墙上的枪眼之间，就像走在嘈杂的声音里。我迅速望向外面：什么都看不见——甚至连公路都辨别不出来，当我转回头时，那支步枪已经在瞄准了，我不确定它瞄的是我还是那个枪眼。但当我绕着墙边移动时，那支步枪也跟着移动，虽然有些犹豫，但仍将我置于射程之内，外面那个声音又说了一遍同样的话。我坐下，那支步枪也放了下来。
“外面那人在说什么？”派尔问。
“我不知道。我想他们是发现了车子，然后告诉这些家伙把我们交出去，要么就直接干掉。在他们下定决心之前，你最好把那挺轻机枪端起来。”
“他会开枪的。”
“现在还不确定。等他拿定了主意，就一定会开枪。”
派尔将腿移动了一下，顺势端起了枪。
“我会沿着墙走，”我说，“等他眼睛一眨，你就瞄准他。”
我刚站起身，那个声音就停止了，突如其来的寂静使我惊得跳了起来。派尔厉声喝道，“放下你的枪。”我怀疑那挺轻机枪是否上了膛——我之前嫌麻烦，没有仔细检查——那个哨兵已经将步枪扔在地上。
我走过去，将步枪捡起来。这时，外面那个声音又开始说话——仿佛还是那些话，我觉得一个音节都没变。也许他们是在放唱片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出最后通牒。
“接下来会怎样？”派尔问道。像一位在实验室里观察教学示范的学生，这一切仿佛都跟他无关。
“也许会遭受一阵火箭筒的袭击，也许会有一个越盟军人冲过来。”
派尔检查了一下他的轻机枪。“这似乎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他说，“我要不要打几枪？”
“不，让他们继续犹豫去吧。他们更想一枪不放就拿下这座哨岗，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最好尽快离开。”
“他们可能正在下面等着呢。”
“没错。”
那两个人注视着我们——我说是两个“人”，但我怀疑他们加起来还不到四十岁。“那这两个呢？”派尔问，紧接着又直截了当地加上一句，“我应该开枪把他们干掉吗？”也许他只是想试试轻机枪。
“他们什么也没做。”
“他们会把我们交出去的。”
“为什么不呢？”我说，“这里本来就没我们什么事儿。这是他们的国家。”
我把步枪里的子弹取出，将枪放在地上。“你不会就把枪扔在这里吧。”派尔说。
“我太老了，带着枪跑不动。而且这也不是我的战争。走吧。”
这的确不是我的战争，但我希望黑暗里的那些人也知晓这一点。我将油灯吹灭，从楼门口将腿伸下去，找到梯子。我能听到那两个哨兵在悄声交谈，像低沉的歌手那样，他们的语言听起来就像一首歌。“一直向前走，”我告诉派尔，“走到稻田。小心田里的水——我拿不准水有多深。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感谢你的陪伴。”
“一直乐意。”派尔说。
我听见那两个哨兵在我们身后移动：我不知道他们手里是不是还有刀。扩音器里的声音蛮横起来，好像是在给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下面的黑暗里有什么东西在轻轻移动，也可能是只老鼠吧。我有些犹豫。“上帝啊，现在我要是有杯酒就好了。”我低声说道。
“我们走吧。”
有东西在从梯子下面往上爬——我虽然什么也没听到，但能感受到梯子在我脚下摇晃。
“你怎么不动了？”派尔说。
那种鬼鬼祟祟的、无声的移动，我不知道我为何会认为那是什么其他东西，毕竟只有人才会爬梯子，然后我又无法确定那是像我一样的人类——那像是一个正往上爬并准备大开杀戒的动物，一声不响，目的明确，有着另一种生物的冷酷凶残。梯子摇来荡去，我想象着我看见了它的眼睛正向上望。忽然间，我再也承受不住，直接跳了下去，下面什么都没有，我的脚踝崴在松软的土地上，那感觉仿佛是被谁用手扭了一下。我听见派尔从梯子上下来了，我这才意识到我只是一个被吓坏了的傻瓜，甚至连自己在不住地发抖也不知道，还一直以为自己很坚强，不会乱想，具备一个真正的观察者和记者所应该拥有的素质。我站起身来，一阵疼痛袭来，我差点儿又跌倒在地。我拖着另一条腿向稻田奔去，听见派尔跟在我的后面。就在这时，火箭筒射向哨岗，我又扑倒在地上。
4
“你受伤了吗？”派尔说。
“有什么东西击中了我的腿。还不严重。”
“我们继续往前走吧。”派尔催促我说。我只能看得见他，因为他周身都是白色的灰尘。接着，连他也看不见了，像放映机的灯泡坏掉时屏幕上的画面那样，只有声轨还在继续响着。我小心翼翼地用我没有受伤的那个膝盖撑在地上，竭力想站起身来，但又不敢让我那受了伤的左脚踝受力，接着我又倒下了，痛得喘不上气来。不是我的脚踝，而是我的左腿有了麻烦。我不再焦虑——疼痛使我无心在意其他任何事情。我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只是希望疼痛别再来找我。我甚至屏住呼吸，像牙疼的人那样。我没想到那些越盟的人这么快就来搜索已经成为废墟的哨岗，又一颗炮弹向这边飞过来——在他们过来之前，要把这里彻底摧毁掉。这要花掉多少钱哪，疼痛退去时，我这样想到，只是为了杀死几个人——杀死几匹马要比这便宜太多了。我这时一定还没有完全清醒，因为我开始觉得自己好像误入了一个老马屠宰场，在我出生的那个小镇上，老马屠宰场是我最讨厌的地方。我们经常以为自己听见了那些老马可怕的嘶叫声，还听见了那些无痛杀马工具的爆裂声。
隔了一会儿，疼痛再次袭来，我一动不动地躺着，屏住呼吸——这两样在我看来同样重要。我心里十分清楚地思考着，到底是否应该爬向稻田。越盟的人也许还没来得及搜到那么远的地方。另一支巡逻队可能就要出现，跟之前那辆坦克里面的人员进行联络。但较之游击队来说，我更怕疼痛，所以仍然一动不动地躺着。周围听不见派尔的声音，他一定已经跑到稻田里了。这时，我听见有人在哭泣。声音是从哨岗的方向，或者说是哨岗那里传过来的。它不像是成人的哭声，倒像是一个害怕黑暗，却又不敢大声叫喊的孩子所发出的。我猜是那两个哨兵中的一个——也许他的同伴已经死掉了。我希望越盟士兵不要割断他的喉咙。不该用孩子去打仗，我又想起那个蜷曲在沟渠里的小孩儿的尸体。我闭上眼睛静静地等待着，似乎这样可以让我远离痛苦。一个声音喊了句我听不懂的话。我甚至觉得我可以在这个黑暗、孤独、没有疼痛的境地里逐渐睡去。
然后，我听见了派尔的低语声，“托马斯，托马斯。”他很快便学会了蹑脚走路，我都没有听见他转回来的声音。
“走开点儿。”我低声回应道。
这时，他找到了我，紧挨着我平躺下来。“你为什么不过来呢？你受伤了吗？“
“我的腿。我想可能是断掉了。”
“子弹打的？”
“不，不是。一截木头。或是石头。从哨岗上落下来的东西。没流血。”
“你一定要坚持一下。”
“你走吧，派尔。我不想坚持，伤得很严重。”
“哪条腿？”
“左腿。”
他爬到我身边，将我的胳膊搭在他的肩膀上。我想像哨岗里的男孩儿那样哭泣，但一下子我又很生气，可轻声低语很难表达我的愤怒情绪。“他妈的，派尔，别管我。我想待在这儿。”
“你不能待在这儿。”
他把我拉到肩膀上，还没拉到一半，我就疼得无法忍受了。“别逞英雄了。我不想走。”
“你得配合，”他说，“否则我们都会被抓住的。”
“你……”
“安静点儿，要不然他们会听见的。”我恼怒得要哭出来了——没有比“恼怒”这个词更恰当的了。我倚在他身上，让我的左腿吊着——我们像一对参加三条腿比赛的尴尬选手。如果不是在我们刚出发时，一挺轻机枪在公路那头向着下一座哨岗快速连续开火的话，我们大概是没有机会的。也许有一支巡逻队正冲上来，也许他们正在完成破坏三座哨岗的任务。总之，这阵枪声掩护了我们缓慢而笨拙的逃亡之旅。
我不确定自己在这段时间里是不是一直都是清醒的。我想，最后那二十码的距离，派尔差不多是背着我在走。他说：“当心这里。我们要下稻田了。”干燥的稻谷在我们周围沙沙作响，脚下的烂泥也在向上翻涌。水淹到腰部的时候，派尔停下来。他气喘吁吁，气息哽住时，使他听起来就像一只牛蛙。
“抱歉，连累了你。”我说。
“不能扔下你不管。”派尔说。
第一个感觉是轻松。水和泥巴温柔而牢固地托着我的腿，像一条绷带那样，但好景不长，我们在水里感觉越来越冷，浑身不停地打着冷战。我在想现在是不是已经过了午夜了，如果越盟的人没有发现我们，我们就还得在这里待上六个小时。
“你能稍微换个姿势吗，”派尔说，“一会儿就行。”听见这话，我又没有缘由地生起气来——对此我没有什么借口，只是因为疼痛而无比烦躁。我没有让谁来救我，也没有让谁来把我的死亡这样痛苦地推迟。我想念刚才躺过的那块干硬的土地。现在我像独脚站立着的水鹤，努力试着减轻我在派尔身上的重量。只要我一开始动，稻秆儿便噼里啪啦响个不停，还刺得我的皮肤又痒又痛。
“你在那边救了我的命。”我说，派尔清了清他的喉咙，准备说出他那套老派的回应，“好让我死在这儿。但我宁愿死在干硬的地上。”
“最好不要说话。”派尔说，仿佛他是在跟一个病号说话。
“谁他妈的让你来救我了？我来东方，就是想死在这里。这就是你们该死的不讲道理的地方……”我摇摇晃晃地走在泥里，派尔将我的胳膊搭在他的肩膀上。“放松。”他说。
“你一定看过不少战争电影吧。但我们可不是两个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你也没法儿获得战争奖章。”
“嘘，嘘。”一阵脚步声传来，有人正向田边走来。公路上的轻机枪停止射击，四周一片静谧，只有这脚步声和我们呼吸时稻草轻微的沙沙声。然后脚步声停了下来：离我们似乎只有一个房间的距离。我感觉到派尔的手放在我的右肩上，缓缓下压，我们一起慢慢地陷在泥里，不让稻秆儿发出一点儿声响。我用一个膝盖跪着，头向后仰，这样我可以将嘴巴留在水面上呼吸。腿上的疼痛再次袭来，我想，“如果我现在晕过去，就会被淹死。”——一直以来，我讨厌和恐惧被淹死的念头。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的死法呢？现在这里没有任何声音：也许在二十英尺外，他们在等待着一阵沙沙声、咳嗽声或者喷嚏声——“噢，上帝，”我想，“我要打喷嚏了。”如果派尔刚才把我留在原地的话，我只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就好了，不会连累他——他是想活下去的。我用几根空闲着的手指按住上唇，这招儿是我小时候玩捉迷藏时学会的，但喷嚏还在鼻腔附近徘徊，等着打出来，而敌人在黑暗中一声不响，就等着这声喷嚏。它马上就要打出来了，马上，马上，终于打出来了。
但就在我喷嚏打出来的那一刻，越盟士兵的轻机枪开火了，一串火光射过稻田——枪声掩盖掉我的喷嚏声，尖厉的枪声像一架机器在钢铁上钻孔那样。我吸一口气，又潜入水里——人总是出乎本能地躲避所爱的东西，向着死亡卖弄风情，像一个女人要求被她的情人强奸她那样。被子弹扫过的稻草垂在我们的头顶上，这场风暴总算过去了。我和派尔几乎同时伸出头来喘口气，只听见脚步声向着哨岗那边移去。
“我们成功了。”派尔说。即使在疼痛之中，我也不知道我们的成功到底意味着什么：于我而言，衰老的年龄，一个编辑职位，无边无际的孤独；于他而言，我只知道现在说还太早。我们在寒冷中安心地等待着。在通向西宁的公路上，忽然燃起一团火来，红光四射，火苗愉快地跳跃，仿佛是在庆祝着什么。
“那是我的车。”我说。
派尔说：“真是羞愧，托马斯。我最讨厌看到别人糟蹋东西。”
“油箱里应该还剩下一点儿油，他们正好拿来烧车。我很冷，你冷吗，派尔？”
“冷得不能再冷了。”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从这里出去，平躺在公路上，会是怎样？”
“再过半小时吧。”
“我整个身子都压在你身上了。”
“我承受得住，我还年轻。”他本想说得幽默一些，但听起来却跟水里的泥巴一样冷。我本想向他道歉，因我的疼痛而使我的语气不佳，但这时，疼痛再次袭来。“你年轻，好吧。你等得起，不是吗？”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托马斯。”
我们好像在一起度过七个夜晚了，但他对我的了解，还不如他对法语的了解多。我说：“你别管我的话，我会更好。”
“那样我就无法面对凤了。”他说，这个名字一说出口就好像一个银行家喊出了一声标价。我立即应战。
“所以说，救我，是为了她。”我说。令我的嫉妒显得更为荒唐、丢脸的是，我只能用最低沉的耳语声来表达——它没有音调，而嫉妒是需要拿腔拿调的。“你认为这些英雄的行为会帮你博得她的欢心。那真是大错特错。除非我死了，你才可以拥有她。”
“我不是这个意思，”派尔说，“当你在爱情里遇到对手时，就应该公平地去竞争，仅此而已，没别的意思。”这是事实，我想，不过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天真。恋爱时是希望自己成为别人心目中的样子，是让别人去爱你自己伪造出来的高尚形象。恋爱中我们是没法儿顾及尊严的——最勇敢的行为不过是当对方是观众来进行表演而已。也许我已不再爱着什么人了，不过这些道理还是记得的。
“如果断腿的是你，我会扔下你不管的。”我说。
“噢，不，你不会的，托马斯。”他补充说，语气里带着让人无法忍受的自满情绪，“我比你自己更了解你。”我气得直想从他身上移开，自己撑着站起来，但是疼痛又回来了，像一列火车在隧道里那样奔袭而来，在陷入到水里之前，我又重重地倚在他身上。他用双臂抱住我，把我抱起来，然后一英寸一英寸地将我拖向田埂和路边。到达田埂下方之后，他将我放下，让我仰面平躺在浅浅的泥地里，疼痛退去，我睁开眼睛，舒了一口气，这时我只能看见满天星星的复杂密码——一种我无法解读出来的异国密码：这些不是我家乡的星星。派尔的脸伸向我的上方，遮住整个星空图景。“我要顺着这条路走下去看看，托马斯，去寻找巡逻队。”
“别傻了，”我说，“他们都没耐心去弄清楚你是谁，就会把你打死的。如果你没被越盟的人捉住的话。”
“这是唯一的机会。你不能在水里躺六个小时。”
“那就把我放在路上好了。”
“把轻机枪留给你好像没什么用处吧。”他有点儿怀疑地问道。
“当然没用。如果你决心成为一个英雄，至少要从稻田里慢慢通过。”
“那样的话，巡逻车过去时我会来不及发出信号的。”
“你又不会说法语。”
“我会大声喊‘我是法国人’。别担心，托马斯。我会小心的。”我还没来得及回应他，他就已经走远，超出耳语所能及的范围——他尽可能静静地移动，不时停顿下来。借助汽车燃烧的火光，我看得见他，没人放枪。没过多久，他便走到火焰的另一边去了，之后他的那些足迹便被寂静填满。噢，是的，他确实很小心，就像他上次小心划船顺流而下直到发艳那样，他的那种谨慎很像是男孩儿冒险故事中的英雄，他对自己的谨慎又很自豪，如童子军的徽章那样珍视，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冒险故事里的荒谬与虚无色彩。
我躺下来，仔细听着越盟或者巡逻队的枪声，但是没人放枪——也许派尔要走一个小时，或者更久，才能到达哨岗，如果他能够安全抵达的话。我转过头去，望向我们刚才所在的哨岗，只剩下一堆泥巴、竹子和支柱，汽车燃烧的火焰逐渐变低，这些东西好像也变矮了。痛苦消失后，有一片宁静——仿佛精神的“停战日”，我很想高歌一曲。我想，这是多么奇怪啊，经历这样惊险的一夜，像我从事这样职业的人却只能将之浓缩为两行新闻——这不过是个平常又普通的夜晚，唯一奇怪的事情是我自己。这时，我听见一阵低沉的哭泣声从那座废墟般的哨岗里传来。其中一个哨兵肯定还活着。
我想：“可怜的家伙，如果我们的车子没在这个哨岗附近抛锚，当他听见扩音器第一次喊话时，他本来可以投降的，其他人都是那么做的，或者干脆逃跑。但我们在那里——两个白人男子，我们手里端着轻机枪，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而等我们离开时，那时已经太迟了。”对于那个黑暗中的哭声，我是有责任的：我曾为自己的超然态度而自豪，我是不属于这场战争的，但那两个人的创伤却是我造成的，也可以说是我扣动的轻机枪的扳机，就像派尔曾想开枪打死他们一样。
我费了很大劲，才翻过田埂，走上公路。我想到他那边去。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分担他的痛苦。但我自身的疼痛却将我推了回来。我再也听不见他的哭声了。我静静地躺着，什么都听不见，屏住呼吸，向着我并不相信的上帝祈祷：“让我死掉吧，或者晕过去也行。让我死掉吧，或者晕过去也行。”之后，我想我是晕过去了，什么也不知道，直到我梦见我的眼皮都冻在一起，有人插入一个凿子将他们分开，我想提醒他们不要伤到下面的眼球，但是又说不出话来。凿子钻进来了，那是一支火把，火光映照在我的脸上。
“我们成功了，托马斯。”派尔说。他的这句话我记得，不过却不记得派尔后来向别人所描述的——他说我不停地向着错误的方向挥手，告诉他们哨岗里还有一个人，让他们必须去找找看。不管怎样，我不是派尔那样多愁善感的人。我了解我自己，知道我自私的程度。我没法儿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是我最大的心愿），如果有人在痛苦之中，让我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话。有时候，天真的人会将其误解为我是个不自私的人，而我所做的无非是牺牲很小的利益而已——这次则是稍微推迟了他们检查我伤口的时间——去换取一种更大的利益，享受到一种心灵的平静。我真正做的，完全是在为自己着想。
他们回来告诉我，那个男孩儿已经死了，我很高兴——在那针吗啡注射到我腿里之后，我甚至无须忍受更大的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