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莱文用手帕捂着嘴，走过苏豪广场和牛津街，一直走到夏洛特街。街上很危险，但是总比露出豁嘴安全一些。他先向左转，然后向右转，进了一条窄街。街上，系着围裙的大胸女人隔着马路彼此打招呼，几个懂事的孩子在水沟里寻找破烂。莱文在一个镶着铜牌子的门口站住。阿尔弗雷德·尤戈尔大夫在二楼，一楼是北美牙科诊所。莱文走上二楼，按了按门铃。从楼下传来一股蔬菜味，墙上不知谁用铅笔画了一个裸体女人。
一个穿着护士服的女人开了门。她面相猥琐，一脸皱纹，头发灰白、蓬乱。她身上的衣服早就该洗洗了，不只油迹斑斑，而且还沾着一些看起来像血点或者碘酒的污渍。她身上带着一股刺鼻的化学药品和消毒药水味。女护士看见莱文用手帕捂着嘴，马上开口说：“牙科医生在一楼。”
“我要找尤戈尔大夫。”
她仔细地打量了他一会儿，露出怀疑神色。她的眼睛盯着他的黑外衣：“大夫正忙着呢。”
“我可以等。”
她身后，一个没有灯罩、光秃秃的灯泡在肮脏的过道里摇晃着。“大夫这么晚一般不给人看病。”她说。
“我麻烦了他，会付钱的。”莱文说。她打量他的那种眼神活像一个夜总会的守门人。她说：“你进来吧。”他跟着她走进候诊室。同样是没有灯罩的灯泡、一把椅子、一张橡木圆桌，桌上布满污渍。她走进后面一间屋子，把门关上。莱文听到她在另一间屋子的讲话声，嗡嗡响着总也不停。莱文拿起屋子里唯一的一本杂志，一年半以前的一期《家务管理》，机械地读起来：“今天时兴墙壁不加装饰，也许只挂一张画，点出主要色调……”
护士打开门，向他点了点头：“大夫可以给你看。”一张黄色长办公桌和转椅后面有一只固定的脸盆，尤戈尔正在洗手。屋子里除了一把硬椅、一个柜橱和一张沙发床外没有其他家具。尤戈尔大夫的头发漆黑，看来好像是染过的，稀稀拉拉、一绺一绺地贴在头皮上。当他转过身来以后，莱文看到的是一张一团和气、胖嘟嘟的脸，一张肥厚、肉欲的嘴。他说：“我们能替您做点儿什么？”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大夫更习惯伺候女病人，不知道应该怎样应付男主顾。女护士站在他身后，脸绷得紧紧的。
莱文把嘴上的手绢放下来。他说：“你能不能很快地把我的嘴唇修整一下？”
尤戈尔大夫走过来，用一根胖手指在他的唇上拨弄了一下：“我不是外科医生。”
莱文说：“我可以多付钱。”
尤戈尔大夫说：“这是外科医生的事。不是我的行业。”
“我知道。”莱文说。他发觉护士同医生交换了个颜色。尤戈尔大夫把他的嘴唇两边掀起来看了看；他的手指甲不很干净。他紧盯着莱文说：“要是您能在明天早晨十点钟来一趟……”他的呼吸微微带着些白兰地味儿。
“不，”莱文说，“我要你马上给我治。”
“十镑。”尤戈尔大夫很快地说。
“可以。”
“要现款。”
“我带着呢。”
尤戈尔大夫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来。“请问，你的姓名……”
“你不需要知道我的姓名。”
尤戈尔大夫很客气地说：“随便说一个……”
“那你就写查姆里吧。”
“cholmo……”
“不，拼写成chumley。”
医生填写了一张单子，递给护士。护士走出屋子，把门关上。尤戈尔大夫走到柜橱前面，拿出一个装着手术用具的托盘。莱文说：“光线太暗了。”
“我已经习惯了，”尤戈尔大夫说，“我的眼力很好。”但是当他拿起一把刀子在灯光下查看的时候，手却在轻轻颤抖。他柔声细气地说：“躺在床上，老兄。”
莱文躺下来，对医生说：“我认识一个女孩子，到你这儿来过。名字叫佩奇。她说你的手艺挺高。”
尤戈尔大夫说：“她不应该胡乱同别人说。”
“啊，”莱文说，“你放心，我不会同别人讲的。只要别人对我好，我是不会出卖人的。”尤戈尔大夫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像手提式留声机的盒子，拿到床边。他从盒子里拿出一根管子和一个面具，满脸堆笑地说：“我们这里没有专职的麻醉医师，老兄。”
“停，”莱文说，“我不要你给我麻醉过去。”
“不用麻醉剂可痛啊，老兄。”尤戈尔大夫说，拿着面罩走过来，“痛得厉害。”
莱文坐起来，把面罩往旁边一推。“我不要这东西，”他说，“不要麻醉剂。我从来没有使用过。我从来没有昏迷过。我喜欢看着你怎样给我做手术。”
尤戈尔大夫继续一团和气地笑着，像闹着玩似的拉了拉莱尔的嘴唇：“你还是习惯了这玩意儿的好，老兄。过不了几天，咱们都得给毒气熏死过去的。”
“你说什么？”
“我是说，快打仗了，不是吗？”尤戈尔大夫一边把橡皮管拉开，一边很快地说。他的手颤颤抖抖地轻轻捻动螺丝，一点儿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塞尔维亚人不可能这样白白地暗杀掉一位国防部长，意大利也决定参战了，法国人也有所准备了。过不了一个星期，咱们也得卷进去。”
“就因为那么一个老头……”他解释说，“我没有看报。”
“我真希望我能预先就知道，”尤戈尔大夫一边安气罐，一边同莱文聊天，“这样我在军火股票上就能发一笔财了。军火股票像火箭似的往上蹿，老兄。你往后靠着，一会儿就成了。”他又去拿面罩。他说：“你只要深深吸气，老兄。”
莱文说：“我告诉你了，我不使用麻醉剂。咱们把这件事说清楚。你爱怎么动刀子就怎么动，但我决不吸这种毒气。”
“你这人太傻了，老兄，”尤戈尔大夫说，“会把你痛死的。”他回到柜子前面，又拿起一把刀子来，手比刚才抖得更厉害了。不知为什么，他非常害怕。就在这时候莱文听见外面轻轻的一声铃响，这是电话听筒被拿起的时候从电话机里传出来的。他一下子从床上跳下来。尽管屋子里很冷，尤戈尔大夫却满头大汗。他站在柜子前边，手里拿着一把手术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莱文说：“别出声，别说话。”他一下子把门拉开，护士正站在灯光暗淡的小客厅里，电话听筒贴在耳朵上。莱文侧身站着，眼睛同时看着两个人。“把听筒放下。”他说。护士照他的话做了，一对狠毒无情的小眼睛使劲盯着他。莱文气恨恨地说：“你们这两个阳奉阴违的混账东西，我真想把你俩打死。”
“老兄，”尤戈尔大夫说，“老兄。你误会了。”但是护士却一声也不吭。这一对搭档的胆子都生在她一个人身上。干了大半辈子非法堕胎买卖，也经历过不少死亡事故，她已经变得非常强悍。莱文说：“离开那架电话机。”他从尤戈尔大夫手里拿过手术刀，开始切割电话线。他被一种从来没有体味过的感觉激荡着，感到自己受了非常不公正的对待。这种感觉好像在他的舌头上蠕动着，令他作呕。这些人是跟他同一类的人，他们并不站在法律的圈子内。这一天里他第二次被不法之徒出卖。他一直就很孤独，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孤独过。电话线被他割断了。他不想再多说话，怕自己再同他们费口舌，就会变得怒不可遏，向他们开枪。现在不是开枪打人的时候。他走下楼去，觉得自己又凄凉又孤寂。他继续用手帕捂住嘴。从街角一家卖收音机的小商店里传出广播电台的声音：“我们已经收到下列通知……”在他沿着街头走下去的时候，这个声音一直跟着他。一家家简陋房屋开着的窗户中不停地传出这个毫无表情的、谄媚的声音：“伦敦警察局，通缉令。詹姆斯·莱文。年约二十八岁，中上身材。此人生有兔唇，极易辨认。最后被人发现时，身着黑大衣，头戴黑皮帽。如有线索而缉获……”莱文离开了这个声音，走到牛津街喧嚣的人流中，一直往南走。
有很多事莱文都弄不清楚：街谈巷议的这场战争，为什么他到处被人出卖。他要去寻找查姆里。查姆里本人倒无关紧要，他是按照别人的指示行事的，但是假如他能找到查姆里，他就能从他的嘴里挤出信息来……莱文正在被人到处搜捕，遑遑遽遽，孤独无依。他一方面感到自己这样被人对待非常不公正，但同时又有一种奇怪的自豪心理。在走过查令十字路的时候，他经过一些音像店和橡胶制品店，他的心膨胀起来：不管怎么说，战争是需要人挑动起来的，而我就是挑动起一场大战的人。
他根本不知道查姆里住在什么地方，唯一的线索就是查姆里的一个转信的地址。他想，如果他盯住了替查姆里转信的这家小店铺，也许就有一线希望可以看到查姆里。尽管希望微乎其微，但是既然警察现在还没有抓到他，这件事便多少有一点儿可能性。他正在被通缉的消息在电台里已经广播了。晚报上一定也会登，查姆里可能要暂时避一避风。也许有这种可能，在他准备销声匿迹以前先来取走他的信。但这件事首先取决于，除了莱文给他写的信以外，别人的信是否也从这个地方转。如果查姆里不是那么一个大傻瓜，莱文是绝对不存在这种幻想的。但是查姆里看来并不那么精明，用不着同他一起吃几次冷饮就能看出来他是怎样一个人。
店铺在一条小巷里，对面是一个戏院。这是一家只有一间门面的小书店，出售的东西没有什么超过《影坛花絮》《滑稽故事》的水平的。封得很严的法国明信片、美国和法国的杂志，另外还有一些低级的刺激性读物。这些书，那个油头粉面的年轻人或者他的姐姐，不管谁在店里，都向你要二十先令一本，如果看了以后退还给他们，可以拿回十五先令。
要在远处盯着这家店铺很难。街角上正站着一个女警察在注意不三不四的女人，街对面是戏院的一道长墙和入口。如果站在墙边，就会像苍蝇落在壁纸上一样显眼，除非等着绿灯亮了走过街对面，莱文心里盘算着，除非今天的戏非常叫座。
今天的戏很叫座。虽然戏院的大门一个钟头以后才开，门前已经排了一长队人等着买楼座票了。莱文用身上最后的一点儿零钱租了张帆布椅坐下来。书店就在街对过。今天看店的不是那个年轻人，是他的姐姐。她就坐在一进门的地方，穿着一件绿衣服，很像是用隔壁一家酒店台球桌的绿绒面剪裁的。她生着一张大方脸，好像从来没有年轻过，一只斜眼虽然戴着钢丝边大眼镜也掩盖不住。她的年龄介于二十到四十之间，说她多大岁数都可以。和他头上挂着的那些画报上的最漂亮的肉体、那些专拍模特儿照片的摄影师所能雇到的一张张最美丽的面孔比起来，这个女人又邋遢又丑恶，简直是对女性的一种嘲弄。
莱文在张望着，用一块手帕堵着嘴。他是排队买顶层楼座戏票的六十个观众中的一个，他在张望着。他看见一个年轻人停在书店门前偷偷地看了一眼《繁华的巴黎》又匆匆走开。他看见一个老头儿走进店里，出来的时候夹着一个棕色纸包。排队的人里面有一个跑过去买了一包纸烟。
一个戴夹鼻眼镜的老太太坐在莱文旁边。她回过头来对身后边一个人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喜欢读高尔斯华绥[8]的书。他是个绅士。读他的书，你会觉得有一种稳当的感觉。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好像老是在巴尔干半岛出事儿。”
“我喜欢《忠诚》。”
“他很有人情味。”
一个人站在莱文和对面铺子中间，举起一小张方方正正的纸来。他把这张纸放进嘴里，接着又举起另一张来。一个浪荡的女人在街对面摇摇晃晃地走过去，对着书店里的女人讲了几句话。那个男人把第二张纸又放进嘴里。
“他们说舰队……”
“他的作品令你思索。我喜欢他的就是这个。”
莱文想，如果排队的人开始移动，查姆里还不露面，我就得走了。
“报上有什么新闻吗？”
“没有什么新消息。”
站在路上的人从嘴里拿出纸团来，把它们撕开，折叠起来，又撕开。最后他把纸打开，变成一个圣乔治十字章，在寒风中瑟瑟抖动。
“他过去曾给反对活体解剖社团捐了一大笔款。米尔班克太太跟我讲过。她给我看了他的一张支票，上面有他的签字。”
“他真是有人道精神。”
“也是很伟大的作家。”
一对神情很快活的青年男女给变戏法的人鼓掌，这个人摘下帽子，开始沿着买票的队伍讨钱。一辆出租车在街的一头停下来，从车里面走出一个人。那人是查姆里。他走进书店，店里的女人站起身跟着他。莱文数了数身上的钱。他还有两先令六便士，另外就是那一百九十五镑失窃的钞票，一点儿用场也派不上。他把脸更深地埋在手帕后面，匆匆忙忙地站起来，像是突然觉得一阵不舒服似的。变戏法的人走到他眼前，把帽子向他擎过来。莱文看到那里面放着几便士的零钱和一个六便士、一个三便士的硬币，他非常羡慕。他愿意出一百镑来换帽子里的一点儿钱。他把那人粗暴地一推，匆匆走开。
街的另一头有个出租车停车场。莱文弯着腰靠墙站着，像是个病人，直到查姆里从书店里走出来。
莱文说：“跟着那辆车。”他感到如释重负地往车座上一躺。汽车转回去，驶过查令十字路、托特纳姆宫路和尤斯顿路。尤斯顿路上陈列着的自行车都收回屋子里去了，大波特兰路靠近这一段的二手车店主在系好领结，摆上一副疲惫不堪、暗无光泽的笑脸回家以前，正在匆匆地往肚子里灌一杯晚酒。莱文不习惯被人追捕。这明显好多了：追踪别人。
汽车的计程表也没有同他过不去。当最后查姆里先生绕过尤斯顿战争纪念碑，来到车站烟雾弥漫的入口时，他还富余一个先令。他非常不明智地把这个先令给了汽车司机。他还要等很长时间，手里的一百九十五镑钱却无法买一份三明治。查姆里先生带着两个搬运工先到行李房，把三个旅行包、一台手提打字机、一口袋高尔夫球棒、一个小公文包和一个帽盒寄存起来。莱文听见他在打听午夜十二点的火车从哪个站台发车。
莱文在候车大厅里斯蒂芬逊制造的第一辆机车——“火箭号”的模型旁边坐下来。他要好好思考一下。十二点的火车只有一趟。如果查姆里是去汇报，他的雇主一定是在北部某个烟雾弥漫的工业城市，因为在诺维治市以前火车是不停的。但是他马上又面对了这个抱着金饭碗讨饭吃的问题。他手里的钞票的号码已经通知给每一个地方，火车站售票处肯定也不例外。看起来，他对查姆里的追踪到了三号月台的入口处暂时就算进了死胡同了。
但是就在莱文这样坐在“火箭号”模型下面大大小小的包裹和吃三明治的人到处乱抛的面包屑中间时，一个计划在他心中慢慢成形了。他还是有一个机会的，很可能列车上的验票员并不知道钞票的号码。这是官方可能疏忽了的一个漏洞。当然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他在这辆北上的列车上试用的钞票最后会使他暴露身份。他在车上得买一张全程的车票，不论他在哪个站下车，都是很容易被追踪的。他还会继续被人追捕，但是他很可能会甩开他们半天的时间，使他更接近他自己猎捕的对象。莱文永远也不会理解别人，别的人好像都同他生活得不同。尽管他对查姆里先生心怀怨恨，恨得简直想把他杀掉，他还是不能想象查姆里先生自己的恐惧和动机。这就像是一场追捕：他是猎犬，查姆里只不过是一只机器兔子，不同的是这只猎犬又被另一只机器兔子在身后紧紧追赶着。
莱文的肚子很饿，但是他却不敢冒险去破开一张大票子；他甚至连去厕所的铜板也没有。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开始在车站里踱来踱去，为了在这寒冰一般的污秽和零乱中使身体暖和一点儿。十一点三十分，他站在一台卖巧克力茶的机器后面看见查姆里去取行李，他远远地跟在他后面，看着他走进检票口，沿着灯火明亮的一节节车厢往前走去。过圣诞节的乘客热潮开始了。这些乘客同平时的旅客不同，你可以感觉到他们是回家团聚去。莱文站在一个月台指示牌的暗影里，听着这些人的笑声、彼此打着招呼，看着灯光下一张张的笑脸。车站里的柱子装饰得像大鞭炮；旅客的手提包里装的是圣诞节礼物；一个女孩子大衣里裹着一根冬青树枝；车站的天花板下面高高挂着一支带白浆果的檞树枝，被雪亮的灯光照耀着。莱文走路的时候，感到塞在胳膊下面的自动手枪顶着自己的身体。
离十二点只差二分钟了，莱文向前跑去，机车已经向月台上喷射着浓烟，车厢正在噼噼啪啪地关门。他对检票口的人说：“我来不及买票了。我到车上去补。”
他想上最后面的几节车厢，但是里面人都已经坐满，门已经锁上了。一个搬运工对他喊，叫他到前面去。他又往前跑，只来得及跳进最近一节车厢里。他找不到座位，便站在通道里，脸对着窗玻璃，不叫人看见自己的兔唇。他看着伦敦城向后奔驰。一个亮着灯的信号室，屋子里火炉上热着一锅可可；一个信号灯发着绿光；寒星闪烁的天空下兀立着一长排黑暗的房屋。他凝视着窗外，因为只有脸朝外才能不叫人看到他的嘴唇。但就在这样眺望的时候，他却觉得自己像在看着心爱的东西向后奔去，他永远也不能再抓住它们了。
二
麦瑟尔从月台上走回去。没有看见安，他心里感到遗憾，但这没有什么要紧。反正再过几个星期他们还会见面的。倒不是他爱安没有像安爱他那么热烈，而是因为他的思想正牢牢地被一件事牵系着。他正在办一个案子，如果办成了，他可能被提升，他们也就可以结婚了。他没怎么费力地就把那个女孩从心头抹掉了。
桑德斯正在检票口外面等着他。麦瑟尔说：“咱们走吧。”
“这回到哪儿去？”
“到查理那儿去。”
他们坐在汽车的后座上，汽车重又驶入车站后面肮脏的窄街里。一个妓女对着他们吐舌头。桑德斯说：“乔——乔——乔那儿怎么样？”
“大概不会在那儿，不过咱们还是可以去一趟。”
汽车在离一家炸鱼店两个门时停了下来。坐在司机旁边的一个警察走下车来，等着指示。“到后门去，弗罗斯特。”麦瑟尔说。他让他先走，过了两分钟才开始敲炸鱼店的门。屋子里一盏灯亮了，麦瑟尔从窗子外面可以看到里面的长柜台、一堆旧报纸和下面炉火已经熄灭的铁箅子。门开了一条缝。麦瑟尔跨进一只脚，把门开大。“晚上好，查理。”他一边说一边向屋子四周巡视了一遍。
“麦瑟尔先生。”查理说。查理胖得像个东方的太监，走路的时候像个妓女，扭扭捏捏地摆动着大屁股。
“我要跟你说几句话。”麦瑟尔说。
“哦，那太好了，”查理说，“请到这边来，我刚要上床。”
“我想你也是的，”麦瑟尔说，“今天夜里下边的客人都满了吧？”
“哦，麦瑟尔先生。您真会开玩笑。只不过是两三个牛津大学学生。”
“我告诉你。我正在寻找一个豁嘴子。大概二十七八岁。”
“他不在这儿。”
“黑大衣、黑帽子。”
“没见过这个人，麦瑟尔先生。”
“我想到你的地下室去看看。”
“当然可以，麦瑟尔先生。只有两三个牛津大学学生。我先下去成不成？给您引见一下，麦瑟尔先生，”他在前面领路，沿着石头台阶下去，“这样安全一些。”
“我会照料我自己的。”麦瑟尔说，“桑德斯，你留在上面。”
查理打开门：“孩子们，别害怕。麦瑟尔先生是我的一个朋友。”所谓的牛津大学学生们在屋子一头排成一行，对他怒目而视，一个个不是断过鼻梁就是耳朵被打成花椰菜似的，显然这些人都是拳击界不入流的角色。
“晚上好。”麦瑟尔说。桌子上的酒和牌都已经收起来了。他从最后两级石头台阶走到石板地面上。查理说：“好了，孩子们，你们用不着害怕。”
“你们怎么不请几个剑桥的学生参加这个俱乐部啊？”麦瑟尔说。
“啊，您真会开玩笑，麦瑟尔先生。”
麦瑟尔在屋子里走动的时候，这些人都用眼睛盯着他。没有一个人同他讲话。他是他们的敌人，他们用不着像查理似的对他客气，可以表现出对他的敌意。麦瑟尔每走一步，他们都不放松。麦瑟尔说：“你们在你这个柜子里藏着什么啊？”麦瑟尔向柜子走去，这些人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查理说：“让这些孩子在这里开开心吧。他们不想做坏事。我这里是最规矩的俱乐部——”麦瑟尔把柜门一拉，从里面滚出四个女人来。一个个头发蓬松、油亮，好像用一个模子铸出来的玩具。麦瑟尔笑了起来，他说：“这真是同我开玩笑。我真没想到你这个俱乐部还有这种玩意儿，查理。好吧，再见啦！”女人们从地上爬起来，拍打尘土。男人们一个也没有说话。
“说实话，麦瑟尔先生，”查理说，在向上面走的时候他的脸一直涨得通红，“我真希望我的俱乐部没有发生这种事。我不知道您会怎么想。但是那些孩子并没想干坏事。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愿意叫自己的姐妹留在家里。”
“怎么回事？”桑德斯在台阶上面大声喊。
“所以我就说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姐妹带来，这样那里才坐着几个女孩子……”
“怎么回事？”桑德斯说，“女——女——女孩子？”
“别忘了，查理，”麦瑟尔说，“一个豁嘴儿。如果这个人在你这儿露面，最好让我知道一下。你不想你的俱乐部关门吧。”
“有悬赏吗？”
“会给你一笔赏金的。”
他们回到汽车上。“把弗罗斯特接上车来，”麦瑟尔说，“该上乔那里去了。”他把笔记本拿出来，又划去了一个名字。“在乔以后还有六个地方。”
“三点以前我们跑——跑——跑不过来。”桑德斯说。
“例行公事，他现在早已离开伦敦了。但是迟早他要用掉另一张票子的。”
“有没有指印？”
“太多了。光是肥皂盒上的就有一大本子。一定是个爱干净的人。哼，他是逃不脱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托特纳姆宫路的灯光晃在他们脸上。大商店的橱窗里仍然灯火辉煌。“这套卧室家具真漂亮。”麦瑟尔说。
“真是闹得人仰马翻，是不是？”桑德斯说，“就为了这几张钞票，我是说。都快打起仗——仗——仗——”
麦瑟尔说：“如果他们那边办事也像咱们这么有效率，可能就打不起仗来了。我们现在早把凶手逮住了。这样全世界的人就都能知道，到底是不是塞尔维亚人……啊——”他轻轻地喊了一声，因为汽车这时正开过希尔家具店，柔和的光泽，镀铬的闪亮使麦瑟尔暂时沉醉到自己的幻想里。“我倒愿意办那种案子，”他接着说，“全世界都瞩目的杀人凶手。”
“只为了这么几张钞——钞票。”桑德斯唠叨着。
“不对，你错了，”麦瑟尔说，“重要的是得按常规办事。今天是几张五镑钞票，下次就不是几张钞票了。大小事都得按手续办。这是我对这件事的看法。”他说，让自己像被铁锚系住的思想尽量把铁索拉得远远的。汽车继续驶下去，绕过圣吉尔斯圆环，向七日晷路方向开去。每经过一个盗匪可能藏身的窝子他们都下来检查一番。“打不打仗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战争过去我还要继续干这一行。我喜欢这样的组织，我从来就喜欢在组织严密的一面。当然了，在另一面你可以遇到很多天才，但你也会遇到不少蹩脚的骗子，你会看到人性中所有的残忍、自私和傲慢。”
在乔的俱乐部里，除了傲慢以外别的人性他们都看到了。那里的人坐在光秃秃的桌子旁抬头望着他，听凭他把屋子搜寻了一遍。作弊的纸牌已经藏在袖口里，掺水的酒不见踪影，每个人都佩戴着残忍和自私的独特标志。甚至在墙角，他也能发现傲慢：一个人伏在一张纸上，没完没了地玩画圈打叉的双人游戏。他在同自己赌胜负，因为他不屑于同俱乐部里别的人玩。
麦瑟尔又划掉了一个名字，汽车向西南方肯宁顿驶去。在伦敦所有的地区，其他的警车也在做着同样的工作，麦瑟尔只不过是这个庞大组织的一部分。他不想做领袖，他甚至不想投靠到某个上帝派遣的狂热的领袖手下。他只愿意自己是千千万万人中的一员，身份大致平等，为了一个具体目的工作——不是为着什么机会均等这类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为着效劳于一个民治的政府、一个豪富者的政府或者好人政府，他只是在消除导致社会不安的犯罪。他喜欢安定，希望有一天准保能同安·克劳戴尔结婚。
装在汽车里的扬声器传出声音：“警车现在驶回国王十字区，加强搜查。下午七点左右有人见到莱文乘车到了尤斯顿车站。可能还没有坐火车离开。”麦瑟尔俯身对司机说：“把车掉头，开到尤斯顿火车站。”他们开过沃克斯豪尔街。另外一辆警车从沃克斯豪尔街地道开出来，和麦瑟尔的汽车相遇。麦瑟尔举手向那辆车打了个招呼跟在后面驶过泰晤士河。壳牌麦斯大楼上的大钟指着一点半。威斯敏斯特的钟楼还亮着灯：议院正彻夜举行会议，反对派为了全国动员令不被通过正在做最后的挣扎。
他们驶回泰晤士河堤岸的时候已经是清晨六点了。桑德斯在车里打起瞌睡来。他说了一句梦话：“那太好了。”他梦见自己的口吃病已经治好了，有了一笔财产，正在和一个女孩子喝香槟，一切都非常好。麦瑟尔在笔记本上把这一夜的活动情况概括地记下来，他对桑德斯说：“他肯定上火车了。我敢和你打赌——”这时候他发现桑德斯已经睡着了。麦瑟尔在他膝头盖上一条毯子，又思索起来。汽车开进了伦敦警察局的大门。
麦瑟尔看见探长的房间里还亮着灯，就走了进去。
“有什么要报告的吗？”库塞克说。
“没有。那个人一定上火车了，长官。”
“我们了解到一点儿情况，可以研究一下。莱文追踪一个什么人到了尤斯顿火车站。我们正在寻找被他追踪的那个人乘坐的汽车。还有一件事：他到一个叫尤戈尔的大夫那里去过，想叫大夫给他的嘴唇整形。他要给大夫他的那些钞票。那支自动手枪还在他身上。我们已经了解到他过去的一些情况。他小时候上过工厂开办的学校，相当精明，一直没犯到咱们的地界里来。我真不明白，像他这么精明的人，为什么这次他这样跳了出来。这不是把脚印明摆出来叫人捉到他吗？”
“除了那些钞票以外，他手里的钱还多不多？”
“大概不多。你有什么想法，麦瑟尔？”
城市上空已经变亮了。库赛克关掉台灯，屋子变得灰蒙蒙的。“我得去睡一会儿了。”
“我猜想，”麦瑟尔说，“所有的售票处都知道钞票的号码了吧？”
“所有的售票处都通知到了。”
“我的看法是，”麦瑟尔说，“如果他手里只有假钞票而又想乘快车……”
“你怎么知道他乘的是快车？”
“不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说快车，长官。也许是……如果是慢车，伦敦附近站站都停，这时候肯定会有人向咱们报告了……”
“也许你猜得对。”
“如果我要想搭一趟快车，我就在检票口外面等着，直到快开车的时候再进去，在车上补票。我想车上的查票员是不会知道假钞号码的。”
“你说得有道理。累了吗，麦瑟尔？”
“不累。”
“我可累了。你在这儿给车站打打电话，尤斯顿、国王十字、圣潘克拉斯，给所有的车站都打个电话。把昨晚七点以后开出的各次列车都记下来。叫他们用电话通知列车经过的各个站，检查一下每个在火车上补票的旅客。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下车了。晚安，麦瑟尔。”
“早安，长官。”麦瑟尔喜欢把话说得准确。
三
这一天诺维治市的天始终亮不起来。浓雾像没有星辰的夜幕一样笼罩着市区的高空。街头的空气倒还清新，你只要想象这还是夜晚就成了。第一辆有轨电车从车库里爬出来，沿着铁轨驶向市场。一张旧报纸被风刮起来，贴在皇家剧院的门上。诺维治郊区靠近矿井的几条街上，一个老人蹒跚地走着，拿着一根长棍挨门挨户地敲打住家的窗户。商业街上一家文具店的橱窗里摆满了《祈祷书》和《圣经》，还孤零零地摆着一张纪念英联邦阵亡将士纪念日的纪念卡，好像摆在纪念碑前的一个枯干了的罂粟花圈：“你们要在战争牺牲者的面前宣誓，永远不要忘记。”铁路前面，一盏信号灯在黑暗中闪着绿光，一节节明亮的车厢速度慢下来，驶过一个墓地、一家制胶工厂，从一条砌着水泥堤岸的整洁、宽阔的河上开过去。天主教堂的钟声正在轰鸣着。月台上响起一声哨音。
满载着乘客的列车又徐徐驶入一个新的清晨。一张张脸风尘仆仆，所有的旅客都和衣而卧，在车上度过一个夜晚。查姆里先生甜食吃得太多，牙齿积满污垢，呼吸重浊，带着一股巧克力糖味儿。他把脑袋伸到过道里，莱文马上转过身去，望着窗外铁路侧线。几辆卡车装满了当地采出的煤块。从制胶工厂飘来一股臭鱼腥味。查姆里先生又转到车厢的另一边，想弄清楚这列火车傍着哪个月台停车。他一边说“对不起”，一边往别人的脚上踩。安微微笑着，使劲在他的脚踝上踹了一下。查姆里瞪了她一眼。安说一句“对不起”，便开始用棉纸和扑面粉化起妆来。她要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才能鼓起勇气来迎接这一天的新环境：皇家剧院、狭小的化妆室、煤油取暖器以及同行的互相倾轧和造谣诽谤。
“你让我过去好不好？”查姆里先生气愤地说，“我在这儿下车。”
莱文从玻璃的反射中看到查姆里从车厢里下去，但是他不敢紧跟在后。他耳旁好像响着一个声音，这声音飘过了雾气迷蒙的遥远路途，越过一个个州郡起伏的原野和时隐时现、建满了别墅的市郊在他耳边回响着：“逮捕一个没有车票的人。”他手里拿着验票员给他补票的白纸单据思索着。他打开车门，看着旅客从他身边成群结队地向出口走去。他需要时间，但是他手里的这张白纸却马上就会把他暴露。他很清楚地知道，他连十二小时的先机都不会有了。他们会立刻搜查诺维治的每一处酒店和旅社。他什么藏身的地方也没有。
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二号月台上的自动售货机，灵机一动，想起了一个主意。这个办法打破了他彳亍独行的孤独天地，使他又回到广大的人丛中去。
这时大多数旅客都已走净了，但是有一个年轻姑娘还站在小吃店门口，等着搬运工回来替她搬行李。莱文走到她跟前说：“我可以帮你拿拿行李吗？”
“哦，假如你肯帮忙的话。”她说。莱文站在她面前，微微低着头，不让她看到自己的嘴唇。
“吃一份三明治，好吗？”他说，“坐一夜车可真够呛的。”
“开门了吗？”她说，“这么早？”
莱文推了推门。“已经开了。”他说。
“你要请我吗？”她说，“是请客吗？”
他有些惊讶地看着她。她脸上带着笑容，一张小脸很俊俏，两只眼睛离得太远了一些。莱文更习惯的是妓女们脱口而出表示亲昵的客套话，而不是自然而亲切的态度，这种他似乎早已失掉的幽默感。他说：“我请。我来付账。”他把她的包裹拿进小吃店去，敲了敲柜台。“你要什么？”他说。在苍白的灯光下，他始终背对着她，不想把她吓坏。
“品种真多，”她说，“葡萄干面包、小圆面包、饼干、火腿三明治。我想要一个火腿三明治和一杯咖啡。是不是我会让你破产了？那我就不要咖啡了。”
莱文等着，直到柜台后的女售货员重新离开，直到身旁的女孩子嘴里塞满了三明治想喊也喊不出声来，才把脸露出来。他感到有点狼狈，因为女孩子不但没有露出嫌恶的表情，反而含着一嘴东西对他笑起来。他说：“我要你的车票。警察在追捕我。无论怎样，我也要把你的车票弄到手。”
她被嘴里的面包呛住了，咳嗽起来。她说：“看在上帝的面上，在我背上捶两下。”莱文差一点儿就照她的话做了，她简直弄得他手足无措。他对人们的正常关系已经不习惯了，这使他的神经感到慌乱。他说：“我带着枪呢。”接着又补充了个站不住脚的条件，“我给你这个作为交换。”他把补票单据放在柜台上。她一边咳嗽，一边很感兴趣地仔细看了看他补票的单据。“头等，全程。这么一说，我还可以退一部分钱呢。这个买卖可真合算。但是你为什么要动枪啊？”
他说：“拿票来。”
“给你。”
“现在你同我一起出站，”他说，“我不放心你。”
“你为什么不先把火腿三明治吃掉。”
“小声点儿，”他说，“我没有工夫听你说笑话。”
她说：“我喜欢你这种硬汉子。我的名字叫安。你叫什么？”外面列车鸣起笛来，车厢开始移动，一长串亮光又驶回到浓雾里，机车把蒸汽喷射到月台上。莱文的眼睛离开了她一会儿，她趁机举起杯子，把一杯热咖啡泼在他脸上。莱文身子往后一仰，双手捂住眼睛。他像个动物似的呻吟了一声，热咖啡把他的脸烫得生疼。这是那个老国防部长感受过的，是那个女秘书感受过的。莱文的右手摸到自动手枪上，脊背倚着门。他干事都是被别人逼出来的，都是别人逼着他失去了理智。但是他控制住自己，他努力忍着烫伤的疼痛，克制着逼他杀人的痛苦。他说：“我的枪在瞄准你。把你的手提包拿起来。拿着那张补票收据在我前边走。”
她照着他的话做了，因为提着沉重的箱子，脚步有些蹒跚。收票员说：“改变主意了？这张票可以一直坐到爱丁堡呢。怎么中途就下车了？”
“是啊，”她说，“我就在这儿下了。”收票员拿出一支铅笔，在补票单据上写了几个字。安想到一个主意：她想叫收票员记住她和这张票。很可能会进行查询的。“不要了，”她说，“我不用票了。我不想到别的地方去了。我就到这个地方。”她从出口处走出去，心里想：这件事他不会很快就忘记的。
路两边是肮脏的小房子，一条长马路向前延伸着。一辆送牛奶的车哗啷啷地响着转进一条横街，不见了。她说：“怎么样？可以让我走了吗？”
“别把我当傻瓜，”他没好气儿地说，“往前走。”
“你也该替我拿一件行李吧。”她把一只箱子放在地上，莱文只好提起来。箱子很沉，他用左手提着，他的右手还得攥着手枪。
她说：“这条路不是往诺维治市内去的。咱们应该在刚才那个街角往右拐。”
“我知道往哪儿走。”
“我倒希望我也知道。”
两旁的小房子在浓雾里好像永远也没有尽头。天还很早。一个女人走出门来取牛奶。安看见一个男人在窗户里面刮胡子。她想向这个人呼喊求救，但是这个人可能没有反应。她想象得出来，这个人会愣愣地瞪着看她，很久也不明白外面出了什么事。他们继续走下去，莱文在离她身后一步远的地方。她想知道，他是不是在吓唬她。如果他真的会对她开枪，那他一定是犯了什么重罪，正在被缉捕。
她把脑子里想的说出来：“是杀人了吗？”她说这话时很不客气，声音很低，带着点儿恐惧，这种语调对莱文说是熟悉的，他习惯了恐惧。二十年来他心头一直埋着恐惧。使他手足无措的反而是人与人的正常关系。莱文一点儿也不感到拘束地回答说：“不是，他们要捉我不是因为我杀了人。”
她向他挑衅地说：“那么你是不敢对我开枪的。”但是莱文的回答是现成的，他这样回答别人都会相信，因为他说的是实话。“我不想坐牢。我宁可叫他们绞死。我父亲就是被绞死的。”
她又问：“咱们上哪儿去？”她一直注意寻找时机。这次莱文没有回答。
“这个地方你熟悉吗？”但是莱文已经不想再说话了。突然，她的机会来了：一家门口摆着晨报新闻标题广告的小文具店，橱窗里陈列着廉价的信纸、钢笔和墨水，一个警察正站在橱窗外面往里看。她感到莱文在她背后走近了一步，事情发生得太快了，她没来得及打定主意，他们已经从警察旁边走过去，又沿着这条肮脏的马路走下去。现在再喊已经来不及了。警察已经离开他们二十码远，无法过来救她了。她低声说：“准是杀了人。”
她两次重复这句话刺激了他。他说：“你太不公平了，总是往坏处想我。是他们把一个盗窃案加到我的头上，我连这些钞票是从哪儿偷的都不知道。”从一家酒馆里走出一个人来，用湿布揩拭台阶，一股油煎火腿味传到他们鼻子里来。手提包在他的手里越来越沉了，莱文需要握着枪，所以不敢换手。他又接着说：“一个人要是相貌生得丑，就一辈子也不会有出头之日了。从在学校念书就是这样。甚至在入学以前就已经注定了。”
“你的相貌有什么难看的？”她明知故问地说。只要他开口讲话就存在着希望。要杀死一个同你仍然发生着某种关系的人一定比较困难一些。
“我的嘴唇，当然了。”
“你的嘴唇怎么了？”
他有些惊讶地说：“你是说你没有注意到……”
“啊，”安说，“我想你是说你的豁嘴儿。比那个难看的有的是。”他们这时已经走完了一座座肮脏的小房子。她看了一下这条新建的路的名字：莎士比亚大道。发亮的红砖楼房，都铎式的三角屋顶、半木结构、镶着彩色玻璃的房门，每一幢小楼都有一个诸如“幽憩”之类的名字。这些房子代表着一种比纯粹贫穷更为庸俗的东西——灵魂的庸俗。它们已经爬到诺维治的边缘上了，投机的建筑商大量盖起分期付款的住房来。安忽然想，他把她带到这里来，是为了把她杀死在这些房子后面坑坑洼洼的空地上；那里，青草都被踩在烂泥里，一个个的树桩说明过去曾是个树林。他们继续往前走，看到一所小楼的门开着，为了让购买住房的人随时可以进去看：从一间方方的小客厅可以走到方方的小卧室，卧室通到浴室和楼梯平台旁边的厕所。一个大招牌上面写着：“欢迎参观安乐居。现款十镑产权立即到手。”
“你是想买一幢房子吗？”她强自说着打趣的话。
莱文说：“我口袋里装着一百九十五镑，可是连一盒火柴也不能买。我告诉你，我中了人家的圈套了。我从来没有偷过那些钞票。是一个浑蛋栽在我身上的。”
“这个人也太慷慨了。”
他在另一所名叫“睡谷”的房子前边犹豫了一会儿。这所房子刚刚盖好，滴在窗玻璃上的油漆还没有擦掉。他说：“因为我替他干了一件事。他本来应该付给我一笔报酬的。我跟踪他到这里来。一个叫查尔—姆恩—德里的浑蛋。”
他把她推进“睡谷”的大门，经过一条没有铺砌地面的小路走到后门。他们站在雾气的边缘上，好像在日夜交界的地方，雾气像长幡一样消失在灰色的天空中。莱文把肩膀往后门上一靠，像玩具房屋一样，住房门锁一下子就从木柴棍门框上脱开。他们走进厨房，电线等着安灯泡，煤气灶还没有接通管道。“靠墙站着，”他说，“让我看着你。”
他坐在地板上，手里拿着手枪。他说：“我累了。在火车上站了一夜。我的脑子都麻木了。我不知道拿你怎么办。”
安说：“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工作。如果把工作丢了我就一个铜子儿也没有了。我向你发誓，你把我放了我绝不对别人讲。”她又不抱希望地加了一句，“但是你是不会相信我的。”
“人们答应我什么也不算数。”莱文说。他在污水池旁幽暗的角落里面色阴郁地沉思着。他说：“只要你在我身旁，我在这儿待着，暂时还是安全的。”他把手放在脸上，但是马上就因为烫伤疼得一哆嗦。安的身体动了一下。莱文说：“别动，不然我就开枪了。”
“我能坐下吗？”她说，“我也累了。我今天得站一下午。”但是就在她说这话的时候，她却仿佛看见自己被塞在壁橱里，浑身鲜血淋漓。她接着说：“我得化装成中国人，扯着喉咙唱歌。”但是莱文并没有听她说话，他正在自己的幽暗里筹思他的计划。为了不叫自己过分沮丧，她信口哼起萦回在脑子里的一支歌来；这首歌使她想起麦瑟尔，想起他们晚间乘车回家，想起“明天见”。
对你这只是
公园，
对我这却是
人间的伊甸。
他说：“我听过这个歌。”他不记得是在哪儿听到的，只记得那是一个灰暗的夜晚，寒风刺骨，他饿得要命，唱针刮着唱盘。他觉得某种尖锐、寒冷的东西正在他心里碎裂着，使他痛苦不堪。他坐在污水池下边，手里拿着枪，开始啜泣，却没有哭出声音，一任眼泪从眼角往下流，像苍蝇在由着自己性子飞似的。安继续哼唱着，一时没有发现他在落泪。“他们说这是一个男人从格陵兰带来的雪莲。”这时她看见他脸上的泪水了。她说：“你怎么了？”
莱文说：“靠着墙，要不我就开枪了。”
“你都垮了。”
“这不关你的事。”
“啊，我想我还是通人情的。”安说，“你还没有做出什么伤害我的事来。”
他说：“没什么，我只是累了。”他看了看面前还没有完工的赤裸、肮脏的厨房地板，想吹两句牛。“我住旅馆已经住腻了。我想把这间厨房修好。过去我学过电工。我受过教育。”他说，“‘睡谷’。在你累了的时候这倒是个好名字。但是他们把‘谷’字写错了。”
“放我走吧，”安说，“你可以相信我。我什么都不说。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他凄惨地笑了笑：“相信你。我倒愿意这样做。等你进了城，你就会在报上看到我的名字，我的相貌特征，我穿着什么衣服，我多大年岁。我从来没偷过钞票，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告诉别人我要寻找的是谁。姓名：查尔—姆恩—德里；职业：骗子。一个胖子，戴着个绿宝石戒指……”
“啊，”她说，“我就是跟这样一个人同车来的。我不相信他有这个胆子……”
“哦，他只不过是个代理人，”莱文说，“但是如果我能找到他，我就能逼着他告诉我……”
“为什么你不自己到警察局去投案，把事情和他们说清楚呢？”
“你真会出主意。告诉他们是查姆里的朋友们把那个捷克老头儿干掉的。你太聪明了。”
“捷克老头儿？”她叫起来。这时雾气从这一带住房和受到创伤的田野上升起来，厨房的光线比刚才亮了一些。她说：“你说的是报纸上到处登着的那件事吗？”
“就是这件事。”他阴郁又骄傲地说。
“你知道是谁把他谋杀的？”
“像知道我自己那么清楚。”
“这件事跟查姆里也有关系……那是不是说，现在人们想的都错了？”
“这些报纸对这件事什么都不知道。应该相信的事他们却不相信。”
“这件事你知道，查姆里也知道。这么一说，如果你能找到查姆里，就根本打不起仗来了。”
“打仗不打仗才不关我的事呢。我要弄清楚的是谁把我暗算了。我要报仇。”莱文解释说。他一边用手捂着嘴唇，一边抬起头来看着地板另一边的那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又年轻又娇艳，非常可爱，可是他却像囚在铁笼里满身疮疖的癞狗看着栏杆外面一只养得干净、喂得肥壮的母狗一样，丝毫也没有什么兴趣。“打一场大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说，“战争会叫人们睁开眼睛，会给他们尝尝自己种的苦果。这我知道。对我来说，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他摸了摸他的手枪。“我现在伤脑筋的是拿你怎么办，怎样才能叫你安安静静地待二十四小时。”
她低声说：“你不会把我打死吧？”
“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他说，“让我再想一想。”
“可是我是要站在你这边的。”她一边哀求他，一边四处搜寻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他扔去。她在想办法逃命。
“谁也不会站在我这边，”莱文说，“这我早就懂得了。甚至连一个专门给人打胎的医生……你知道，我长得太丑了。我不想装成你们那些漂漂亮亮的人。但是我受过教育。我什么事都看得很透。”他又很快地说，“我不该浪费时间了，我应该立刻办自己的事。”
“你准备怎样做？”她一边说，一边从地上站起来。
“哦，”他用失望的语调说，“你又害怕了。你不害怕的时候倒是挺不错的。”他站在厨房的另一头，用手枪比着她的胸脯，像哀求似的对她说，“用不着害怕。我的嘴唇……”
“你的嘴唇是什么样子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她气急败坏地说，“你的样子并不丑。你应该有个女朋友。有了女朋友，你就不会老惦记着你的嘴唇了。”
他摇了摇头。“你这样说是因为你害怕了。你这样是不能从我手里逃开的。你碰上了我，算是倒霉了。你不该这么怕死。要是打起仗来，反正我们也得死。死来得很突然，快极了，不会叫你受罪的。”他说。他又想起了那个老人的被打碎的头颅——死就像这样，不比打碎一个鸡蛋更困难。
她低声说：“你要开枪打死我吗？”
“啊，不，不，”他竭力安慰她说，“转过身，到门那边去。咱们去找一间屋子，我可以把你锁在里面，过几个钟头。”他的眼睛盯住她的脊背，他想干净利落地一枪把她打死，不想叫她受罪。
她说：“你这人并不坏。如果咱们不是这样碰在一起，说不定会交上朋友的。如果这是舞台门的话。你在舞台门口找过女孩子吗？”
“我？”他说，“没有。她们连看都不会看我的。”
“你长得并不丑。”她说，“我宁愿你有这样的嘴唇也不愿意你的耳朵像花椰菜似的。那些人还以为自己多么威武呢！那些人穿着裤衩打拳的时候，女孩子简直都发狂了，可是一穿上宴会礼服，样子就可笑极了。”莱文想：如果我在这儿把她打死，随便哪个人从窗户外边走过都看得见她的尸体。不，我要在楼上一间浴室里把她打死。他又对女孩子说：“走，再往前走。”
她说：“今天下午你就把我放了吧，我求求你。要是我不到剧场去，我的工作就丢了。”
他们走到外面那间明亮的小客厅里，客厅还发散着油漆味。她说：“我可以给你弄一张戏票。”
“走，”他说，“上楼去。”
“这出戏值得一看。阿尔弗雷德·布利克扮演团琪寡妇[9]。”楼梯口通向三扇门，一扇门是框格毛玻璃的。“打开这扇门，”他说，“进去。”他决定，她一迈进门槛，马上从背上打一枪。这样，他只要把门一关，就不会有人看到她了。在他的记忆中又出现了一个苍老、低微的声音，那声音隔着一扇关闭的门无限痛苦地哼叫着。但是莱文从不为记忆所苦。死人的事他已经司空见惯了。在这个寂寥寒冷的世界里，居然那么害怕死，真是太愚蠢了。他嘶哑着嗓子说：“你高兴吗？我的意思是说，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啊，我不喜欢这份工作。”她说，“但是它不会继续很久的。你想会不会有人愿意同我结婚？我希望的是这件事。”
他压低了喉咙说：“进去。往窗外看一看。”他的手指摸着枪的扳机。她顺从地向前走去。他把枪举起来，手一点儿也不颤抖。他对自己说：她什么也不会感到的。死并不是她该害怕的事。她已经把手提包从胳膊下面拿了出来，他注意到这只提包的式样非常新奇：一边是一个拧成螺旋形的玻璃圈，中间镶着两个电镀字母a.c.，她正准备化一下妆。
就在这个时候，楼下房门发出了合上的响声，一个声音说：“请原谅我，这么早就麻烦您到这里来。我要去上班，下班非常晚……”
“没关系，没关系，格雷夫斯先生。您看，这幢小房子是不是非常舒服？”
在安回过头来的时候，莱文把枪放了下来。安呼吸急促地低声对他说：“快进来。”他照她的话做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安喊叫起来，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向她开枪的。她看见他手中的枪，对他说：“快把它收起来。你拿着枪只会给自己惹麻烦的。”
莱文说：“你的行李还在厨房里呢。”
“我知道。他们是从正门进来的。”
“煤气和电都接通了。”一个声音说，“只要交十镑钱，把名字往表上一填，您就可以把家具运来了。”
另一个声音说：“当然了，我还要考虑一下。”这人的声音规规矩矩，想象得出：说话的人一定戴着夹鼻眼镜，系着硬领，生着一头亚麻色的稀疏头发。
听得到两个说话的人穿过客厅，往楼上走来。房产公司的代理人一边走一边不住口地讲话。莱文说：“我打死你，你要是敢……”
“别出声。”安说，“别说话。听我说，那些钞票在你身上吗？给我两张。”莱文有一点儿犹豫，她着急地在他耳边说：“咱们得冒一个险。”房产公司代理人和格雷夫斯先生这时已经走进最好的一间卧室去了。“你看看吧，格雷夫斯先生，”房产公司的人正在说，“用的是带花纹的棉布。”
“墙壁隔音吗？”
“特制的隔音板。关上门。”门关上了，代理人的声音小了一些，但是仍然听得清清楚楚，“屋子里讲话，外面过道上一点儿也听不见。这些房子是专门为携家带口的人设计建造的。”
“现在我想去看看浴室。”格雷夫斯先生说。
“别动。”莱文威胁她说。
“好了，把枪收起来，”安说，“别乱来。”她把身后的浴室门关上，走到卧室前边。卧室的门打开了，代理人满脸殷勤地对安说：“哎呀，哎呀，您怎么到这儿来了？”这种对女人讲话的油腔滑调在诺维治的所有酒吧都可以听得到。
“我路过这里，”安说，“看到门没有上锁就进来了。我本来预备去找你的，没想到你这么早就来了。”
“随时乐于为您服务。”房产公司代理人说。
“我想买这幢房子。”
“请您等一等。”格雷夫斯先生说。格雷夫斯先生穿着一身黑色西服，满色苍白，脾气暴躁；看到他就会联想到睡眠不足、酸臭的小屋子和一大群小崽子。“您这样可不成。这幢房子我现在正在看呢。”
“我丈夫叫我来把房子买下。”
“我先来的。”
“您买下了吗？”
“我得先看一下，是不是？”
“给你，”安把手里的两张钞票亮出来，“我现在只要在……”
“在这张表格上的虚线上签上名字。”代理人说。
“再给我一点儿时间，”格雷夫斯先生说，“我挺喜欢这所房子。”他走到窗户前边，“我喜欢窗外的景物。”他的一张苍白的脸凝视着外面坑坑洼洼的地面；在逐渐消失的雾气下，这片地一直延伸到远处一座座炉碴堆成的小山前边。“这地方真安静，”格雷夫斯先生说，“这对我的孩子和妻子健康大有好处。”
“真是对不起，”安说，“可是我已经准备付款、签字了。”
“您的证明文件呢？”代理人说。
“我下午拿来。”
“我带您去看另外一幢房子吧，格雷夫斯先生。”代理人打了一个嗝，连忙道歉说，“我不习惯在吃早饭以前做生意。”
“我不看。”格雷夫斯先生说，“如果我买不到这一幢我就不买了。”他面色苍白、怒气冲冲地站在这所“睡谷”最好的一间卧室里，他在向命运挑战，他多年的痛苦经验告诉他，不管他提出什么挑战，命运总是接受的。
“那可没法子，”代理人说，“您买不了这幢房子。总有个先来后到呀。”
格雷夫斯先生说了声“再见”，便带着他那叫人感到可怜的、心胸狭隘的骄傲走下楼去。他至少可以为一件事感到骄傲：即使他对真正想要的东西总是晚了一步，他也是绝对不肯将就凑合的。
“我同你一起到公司去，”安说，“马上就去。”她挎着代理人的胳膊，回头看了一眼浴室——那里面还站着那个手里拿着一把手枪的阴沉的倒霉鬼，便走下楼去。室外非常寒冷、雾气迷蒙，但是她却觉得像夏日一样晴朗、舒适，因为她已经得救了。
四
“阿拉丁到了北京，
他说什么呀？”
于是一长排人都拖着脚摇摆着身体一起唱起来：“请、请。”她们都弯着腰，一边唱一边拍打着膝盖，虽然累得要命，却个个装得神采奕奕的样子，她们已经排练了五个钟头了。
“不成，不成。一点儿精神也没有。重新来。”
“阿拉丁到了北京……”
“到现在为止，你们有多少人已经给累垮了？”安一边小声问，一边唱着“请、请”。
“哦，有半打了。”
“我真高兴，我是最后到的。这玩意儿连着排两个星期可真受不了。饶了我吧。”
“你们能不能演得有点儿艺术性？”舞台监督央求演员们说，“表现出一点儿自豪感。这不仅仅是个圣诞节童话剧呀。”
“阿拉丁到了北京……”
“你的样子已经精疲力竭了。”安说。
“你也不比我好多少。”
“这地方办什么事都挺快。”
“再来一次，姑娘们，下面咱们就转到梅迪欧小姐那场去了。”
“阿拉丁到了北京……
他说什么呀？”
“你在这儿住上一个礼拜就不会这么说了。”
梅迪欧小姐侧身坐在前排椅子上，两条腿搭在旁边的座位上。她穿着花呢衣服，带着一股高尔夫球、松鸡和荒野夹杂的味儿。她的真名叫宾斯，父亲是弗尔德海文勋爵。她用听着极不自然的文雅语调对阿尔弗雷德·布利克说：“我说了，我不想演。”
“坐在后排的那个人是谁？”安小声问道。这人在后边模模糊糊的，她看不清楚。
“我不知道，从没来过。我想大概是个捐款支持演出的人，想饱饱眼福。”她开始模仿起这个假想中的人物来：“考里尔先生，您介绍我认识认识这些小姐们好不好？我要好好感谢感谢她们这么卖劲儿，使得这次演出获得成功。您肯不肯赏光同我去吃一顿饭，小姐？”
“别说话，鲁比，精神集中点儿。”考里尔先生说。
“阿拉丁到了北京，
他说什么呀？”
“好了，这次成了。”
“对不起，考里尔先生，”鲁比说，“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好了，梅迪欧小姐，现在该轮到您和布利克先生的一场了。好了，你要问我什么？”
“我要问，阿拉丁说的到底是什么。”
“我要演员们有纪律，”考里尔先生说，“自始至终都要有纪律。”考里尔先生身材不高，眼神很凶，头发是草黄色，下巴颏缩了进去。他时不时地往肩膀后面看一眼，生怕有人在身后同他捣鬼。他导演的本领并不高，弄到这个位置是因为有人给说了情，至于究竟经过几层关系，就没人说得清了。所谓关系链就是这样的：有人欠某人一笔钱，而借给人钱的这个人有个侄儿……但考里尔先生并不是这人的侄子，关系最后拉到考里尔先生身上，中间还隔着好几道手。这里面还关系到梅迪欧小姐。总而言之，关系非常复杂，一时很难说清。人们常常误以为考里尔先生是靠着自己的本领捞到这个工作的。梅迪欧小姐就不是这种情况，她并不吹嘘自己有什么演剧的才华，她经常给专门为妇女编的小报写一些小文章，什么《勤奋是促使演员成功的唯一途径》等。她这时又点起一根纸烟说：“你是在和我讲话吗？”她对阿尔弗雷德·布利克说。布利克穿着一套晚餐礼服，肩膀上披着一块红色毛线围巾。“那是为了躲开所有那些……皇家游园会。”
考里尔先生说：“谁也别离开剧场。”他胆怯地回过头来看看观众席后面的胖绅士。胖绅士这时已经走到亮处来。考里尔先生之所以能够到诺维治来，之所以能够站到舞台前面这个众目睽睽的导演位置（他总是担心演员不听自己的话，吓得心惊胆战），也多亏这位胖绅士这关系链的一环。
“要是您这场戏已经排演完，考里尔先生，”胖绅士说，“您介绍我认识一下您的姑娘们好不好呀？我可不愿意打搅你们演戏。”
“当然，当然。”考里尔先生说。接着他又转过身去对女演员说：“姑娘们，这位是戴维南特先生，是咱们的主要赞助人之一。”
“戴维斯，不是戴维南特，”胖子说，“我已经把戴维南特的股份全买下来了。”他挥了挥手，小手指上的绿宝石闪烁了一下，映到安的眼睛里。他说：“在演出的这些日子，我要邀请你们每一位姑娘出去吃饭，表示一下我的心意。诸位热心艺术，我们这个童话剧肯定会大获成功，我由衷感到钦佩。哪一位愿意第一个接受我邀请？”他快乐得有些得意忘形，仿佛突然发现自己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只要填补一个真空就成了。
“梅迪欧小姐。”他不太热情地说。他首先邀请剧中的主角只是为了让合唱队的女孩子相信他请客并没有怀着邪念。
“对不起，”梅迪欧小姐说，“我说好了要同布利克去吃饭。”
安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了出去。她并不想对戴维斯表现傲慢，只不过他的突然出现使她感到震惊。安相信命运，相信上帝，相信善和恶，相信马厩里的耶稣以及庆祝圣诞节的一切仪式。她相信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人们安排到一起，驱使人们走上他们不情愿走的道路。但是她打定主意决不参与任何事，既不扮演上帝的角色，也不参加魔鬼的游戏。莱文已经被她甩开了，她把莱文扔在一所空房子的浴室里，同她再也没什么关系了。当然了，她不会出卖莱文，因为她还没有站到那组织起来的百万大军一边。但是另一方面，她也决不想帮他的忙。在她从更衣室走出来，穿过剧场大门，直到她走到诺维治的商业街上，她走的一直是一条不偏不倚、严格中立的道路。
但是街头的景象却叫她一下子停住了脚步。街上人非常多，所有的人都站在南边人行道上。从剧场门口一直排到市场前面。一双双的眼睛都注视着华莱士大绸布店楼顶上灯光拼出的最新消息。自上次大选以后，她再也没见过这样的场景，但这次不一样，因为没有欢呼声。人们在念着欧洲大陆军队调动频繁，英国颁布预防毒气弹空袭紧急措施等消息。上次大战爆发时，安的年纪还很小，她不记得当时的情况了，但是她从书上读到过王宫前拥挤不堪的人群，征兵办事处前排着长队，人民意气风发。在她想象中，这应该是每次大战开始时的普遍情景。如果说她对战争也怀着恐惧，那是因为她担心她自己和麦瑟尔的命运。她想象中的战争是在欢呼和旗帜的背景上演出的一场个人悲剧，但是现在她看到的景象却大不相同。沉默的人群一点儿也没显出炽热的爱国情绪，相反，人们个个怀着惊惧的心情。一张张苍白的面孔仰视着天空，仿佛整个人间在向空中吁请似的。他们不是向任何神明祈求，他们希望的只是那楼顶上的灯光给他们拼出另外一个故事。这些人刚刚下班，有的拿着工具，有的夹着公文包，但是建筑物上的几排灯泡却把他们拦在半路，灯光闪现出他们简直无法理解的复杂的消息来。
安开始想：怎么可能呢？那个愚蠢的胖子……那个生着豁嘴的年轻人居然知道……“好吧，”她对自己说，“我相信命运，我想我不能甩手一走，不管他们的事。我已经卷进去了。要是吉米也在这里该多么好啊！”但是她马上非常痛苦地想起来，吉米是站在另外一边的，他是属于那些追捕莱文的人的。但是必须叫莱文有机会先把他的猎物捕捉到手。安又转身走回剧场去。
戴维南特先生—戴维斯—查姆里，他爱叫什么就叫什么吧，正在给大家讲故事。梅迪欧小姐和阿尔弗雷德·布利克已经走了。大部分女演员也去换衣服了。考里尔先生正在紧张地听着，一边听一边打量着这个胖子。他拼命地想着这位戴维斯先生到底是什么人。戴维南特先生是做丝袜生意的，他认识卡里特罗普。而卡里特罗普则是德莱特欠债的那个人的侄子。同戴维南特先生在一起，考里尔先生是没有什么风险的，但是对于戴维斯他就没有把握了……这次童话剧的演出总有一天要结束，同不对路的人有了交往正像同对路的人停止交往一样，会给你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非常可能，戴维斯就是曾经同寇恩吵过架的那个人，要不就是同寇恩吵架的那个人的叔叔。在剧团到外地巡回演出的一些二等城市里，这次争吵的余音仍然在当地剧场后台的过道里回响着。用不了多久，这两人的龃龉势必会波及到三流的剧团，于是剧团里所有的人不是擢升就是降级，只有那些职位最低再无从下降的人除外。考里尔先生神经质地咯咯笑起来，他翻着一对白眼珠，想尽量做到既不拉拢人也不得罪人的处境十分悲惨。
“我好像听见有人说要请客，”安说，“我真饿坏了。”
“谁先来我就先请谁，”戴维斯—查姆里先生兴致勃勃地说，“告诉那些姑娘们，我以后再来看她们。咱们到哪家饭店去，小姐？”
“叫我安吧。”
“太好了，”戴维斯—查姆里先生说，“叫我威利吧。”
“我想你对这个地方一定很熟，”安说，“我是第一次来。”她走近脚灯旁，有意叫对方看清楚自己的样子。她想知道这个人是否还认识她。但是她这种想法是多余的，戴维斯先生从来不看别人面孔。戴维斯先生的眼睛总是从你脸上望过去，看着别的地方。他的一张大方脸用不着盯着你的眼睛来炫示它的威力。这张脸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说明戴维斯先生如何重要了。你感到惊奇的是，他一天要吃掉多少东西才变得这么肥胖，正像你对一只大獒犬的胃口感到惊奇一样。
戴维斯先生对考里尔先生挤了挤眼睛，说：“啊，不错，这地方我很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城市可以说是我一手使它繁荣起来的。”接着他又说，“没有几个地方可以选择，要么就是大饭店，要么就是大都会饭店。大都会饭店的环境让人觉得亲切。”
“那咱们就去大都会吧。”
“他们也有诺维治最好的冰激凌圣代。”
街上的人已经不像刚才那么拥挤了，同平时街头一样，有几个人在浏览橱窗，有几个悠闲地踱回家去，也有一些正走进皇家电影院。安心里想：莱文现在什么地方？我怎样才能找到他呢？
“用不着叫出租车，”戴维斯先生说，“一转弯就到。你会喜欢大都会饭店的。”接着他又重复了一句，“大都会的环境让人觉得亲切。”但是在安看到这所饭店的时候，她却怎么也不能把这个地方同亲切二字联系起来。这幢用红黄石块建筑的大楼，占据了市场的整个侧翼，大得像火车站，而且同火车站一样，顶上还有一个尖尖的钟楼。
“有点儿像市政厅，是不是？”戴维斯先生说。从他的语气可以听出，这个人是很为诺维治感到骄傲的。
每两扇窗户中间都摆着一座雕像，这个地方的所有历史名人，从侠盗罗宾汉到一八六四年诺维治市长，都僵直地挺立着，而且还是一式的新哥特风格。“人们从很远的地方来，就是为了要看看这些雕像。”戴维斯先生说。
“大饭店呢？大饭店是什么样子？”
“啊，大饭店，”戴维斯先生说，“那地方粗俗不堪。”
他在后边推着安，从转门走进去。安注意到看门的人认识他。在诺维治这地方找到戴维斯先生并不困难，她想，但是怎样才能和莱文取得联系呢？
餐厅非常大，坐得下一整艘轮船的顾客。支撑着屋顶的大柱子漆着浅绿、金黄两色相间的条纹，弧形的天花板是蓝色的，闪烁着和真正星座位置相同的金色小星。“这也是诺维治的奇景之一。”戴维斯先生说，“我总坐在金星下面的位置上。”他神经质地笑了笑，在他的老座位上坐下来。安发现他们的头顶上是木星，并不是金星。
“我倒应该坐在大熊星座下面。”她说。
“哈，哈，太妙了，”戴维斯先生说，“我得记住你这句话。”他开始低头看酒单。“我知道你们这些女士总喜欢喝一点儿甜酒，”他说，“我也是特别喜欢吃甜东西。”他坐在那里研究着餐单、酒单，别的什么都不顾了。他对她没有什么兴趣，从他叫的第一道大菜龙虾开始，他的精神好像就暂时完全贯注在各式各样的菜肴上了。这个地方是他的安乐窝，这个空气闷浊的大食品库。这就是他所谓的亲切感，两百张桌子中的一席之地。
安盘算着，他把她带出来是为了同她调调情，她猜想同戴维斯先生搞好关系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尽管想到这一程序使她有一点儿胆寒。她虽然已经有了五年的外地舞台生活经验，可是至今也没有学会调情该掌握的分寸：怎样挑动起对方的感情而自己又能对付得了。每次她的退却总是既突然又危险。吃龙虾的时候她脑子里一直想着麦瑟尔，想着安全感和爱情的专一。她把一条腿往前伸了伸，和戴维斯先生的挨在一起。戴维斯先生一点儿也没有理会，只顾埋头大嚼龙虾的大螯。看他吃饭的样子，倒好像根本没有带客人来似的。戴维斯先生这样把她抛在一边，叫安感到不安。这好像不太正常。她又碰了碰他的腿，说：“你有什么心事吗，威利？”
他抬起的那对眼睛，好像透过一架大倍数的显微镜检查一张未冲洗的底片。他咕哝了一句：“怎么啦？龙虾的滋味很不错，不是吗？”他的眼睛从她身上看过去，直勾勾地盯着顾客稀少的空旷的餐厅。每一张台子上都装饰着冬青和檞寄生树枝。他大喊了一声：“侍者，我要一份晚报。”马上又吃起大螯来。报纸拿来以后，他首先翻到了经济新闻版。他好像很满意，好像读的地方登着甜甜蜜蜜的棒棒糖。
安说：“对不起，我要出去一会儿，威利。”她从钱包里取出三个铜币来，走到女厕所去。她照了照洗手盆上面的镜子，但是并没找出自己的化妆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她对看管厕所的老太婆说：“你瞧瞧我什么地方打扮得不对？”
老太婆笑着说：“也许你那个男朋友不喜欢那么多口红。”
“不对，”安说，“他是那种喜欢口红的人。想出来换换口味，找一朵野花儿。”她又问，“他是什么人？他管自己叫戴维斯。他说这地方繁荣起来都是靠了他的力量。”
“对不起，亲爱的，你的丝袜绽线了。”
“这倒不是他弄的。他是什么人？”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亲爱的。你问问看门的吧。”
“我想我得去问问。”
她走到大门口。“餐厅里真热，”她说，“我得出来透透气儿。”大都会饭店的看门人这时候正好非常清闲，没有人进去，也没有人出来。看门人说：“外面可够冷的。”一个一条腿的人正站在马路边上卖火柴。电车一辆辆从街心驶过去——一间间灯光明亮的小房子，烟雾弥漫，里面的人正在亲切地交谈着。大钟敲起了，报时八点半，从广场外面的一条街上传来一群小孩子尖锐的歌声，他们正在唱一首跑调的圣诞歌曲。安说：“好了，我得回戴维斯先生哪儿去了。”接着她用很随便的口气问，“戴维斯先生是什么人？”
“一位阔佬。”看门的人回答。
“他自己说这个地方能够繁荣起来都靠了他。”
“那是吹牛，”看门的人说，“这地方是因为有英国中部钢铁公司才繁荣起来的。你在制革街可以看见他们的办公楼。但是这家公司现在正在把这个城市搞垮。过去他们雇了五万人，现在连一万人也不到。我自己就给他们当过看门的。但是他们连看门的都裁了。”
“真是叫人活不下去了。”安说。
“对他这种人就更糟了。”看门人向门外那个一条腿的人点了点头说，“他给他们干了二十年。后来失去了一条腿，法庭判决说是由于他自己粗心大意，所以连一个六便士也没给。你看，连这个地方他们也非常节约。好吧，他睡着了，就算粗心大意吧。要是叫你守着一台机器，一连八个小时每一秒钟都看着它做同一个动作，你也要瞌睡的。”
“可是戴维斯先生是怎样一个人呢？”
“啊，戴维斯先生的事我一点儿都不清楚。他也许跟制靴工厂有关系。也许是华莱士绸布店的一位经理。他们这些人有的是钱。”一个女人带着一条小狮子狗走进门来，身上穿着一件很厚的皮大衣。她问看门的人说：“阿尔弗雷德·派克尔先生来了吗？”
“没有，太太。”
“我早就料到了。他叔叔就老是这样。动不动就没影儿了。”她说，“给我看住这条狗。”说着，她摇摇摆摆地向广场另一头走去。
“她是市长夫人。”看门人说。
安走了回去。但是这期间发生了点儿事。酒瓶子差不多已经空了，报纸掉在地板上戴维斯先生脚前边的地方。桌上摆着两份圣代，但是戴维斯先生却没有碰它。太不礼貌了，戴维斯先生生气了。他对她吼叫起来：“你到哪儿去了？”她想看一下他刚才读的是什么。已经不是经济新闻了，但是她只能看到大标题：“……夫人离婚判决。”因为报纸倒放着，她读不出那位夫人复杂的姓名。另一个标题是：“摩托车驾驶员被判过失杀人罪。”戴维斯先生说：“我弄不清楚这地方是怎么搞的，他们在圣代里不知道是放了盐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了。”他把一张怒容满面、肉皮耷拉着的大脸转向一个从旁边走过的侍者。“你们管这个叫圣代？”
“我给您换一份来，先生。”
“用不着了，把我的账单拿来。”
“这么一说咱们就分手了吧。”
戴维斯先生的脑袋从账单上抬起来，脸上显出类似恐怖的表情。“不，不，”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不会甩手一走，把我孤零零地扔下吧？”
“那么你还预备干什么？去看电影？”
“我本来想，”戴维斯先生说，“你会不会到我家坐一会儿，听听音乐，喝一杯什么的。咱们可以一起走一段路，好不好？”他的眼睛并没有看着她，他几乎并没有思索自己说的是什么。他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危险。安想，这一类型的人她是了解的。只要同他们接一两个吻就可以把他们打发走，在他们喝多了的时候给他们讲个伤感的故事，他们就会觉得你简直是他们的亲姐妹。这是最后一个人了，不久她就属于麦瑟尔了，就安全了。但是首先她得探听到戴维斯先生住在哪里。
在他们走到广场上的时候，唱圣诞歌的孩子向他们跑过来，六个小男孩没有一个真正会唱歌的。他们都戴着毛线手套、披着毛线围脖，把戴维斯先生的去路挡住，唱起来：“看好我的脚步，我的侍从。”
“要出租汽车吗，先生？”
“不要。”戴维斯先生向安解释说，“在制革街雇车可以省三便士。”但是唱歌的孩子拦住他不叫他走，向他伸出帽子来要钱。“走开。”戴维斯先生喊道。孩子们凭着自己的直觉一眼就看出来他正有什么心事，他们在人行道上跟在他后面，纠缠着他不放，嘴里唱着：“勇敢地跟在他们后面。”皇冠酒店外面的几个行人转过头来看热闹，有的人还鼓起掌来。戴维斯先生突然转过身子，一把抓住离他最近的一个小孩的头发。他狠命地往下扯，痛得那孩子哇哇叫起来。最后他揪下了那孩子的一绺头发，念念叨叨地说：“就得这么教训教训你。”一分钟以后，他坐在制革街停车场一辆出租汽车里，得意扬扬地说：“他们想同我调皮可不成。”他张着嘴，嘴唇湿湿的满是口水，陶醉在刚才的胜利里，正像在饭店里埋头大嚼大螯一样。安现在觉得他不像自己想的那样保险了。他不断安慰自己说：他只不过是个代理人。莱文说过，这人知道凶手是谁，但他不是杀人凶手。
“那是什么大楼？”安问道。汽车经过维多利亚大街的时候，她看到一幢玻璃墙面的黑色大厦耸立在一栋栋普通楼房中间。这个地方过去是制革场汇集的一条街道。
“英国中部钢铁公司。”戴维斯先生说。
“你在这儿工作吗？”
戴维斯先生第一次脸对脸地凝视着她。“你怎么会想到我在这儿工作？”
“我也不知道。”安说。她这时看出来戴维斯先生只是在风向顺的时候才是个温顺的人物，不觉忧虑起来。
“你说你会不会喜欢我？”戴维斯先生摸着她的膝盖说。
“我肯定会喜欢你的。”
汽车开出了制革街，驶过横贯路面的好几道电车轨道，开到车站广场上。“你的家在城外吗？”安问。
“在城边上。”戴维斯先生说。
“这个地方照明费便宜一点儿？”
“你真是一个聪明的姑娘，”戴维斯先生说，“我看你看问题很敏锐。”
“人不可貌相，我想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吧？”安说。这时候他们的汽车正从一架大铁桥下面开过，桥上是开往约克郡的铁路。在通往车站的长长坡路上只有两盏路灯。隔着一道木栅栏可以看到停在铁路岔道上的一节节车皮和准备运走的煤堆。在又小又暗的火车站门口，停着一辆老旧的出租汽车和一辆公共汽车，等着下火车的旅客。这座车站是一八六〇年建的，已经大大落后于诺维治市的发展了。
“你上班可真远。”安说。
“这就到我家了。”
出租汽车向左一转，安从路牌上读到这条街的名字：吉贝尔路。一长排廉价的别墅住宅，每所房子门前都钉着住户姓名牌。出租汽车一直开到这条街的尽头才停住。安说：“你是说你住在这个地方？”戴维斯先生正在付车费。“61号。”他说（安发现只有这幢房子没有标出住户姓名）。戴维斯先生讨好地、细声细气地笑着说：“里面可舒服啦，亲爱的。”他把一个钥匙插在锁孔里，一只有力的手抵在安背后，把她推进一间灯光暗淡的小客厅里。他把帽子挂在帽架上，蹑手蹑脚地往楼梯口走去。屋子里有一股煤气和烂青菜的气味。一道扇形的蓝光照着一盆蒙满灰尘的植物。
“咱们把收音机打开，”戴维斯先生说，“听个曲子。”
过道上一扇门开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说：“谁啊？”
“我啊，查姆里先生。”
“上楼以前先把房钱交了吧。”
“二楼，”戴维斯先生说，“正前面的那间屋子，我马上就来。”他在楼梯上站了一会儿，等着她走上去。他的手伸进口袋里，硬币叮当作响。
屋子里确实有一台收音机，放在大理石洗脸台上。但是并没有跳舞的地方，因为一张大双人床把地方都占去了。看不出这间屋子有人住过，衣柜的镜子上布满灰尘，音响旁边的水壶也是干的。安从床架杆后面往窗户外面看了一眼，楼下是一个黑糊糊的小院子。她的手在腰带上颤抖着，她没有料到自己投进来的竟是这样一个罗网。戴维斯先生这时开门走进来。
安害怕得要命，不由自主地转入了攻势。她脱口问道：“你叫自己查姆里先生？”
他向她眨了眨眼睛，轻轻把身后的门关上。“我是查姆里先生又怎么样？”
“你说你带我到你家去。这不是你的家。”
戴维斯先生在床沿坐下，脱下鞋。他说：“咱们别大声讲话，亲爱的。那个老太婆不喜欢吵闹。”他把洗脸台下面的一扇门打开，从里面取出一个硬纸盒子来。当他向她走近的时候，糖渣从纸盒缝里一路撒出来，撒了一床一地。“吃一块土耳其酥糖吧。”
“这不是你的家。”她又坚定地问了一句。
戴维斯先生正往嘴里送酥糖，手指在半路上停住，说道：“当然不是。你也不会期望我能把你带回家去的，不是吗？你不会那么幼稚的。我可不愿意把我的名声毁了。”他又说，“咱们先听点儿音乐，好不好？”他开始捻动收音机的旋钮，收音机嗞嗞地叫起来。“干扰太多了。”戴维斯先生说，他继续转动旋钮，最后收音机里终于传出了乐队演奏舞曲的声音，一支遥远的、梦一般的旋律透过尖啸声传到他们耳朵里来。勉强能分辨出奏的是什么曲子：《夜之光，爱情的光》。“这是我们诺维治市的节目。”戴维斯先生说，“整个中部地区再没有比我们这里的乐队更好的了。这是诺维治大饭店的乐队。咱们跳两步怎么样。”说着，他搂住她的腰，开始在床和墙中间一小块地方颠动起来。
“我到过比这个更好的舞厅，”安说，她尽量想说两句没多大意思的笑话，在这绝望的处境中提高自己的情绪，“可从来没有这样磕碰过。”戴维斯先生说：“你可说得真妙。我得把这句话记下来。”突然，他把黏在嘴唇上的糖渣吹掉，一下子变得热情起来。他把嘴唇贴在她的脖子上。安一边对他笑，一边用力往外推他。她要保持冷静。“现在我知道岩石是什么感觉了。”她说，“当汹涌的海涛——波浪——他妈的，我怎么也说不对这个字了。”
“你可说得真妙。”戴维斯先生机械地说，又把她拉到怀里。
她开始不住嘴地讲起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真想知道毒气室是怎么回事，”她说，“他在那个老太太脑门上打了一枪，是不是太可怕了？”
他把搂住她的手松开了，虽然她刚才那句话只是顺口说出的。他问：“你提起这件事干什么？”
“我刚才在报上读到的，”安说，“那家伙一定把那套公寓弄得鲜血淋漓的。”
戴维斯先生乞求她说：“别说了。我求求你，别说了。”他靠着床柱，有气无力地解释说，“我的肠胃很不好，听不得恐怖的故事。”
“我喜欢看惊险故事，”安说，“那天我看了一本书……”
“我的想象力太丰富了。”戴维斯先生说。
“我记得有一次我把手指头割破了……”
“别说了。我求求你，别说了。”
看到自己的计策奏效，她越说越没边儿了。“我的想象力也非常丰富，”她说，“我觉得有人在外边看着这所房子。”
“你说什么？”戴维斯先生真的害起怕来。但是安说得太过火了，她说：“有一个黑皮肤的人在看着咱们的房门，这人是个豁嘴儿。”
戴维斯先生走到门前边，把门锁上。他把收音机的音量调低，回过头来说：“二十码以内连路灯都没有，你不会看清他的嘴唇的。”
“我只是在想……”
“我想知道一下他都告诉了你一些什么。”戴维斯先生说。他在床沿坐下，看着自己的两只手。“你想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想知道我在哪儿工作……”他没有把话说完就停住了，带着恐惧的神情抬头看着她。但是安从他的神情看出来，他怕的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件什么事。他说：“他们绝不会相信你的。”
“谁不会相信我？”
“警察。你的故事太离奇了。”她非常吃惊地看到，他坐在床边搓着两只大毛手，竟抽起鼻子来。“总得想出个办法来。”他说，“我不愿意伤害你。我谁也不愿意伤害。我的肠胃不好。”
安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请你开开门，好不好？”
戴维斯先生带着怒气低声说：“别作声。这是你自己找的。”
她又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过是个代理人，”戴维斯先生说，“我不负责任。”他低声解释说。他穿着袜子坐在床沿，一对深眼窝里闪着自私的泪珠。“我们的策略是任何事都要做得极度安全。那个家伙逃掉了并不是我的过错。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我不论做什么总是尽量往好里做。但是他不会再原谅我了。”
“你如果不把门打开，我就要喊了。”
“喊吧，你只会把那个老太婆惹恼的。”
“你要干什么？”
“这事关系到五十万英镑的巨款，”戴维斯先生说，“这次我可不能再冒风险了。”他站起身来，伸着手，一步一步向安走过来。安尖叫起来，拼命摇门。因为门外一点儿也没有响动，她又从门口跳到床后边。戴维斯先生并没有拦阻她，他知道在这间狭小的屋子里她是逃不出自己掌心的。他站在那里自言自语地说：“可怕呀，可怕呀。”看样子他好像马上就要呕吐了，对某个人的害怕驱使着他继续下手。
安央求他说：“你叫我做什么，我都答应你。”
他摇了摇头，说：“那个人永远也不会原谅我的。”他从床上爬过去，抓住她的手腕。他气息粗重地说：“老实点。要是你不挣扎，我是不会伤害你的。”他把她从床上拖过来，另一只手摸索着拿过一个枕头。直到这个时候，安仍然安慰自己说：我是不会死的，他们谋害了的是别人。我不会被他们杀死。由于生的欲望非常强，她不相信这就是她的末日，就是热爱生活、同情别人的“我”的末日，甚至在枕头已经堵在她嘴上的时候，生的欲望仍然给她莫大的安慰。在她在戴维斯先生的一双沾满了酥糖、黏黏糊糊，既柔软又有力的大手下挣扎的时候，她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死的恐怖。
五
雨从东面沿着威维尔河袭过来，在寒冷的夜空中变成冰，敲打着沥青人行道，把公园里木椅上的油漆打出一个个的小坑。一个警察悄悄地走过来，披在身上的厚重雨衣像湿漉漉的碎石路一样闪亮。他手里提着一盏灯，在两个路灯间的黑影里照来照去。他对莱文招呼了一句“晚上好”，连第二眼也不看就走了过去。他要搜寻的是成双作对的男女，即使在十二月的冰雹天里也有人出来谈情说爱。这是被禁锢的可怜的热情在小城市里的表现。
莱文把外衣领上的扣子系上，继续寻找一处躲避冰雹的地方。他想把心思放在查姆里身上，想思索一下怎样在诺维治这个地方找到他。但是他却发现自己总是想着早晨他要干掉的那个女孩子。他想起来他丢在苏豪区咖啡馆里的那只小猫。他是很爱那只小猫的。
她一点儿也没有理会他的丑陋。“我的名字叫安。”“你并不丑。”他想，她一点儿也不知道他要杀死她，就像他有一次不得不淹死的一只小猫那样天真。他非常惊奇地想到，她并没有出卖自己。她甚至很可能相信了他的话。
这些思想对他说来比冰雹更寒冷，更叫他不舒适。除了苦味以外，他的舌头不习惯尝到别的味道。他是仇恨抚育大的，仇恨把他塑造成这样一个又黑又瘦、杀人成性的人。他一个人彳亍在雨地里，被人追捕着，一副丑陋的脸相。他生下的时候父亲正关在监狱里，六年以后，父亲因为又犯了别的罪被绞死了，母亲用一把菜刀了结了自己的性命。这以后他便被送到少儿收容所去。他对任何人从来没有一点儿温情。他就是这样被培育出来的，而他对这一结果却有一种奇怪的自豪感。他不希望自己被制造成别的样子。突然间，他害怕起来：如果想要逃跑的话，这次他一定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冷静。要想眨眼间就把枪掏出来，需要的绝不是温情。
河边上一座大房子的车库门没有关上，显然这个车库里没有放着汽车，而是为了存放婴儿车，为了孩子们游戏用的，也许里面还摆着些洋娃娃和积木。莱文躲了进去，他浑身冻得冰冷，只有一个地方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一生中，他身上那地方的冰块从来没有解过冻。那像匕首一样的冰块现在却有一些融化了，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他把车库门推开了一点，如果有人从河滨路上走过，他不想叫人发现自己偷藏在这里。在这种风雪交加的日子里，谁都可能在别人的车库里躲避一会儿。当然了，有一个人是例外，一个正在被追缉的、生着兔唇的人。
这条街上的房子并不紧挨在一起，两幢房子中间都隔着一间车库。莱文被红砖墙紧紧地包在里面。他可以听到两边房子里传出的收音机声。一所房子里，一只焦躁不安的手不停地扭动旋钮，改变波段，收音机从一个电台跳到另一个电台，一会儿是柏林的一段慷慨激昂的讲演，一会儿是斯德哥尔摩的歌剧。从另外一幢房子里传来的是英国广播电台的节目，一个年老的评论员正在朗读一首诗。莱文在寒冷的车库里，站在婴儿车旁边，凝视着室外黑色的冰雹，无可奈何地听着收音机播出的诗句：
一个影子从我面前掠过
不是你，但又何其像你；
啊，基督，我多么希望
能看到，哪怕只一瞬息，
我们热爱着的灵魂，能知道
他们是谁，又在哪里。
他想到被绞死的父亲，在地下室厨房里自杀的母亲，想到所有那些使他堕落的人。他使劲把指甲掐在自己手心的肉里。那个年老的、文雅的声音继续读道：
我厌恶广场和里巷，
厌恶我遇到的那些面孔。
那些颗心，对我无情无义……
他想：如果她有足够的时间，也会去报告警察的。这是和女人打交道必须要落得的下场。
我的整个灵魂奔向你
他在努力令自己的心重新凝冻起来，像过去一样坚硬、一样安全，凝成寒冷的冰块。
“刚才是德鲁斯·温顿先生朗读丁尼生[10]爵士的长诗《莫徳》的片段。国家广播到此结束。祝各位听众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