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令人最先提及的特性便是对土地的依恋，

北方人尤其如此。

他们的简朴、自然、乐天、温情，虽历经百代沧桑而不易。

这一特性的另一体现是他们的信仰、

情趣中某种程度的原始性和思想上的某种天真性。

北平第三好在闲。假如上海可说是代表近代的，北平便是代表中古的。北平的一切总有一种悠然不迫的味儿。即如电车吧，在上海是何等地风驰电掣，有许多人上下车都是跳的。北平的车子在宽阔的路上走着，似乎一点也不忙。晚九点以后，确是走得快起来了；但车上已只剩疏朗朗的几个人，像是乘汽车兜风一般，也还是一点不觉忙的——有时从东长安街槐林旁驰过，茂树疏灯相掩映着，还有些飘飘然之感呢。北平真正的闲人其实也很少，但大家骨子里总有些闲味儿。我也喜欢近代的忙，对于中古的闲却似乎更亲近些。但这也许就因为待在北平大久的缘故吧。

——朱自清·《北平实在是意想中中国唯一的好地方》

中国人令人最先提及的特性便是对土地的依恋，北方人尤其如此。他们的简朴、自然、乐天、温情，虽历经百代沧桑而不易。这一特性的另一体现是他们的信仰、情趣中某种程度的原始性和思想上的某种天真性。但他们的社会交往，为不伤和气而采取圆滑态度，但显示出他们远非头脑单纯。那种迂回周旋给社会交往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在这个特定方面，中国人将西方人的率直视为“傻”。可是在中国人的民间宗教中，他们又确实表现出文明初期人类的天真特征。

在广泛流行的宗教中，这一特征皆有显示。我所说的流行宗教，是指从人们头脑中自发生出的宗教信仰，这种信仰与各大主要宗教的特有教义并无关系。神话在所有古代民族中的繁荣和在现代人类中的消亡便是这种差异的标志。

当然，所有的民族都从需要出发，在想象中创造着神。实际上，人们都要求他们的神按照自己需要的方式去行事。有一个突出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那就是流行于民间的中国人的观音，我们的慈悲女神，大苦大难的救主。她是中国人创造出来的佛教先圣，本是一位男神。人们本需要一位女神，可是早期佛教却错过了这一节，因而中国人便造出了她。观音的普及性表明了人们是多么需要崇拜一位女神，她的用心就是救助穷苦与不幸者。后来，这位女神又由于崇拜者们的需要，逐渐具备了许多不同的神能。有一类观音有赐子给不孕者的特殊神力，另一类观音又专门使盲者重见光明。在人们需要神的时候，什么也无法阻挡他们去创造这些神。

无论中国所行的三大宗教——儒教、道教、佛教如何宣传教义，中国的民众主要地还是信仰多神教，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信仰万物有灵。二十世纪的人很容易误解流行宗教，因为他总是倾向于把科学真理的标准套用到源自诗性想象的宗教信仰上去。不论什么——一段传说，一段神话、一个美妙的比喻，甚至一句双关语——都可用来说明一种真谛。正如在孩子们中发生的那样，上古之人的想象是更为敏感、更为生动的。对他来说真实的东西往往便是能愉悦他的想象的东西。这种态度颇似现代人对于某些迷信的感情——如十三日与星期五同在一天的日子，或走过一架梯子的下面。很少有人存心判定这类迷信的是非，而大多数人，包括那些教信的人在内，都对这类信仰持一种宽容的态度，而且视迷信为很有趣的事情。也没有任何人会一口咬定这都是真实的，人们的态度多半以为它们或真有其事，或无论真假都无关紧要。大多数人都会说：“避开星期五与十三日交合的日子也许不无道理。”神话总是产生于人的自由想象，这想象者还往往有诗性的头脑。被感觉为诗意的东西多是用宗教的语言来表达的，直到后来的世代，那些学究的头脑才去把它们探个究竟。而且，他们还发觉自己遇到了麻烦，就像他们在探究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根源时遇到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诗性想象的才能在现代人的头脑中消失了，这实在是件憾事。这样一来现代人凡事都要求证明是真还是假，显然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就这点来说，我们感到愧对华滋渥斯，因为我们再也无法“看到大海中跃出的海神普路提厄斯”了。

信仰的这种滑稽之处是中国人头脑中的一种特性。尤其是西藏地区的人们对他们的神祇极为虔诚，而别地的中国人则从没做到过。从北京人的信仰中略举数例便可印证这一点。北京内城有九座城门，其中八座配有铜锣巡城，可是靠近哈德门（今崇文门）的那座门却只有铜钟。哈德门附近还有一眼水井，传说井中的蚊龙有一天会从井中出现，带来淹没全城的洪水。于是人们便造了一座石海龟镇在井口上。人们对它许诺说：“你不必苦恼，只要半夜听得锣响，你就会解脱而出。”不论如何，人们耍了个小诡计，把锣换成了钟。而那只大龟伏在那里数百年未动，盼着听到锣响，以便得到解放。这种想象多么动人，可这一切与科学的真理又有什么相干？

还有一个例子便是钟鼓楼桥下、后门附近的那块石碑。此碑与明代朱元璋的谏官刘伯温有关。刘是位天文学家，就像法国十六世纪天文学家奈斯陀达马斯，被认为有预言未来的超凡神力。他平素全然生活在巫术和其他迷信活动的世界中。按照他的建议，桥下的石碑被刻上了“北京城”三字，用来欺弄诸神。如果神祇们犯起怒气，要淹没北京，他们便会白天上向下观望，洪水达到桥下石碑的高度时，“北京城”三字便隐入水中，诸神便会罢手满意而去。

还有一种做法是钳制灶神的口舌。在所有的神祇中，灶神最晓得家庭之中发生的事情，如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的瓜葛等等。而且，每年在新年前七天，他都要回天庭去过年，届时便要向王皇大帝报告地上家庭成员间的秘密情形。这当然令人很尴尬。于是，在十二月的第二十三天，民间便依俗炮制胶糊，涂在红纸灶神像的嘴上，也有人喂灶神些蜜糖，象征性地使他“上天言好事”，或者让他缄口不言。

关于北京地方的神祇，有两则有名的传说。其中之一说的是铸钟娘娘的美丽故事。有一次永乐皇帝（明太宗朱棣）下令铸造一口大钟，那大概就是现今置于城西北清华大学附近的大钟寺的那口钟。据阿契巴德·利特尔女士的记载，它重八万七千斤，比埃尔富特（德国一城市）或其他城市中的钟都要重。

由于那铸钟人从未铸过如此大钟，因此每当铜水冷却下来，钟便破裂。他为此焦虑万分，深恐皇上因铸钟失败迁怒于己。他那年轻美丽的女儿见父亲整日愁眉不展，便问起他苦恼的缘故。当天晚上，她便做了一个梦，梦中得知若有人的肉身投入熔铜之中，便可确保铸钟成功。第二天，正当铜水鼎沸之时，她父亲去用饭了。她乘此机会纵身跃入铜水，消失了身影。大钟完好无疵地铸成了。这就是如今每到晚上鸣钟时，有人听见“钟姑娘”在悲哭的缘故。

还有一则神话是关于北京城的用水。谁都晓得，北京海子里的水是从西边二十英里左右之外的玉泉山流过来的。京城的西北角有一座桥，名高梁桥，当年一位武士为了城里能有充足的水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桥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传说明代时北京遭遇大旱，皇帝为城内缺水忧烦不已。一天他在梦中见一位老农夫，推着一辆独轮车，车上载着两只大箩筐。农夫告诉他说，那里面装的是送给京城的水。翌日早朝，他问朝中的占星官此梦怎讲。占星官解释说，这是天帝发慈悲，要给北京城送水。占星官进言道，应当派一名披甲佩剑的武士去城外西郊，他在那里会遇到一位老农夫，运送两只大箩筐向京城走来。这星官还指明这武士要用剑刺破那箩筐，然后迅即转身向京城跑，绝不能回头张望。那受命前去的武士便是高亮。他赶到西郊，果真遇到了与皇帝在梦中所见一模一样的老农夫。当他问明那箩筐中装的是“送给京城的水”时，他抽出宝剑猛地戳进箩筐，然后掉头便向回跑。他只听得身后洪水咆哮，滚滚追来，淹没了田野，直涌向京城。他跑到望得见西直门时，以为自己已安然脱险了，便回头一望，结果立刻便被奔腾的洪水淹没了。于是那座石桥便以他的名字命名，以示纪念。很显然，直到十五世纪，神话仍在不断创造出来。可为什么关于大本钟或伦敦桥却没有产生神话呢？莫非是因为我们听到这样的神话便会发觉自己已可怕地变老成了？抑或是我们将对神话嗤之以鼻，视为“荒诞不经”？把它们当做并非真实的东西吧，谁还管那许多？我们的生活毕竟比神话所说的生活更丰富。

我们在此涉及的并非中国的主要宗教，而是被常人所接受的一些流行观念。中国人的主要宗教——儒教则是理性的，极少形象性。北京城中的孔庙自是极严格的儒雅之地，就连孔子祭坛后面的灵牌也只是一座放大了的戒尺样的东西，上面刻的文字使它成为圣贤精神的标志。道教的深刻哲理包含在老子的著作中，佛教也有关于知识与现实问题的高妙比喻。然而普通人最关心的是财神、长命之神、婚姻之神和命运之神。这些神灵中没有一个像观世音那样圣洁尊严，可是人们对这些神灵的祈祷却同样的虔诚。

人民创造的诸神灵往往不受宗教或教派限制。信仰这些神灵的最好的例证，就是东岳庙。该庙位于齐化门（今朝阳门）外，其历史可上溯至十四世纪（公元一三一七年）。对泰山或东岳的崇拜既非道教，也非佛教，那是一种有关五种基本元素（五行），五种角度，五种颜色，五座圣山的崇拜，源于公元前数世纪。最广泛的道教将全民性的万物有灵论，黑巫术和秘宗等多神教都吸收在内。婚姻神、财神和药王既非道教也非别的什么教，他们只是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神灵而已。在这座庙里能够看到婚姻神，他被称为月老，这是从九世纪的一个关于上天如何安排婚姻的故事中产生的。那故事说每个婴儿出生时脚上都缚着一根连接另一异性婴儿的红线，他（她）的婚姻就是由这红线决定的。不论有何障碍或父母如何从中作梗，他们最终都将结为夫妻。因此每个人都可以去那里，摇动灵异的竹签，直到装在竹筒中的竹签有一根掉到地上，然后从那签上的谶语中了解与某个男子或女子的恋爱能否成功。

还有一位文人之神，在孔子、老子或佛祖的教诲中都未曾提及。文人之神是众星中的一颗星宿，司掌文人学子在科考中的运势。由此可见众神的分工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专司风湿病的神，专司发烧肚子痛的神，专司结核病和慢性咳嗽的神，也有专司牙疼、白内障、机体出血的神。了解到北京大学就坐落在有名的马神庙、即马的保护神的庙宇旧址上，那是非常有趣的。那地方处于煤山的东山脚，早先曾是御马厩的所在地。另有一座二郎庙，在灯市口或灯市的对面，人称“狗庙”。这二郎神（因在著名宗教史诗《西游记》中出现而闻名）的功能是偶然传开的。当年有一妇人带着一只病狗去寺庙为子求安，回来后她发现那狗竟痊愈了。从那以后，“狗庙”中便常在二郎的祭坛上见到还愿用的小狗崽儿。二郎正像圣米契尔一样，主要是一位战神。

有些寺庙与一些特定的宗教节日有特别的联系。例如东岳庙，每当七月十五日，便会引来大批赶庙会的人来此看灯船。每到春天，香客们甚至从昌平、顺义两县来登妙峰山，他们攀越连绵的山巅，行经大觉寺和黑龙潭，直达于西山。庙中有两个最引人兴趣处：一是百子观音（催生娘娘），另一是明眼观音。寺庙坐落在西山的一座峰顶上，俯临四野，气势逼人。但在登山时，香客须三步一跪，九步一拜。有些朝香客登山要耗数日，在山上众多的寺庙中多次过夜。这种跋涉实在英勇，因为山路上布满尖利的山石，而且有些地方，特别是临近山顶处，常是极其险峻的。香客中有许多妇女，她们或想得子，或为其他渴求之事而来。参加这种跋涉的动机并不真正为了苦行。一次求祈总是出于某种迫切的心愿，一种迫切的心愿也总是变为一次求祈。为此所受的苦难不过是这种迫切心愿的自然结果。

关于中国人同另一世界宗教的关联也许还需说明几句。穆斯林在中国人口中一直占有较大分量。穆斯林餐馆，也称“清真店”（“清真”是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称呼），那里卖的是牛羊肉，不卖猪肉，北京街上处处可见。中国的穆斯林人相互间有一种近于迷狂的团结。大约四十年前，北京的一位出版商出版的读物诋毁穆斯林人不吃猪肉的习俗，结果惹恼了所有穆斯林人。人们惊异地发现在中国竟有这样多的穆斯林人，不仅是北京，而且在大南方、大西南都有那么多。这一宗教是由中国境内说突厥语的人们传入的，包括维吾尔人，吉尔吉斯人和哥萨克人。中国境内突厥语地区的人口通常包括大量的穆斯林人，在这极为广袤而少为人知的地区（新疆），当佛教徒与穆斯林人发生冲突时常常发生整村人被屠杀的流血事件。早在公元八世纪时，维吾尔人便曾应募从军，后来便定居在陕西。在北京的许多穆斯林无疑就是来自那一地区、后又定居北京的操突厥语的人的后裔。

在北京新华门附近，紧靠皇城边儿，过去曾建有回子营（穆斯林军营），现在已荡然无存。北京有一个哀婉动人的传说，讲的是一位生于喀什附近的年轻美丽的穆斯林王后。她的部落被乾隆的军队击败了。她丈夫是个维吾尔人首领，也在战争中被杀，她被掳到了北京。京城里的人称她香妃，因为她本为异域人，据说身体散发一种独特的沁人心脾的香气。还有一种更尊敬的说法，称她为“客妃”。乾隆大帝想要她侍寝，许她以极优渥的享乐。香妃怨怼杀夫之人，愤然回绝了他。她的身体虽被掳至此，心却矢志不移。乾隆也显出了超常的耐心，为她造了一座“望乡楼”（一座可让她“望远思乡”的高塔）；楼对面是一座由突厥人帐篷组成的村寨，还有一座清真寺，全都是为了抚慰她的思乡之苦。可这位少妇终于还是自杀而死，以此保全对丈夫的忠诚。至今在故宫博物院中仍保留着耶稣会传教士卡斯提利尼（castiglione）所绘的香妃像。由于这个哀婉动人的故事，此画吸引了游人浓厚的兴趣。画上的香妃头戴战盔，身披意大利式灰暗金属的铠甲。

早在公元七世纪，聂斯脱利宗基督徒便来到了中国。聂斯脱利教徒属基督教之一宗，该宗反对圣母玛丽亚的神圣性。聂斯脱利教徒因宗教迫害被逐出后，便来到陕西定居。据西安市的一块聂斯脱利人刻写的石碑证实，此事发生于公元六三五年。受德皇威廉二世派遣的阿尔伯特·冯·李·考克在他的考古探险中曾发现了一些刻在雕像上的摩尼教文字，那座雕像显然是希腊作品。马可·波罗也曾提到，基督徒不仅活动于中国的北方，而且远至云南的南方也有他们的踪迹。他还记述过忽必烈汗对“神父约翰”王国的征战，这位传说中的“神父约翰”显然也是聂斯脱利教徒。

奥德里克受罗马天主教皇的委派，曾在忽必烈汗死后不久访问中国。但不论如何，对万历年间（公元一五七三至一六二〇）之中国朝廷发生影响最为深巨者，当属耶稣会教士利玛窦。他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应归于他对中国语言和儒学经典的刻苦研读，他因此而被中国学者所接纳。他是皇帝身边极得宠的人物，而且还使中国的一位杰出学者徐光启皈依了天主。徐光启的女儿也成了天主教徒，时人称她特雷莎姐姐。公元一六一〇年，利玛窦去世了，入葬时得到了皇帝给予的极高礼遇。他的陵墓就在北京郊区，与另外两名较早的耶稣会神父亚当·谢尔、魏尔毕斯特的陵墓相邻，距平则门约一英里。一九〇〇年爆发反基督教的义和团运动时，陵墓遭到了毁损。神父谢尔曾为明清两朝的皇帝做事，而天文学家魏尔毕斯特则不仅引导许多朝廷命妇信从天主，而且几乎说动康熙皇帝本人皈依天主教。耶稣会教徒当时称康熙的皇后为“安妮”，称皇太后为“海伦娜”。康熙当时未能入教，原因是罗马天主教不容许祖先崇拜，即对先祖的景仰纪念，除此之外尚可允准入教。原来，耶稣会神父认为康熙帝可以入教，可是其他教会神父却劝说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不予批准，理由是祖先崇拜违背只奉一神的基督的教义，因而它是被禁止的。教皇大概不会知道，从有跪拜礼时始，中国人便总是在新年伊始时跪在健在的父母面前，那是将他们看做人而非神的。教皇也本不该对灵魂不死、人有死后生活的观念少见多怪。儒学关于儿女孝道的箴规是“我们应事奉故去的双亲如同活着的双亲”——过一种无愧于他们令名的生活。康熙皇帝认定他不可存心放弃先祖崇拜，否则会危及太庙（王室崇拜）的神圣地位，而且对他的帝国构成威胁。所以，不论引进多么精妙的神学理论，在实际生活中都意味着，做一名中国基督徒就得学会忘记对父母和祖父母的感恩，将自己从所属的家族中分离出来。

亚当·谢尔和神父魏尔毕斯特都是饱学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曾协助修正中国的历法。但雍正皇帝（公元一七二三至一七三五年在位）却并不喜欢教会使者，部分原因是他们参与了与他的弑兄行为有关联的朝政。继雍正之后的乾隆皇帝（公元一七三六至一七九六年在位）再度垂青耶稣教徒，在他的治下，班纳斯特神父奉旨设计在圆明园内建造的意大利式宫殿。这次，乾隆皇帝与路易十五互相交往，互赠了许多礼物，其中包括丝绸、自鸣钟、金制酒杯和双面挂毯。据说乾隆皇帝还通过阿迈厄特神父与伏尔泰有过书信往来。故宫博物院最名贵的绘画之一便是以郎世宁之名为世人所知的卡斯提利尼神父画的，他还画有乾隆肖像。

保存至今的两处著名遗址印证了耶稣会的影响。一处是建于内城东南角上东墙附近的观测台。台上的铜制天文仪器托在极为精美的群龙之上。一九〇〇年，这些仪器被德皇威廉二世夺去，一九一八年后才被送还中国，永久地以其做工精美吸引着游人。另一处著名遗址是北堂，亦即“北寺”，与建于顺治门内利玛窦居处遗址上的南堂相对而言。北堂曾两次被毁，一次是在雍正年间，另一次是在义和团兴起之时，当时大约有四百名中国基督徒避难者死在里面。当时多亏有法维尔神父的英勇指挥，才使大批善男信女幸免于难。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基督教堂就建在皇城之内，成为康熙皇帝及其王族善待异邦的标志。它的铁栅栏是路易十五所赠。十五世纪末此堂重建时，铁栅栏转到了拉泽利教派手中。

一个关于巴黎动物园中的一头狮子的故事表明了世界在那个时代已变得多么狭小。在一八七〇年巴黎被围时，巴黎的民众被迫宰杀动物园中的动物。北堂的神父大卫当时也在巴黎，他获准得到一张狮子皮，此后这张狮子皮就成了他在北京的藏品。义和团兴起时，法国军队前往北堂解围，军人们又见到了那只三十年前经历过巴黎之围的狮子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