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坛恐怕是世界上最能体现人类自然崇拜意识的建筑。

与其他森然可怕的宫殿或优雅别致的楼阁不同，

天坛与哥特式大教堂一样，

真正能让人们体察到神灵的启示。

秋高气爽，风日晴和的早晨，你且骑着一匹驴子，上西山八大处或玉泉山碧云寺去走走看；山上的红柿，远处的烟树人家，郊野里的芦苇黍稷，以及在驴背上驮着生果进城来卖的农户佃家，包管你看一个月也不会看厌。春秋两季，本来是到处都好的，但是北方的秋空，看起来似乎更高一点，北方的空气，吸起来似乎更干燥健全一点。而那一种草木摇落，金风肃杀之感，在北方似乎也更觉得要严肃，凄凉，沉静得多。你若不信，你且去西山脚下，农民的家里或古寺的殿前，自阴历八月至十月下旬，去住它三个月看看。古人的“悲哉秋之为气”以及“胡笳互动，牧马悲鸣”的那一种哀感，在南方是不大感觉得到的，但在北平，尤其是在郊外，你真会得感至极而涕零，思千里兮命驾。所以我说，北平的秋，才是真正的秋；南方的秋天，不过是英国话里所说的indian summer或叫作小春天气而已。

——郁达夫·《北平的四季》

色彩、形状、线条与气氛是构成一切艺术的基本因素，而艺术的任务就是创造美。艺术直接诉诸感官，但美感的衰退经常把艺术引向歧途，促使人们用智力、几何方面的分析来替代已丧失殆尽的对美的感受，那实际是一种绝望的体现。对这种艺术进行任何理论上的辩白都是毫无意义的。

众多宫殿与皇家游乐场的精妙着色艺术，我们已经谈过了。但对中国建筑来说，无论是宫殿还是宝塔，形状是同样重要的。在中国所有的寺庙建筑群中，宝塔是至关重要的成分。事实上，最古老的寺庙唯一保存下来的部分通常就是宝塔。它就像一个花瓶，孤零零矗立在那里，完全依赖线条与形态的安排来体现其浩形之美。在西方城市中，教堂的尖顶为人们提供了陆上标志；在中国的风景中，宝塔起着与之异曲同工的作用。

北京的寺庙数不胜数，有儒家的，也有道家的，有佛教的，也有喇嘛教的。就其形状的完美来讲，天坛别具一格，出类拔萃。许多作家盛赞它为“中国一切宗教建筑最杰出的代表”，“三层青瓦金顶的圣坛”，是“人类灵感的杰作”。在中国所有的艺术创造中，就单件作品来说，称天坛为至美无上的珍品恐怕并不过分，它甚至要超过中国的绘画艺术。天坛对人们情感的震动，除了它的壮丽雄伟之外，还来自其建筑本身的比例合度，其色彩的完美，及其与苍天的浑然一体。朱丽叶·布莱顿曾以诗人般的敏感这样描写她静观天坛时的感受：

在这一游人罕至的静谧角落，你可以不必担心他人的打扰，凝眸注视那大片微微颤动的青草和那些庄严矗立的绿树，纵横交叉的大理石甬道把它们划成大大小小的格子。这些草木似乎吸收了周围空间、光线和空气中所包含的一切宁静与柔和。如果时间允许，你可以在清晨来这里，晨曦薄雾中的天坛顶盖仿佛悬浮在半空，梦境般隐约迷离。正午时分，阳光灿烂辉煌，此刻的天坛又别是一番景色。傍晚，夕阳西下，如一轮火球坠入西山之后，晚霞映红了大理石，色彩格外鲜艳。清晨、正午、傍晚的天坛，风景各异。但若想真正体会天坛的精妙绝伦，你得选择月明星稀或瑞雪缤纷的夜晚，月光是如此的神秘，雪花是那样的轻盈，只有此时此刻，你才能切身体验到天坛，这人类建筑的瑰宝，与那树木的美妙，与那苍穹的空旷是如何和谐，它是如何准确地反映了生命与永恒的真谛！只有此时此刻，你才能领悟这树丛与建筑象征了智慧、爱心、敬畏与无所不在的宁静。神用这些启示教育混沌无知的人类。

沐浴在月色中的天坛是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因为在那时天幕低垂，天坛这座雄伟的穹顶建筑与周围的自然景物水乳交融，浑然一体。镀金的圆顶在云朵或繁星的衬托下闪闪放光，三层坛檐在夜里显得更加宁静安祥，令人敬畏。层见叠出的大理石栏杆支撑并托起了整座建筑，其造形象征了人类向上苍奉献了自己的灵魂。天坛恐怕是世界上最能体现人类自然崇拜意识的建筑。与其他森然可怕的宫殿或优雅别致的楼阁不同，天坛与哥特式大教堂一样，真正能让人们体察到神灵的启示。

祭天是中国古代最具威严的仪式，那是仅属于皇帝的特权。在这一活动中，皇帝是最高贵的祭司，是其臣民的代理主教。这种思想感情是中国最古老的思想方式，它既不是儒家的，也不是道家的，更不是佛家的，是先于它们很早就存在的。对上帝的膜拜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开端。儒家学说是一个伦理道德说教系统，也包含一些以史实为根据的社会政治内容。孔夫子本人从实质上说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便是在他之前各时代祭祀的形式。《论语》中有两处记载了孔子感觉史料不足的苦恼：我不知其细节，因为缺乏历史依据；如果史料充分，我就能恢复它们。还有一次他说他不知道究竟该怎样来祭天，如果有人知道，那么治理天下易如反掌。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见《论语·八佾》）

不管怎样，祭天这种礼仪持续了四千年。它所唤起的那种威严神圣的感觉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除其祖先之外，皇帝只向天跪拜行礼。而只有祭天这一场合，皇帝才面北背南受人顶礼膜拜而不是面南背北受人膜拜。另外，还有一个古老的信念，认为皇帝“受命于天”，他统治的期限也是天命决定的。所以，一氏王朝的衰亡是由于上帝已把“天命”传给了别人；当一个人在动乱之后成功地一统天下，人们便把他看做是“受命于天”的真龙天子。正因为如此，汉语“革命”一词最初的含义就是“天命的改变”，这与欧洲“天赐君权”的意思是一致的。

还有一些认识是与此一脉相承的：饥荒与干旱被看做“天怒”。如果自然界或人世间出现了什么不同寻常的变乱，如日蚀、干旱或社会动荡等，人们就会认为是皇帝受到了天责。据中国神话传说，公元前十八世纪尧帝曾祈祷天帝赦免其子民的罪孽，只归罪他一人。

这种朴素的思想方法与中国哲学的阴阳五行观念密切相关。根据这一理论，世界的安宁依赖于阴阳的调和。如果人世发生了流血杀戮等暴行，破坏了阴阳的均衡，自然界便会出现干旱、洪水和慧星等现象。

天坛是圜丘坛、祈年殿两部分的总称。冬至在圜丘坛举行祭祀。祈年殿俗称天坛，春天来到（立春）时在这里举行祭祀，祈求五谷丰登，故而称作祈年殿，它比圜丘坛高出许多。但皇帝的“大祭”是在圜丘坛举行的，其隆重与堂皇的程度只有泰山之祭才能比拟。泰山之祭是另一仅仅属于皇帝的特权。但是，除非国富民强，天下太平，并不是每一个统治者都会在泰山举行祭礼。而且，一个平庸的皇帝祭泰山，人们会认为他狂妄自负。各朝史书对皇帝出祭泰山的事情都有详细的记载。

在冬至前夜，皇帝就离宫去天坛祭天，行进队伍庄严肃穆。为方便皇帝通过，紫禁城的午门与前门大开，这种场面是不多见的。皇帝的轿子由十六位贵族青年抬起，轿帘上绣满金龙，随从人员前呼后拥，大概有两千之多，其中包括王公大臣，亲随内侍，还有那五色斑斓的仪仗队伍。通过前门的道路已事先用黄土铺平，整个队伍在祭礼前一天的黄昏里静静走过。在天坛入口附近设有供皇帝当晚斋戒沐浴的斋宫，巨大的灯笼悬挂在祭坛的东南方，彻夜通明。灯笼架硕大无比，里边有一个人专门负责照看灯火。午夜才过，皇帝就起身沐浴更衣，等候黎明的到来。终于一切准备就绪，王公大臣在大理石栏杆围成的环形阶梯上整齐侍立，为祭祀精选的小公牛在阶梯下东南角的绿色烤炉上准备妥当，天神与当朝皇帝祖先的牌位摆放整齐。然后，皇帝才开始走向祭坛。他首先在皇穹宇做一番祈祷，并在那儿休息一会儿，接着向南登上通往祭坛的三层阶梯。他在祭坛正下方的中间阶梯上站好，这时古朴的圣乐在一些比较简单的乐器上奏出。在同一层阶梯上东边摆放着太阳，五大行星与二十八星宿的神位，西边是月、云、风、雨的神位。皇帝身边站着一个保管祈祷所用跪垫的侍者和一个“监察员”，其职责是保证整个仪式完全按照传统的形式来进行。后面站在皇帝下方的是王子王孙。

祭祀时刻到了。皇帝登上台阶，站好位置，庄严肃立。他的正南方向摆着天的牌位，稍下方的左右两侧安放着五帝的牌位，负责祭祀与祈祷仪式的官员站在附近。皇帝诵毕祭文回到原来的位置。整个活动分为三部分，每部分完成之后都有音乐奏起。等到作为祭品的公牛献上之后，皇帝便走下台阶，回到他斋戒沐浴的斋宫。从形式到内容，祭祀活动的每一步骤都要严格完成，方位、步伐、栏杆数目有严格的规定，所有这些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在这一祭祀活动中，蓝色是神圣的。天是蓝的，琉璃瓦是蓝色的，大臣们的制服与皇帝的龙袍也以蓝色为基调。五色，五行，五方（四方加中央）在阴阳学说里都具有其特殊的含义。

天坛与坐落在煤山上的两个低矮小亭相似，但其外形的庞大增加了它的雄伟气势。天坛上的坛檐所构成的线条绝妙地表现了其古典的美，沉静平实。在泰国和缅甸，这种艺术构思被过分发挥，檐角上翘过猛，与另外一些表现得过于夸张的装饰一样，弄巧成拙。

北京也有一些印度支那风格的建筑，它们是随佛教一起进入中国的，其中北海白塔是最为突出的代表。舍利塔本质上是僧徒的坟墓，安放僧徒骨灰的地方，是一个巨大的穹顶形结构，顶部形状各异。位于平则门内的白塔寺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在规模与高度上，它与北海白塔是绝妙的一对，但由于它位处平地而不是建在山顶，所以并不十分引人注意。它始建于辽代，即公元一〇九二年，忽必烈于一二七二年进行了重建。与北海白塔相似，其塔基坚固，状如意大利红酒的酒瓶。塔的主体部分是一个十一层结构，上有一个卷边碟状的结构托起一个小塔。顶部小塔在古代是镏金的。外凸的塔檐上悬挂着风铃。忽必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据说他用了五百多磅金子和二百多磅银子来装饰这座建筑，他还命人环绕该塔修建了一排白色大理石矮墙，衬上钢网，以免顶部有东西滑落伤人。康熙和乾隆皇帝时期，白塔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修缮，但如今的白塔已陈旧破败不堪，宽敞的寺院成了定期庙会的场所，成了废铜烂铁、水果疏菜的交易市场。

佛教建筑的另一种形式，佛塔，也有两个绝好的代表：京城西北角位于郊区的五塔寺和西山附近的碧云寺。五塔结构曾经是一座寺庙的组成部分，但今天只是孤零零地矗立在野地里。明朝时，有一富裕的印度高僧（名班迪达——译注）带来了佛的金像和金制的“金刚宝座”作为礼物献给了当时的皇帝（即明成祖朱棣——译注）。那位皇帝非常高兴，所以就让那个印度佛教徒在这个地方按照金刚宝座的形状修建了五塔寺。寺庙于一四六五年竣工。塔基是一个巨大的方块，高五十英尺，周边饰有齿状边缘的佛像，设有台阶。在这巨大的方形塔基上坐落着五座佛塔，中央一座，四角各一，每座佛塔都由十一层构成。

碧云寺的佛塔是乾隆皇帝于一七四八年命人修建的。它的风格比较时新，也是同类建筑中最为完美的。佛塔本身及塔基周边的雕塑保存也比较完好。乾隆皇帝在此建塔是出于他对此地的偏爱，此处有他的行宫。塔身有十三层而不是十一层，而且人可以登上塔顶眺望周围的乡村，远处的北京城也尽收眼底。人们还能看到附近另一种风格的印度建筑，作为僧徒墓地的“道场”。

塔是中国风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是一种高阁式建筑，底宽顶窄，但与阁不同的是，它不用于居处，而用于表现佛学思想。当然，这种外来的佛学思想有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国传统宗教的影响。尽管窄一些，但在层数、翘檐、窗户及顶盖的安排上，塔与阁是相似的。塔上的窗户只是具备窗户的形状，实际上不起什么作用，因为它们是不透光线的。阁的形状多种多样，有圆形的，六角形的，八角形的等等，塔亦如此。有时塔檐下悬挂风铃，给塔增添了一种修饰性的阴柔之美。

塔是用于安置佛之遗骨（舍利）的所在。塔基中藏有佛经。中国人认为它有镇邪制妖的神奇力量。建于十二世纪的杭州保俶塔于民国元年倒塌。人们曾相信塔下压着白蛇精，但倒塌后，人们却发现塔下藏有数以百计的佛经。作为体现十二世纪印刷技术的样品，这些佛经颇为珍贵。至于舍利，是佛身火化后在灰中存留的残骨，据我所知，不过是一些蛋白石。印度僧徒知道这一点，中国僧徒却不清楚。这些闪闪发光的石头自然会使当时的中国人感到神奇。在广州北部一座古老的禅寺里，我有幸亲眼看到了一块装在盒里的蛋白石，这种殊遇是大多数观光者不敢奢望的。他们把那块小石递给我看时，神态极为庄重严肃。佛牙在泰国，但我从没听说中国哪个寺庙声称藏有佛骨，有的只是舍利。中国僧人接受舍利为佛骨的说法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对他们来说，释伽牟尼的骨像珠宝一样放射出神奇灿烂的光芒是很自然的。

北京所有的古塔中，玉泉山的汉白玉塔是最著名的。该塔挺拔俊秀，俯视大地，在阳光下绚丽夺目。玉泉山还耸立着一座绿色琉璃瓦镶面的古塔。像瓷器的彩绘一样，这些瓦具有很强的装饰功效。一般的古塔，各层之间有大小相等的空隙，但这座琉璃镶面的宝塔却不同，它的更高更大的塔层都是虚设的。第二层塔有栏杆环绕，栏杆下是最底层塔的两重顶盖。第二层塔也是两重顶盖，只是稍窄一些，上边是第三层塔的护栏。第三层塔是三重顶盖，只是更窄了一些，塔顶是一座大钟和一个倒置的碟状结构。整个古塔让人感觉它正像一颗冠状宝石。不远的狩猎园还有一座相似的琉璃镶瓦面宝塔，同样美丽。

天宁寺的宝塔是整个京城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建于元朝以前的辽代。有些年代久远的古塔已经看不见了，如建于公元八世纪的悯忠寺塔。天宁寺古塔今天还耸立在外城的西门外边。天宁寺是我们辨认辽金两朝都城旧址的依据之一。但它的始建日期要早许多，可以追溯到北魏四七二年，当时这里就有一座寺院。但以后各个朝代对它进行了多次修整重建，它的名称也一直在不断地改变。天宁寺有十二世纪的石刻和一尊大佛。明朝军队占领北京时，这座寺庙被烧毁了，但它在十五世纪又得以重建，规模加大了。乾隆皇帝在十八世纪又花巨资重建了该寺。天宁寺宝塔的塔檐上过去曾悬挂着三千四百个风铃，但大多数已经零落不见了。这座天宁寺和忽必烈建造的鼓楼属于北京未遭彻底破坏的最早古迹。

北京的古塔分白、黑、黄三种颜色。北城墙外的黄塔建于十七世纪。它是清朝第一代皇帝为首次来访的达赖喇嘛修建的，喇嘛及该教蒙古族信徒的座位依然完好。在皇家资助下，该塔得到几次扩建。黄塔的“黄”字源于喇嘛教袍的颜色，黄色代表他们的教派。该塔的圆顶是印度风格的，四角耸立着四根高柱，结构与印度的泰姬陵相似，但规模当然要小得多。该塔以其浮雕作品知名，因为年代较晚，所以这些浮雕保存完好。

如果把塔的顶部切掉一两层，那么塔便成了一种亭式结构，因为亭也可以具有几层装饰性顶盖。雍和宫喇嘛庙里低矮宽阔的六角亭就是这类建筑的极好例子（雍和宫之所以叫作宫而不称作寺，因为它曾是一位清代王子的寝宫）。

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中国风景的另一个特色，是那种叫做牌楼的装饰性拱门。北京人看作四大参照点的四大牌楼是东单、东四和西单、西四，它们是纯属装饰性的牌楼。北京牌楼的最好实例是颐和园内正对昆明湖的那座和十三陵入口处的那座巨大的石牌楼。十三陵的石牌楼一直被称誉为最杰出的牌楼建筑，这不仅仅因为它的形状完美无缺，还因为它的体积庞大无比。当然体积大小不足以说明问题，这座牌楼的结构与色彩搭配也是无可挑剔的。天朗气清的日子里，玉泉山入口处的汉白玉门楼也是非常值得一瞧的。尽管它的规模要小一些，但在苍松翠柏的衬托下，这座洁白如玉的门楼给人以一种耳目一新之感。

我们已经说过了五塔寺墙壁上的浮雕作品。碧云寺与黄喇嘛寺的那些浮雕保存状况更好。北海彩色琉璃瓦制成的九龙壁浮雕更让人赞叹不止。这类以龙为主题的浮雕作品在中国非常普遍。孔子老家山东曲阜孔庙石柱上的龙雕是最杰出的代表。龙雕也见于天安门外的华表之上。十三陵的龙雕更为精美。多见于寺庙与官邸门口的石狮也比较普遍，但由于简单复制的原因，这类作品大多流于俗套。要想见识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动物石雕，我们得去西安看汉代将军霍去病墓前的石马雕塑。这组与真人实物一样大小的出色作品产生于公元前二世纪。其中之一造形为一位汉人俯跨在马背上。这些作品是为了纪念这位闻名遐迩的将军征服土耳其斯坦而修造的。

中国的青铜作品出现于商朝，其中有些作品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十五世纪，这一段时期的青铜三足鼎还大量存在，当然北京故宫收藏了一些最好的作品，鼎上刻印的文字可以证明其真实性。今天在北京，我们还可以看到东药庙有名的铜马，其腰腿部分由于历代参拜者的触摸已经光滑闪亮（据说触摸该马可以带来好运）。距颐和入口处不远，人们可以看见昆明湖岸上那著名的铜牛，这里还可以看见入口处那些古老珍贵的青铜狮子和万寿山侧湖岸上大牌楼处的狮子。不论在慈禧太后的颐和园行宫还是在紫禁城主要宫殿的庭院，人们都能看到一些青铜鹤和青铜狮。

北海白塔岛脚下团城内的雪花石佛像是中国雕塑的杰作。像其他伟大的艺术品一样，它通过眼神与微笑传达了人类表情的奇妙。在西方人那里，它以“面带蒙娜丽莎微笑”的玉佛而知名。

中国的塑像普遍为木质或泥质，这一点表明了中国人能严肃地对待宗教或他们的神，人们在许多佛寺里经常可以看到巨大佛像的头部是残缺破损的。中国人对神的这种漠然由来已久。规模较大、财力较盛的寺庙通常有一种特殊的罗汉堂，罗汉像的数目有时可多达五百，总是以它们各自不同的面部表情吸引人注意。罗汉不是常人，通常被认为具有超自然的神力，有些罗汉把自己打扮成叫花子的模样。所以创造者苦心经营，千方百计地赋予它们各具特色的表情。东药庙和碧云寺都有这样的罗汉堂。北海西北角的“大西天”就是一个泥塑佛像群，但不幸的是这群佛像并没有什么特别令人称道的地方。最为珍贵的是一尊非常古老的檀木佛像，那尊佛像原在白塔寺，后来被康熙皇帝迁到了北海的宏业寺。它所用的木料如此坚硬，敲击时会发出金属撞击一样的声音。

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足以写成一本书，但我们在这里只能简单从事。从古典审美趣味角度来看，没什么可以超过宋代的白瓷花瓶与白瓷碗钵（汝窑、官窑，特别是定窑的）。在这一时期，印花青瓷也得到了发展。在皇家的资助下，明朝各种瓷釉的着色艺术进步很大。宣德年间（公元一四二六至一四三六）的景泰蓝以及成化年间（公元一四六五至一四八八）的瓷器都很有名。十六世纪末叶是中国陶瓷业百花齐放、兴旺发达的时期。不断发明，不断完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康熙和十八世纪乾隆时期，那时皇家的赞助极大地推动了精美雅致作品的创造，其中最著名的是乾隆皇帝的“蛋壳细薄胎瓷”（egg shell porcelain）和其他一些古月轩器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