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都部杂录

《诗经·商颂·殷武篇》：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

《礼记·月令》：仲秋之月，可以筑城郭，建都邑。

《公羊传》：京师者，天子之居也；师者，众也；京者，大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

《汉书·张敞传》：京兆典京师，长安中浩穰，于三辅尤为剧。〈注〉：师古曰：浩，大也。穰，盛也。言人众之多也。

《法言·渊骞篇》：周之慎、赧，以成周而西倾。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东并，孰愈。曰：周也羊，秦也狼。然则狼愈欤。曰：羊、狼一也。

《释名》：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邑犹俋聚会之称也。

《盐铁论》：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之名都。

《风俗通》：按《尔雅》：丘之绝高大者为京。谓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传》：莫之与京。《国语》：赵文子与叔向游于九京。今京兆京师，其义取于此。《独断》：天子所都曰京师。京，水也，地下之众者，莫过于水；地上之众者，莫过于人。京，大师众也。故曰京师也。京师，天子之畿，内千里，象日月，日月躔次千里。《谯周法训》：王者居中国。何也。顺天之和，而同四方之统也。

《五经要义》：王者受命创始建国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总天地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者也。《博物志》：周在中枢，三河之分，风雨所起，四险之国。《帝王世纪》：天子畿方千里，曰：甸服。甸服之内曰：京师。天子所宫曰：都。

《南齐书·州郡志》：扬州，京辇神皋。晋元帝，渡江左，遂成帝畿，望实隆重。

《述异记》：帝舜都郭门，古宫存焉。宫前有尧台、舜馆铭记古文，莫有识者。

《容斋续笔》：自汉以来，贼臣窃国，命将欲移鼎，必先迁都以自便。董卓以山东兵起，谋徙都长安，驱民数百万口，更相蹈藉，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鸡犬。高欢自洛阳迁魏于邺，四十万户狼狈就道。朱全忠自长安迁唐于洛，驱徙士民，毁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长安自是丘墟。卓不旋踵而死，曹操迎天子都许，卒覆刘氏。魏唐之祚，竟为高朱所倾。凶盗设心积虑，由来一揆也。

《通鉴纲目》：都，犹总也。天子居以天下总会之所。故曰都。

凡建都曰都，自他所来徙，曰徙都。屡徙而后定，曰定都。

《地理通释》《白虎通》：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师。〈注〉：诗公刘京师之野，朱文公曰：京师高丘而众居之也。董氏曰：所谓京师者，起于此，其后世因以所都为京师曰：嫔于京，依其在京，则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则镐京也。春秋所书京师，则洛邑也。皆仍其本号而称之，犹晋之云新绛，故绛也。洛邑亦谓之洛师，正京师之意也。林氏曰：岐在邰西北无百里，豳又在岐西北四百馀里，丰在岐山东南二百馀里，镐在丰东二十五里。方氏曰：丰镐，宗庙所在，故谓之宗周；洛邑，以王道成于此，故谓之成周。

《诗地理考》：宗周镐京也，书多方王来自奄至于宗周，周官归于宗周。孔氏曰：正月云：赫赫宗周，谓镐京也；后平王居洛邑，亦谓洛邑为宗周。祭统云：即宫于宗周谓洛邑也。吕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东迁之后定都于洛，则洛亦谓之宗周。卫孔悝之鼎铭曰即宫于宗周，是时镐已封秦，宗周盖指洛也。然则宗周初无定名，随王者所都而名耳。

李氏曰：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师也。京周者，京师所治之周室也。

王制注：县内，夏时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诗：邦畿千里，周亦曰畿，孔氏曰：殷周称畿，唐虞称服。《周礼》大司马：九畿方千里曰国畿。职方氏：九服方千里曰王畿。易氏曰禹之五服，王畿在内。职方氏王畿不在九服之内。《汉志》殷周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十成为终，十终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

朱氏曰：商邑，王都也，极中之表也。《周礼》疏：尧治平阳，舜治安邑，唯汤居亳得地中。《史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韩诗京师翼翼四方是则。

《郡县志》：河南府，《禹贡》豫州之域，在天地之中，故三代皆为都邑。阳翟，夏城禹都也。偃师西亳，汤都也。周成王定鼎于郏鄏，使召公先相宅，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是为东都。今苑内故王城是也。又卜瀍水东，召公往营之，是为成周，今河南府故洛城是也。

《通鉴纪事》：论者见魏氏迁洛以后再传，而微过咎孝文，谋未佥同以威胁众失。盘庚播告之义，抑知利用迁国，帝王由兴。成周定鼎，汉都关中，卜年卜世，其吉不疑。魏文徙自云中，建土方夏，较之古公迁岐，卫文恃齐东徙，弘略远甚，奈何与周平。晋元同类而道也。敬宗奔河内以逊元颢，孝武奔长安以避高欢，是则子孙之不振宅中者，岂有过焉。

《草木子》：元世祖定大兴府为大都，开平府为上都，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则驾幸上都，避暑颁赐于其宗戚，马亦就水草。八月草将枯，则驾回大都，虽每岁往来于两都间，他无巡狩之事，山岳河海惟遣使致祭，别无封禅繁缛之礼也。

《续志》：林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酆鄗，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迁于洛。苏氏曰：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也。自平王至于亡，非有大无道者也，然终以不振，则东迁之过也。君子曰：周之东迁非过也。谓周自东迁而益衰，可也，谓因东迁而致衰，不可也。周居酆鄗，酆鄗在西，故谓洛为东都。自武王迁九鼎于洛，固已有意于经营。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于是乎卜洛以建邑，而郊丘、社壝、宗庙、韨里无乎不备，是固以洛邑为可都矣。谓洛邑形势不如西周之据崤函，界陇蜀邪。则东有成皋，西有崤黾，背河向伊洛，其形势可守也。谓洛邑土地不如西周，为天下沃土邪。则左伊右瀍，其沃衍可富也，而况天下之中，寔维洛邑，阴阳之所和，南北日晷于是，而取正道里之所，均四方诸侯，于是而取，则是洛邑曷尝不可以为都也。以书考之，周公告成王，使居新邑以为治，王因遂东。故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是成王尝至洛邑事烝祭矣。以诗考之，宣王徵车马，备器械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是，宣王又尝至洛邑会诸侯矣。然则平王之迁洛，得非先王之遗意，而岂可谓其失计乎。藉使周因东迁而致衰，则日蹙国百里已非一日，岂至平王以后而然耶。盖周自厉王之乱，王室板荡，不有宣王以中兴之。吾见其不待东迁已无周矣。宣王之后，幽王失德，王室又大坏，使平王不迁周，其将不衰乎。使文武而东迁周其有不兴乎。是周之所以衰，因无令主以振兴之，初不以迁故也。且尧都平阳，而舜迁蒲坂，禹又迁安邑，商自契至汤八迁，盘庚五迁。是唐、虞、夏、商之都罔有定止，盖屡迁矣，奈之何。独以周之东迁为失计耶。迁都之义，曰洛邑之地四达而平，使有德易以兴，无德易以衰，则都洛本可以致兴，而所由致衰者，固在于不德也。周以后，汉世祖都洛矣，而延祚二百，魏孝文又都洛矣，而太和称治，有德而都洛，无有不兴之理，此古今之所同然者。然则周有天下，传主三十七，而平王以后，凡二十四主，历年八百六十有七，而东迁之后犹五百二十八年，平王之东迁其果失计乎哉。

《杨文敏集》：天下山川形胜雄伟壮丽可为京都者，莫逾金陵；至若地势宽厚，关塞险固，总握中原之夷旷者，又莫过燕蓟。虽云长安有崤函之固，洛邑为天地之中，要之，帝王都会，为亿万年太平悠久之基，莫金陵燕蓟若也。

《震泽长语》：自古中原无事则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则居江之南，自然之势也。成周以来，河南之都惟长安、洛阳；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则有襄邓焉。唐朱朴之议曰：襄邓之西，夷漫数百里；其东则汉舆凤林为之关；南则菊潭环屈而流属，于汉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联络。诚形势之地，沃衍之墟，若广浚河渠漕挽，天下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极选也。虽然，皆未有及燕冀之形势者，大行盘盘，自西而北，居庸、古北、松亭等关，北瞰沙漠，南引江淮，土厚水深，博大爽垲，其人沉鸷材勇，杜牧所谓：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地，岂非天遗其胜，以贻我朝，万世帝王之业乎。今言洪武十七年，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成，凡二十四卷，诏赐秦、晋、燕、周、楚、齐六府。是书刻在南雍，余尝托友人印刷，友人言：此非我朝书，殆前代人所纂，或出山野小说家。洪武中止有今南京为京师，何以此书乃有北京。又言：南京应天府，若前代书，何以又有十三布政司。布政司古未有也。余曰：是洪武中书无疑，此时未有贵州布政司，而有北平。又洪武元年，诏以应天为南京，大梁为北京矣。

《吾学编》：京师负重山，面平陆，地饶鱼盐、谷马果蓏之利，又转东南之粟财货，骈集天险地利，足制诸边。汴洛关中江左皆不及也。

《丹铅总录》：都何以训美都者。鄙之对也。左传曰：都鄙有章。淮南子云：始乎都者，常卒乎鄙，盖天子所居，辇毂之下，声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閒雅之态生。今谚云：京样，即古之所谓都相。如传车从甚都是也。边氓所居蕞尔之邑，狐狸豺狼之所嗥，故其闾阎吝啬，村陋之状出。今谚云：野样，即古之所谓鄙。《春秋三传》及《战国策》称东周西周王城成周高诱注战国策曰：西周王城也，今河南东周成周也，故洛阳、今之河南合为一城。故后之读者难于分析。大儒如胡文定公，博学如鲍彪，注《战国策》亦谬以千里，元胡草庐作东西二周辨，正鲍氏之误，而胡文定注春秋之误，则未之纠正也。《春秋》昭公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胡传曰：不曰入于京师者，京师众大之称不可系之入也。其曰成周云者，黍离而次，不列而降，为国风之意。呜呼。斯言也，何其谬哉。地理不考而妄立议论，何异眯目而道黑白乎。今特辨析考證之，以洗千古之惑。按《尚书·洛诰》云：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孔安国注云：涧水东瀍水西，王城也，朝会之地；瀍水东，下都也，处殷顽民之地。王城在涧瀍之间，下都在瀍水之外，所谓下都，即成周也。以此觇之，王城、成周自是两处，明矣。先昭公二十二年秋，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公羊传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此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传曰：成周者何。东周也。杜预曰：入于成周犹未得王都也，其言岂不明哲乎。东莱吕氏，其学深于史，而精于古今地理之沿革者也，其作大事记曰：汉河南县即郏鄏，周武王迁九鼎，周公营以为都，是为王城。汉洛阳县，周公营下都以居顽民，是为成周。平王东迁定都王城，子朝之乱，馀党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汪克宽曰：成周在王城之东，故公羊以为东周。苌弘谓：敬王为东王，王城在成周之西，故公羊以为西周。苌弘谓子朝为西王之数说者，考订详练，足订胡传之谬。孔子作春秋亦据是直书，岂有改地名、为褒贬者乎。雪山王氏诗总闻曰：王城、下都，皆周公所营也，一则藉平王之迁，一则藉敬王之入，其虑患若预知者。诗云：大东小东，杼轴其空。平王自镐京而迁王城千里而遥，所谓大东也；敬王自王城而入成周百里而遥，所谓小东也。东而又东，西方之人远矣。故诗曰：谁能西归，怀之好音。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皆是一意虞。文靖公云：今人但见宋儒六经，而不知宋儒以前，六经有味其言哉，慎故拾先哲遗言，为东西二周，后辨以补吴草庐所未备，亦有夹谷之奇若程雪楼之赏契者乎。

《战国策》：注辨證东西二周，详矣。近阅刘忠定永城语，及今邵文庄简端录二条，可以补入，今载于此。刘之说曰：东西二周通、封、畿，宗周，镐京也，地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为方百里者，六十四也。洛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为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得方百里者百，为方千里也。故诗曰：邦畿千里，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此周武王时也，至幽王时，宗周灭，所谓方八百里，失之矣。及平王东迁洛邑，则方六百里。尔邵之说曰：昭公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成周，下都也。王既入成周矣，曷不遂入王城也，子朝之馀党在焉故也。故苌弘之建议：城，成周也，谓之迁都盖其任怨也大矣。非忠之至者，孰能如此。或者不知王城、成周为二，以入成周为入于京师，使迁都之说卒无所归，而弘之忠不白于后世。洛诰曰：我卜涧水东瀍水西，是谓王城；又曰：我又卜瀍水东，是谓成周。呜呼。地之不考，乃害于义如此哉。

《战国策》：苏秦称天府之国，府府库也。谓富饶也。又淮南子注：神农明堂曰天府，天府字本此，谓可以建都之地也。

弇州山人槁高帝二十六年，皇太子巡关中，以地图上，且建都矣，以太子薨而止。南京乘长江之险，龙蟠虎踞。然亦太迫于江，风涛击撞，宫韨不宁。是以有偏王，而非宅中；北京虽东北与寇近，而南与饷远。然左沧海，右太行，风气敦厚。长安之下，此其最也。

帝都自唐虞三代外长安，秦及西汉新室近三百年，隋唐共三百馀年，更始汉末共十馀年，偏王秦百馀年，刘曜二十年，苻秦四十年，姚秦三十年，西魏宇文周近四十年，至今未有复也。然闻其形势沃野天下，莫及洛阳。周五百年，东汉二百年，西晋四十年，偏王魏燕各二十年，元魏五十馀年，大梁帝都宋百五十年，偏王五代四十馀年，金十馀年。燕京帝都元百年，我明百七十年，辽金垂二百年。金陵帝都五十馀年，偏王孙吴，近六十年，晋及六朝二百五十年，此皆号令宇内地也。

《蠙衣生集》：洪武初，营汴为北京，则亦周公意也；末年，东宫营秦，则亦娄敬张良艺祖意也，而卒不果，岂天将以待燕耶。成祖之营燕也，当时台谏交口不便，主事萧仪言之尤峻，岂未识上意所属耶。成祖曰：北平之迁，吾与大臣密计数月而后行，彼书生之见，岂足以达英雄之略哉。

《方舆胜略》：张良谓：关中，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一面，东制诸侯；今世都，燕，亦用武之地，亦阻三面以一面制天下。前之，进无穷；后之，退有限，大非关中之比。事物原始帝王世纪曰：夏曰邑，商周曰京师，注云：京，大也；师，众也；大众所居故名天子所居，曰京师。按：汉、唐、宋并建两京。然汉唐皆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宋以汴梁为东京，洛阳为西京；我明以南北两京为称，盖跨江河之南北，各为一大都会也。

五杂组京师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倡伎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谚曰：天无时不风，地无处不尘，物无所不有，人无所不为。殆古之所谓：陆海者。或谓：不如是不足为京都。斯言亦近之。

燕山建都，自古未尝有此议也，岂以其逼近边塞耶。自今观之，居庸障其背，河济襟其前，山海扼其左，紫荆控其右，雄山高峙，长河如带，诚天造地设，以待我国家者。且京师建，极如人之元首，然后须枕藉而前，须绵远自燕，而南直抵徐淮，沃野千里，齐晋为肩，吴楚为腹，闽广为足，浙海东环，滇蜀西抱，真视建康偏安之地，固已天渊矣。

《图书编》：建邦设都，皆冯险阻。山川者，天之险阻也；城池者，人之险阻也。城池必依山川以为固，大河自天地之西，极天地之东；大江自中国之西，而极中国之东。天地所以设险之大者，莫如大河；其次，莫如大江。故中原依大河以为固，吴越依大江以为固；中原无事则居河南，中原多事则居江南。自开辟以来，皆河南建都，虽黄帝尧舜禹之都，于今皆为河北，昔皆为河南。大河故道自碣石入海，碣石今平州也，所以幽蓟之邦，冀都之地，皆河南地。周定王五年以后，河道堙塞，渐移南流，至汉元光三年，徙从顿州入渤海，今滨沧间是也。成周以来，河南之都惟长安与洛阳，或逾河而居邺者，非长久计也。汉晋以来，江南之都惟有建业，或据上流而居江陵、武昌者，亦非长久计也。是故，定都之君与议都之臣，惟以此三都为最。此三都者，皆以江河之险阻为可恃者也，舍此，则唐末博士朱朴迁都疏云：去已衰之衰，就未王之王，有取于襄邓之间，是或一道，若止信在德不在险一语。如宋都汴梁，一无足恃。《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独不可信乎。

唐虞之都以河溢为患，周洛邑以备守为难，大梁平夷无险，临安僻处一隅，金陵形胜虽优而垣气多泄，两淮龙气大尽而地势卑下，东鲁中干最尊而已钟孔圣，且今河水穿龙，皆非建都之宜，他如武昌、成都等处，则又不足论矣。故惟我京师为上，而关中次之，东汉所都之洛又次之。虽然在德不在险，圣帝明王皆以道化天下，未必恃其地之美也，《史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禹灭之；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汤放之；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恒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武王杀之。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武侯善之。愚谓君子不以人废言，起虽不足道，若斯言者，诚亦确论。苟不以德，则秦隋亦尝都雍之关中，金元亦尝都冀之燕京矣。风水之美，形胜之固，何独不验于彼哉。是故形胜风水之说，在于地固，有国者所当择。而祸福得丧之机，存乎人，尤有国者所当修省也。洪武初，御史胡子祺上书，请都关中，其略曰：天下形势之地可都者四，河东地势高厚，控制西北，尧尝都之，然其地苦寒，江淮士卒不便；汴梁襟带河淮，宋尝都之，然平旷无险可守；洛阳周公尝卜之，周汉尝迁之，然嵩邙诸山非有郩函终南之固，瀍涧伊洛非有泾渭灞浐之雄；惟关中据百二山河之胜，可用以建都者，莫此若也。

地理之大，莫先于建都立国，稽之古先，哲王将营都邑，罔不度其可居之地，以审其吉凶，如公刘居豳，其诗曰：于胥斯原，太王将居；岐其诗曰：聿来胥宇，武王将居；镐京其诗曰：宅是镐京，成王将营；洛邑书曰：召公相宅，卫文公将营；楚丘其诗曰：升虚望楚，见于经者。如此，则宅都诚不可不重也。虽然，子微有云：帝王之兴也，以德不以力；其守也，以道不以地。尧舜圣人，承袭授受，揖让相逊，未必虑及风水之说，但圣人之兴，自合造化。圣人所作，自为法则，固不拘于风水。自密协于龟卜，即天造地设之自然者也。《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此理先天地而有，即风水之设攸始矣。王者效天法地，以建民极。王畿千里，其天之紫微垣乎斗枢，握衡于其中；近而太微天韨；远而二十八宿旋绕于其外。自天言之，经星、凡星莫非天也；自斗枢言之，其垣宿若有内外远近之分而三百六十五度，何一不拱向天枢乎。故曰：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知天则知王畿九服之制矣。

周制王畿千里，今考其地，西自邠岐、丰镐，为方八百里，东则洛阳四达，为方六百里，亦总以千里言耳。果可执方以求之耶。

《长安客话》：国家建都，幽朔毋论。山川峙濯，险甲寰区，而紫荆扼蜚狐之吭，居庸拊上谷之背，山海掣元菟之肘。其因地利而尽人谋，可谓千古石画。

《海涵万象录》：汴为天下之中，不如金陵江夏漕运之易集也，金陵据江之要会，扬之可都者，惟此地。《春明梦馀录》：洪武初定，淮甸得冯国用，问以天下大计，国用对曰：金陵龙蟠虎踞，真帝王之都，愿先渡江取金陵置都于此，然后命将出师扫除群寇，倡仁义以收人心，天下不难定也。上曰：吾意正如此。及克太平，召陶安问之，对如国用策。且曰：据长江之险，出兵以临四方，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资明公也。上嘉纳之，遂定计取金陵，擒元将陈也先等入，其城遂置都焉。其后，既定中原，复以汴梁为北京，以临濠为中都，逮平陕西，欲置都关中，后以西北重地，非自将不可，议建都于燕，以鲍频力谏而止。金陵北阻长江，南挹吴会，虽称华丽，然风气之厚，形势之雄，终不如西北扼天下之喉而拊其背，为最胜也。昔孙吴、东晋以迄，宋、齐、梁、陈皆偏安江左，迭兴迭废，孔明所云：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都。者，盖当时欲与孙吴结好，姑为此言，以广其意，未必然也。其后，成祖改都燕京，而以金陵为南京，爰致太平，垂三百祀，可谓善继先志矣。建文初，户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虑绝人，酷类先帝，夫北平强干之地，金元所由兴也，宜徙燕南昌，以绝祸本。夫萌而未动者，几也；量时而为者，势也；势非至劲莫能断，几非至明莫能察，建文不能用夫使卓司农之说，行宁有靖难之事乎。其后徙宁王于南昌，及其叛也，灭之不旋踵，文皇盖阴用其言也。《日知录》：诗毛氏传下邑曰都，后人以为人君所居，非也。考之经，则书云：大，都；小，伯。诗云：在浚之都，作都；于向者，皆下邑也。左传曰：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又曰：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故晋二五言于献公曰：狄之广，莫于晋为，都，谓蒲也，屈也。士伯谓叔孙昭子曰：将馆子于都，谓箕也；公孙朝谓季平子曰：有都以卫国也，谓成也；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谓郈也，费也，成也；莱章曰：往岁克敌，今又胜都，谓廪丘也；孟子：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谓平陆也；韩子：卫嗣君以一都，买一胥，靡谓左氏也；《史记》：赵良劝商君归十五都，灌园于鄙，秦王请蔺相如召有司案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齐王令章子将五都之兵，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张仪说楚王请效万家之都，以为汤沐之邑；而陈恢见沛公亦曰：宛，大郡之都也，其名始于周礼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而王之子弟所封，及公卿之采邑在焉。于是乎有都宗人、都司马，其后乃为大邑之称耳。故诗云彼都人士，礼记月令命农勉作毋休于都，而宰夫掌郡都县鄙之治。商子言百都之尊爵厚禄，《史记》信陵君之谏魏王谓所亡于秦者，大县数十，名都数百，则皆小邑之称也。三代以上，若汤居亳，太王居邠，并言居不言都，至秦始皇始言。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而项羽分立诸侯，王遂各以其所居之地为都。王莽下书，言周有东都西都之居，而以雒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后世因之，遂以古者下邑之名为今代京师之号，盖习而不察矣。《史记·商君传》：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上都国都之都，下都都鄙之都，史文兼古今语。

《汉书·晁错传》言：忧劳百姓，列侯就都，是以所封国邑为都。《后汉书·安帝纪》：徙金城郡，都襄武庞参传烧当羌种号多等皆降，始复得还都，令居是，以郡治为都而《食货志》言长安及五都，以雒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为五都，而长安不与焉，此又所谓通邑大都，居一方之会者也。若后世国都之名，专于天子，而诸侯王不敢称矣。

《河南府志》《旧志》：亳城在归德府东南四十里，为契父帝喾所居。盖相传者之误。立政曰：商有三亳解者，曰一在洛州偃师县西十里，帝喾都此；是曰西亳一在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汤都此；是曰南亳其地与葛伯为邻，今宁陵之葛乡即其国也；一在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汤受命之处，是曰北亳。今据郑元孔安国及《括地志》俱称：汤自商丘而迁，盖自南亳而徙西亳。书所谓从先王居。是已至于盘庚渡河南迁，则又帝喾之故都也。故曰：商之三都亳，俱当以偃师为是。

《陈州志》：豫为九州之中，陈为乐土，在豫东南。昔伏羲仰观俯察肇居，是土有取尔矣。后世徒尚险固，不能定都于此，然建国置郡恒在也，今观其地，虽无名山大川，其形势咸自嵩而来，有西铭以昭其筋络，有汝颍以通其血脉，有谷蔡以流其秽浊；南襟淮蔡，荆涂诸山拱揖于前；北枕魏梁，河济之流环绕于后；右挹外方之秀；左控孟诸之麋；居中山之冲要，乃西楚之名都。

《陜西通志》《隋书》：文帝开皇二年，于汉故城东南，包据龙首六坡为大兴京城，以按六爻，东西十八里，南北十五里，周六十七里，城门十。蓝田吕氏曰：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官寺，民居韨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唐人蒙之以为治，更数百年不能有改，其功亦岂小哉。

咸阳邑乘按天官一书东井舆鬼，皆秦之分野，其南北两河，丘阙间为关梁。正义曰：丘阙二星，系天子之双阙，诸侯之两观也，矧咸阳乃帝都王畿，悬象布魏之地，即井鬼，居日月五星之中道，故周以德王，秦以力并，西汉隋唐俱聚精毓灵于此神枢奥薮，良不诬也。

《江宁府志》：金陵姚福言有汤文振者，閒居，好著书。洪武初，定鼎金陵，有图书纪其官衙街道韨里，谓之都城志，今模糊不可看，汤乃增新为帝里书，作一巨册以示。福某初亦喜其志之勤，既而厌其，辄改旧名为不宜，且帝里自是凤阳而金陵，则王业之本基何为，帝里阅十馀年，读《晋史》，见王导曰：建康，古之金陵，旧为帝里，孙仲谋刘昭烈俱言王者之宅，乃叹汤之书名本此，帝里书已不传，所谓都城志者，想即洪武京城图志，今亦不可得见矣。

《浙江通志》：春秋越王句践，一国之诸侯，五代吴越钱镠，一方之节度，使皆设都杭越，据有一时之盛，未足称帝王之都会也，苏子瞻作表忠观碑，乃曰：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龙飞凤舞，萃于临安，盖用晋郭璞之语，诚有之，盖亦唯宋高宗可以当之也。

《杭州府志》：孟子曰：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尝观杭之形势，而知斯言。不可易也，夫宋都汴京，四战之地也，然太平极盛者，百数十年及其南也，钱塘地势尤为平衍庳薄而支持半壁，与汴京略等，岂非艺祖忠厚之遗始基未易败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