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课本，尤其编写中学课本，在很多方面是较比编写专门著作要困难的，因为它在思想性、在科学性、在艺术性方面都同样地有高度的要求，三者缺一不可。由李纯武同志主编的《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和由杨生茂、李纯武两同志合编的《世界历史》下册，在这些方面的成功都是很高的。这里仅就上册说一说：首先，思想性强，是新课本的一个显著优点，而在发挥思想性中又能经常注意到科学的严正要求。例如第一章讲到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三章讲到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北美独立战争和美国的成立，第五章讲到十八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其他各章讲到另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时，都能通过对于重要历史事实的正确叙述和解释分析，使学生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获得一个明确的认识。这样，就达到了通过历史的具体学习而自然而然地，毫不勉强地贯彻政治思想教育的目的。这是历史课本的一个中心目的和中心任务。

像上面一类的情形，在课本中是不断遇到的。例如第九章讲到一八四八年的欧洲革命，虽然是各国分节叙述，却始终抓住主题，使学生清楚地认识当时各国的资产阶级已不再是革命的阶级，而唯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阶级已是无产阶级了。再如讲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初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为帝国主义国家的第十六到第二十一各章，在不忽略帝国主义的一般性之中，对于每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特殊性都作了简单明了的交代，使学生在一般的认识之外又能获得个别具体的认识。

课本对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地位的问题，处理得甚为恰当。由第一到第十三章，凡是讲到资产阶级革命或民族统一运动时，总是把人民群众的作用尽量体现出来，讲到法国革命的第五章，在此方面描绘得尤为具体，给学生一个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清楚印象。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是受到史料的限制的：过去的史料大部为统治阶级所忌，对人民群众的活动不是埋没，就是歪曲。在这种事实困难的条件下，课本编者作了最大可能的努力：文字的描述不足时，用形象化的插图方法来补充，人民起义或人民参加革命运动的一些形象场面，对文字的描述是有强烈的发挥作用的。

思想性和科学性虽是一切作品的主要方面，但课本在各类作品中又是特别要求艺术性的。课本必须易于理解，易于接受，否则即或思想性和科学性都无问题，也不能达到课本的目的。《世界近代现代史》编者在此方面所作的努力，在每一章中都是显著的。就文字的描述而论，繁简适中和活现生动是课本的两个特点。历史课本中史实的适当压缩，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简化是必需的，但又要避免空洞的概念化；既要照顾到中学学生的理解能力，又须注意到课本的篇幅限制。课本编者基本上掌握了这一个难以掌握的原则。例如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由三级会议，经过国民会议，到制宪会议这个斗争逐步尖锐化的过程中，事实甚多甚繁，过去一般中学课本都叙述得相当详尽，实际恐怕往往详尽到超越了学生所能驾驭的程度。新课本的叙述提纲挈领，琐细的事从略，是更适合于中学教学的需要的。

在叙述和分析重要历史事件的时候，课本的文字是特别生动的：“六月起义”（试教本第81~84页）和“巴黎公社”（第132~138页）两段都是很好的例子，对于工人阶级英勇奋斗的精神描绘得活现逼真。又如关于路易十四时法国贵族与平民生活的强烈对比，刻画得甚为透彻。这一类的生动文字，不仅给予学生一个深刻的印象，并且通过深刻的印象又给予他们一种难以磨灭的阶级教育。

使课本文字生动的，还有一面，就是文学材料的适当引用。在讲一八四八年匈牙利革命时，引用了革命诗人裴多菲号召人民起义的《民族之歌》（第90页），在说明美国宪法为保障有产阶级利益的宪法时，引用了一位诗人称有产者为“吸血的寄生虫”的诗句（第20页），这比编者用数倍于此的文字去描写，效果还要大些。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是最直接最现实的史料；如果善于运用，都可从正面或从反面生动地说明问题。此外，课本又时常引用历史人物在历史现场所讲的针对眼前问题的话，其效果与文学作品的引用是一样的，都能从正面或从反面给学生一种深刻的印象。这是新课本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点。

课本的插图丰富，一般都是经过精选的，其中有些插图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历史事件，有些地图又能给学生一种一目了然的时间空间的概念。总之，它们都能加强教材的感染力，给予学生形象化的教育。

最后，还有一件小事，应当予以指明，就是新课本对于译名的认真负责。例如一八四八年匈牙利革命领导人之一的kos-suth，过去多依英文读音而译作“噶苏士”，新课本按照原文读音改译为“柯树特”（第90页），这种名从主人的做法是极其正确的，是译名的一个基本原则。当然，我们无需主张重新审核一切的旧译名，对于一般社会习用已久的译名，即或不甚恰当，也就只有听任它了。但社会上一般很少应用，而只为某一科学部门内专门使用的名词（如历史科学内专用的kossuth之类），如果旧译不妥，在今日是应当考虑改译的。这也可以算为向科学进军中一个小的而必需的项目。

新课本并非尽善尽美的。在科学不断进步、教学不断改善的今日，是不会有十全十美的课本的。课本的缺点恐怕主要须靠教师同志在教学实践中去发现，发现后提出与编者商榷。笔者此处提出两点，是否恰当，请编者和教师同志指教。

课本名为《世界近代现代史》，但上册实际上仍偏重于欧美历史（该书下册，亚洲国家历史占有一定地位），亚洲国家除了资本主义化的日本外，只讲了当时为英帝国主要殖民地的印度。这种做法本不自今日始，也不是中国所独有的情况，它是由来已久的一种世界性的情况。但我们中国既是一个亚洲国家，并且是一个亚洲的大国，在我们的世界史课本中就必须考虑亚洲各国所当占有的恰如其分的地位。这对于培养学生世界范围地看世界问题，而不是欧美中心地看世界问题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关于资本主义开始发展并且逐渐上升的十七、十八世纪，课本中只讲了英、美、法、俄四国，与资本主义发展或多或少都有关系的其他欧洲国家也都略去。这种做法，也是有它的历史渊源的。十几年来，由于一种误会和误解，认为中学的世界近代史主要地是由法国革命开始，法国革命以前只把英美的革命稍谈一下即可，其他的欧洲国家好似都无足轻重。但中古史却是郑重其事地把所有的国家都清楚交代到十七世纪中期的。结果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十七世纪中期以下的一百五十年，成了没有父母的孤儿，谁也不去照管。这种做法的影响是相当严重的：它使以后讲到十九世纪各国的革命时，许多历史的来历都看不到了。此中当然牵涉到课本的篇幅问题。但篇幅问题是技术问题；亚洲国家的去取，十七、十八世纪一般欧洲国家的去取，是体例和原则的问题。体例和原则的问题如果得到妥善的解决，技术问题是容易解决的。

上面的问题又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近代史的分段问题。课本把近代史分为两编，第一编由英国革命到第一国际，前后二百三十年，第二编由巴黎公社到第一次大战前夕，只有四十多年，这显然是一种不平衡的分段法。这种分段法也来自上面所谈的误解。当初近代史由法国革命开始，以一八七〇年左右为分界线，上编约八十年，下编四十多年，是说得通的，现在对法国革命前那一百五十年已不像过去那样完全弃置不顾，而仍然以一八七〇年为界去分段，问题就不同了。这不仅是时间长短相差太多的问题，一六四〇到一八七〇年的两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变化甚多，合为一编，在认识上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上面提出的几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实际并不是课本编者的特殊问题，而是整个史学界的普遍问题，也可说是一种业务思想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完全依靠课本来解决，但中学课本如能编得视线概括、认识全面，对于整个问题的解决是可以发生一定的推动作用的。

（原载《历史教学》195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