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四年间，甚至一九三九年间，任何人若说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有消灭的一日，必要贻笑大方。有人在两次大战中间的二十年间，在随便的谈话或学术的讨论时，确曾提到此种可能，没有一次不被旁人视为神经过敏或故作奇论。第二次大战以来的欧洲突变，或者可使看民族主义有绝对永恒性的人，略为修改意见。有起必有落，有生必有死，今日欧洲的任何民族都没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短的甚至只有三百年，如荷兰或比利时之类。如此短暂的现象，而定要认为万古不变，岂非太不认识历史？过去且不讲，专看我们中国，先秦时代的齐、楚、秦、晋、燕、鲁、宋、吴诸民族，而今安在哉？若说当时的民族观念，不似今日西洋各国的那样强烈，那只是数典忘祖之谈，春秋战国的民族主义绝不下于今天的欧美各国。因为文字的一致，语言分别的较少，先秦各国的民族主义在表现上或者不若欧洲各国的狂热。但最少也与古希腊半岛各国间的尔我之别同样的清楚，由任何方面言，都是人类历史上可备一格的民族主义现象。
宇宙间的一切，包括人生，包括人生一部的政治，是有节奏的，生死起伏是必然的。中国古语所谓“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之常数也”。看似老生常谈，却实含有至理。这种古语并非只是观察自然现象而得的结论，乃是深察一切事理之后所得的彻悟。明眼人在第一次大战后，就可断定欧美的民族主义已到了盛极转衰的时会。民族主义自十五六世纪成立，到十九世纪已成为游漫全欧的热潮，已独立的大小民族集团当心满意足，未独立的无不以独立为最高的要求。果然，经过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大战后，可说一切被压迫受限制的弱小民族都被解放，达到政治独立的目标。至此民族主义已登峰造极，上无可上，只有走下坡路，有如今日大家所共见的情形。
至于专就民族主义讲，为何必须衰退，其事谈来话长，我们只能简略地述说一二。封建时代尚无民族观念，只有阶级观念，不必多论。十五六世纪以下，各国由国王统一，国王成了国家的象征，所以才有“朕即国家”的名句。此时封建的贵族仍未消灭，但他们只能在国王统一之下维持地位。政治上活动的，仍以贵族为主，他们自视为国家的“人民”，也只有他们是“人民”，别人都不算数。这是最早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形态，是以贵族为中心的，此时中等阶级，商人与知识分子，已经兴起，也要参与政治，进入“人民”的圈内，但普通即或不遭贵族拒绝，也被贵族视为第二等公民。到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法国大革命爆发，推翻贵族，中等阶级开始占了上风，成为不折不扣的公民，贵族或完全消灭，或也随着中等阶级作公民。农民，工人，以及其他的人，在心理上也都追随中等阶级，成为公民。至此可说是一国之内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公民，国家思想与爱国精神发展到鼎盛的阶段。一百年后，到第一次大战，而民族主义在民族自决的口号下征服全欧。但民族自决喊遍全世的声浪，实际就是民族主义丧钟的第一声。第二次大战已证明民族国家不能再照旧维持下去，今日的民族自决呼声，已是尾声，世人在心坎深处，已不再对它发生浓厚的兴趣。在十九世纪，每一个独立国都有自己的对外政策，政策也能多少得到他国的尊重。然而时至今日除了极少数的大国外，一般的国家根本谈不到独立的外交政策。试看欧洲大陆，除苏联外，是否尚有一国能说仍有政策？连法国恐怕都已没有此种资格。再如拉丁美洲各国，也同样的没有政策可言，阿根廷想要自己独当一面，但也只是想想而已，在世界上并不发生任何实效。一般的国家只有追随某一个大国，若对某一个大国不满，也没有自由改变方针的可能，最多只能转而追随另外一个大国，但多数国家连这种选择的自由也不能享受，地理或经济决定它们只能依附限定的某一大国。国际情势既然如此，民族主义岂不只是理论，民族自决岂不已成清谈？
以上是专就国际实力中心已经限于少数力点而言，但若谓多数国家不能维持真正的独立自由，是由于大国的太少与太强，那也只是真理的一面。另外还有一面，也很重要，但容易被人忽略：就是民族主义的衰退，是因各民族内部先有腐烂趋势；并不限于小国，大国也受同样的影响，不过靠实力尚可勉强维持旧观而已。我们若作价值的判断，可说这是民族堕落的现象，若只就事论事，不计善恶，可说这是一般人民心理变化的表现，这种心理变化，是都市生活的自然结果。在整个人类史上，不分古今，不分地域，文化都是兴于城市，最后都是毁于都市。封建时代贵族已有聚于城市的趋势，政治活动与文化潮流也都以城市为主。国家由国王统一之后，贵族与一部的中等阶级在城市度政治的生活，作文化的活动。这些城市都是自然长成，所占面积不大，人口也不太多，大家可以互相认识，城市仍是一个有机体。但到大革命爆发，全体人民都成平等的公民之后，少数的城市，或旧有，或新建，急遽的扩大面积，大量地吸收四乡的人口。大而无当之后，市民互相认识已不可能，时势所趋，连同屋同院的人也可共住一年或多年而始终不交一言。经济权有集中的趋势，使得大多数市民没有恒产，没有恒业，因而也没有恒心。传统宗教的势力至此大衰，知识的发达使得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但同时也没有任何其他可以支配人格的基本主张，脑无所不知而心漫无归宿。一人生在熙熙攘攘的都市之内，前后左右满是人类，但仍觉得有如处身沙漠，寂寞至极，都市人民的追求各形各色的狂欢，正是内心空虚与苦闷的表现。空虚与苦闷，使得人渐渐对一切都丧失真正的把握与兴趣，生活压迫与多年习惯虽使他们克尽厥职，但一遇到非常的变故，往往就难以站稳。第二次大战期间第五纵队的遍满全欧，与内奸充斥各国，直接的是民族主义的末路，间接的而尤其重要的是人心无主的明证。此种大的趋势，是无从挽回的，若再遇到大不景气或新的大战，我们就必可见到民族主义与整个十九世纪局面的烟消云散。曾经热心于国家思想一百年的人民，现在已感到厌倦，无论物质条件如何，精神条件已不足继续维持旧局。
西洋文化今日已发展到一个大的歧路口，民族主义的末落只是歧路口上一种彷徨的表现。与此相关的，公民渐渐完全变成群众，是最严重的新现象。自主的是公民，由人摆布的是群众，摆布的现象一旦普遍之后，历史的趋势就到了难以逆料的时候，我们只能说：“自今以后，任何事都可发生。”所怕的是发生的“任何事”不只是仍有旧理想的人所深恶痛绝，也是摆布群众的人所始料不及。今后的欧美是一个变幻莫测的欧美，较第一次大战后尤怪的怪事恐将连续不断地发生，凡仍有冷眼观察能力的人，必可得到丰富观察机会！
（载《中央日报》，1946年2月12日，“现代”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