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俪园
1929年，南北议和，集会于上海，北洋政府代表王揖唐南来，住在爱俪园。和议并未成功，王氏却写了一本笔记式的上海野史，题名《上海租界问题》。史法不合，史笔也差，只有一篇《爱俪园记》，乃为答谢主人而作，倒为昔日名园留下了记载。
我的七中同学程铿兄弟（弟名克猷），时为哈同造铜像，我的朋友姚谮修和爱俪园总管姬觉弥又是苏北小同乡，因此我有机会在那园中住过。
爱俪园俗称哈同花园，在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哈同路（现铜仁路）交叉线上。那是犹太人哈同及其妻罗迦陵的私园，故曰“爱俪园”。哈同夫妇的命运的兴盛，跟南京路同其旺发。本来初期租界就到今日的望平街为止，南京路东段便是抛球场（今河南路口）。南京路中段，叫花园弄。其他有红庙（保安司 徒庙），为百年古庙（今福建路附近） [1] 。花园弄一带，本来不成市面，地皮也不值价。哈同本为沙逊洋行看门人，初时积钱买地，总要向红庙问神。庙祝利其佣金，总劝他买红庙四近的地皮。哪知正是后来的千金尺地的黄金地段，这就助成了哈同的大富。他以五千银子起家，到了民国初年，已成为千万家财的巨富。哈同妻子罗迦陵，本为上海一咸水妹（上海南市卖花出身），自结识哈同后，帮哈同大做地皮生意，时来运转。哈同相信罗迦陵七月七日生日，有帮夫命，是他的福星，一生事事依从，听其指挥。
他们的爱俪园，占地三百六十亩，约当年跑马厅的一半。亭台池石，备极壮丽，并参以佛寺之式。园分内外，五步一亭，十步一阁，皆有题名。王揖唐《爱俪园记》中记载详尽，拙著《万里行记》中亦作过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
哈同夫妇，不是把爱俪园比作大观园，而是要比作颐和园，以皇帝自居的。园中先后养了两位面首，都是和尚。一位乌目山僧，本名黄宗仰，常熟人（常熟有乌目山，故名）。他富有才学，擅工诗词，爱俪园的亭台楼阁，草木花名，皆出于他的匠心经营。（园于1903年建成。）他同情民族革命，崇敬孙中山，孙氏海外归来，到南京就任大总统前，住在爱俪园，就是他推介的。另一位为园中总管姬觉弥（姓潘），得罗迦陵宠信，可说是她身边的李莲英。这两位，虽称皈依佛教的和尚，过的却是俗家生活，是罗迦陵入幕之宾。前清既亡，园中就收购了几位太监，俨然是皇宫了。见哈同夫妇必行跪拜之礼。哈同铜像既成，安放花园中，园中人见像亦必跪拜如仪。罗迦陵俨然如西太后了。
园中于戬寿堂西建文海阁，阁中藏书甚多。这又是清宫文津阁之意。哈同本不知书，罗迦陵亦不识字（后请人教她读写，粗识书报），他们花了一笔钱请了许多前清遗老，住在园中，以点缀风雅。如朱古微、沈寐叟、岑西林、王国维、刘春霖、罗振玉，时为园中上宾。每年七夕，罗迦陵生日，这些宾客，在园中习礼，朝服翎顶，济济跄跄，也是宫中威仪。可是园中也招待革命党人，孙中山外，还有章太炎、蔡元培等。章先生和汤国黎结婚，便在园中天演界举行。北洋政府代表王揖唐也在园中住了那么久。这位犹太人，就在上海租界的天地中，过着他的关门皇帝的瘾了。
哈同夫妇还在爱俪园中创设了一所仓圣明智大学（人称苍蝇蚊子大学），校长便是姬觉弥，监督（副校长）是喻长霖，湖北黄梅人，清末一甲二名进士。他们尊奉造字的仓颉大圣，礼堂上立了仓颉、史籀、程邈、史游、许慎、蔡邕、钟繇、李阳冰等几位先贤，他们都是先代改造文字的人。学生来此，虽都是玩儿，却也培养出一批人才，如徐咏青、徐悲鸿都是画家。周剑云爱好京剧，在园中仿佛大观园中之贾蔷，后来成为电影界前辈，这也是爱俪园无意中培成的垂柳。
哈同夫妇并无子女，收养了许多中西孤儿寡女，有所谓十三太保、八姐、九妹之称。哈同先死，罗迦陵继亡，姬觉弥就被逐出爱俪园。子女为了争夺遗产，就把爱俪园变成列国封疆，各占一方。上海沦陷时期，经过一次大火，已经不成样子。抗战胜利后，我重回上海，寻访旧迹，已破旧不堪。1956年，我自港回沪，旧园已拆除，一座巍巍的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馆），平地矗起。陈毅市长邀我在那厅中闲谈，也谈到了此园的今昔。园中大门前的喷水池，尚是旧园中唯一遗物。这也是为哈同皇帝梦的破灭留下的一个讽刺标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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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南京东路石潭弄口，已废，今为工厂仓库。——编者注
黄浦滩公园
乡下人进城，第一步就踏错了草地，那就是黄浦滩公园。头上包着布的红头阿三，挥着打狗棍来赶逐乡下佬：“去！去！”他要乡下佬抬头看看那草地上的木牌：“狗与华人，不得入内。”（列位看官，这绝对不是虚话。）
黄浦滩公园，就在外白渡桥南堍，苏州河口那一角上；由于河口沉了一艘船，在破片上涨起了一片沙滩（昔音乐台附近），渐积渐广，就在黄浦江边伸出那么一长条沙地。依条约，这些涨沙，都属于我国的主权，但依洋泾浜租界地皮章程，这种地皮该属于公众场所使用，于是一百年前（1862年），上海运动事业基金董事会划出一万两公款，把此地辟为公园，称public park，公众公园。可是英领事馆又附带声明，公园若不属公众所有时，地皮属于英领事馆。既说是公众公园，却不许华人游憩，立着那么一方木牌；后来木牌取消了，实际上还是不许华人在草地上行走的。直到“五卅运动”，南京路上流了血，民族觉醒的狂潮，把那 些洋人的“上海头脑”喊醒了，这才让华人进入上海各公园，连这处外滩公园在内。可是要买票入内，最初是每人十铜元，后来增至每人一角，再后是二角，直到租界时代终了。
外滩公园面临黄浦江，傍晚时分，在这儿吹吹江风，那是再舒适不过的了。1928年起，我们也时常到那儿去迎朝霞，看落日，还在公园北面进口处，看到英国人纪念马加礼的石碑，又在南端可以看到英国人纪念“常胜军”（即是戈登所指挥，帮着李鸿章打太平军的部队）的石碑，这和公园对面的英国总领事馆，都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在外滩公园边上，面对着苏州河的一处涨滩，当年称为“新公园”，也叫作“华人公园” [1] ；算作洋人对华人的恩惠，把那一长条沙地算作华人游憩之所。那儿只有几株大树，既无草地，也无长凳，当然更不会有音乐台。在华人心目中，又是一种耻辱的标记。1949年秋初，我看见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头子，他扶在孙女儿的肩上，从外白渡桥下了车，沿苏州河走向黄浦江边，一边走，一边讲他六十年前初到上海的情形。他叫她记住：洗掉“耻辱”是不容易的，“血”和“泪”写成了今日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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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河滨公园。——编者注
虹口公园
二十多年前的上海虹口地区，那是日本风的世界。“一·二八”战后，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北四川路底、天通庵路车站角上，建筑了水泥钢筋的司令部，那就成为堡垒线的核心。向东北去，就有日本坟山和六三花园，向西南则有日本小学和福民医院。虹口公园，那三百多亩的广场，便成为日本军队集合和举行纪念会的地点。1932年夏初，日本白川大将及日本总领事重光葵，举行庆祝会，被朝鲜志士炸死炸伤，就在这个公园。抗战胜利，日本士兵、居民全部从上海遣送回国，虹口公园才回到我们自己手中。我的家从沪西搬到四川路底，恰好是虹口公园这一角上，因此，虹口公园成为我们的“家园”，我的孩子们，玩虹口公园已是他们的熟行了。
海外的上海朋友，他们心目中，一定以为虹口公园乃是一路电车的起点（西头到了静安寺，换了二十路电车便到兆丰公园），我却要说虹口公园乃是一路电车的中站。现在东头已延伸到江 湾五角场，比西段还长些了。一路电车就在公园门口下车。进了公园，迎面便是一大片扇形草地，两旁有路，通到后面去。夹道树木，浓阴蔽日，草坪四周，分植雪松、龙柏，前面又是一片花圃。草坪东边，便是苗圃，密密长着棵塔柏和璎珞柏。西边便是一座规模完备的儿童公园。草坪后部，一座四角亭，亭东便是鲁迅纪念馆，西边便是音乐台和茶室。绕过两边走道，便到四角亭前。亭前绕着一条小河，通往那澄清的池塘。河上满是碧绿的睡莲；茶室前面，也有一片大草地；夕阳西下，鸣啁在树，茶客们便在这里消暑。走过四角亭，过了小河石桥，向后便是鲁迅墓，宽坦舒畅，自成一中心。墓前绕着一圈花栏，正中植着一棵桧柏。鲁迅墓，本来在沪西万国公墓，七年前才从那儿移到这儿来的，这棵桧柏，也就搬了过来。花园中央，立着鲁迅雕像，后面两长列花棚。中间便是鲁迅的墓道。公园东部是鲁迅纪念馆，馆中陈列鲁迅生平事迹。
鲁迅纪念馆后面，是新辟的一片园林，遍种梅、桃、松、柏等树，一堆堆，一簇簇，组成一大片丛林。林边一条小河，和荷池相通，这是划船的地方。这一带，真是幽静极了。
兆丰公园（中山公园）
阳光吻着园儿，
小鸟唱着快乐的歌儿。
你在这园儿里偎着上帝的心儿，
不拘在哪一地段上！
这是一首洋人题赞兆丰公园的诗，我的朋友曾译成一首五言绝句，诗云：
明旭发和照，时鸟流清音。
于此纵徜徉，默契造物心。
在我的印象中，兆丰公园是美丽的。
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在愚园路底，也称梵皇渡公园。我到大夏大学教书，或从暨南大学上课回来，总是经过这座大花 园。有一年，我就住在愚园路底，恰在公园对面，也就算是我的私园了。园分南北二部，架旱桥相通。广野平衍，山林幽壑，各擅其胜，可以说是上海公园最好的一处。园西本附动物园，品种很多。飞禽中有鹈鹕、秃鹰、孔雀和各种异禽。走兽中，除狐、猿、獐、獾之外，还有熊、虎、豹，都是很名贵的。此外还有一处水族馆，除了供玩赏用的各种金鱼和热带鱼外，池塘里还养着几条大鳄鱼。而今这部分动物已移到沪西的西郊公园，成为上海儿童的游乐中心。
现在就让我们进去吧！整个公园有假山、树林、鱼池、亭榭之美，就像一只斜放的长靴子。进园之后，有三条路可走：如果从西边那一条路走，这是通往园的西山区去的。穿过草坪，前面是一座小山，山前有小池，曲水周围，种着不少银杏和樟树。山脚有一行密密的黄杨树丛，仿佛是一堵厚厚的矮墙。其间种着月季和牡丹，还有一座鸟头兽足，形状怪异的雕刻，那是欧洲教堂中的一种装饰。那丛林后面，便是规模很大的儿童公园。
从中间正路入园，一路满种龙柏、天竹、鸡爪枫、梅、桃，还有迎春花，这些百花夹拥着道路，迎面是一座浮雕纪念碑。从那儿分路，东面的一条，经过鱼池、假山、草坪，可到茶室。另一条是通向园子的中部和后部去的干道。中道所串的，乃是草坪连草坪，树木连树木，道路连道路的图画，它的中心是一片极大的草坪。草坪东边有一堆椭圆形的冬青树，里面拥着一座长形茅亭。草坪西边是钓鱼池，北部是一座长方形音乐台。旁边就是那座有名的1865年的救火钟。
复兴公园初到
洋人到了中国，经历过三个时期：洋鬼子——洋大人——帝国主义者。洋鬼子用大炮轰开了我国的海口，变成了洋大人。他们在租界的种种施为，都是不光荣的，尤以法国人在上海，更是穷凶极恶，在帝国主义者群中，可算是最坏的一种。庚子那年，法国兵住在顾家宅，后来辟为公园，叫作顾家宅花园，便是今日的复兴公园。当年，一般人叫它为“法国公园”。那时，公园大门挂着牌，不许中国人入园的，只有照顾洋人小孩的阿妈和侍候洋人的仆欧，才准入园。还有一点，和英租界不同，狗是可以入园的。园创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第二年才开放。直到二十年后，1928年4月16日，改用门票入园制，每人每年一元，这才让华人入园。
我到上海后，曾和一位住在辣斐德路 [1] 东头的朋友相识，他家是天主教徒，他父亲又在法工部局做事。他家一向到“法国公 园”去玩，不成问题的。辣斐德路的西头，便是“法国公园”，他几次邀我到公园去玩，我都不曾去。一则我是一直穿了布长衫，犯不着去“丢脸”；二则，我们那时“反帝”的狂热，使我不愿低头。直到公园开放了，我才进入那里。1931年以后，我就住在法国公园附近，就变成那里的常客了。胜利以后，租界收回了，这家公园就改为复兴公园。
公园北边，靠近环龙路 [2] 那首，立着一石碑，那是纪念法国飞行家环龙（vallon）的殉难的，上刻着：
纪念环龙君，君生于一八八〇年三月十二日，籍法京巴黎；一九一一年五月六日，殁于上海。君为在中国的第一飞行家，君之奋勇及死义，实为法国之光荣。
石碑前面，还刻了如次的一首诗：
有了死亡，才有产生，
法国是受了这种痛苦，
使得他认得命运是在那儿。
光辉啊！跌烂在平地的人，
或没入怒涛的人！
光辉啊！火蛾似的烧死的人！
光辉啊！一切逝去了的人！
今日的复兴公园，是更光辉了！它扫除一切帝国主义留在中国土地上的耻辱，成为老百姓自己的乐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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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复兴中路。——编者注
[2] 今南昌路。——编者注
南翔·古猗园
从真如西行，约十六华里便是南翔。上海市民的郊游，到了南翔，有如到了吴淞，也算得尽兴了。南翔以馒头出名，皮子薄，肉馅细，一包鲜汁，十分可口。不过，我们吃南翔馒头的，总是到上海城隍庙去，特地到南翔去尝新，就很少了。暨大同事唐君，他是南翔人，每次回家，他就带馒头给我们吃。
南翔属嘉定县 [1] ，又名槎浦，今日大上海的卫星城镇。相传一千五百年前，一位农人在种地，掘出了一块大石头，忽有两只白鹤，停在石上老半天才飞开。石上出现了“白鹤南翔去不回”诗句，因此就造了南翔寺。寺中有鹤迹石，说是当年挖出来的石头。又以南翔为镇名。史载南翔寺为南朝梁武帝时所建，寺内有梁朝井、经幢石、观云楼、鹤迹石等八景。那儿有一种郁金香酒，也很有名。
镇南古猗园，乃是明代的园林。本名猗园，为东里通判闵士籍所建，后归贡生李宜之所有。园中布置，为当时名园艺家朱三松所设计。清乾隆初，洞庭人叶铭加以拓充，乃名古猗园。到了乾隆五十三年，园主家落，由当地士绅募款购下，成为城隍庙的庙园。园中胜景，有最著名的楠木厅，厅额“华严墨海”为董其昌所书。厅后有鸳鸯厅，结构精巧。前有荷花池，夏日荷花盛开，池旁有一大石舫，题名“不系舟”，足以避暑。园中还有亭、阁、奇峰怪石，石笋林立，园景有参差之美。园西有一假山，中有空谷，名“小云兜”。园中陈设布置，别出心裁，不落俗套。
园中梅花厅，新植白梅数十株，内有百年老梅一株。初春花放，香雪一片。浮筠阁前有一土山，本来种着有名的“方竹”，人称竹枝山，战后大部已破败了，如今只有鸳鸯厅的假山丛中，还保留着一株，更是可贵了。园中花卉有山茶、玉兰、桂花，紫薇等佳种。经近年的修整，又恢复旧景了。
南翔家园很多，战时大多荒废，今存的只有镇南的黄家花园，颇有田园风味。这花园并无围墙，只有小溪环绕，溪边种满了大树。跨过一座木板小桥，便到了园内。全园没有亭台，只有一所小洋房。爬上土堆，进入树丛中，只见密密层层的大树，枝叶蔽天。单是松树就有几百棵。临水便是水荷。园中还有两株举世闻名的红杉。（红杉可说是世界最高的树木，一般都有一百公尺那么高。这两树正在发育成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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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3年撤县建区。——编者注
半淞园登高
左右清源映带，东西树竹交加。
却从澹雅胜繁华，毕竟名园无价。
——《半淞园词》
民国初年，租界市面日趋繁华，人口也增加到三百万以上，越界筑路，向西伸展，远远把静安寺抛在红尘之中。上海郊区，已经和真如、北新泾相接近了。那时，我所说的那几处名园，如张园（今安凯第），愚园（今愚谷村），已经成为市廛，徐园也不复有林壑之晴了。我到上海之初，市民郊游，端阳游船，重九登高，都到南市高昌庙的半淞园去（南站附近）。这样的园林，在我们乡下人眼中，怕不笑脱了下巴；可是在上海这样的热闹世界，剪取半边吴淞江，确乎淡雅胜繁华了。
入园沿东西廊行，左右可通，绕荷花池南行，由九曲小桥过藕香榭，北行则由长廊过群芳圃。往东行，而至江上草堂，堂前 植玉兰，越庭心为碧梧轩。出西月门为又一村，由水风亭过桥，有“云路”牌坊，从此可登山远眺，即是说可以看到黄浦江面的船只。南行有水，过桥为买棹处，额曰“问津”。江上草堂之东为杏花村酒店，可以饮酒。喝茶处以湖心亭为最。此外有素餐馆、照相馆及跑驴场，事实上等于郊外的游艺场，入园要买门票，和其他游艺场差不多，只是舒畅一点而已。
园为沪南沈氏别墅。1918年，画家陆伯鸿，就其地辟为游憩之地，广及百亩。周末假期，车马交集，仕女纷沓。有一回，我带了学生作秋日旅行，交通阻塞，几乎到了午夜才算回到新闸路。这和港九人士周末逛沙田的情况差不多的。
重九诗酒之会，沪上文士，有借“又一村”作“诗谜”之戏，胜者可得香烟。他们所谓“诗谜”，并不是“谜语”，而是用古人诗句作“诗龙”，每条附有五字谜底，让大家各择其一。陈定山自负能手，而陆澹庵、任树南、徐哲身也各不相下，此风一开，到了大世界，就变成赌摊了。
不过，“八一三”淞沪战事发生，半淞园全被炸毁，我所说的，只是二十多年前的陈迹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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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尚有半淞园路。——编者注
『丽娃栗妲村』之忆
有一天，一位老上海对土老儿说：“你到过愚园吗？”我知道他故意开我的玩笑。我到上海时，张家的愚园，已经废了好多年了；我们住过的愚谷村，正是当年的愚园花神阁，不过，当年的假山，连影子也没有了。我反问他到过愚园没有？他就说不出来，对于沪西的事，隔膜得很。他到过的只是叶家花园，那是沪东，和江湾复旦大学相近。
沪西的名园，兆丰花园（今中山公园）那是公园，另外还有许多私家花园，小万柳堂，乃是最著名的。其地在曹家渡，和小兰亭隔岸相对，清末文士廉泉（南湖）与其夫人吴芝瑛隐居之地。廉氏夫妇，本卜居于杭州西湖花港观鱼，古柳成行，独据南湖之胜，乃自号南湖，亦以“小万柳堂”为其别墅之名。既移居沪西，仍以“小万柳堂”为名。堂之东，有帆影楼。堂之上有西楼；西楼钩连处，为剪淞阁。每当夕阳初下，晚霞水影，景色最佳。堂南为南园，环以垂杨数百株，仿佛当日的南湖。 （其中所谓帆影，乃是苏州河上轻帆。）
吴芝瑛也是清末女中豪杰，与秋瑾女侠结姐妹交，倡言革命。秋瑾既遇难，夫人为筑风雨楼于杭州西泠桥畔，几遭不测，南湖以此去官，仍遁居于上海。诗酒交游，多革命党人，无锡画家吴观岱为作帆影楼纪事图。其后，廉氏以债累，所蓄书画古玩，典售殆尽。杭州小万柳堂，归南京蒋氏，称蒋庄。今为花港观鱼公园之一部分。海上帆影楼，也就有帆影而无楼了。
小万柳堂对岸为海宁徐氏的小兰亭，大门上署“剪淞徐渡”横额，占苏州河江流之胜，一片竹林，有兰亭的风致，北岸有吴家花园，即九果园，清末吴文涛的私园，有环江草堂、闹红画舸、萝补小筑、望江楼诸胜。园中大厅五楹，仿佛爱俪园的天演堂，场面很大。
我这么一说，那位老上海倒说不下去了。沪西，我住过真如，也曾在大夏大学教过书；沪宁路生寒热病时，我曾步行或坐羊角车 [1] 从沪西入市。“八一三”淞沪战事发生，我们向闸北去的车子，总是从沪西绕道北新泾、真如转过去。我也曾在沪西步行过几十回，那一带园林，几乎都到过。
可是，在我心头印象最深，还是丽娃栗妲村 [2] ；何以叫作“丽娃栗妲”？从德文还是法文译过来？我也不明白。入门就得坐一小舟渡过来，自成一天地。绿草如茵，高木参天，那是消暑圣地。草地北一小舞池，池边有音乐台，那是露天舞池。情侣双双，款款切切，别有世界非人间了。“八一三”战后，也已废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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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木制独轮车，两边可坐人，是旧时的一种交通工具。——编者注
[2] 丽娃栗妲为俄罗斯侨民。那里现在还有“丽娃河”，是华东师范大学校园一景。——编者注
味莼园（张园）
沪上名园，豫园要算最古，到了近代，却经城隍庙而著称于时。租界早期，有三处名园：味莼园、愚园、徐园，在当年也颇擅园林之胜，而今都化为陈迹了。
味莼园，原系洋人私苑，后来，园归无锡张叔和，乃有张园之称。后“安凯第”商场，便是张园旧址，占地七十余亩；当年园门外挂着“烟波小筑”“味莼园”木匾，可是流俗之口，还是“安凯第”那所大厅比较熟溜些。《海上花列传》第九回写着罗子富、黄翠凤把马车驰至大马路斜角转弯直奔静安寺，一转瞬间，明园在望，这便是味莼园了。“园中芳草如绣，碧桃初开，听那黄鹂儿一声声，好像叫出江南春意。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车辚辚，马萧萧，各占着亭台轩馆的座儿，但见钗冠招展，履舄纵横，酒雾初消，茶烟乍起，比极乐世界无遮会还觉得热闹些”。这便是“安凯第”前的景物。
“安凯第”大厅可容千余人，游客就在这儿喝茶、吃饭，那是 西式布置的大餐厅，华人有什么集会、演说、跳舞、宴乐，都在这儿举行。庚子那年，有名的国会，以严复为会长的，也正在“安凯第”产生。我们知道许多维新派革命派志士都在这儿发表过激烈演说。辛亥革命之初，孙中山从海外归国，也在这儿受各方面集会欢迎，他发表演说，当晚便到南京去就任临时大总统。许多人想起革命往事，也就想起张园的“安凯第”来；“安凯第”虽是姣童轶女的谈情之所，却也是革命的摇篮。
《点石斋画报》中有“张园灯舫”一景，谓“味莼园主人从苏州搬来画舫，点缀池台，大为生色。舫中榜人女，年仅二八，面映红莲，歌吟金缕”，也曾轰动一时。园西南有海天胜处楼，有髦儿戏班，演唱昆曲及滩簧，林步青为滩簧名家，时常在那儿演出。园中百戏杂陈，有所飞龙岛，供客乘坐，泠然御风，有着后来游艺场的轮廓。某年，为了救济淮苏灾荒，曾在这儿举行赛珍会，出赛的有大家闺秀和女学生所手制绣帕香囊、纽扣、鲜花，也轰动了一时。
园中有一处八阵图，引游客入胜，迷途不能出，喧笑以为乐。有时也发放大气球（售门票一元），一西人随球上升，又张伞降落，也可说是最早的降落伞表演。
徐园
——昆曲的演出
海上名园之二，便是徐园。清光绪十二年间（1886年），徐鸿逵初建于闸北唐家弄，原名双清别墅，仿佛苏州的留园。宣统元年，其子移建于康脑脱路 [1] ，一亭一榭，一泉一石，都保留双清旧制，有十二景之目：
草堂春宴—寄楼听雨—曲榭观鱼—画桥垂钓
笠亭闲话—桐阴对弈—萧斋读书—仙馆评梅
平台眺远—长廊觅句—柳阁闻蝉—盘谷鸣琴
中国的园林，就是“雅”得这么“俗”，可是在十里洋场中也算得“雅”而静了。其孙凌云和文士往来甚密，南社文士多在这儿雅集，所谓诗酒风流也。
我说过张园乃是政治的摇篮，徐园则是昆曲复兴的温床。一百年前，在上海城内的茶园，虽是昆曲当行；太平军战役，皮黄（即京戏）代兴，昆曲就衰落了。1921年，穆藕初筹款设立昆曲传习所（一种科班制的学校），招收了七八十个十岁左右的年轻孩子，在苏州桃花坞五亩园一家会馆中开课。艺名都用一个传字，便是有名的“传家班”。（小生用“斜王”旁，旦用草字头，老生与大花脸用金字旁，副丑用三点水。）
1924年，所方带了全部学生到了上海，就借徐园戏台为试演之地。徐凌云父子，酷爱声律，也曾粉墨登坛。当时曲坛盟主俞粟庐（俞振飞的父亲）和他很知契，这一群青年昆曲演员，正在他们扶植之下成长的。当时小生有顾传玠、周传瑛，文武老生有郑传鉴，旦有张传芳、沈传芷、朱传茗、方传芸 [2] ，丑有王传淞、华传浩，大花脸有沈传锟……各擅所长，盛极一时。徐园试演后，便以昆曲传习所名义在新世界演出。后来，又以新乐府、仙霓社名义先后在笑舞台、大世界演出，也曾跑码头，到杭州、嘉兴、湖州、无锡、南京、宜兴各城市旅行演出。他们的命运越来越坏，到了抗战时代，他们已经无法在上海生存下去了。
可是，他们是保留着昆曲的火种，如周传淞所说的，走了不知道多少崎岖小径，直到近十多年才进到康庄大道的。自从《十五贯》这本戏轰动了全国。昆曲结合着多少戏种在发挥光芒中，周传瑛、王传淞、郑传鉴、朱传茗都做了京昆剧团的导师。至于徐园，早已成为热闹的市场，连影子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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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康定路。——编者注
[2] 方传芸后为上海戏剧学院戏曲表演课教师。——编者注
豫园潘家
上海城隍庙，一部分原是豫园，豫园原是明代潘家的产业。（而今又从城隍庙分了出来，恢复豫园旧景，称豫园公园。）
而今我们且谈谈豫园潘家这一段故事：在城隍庙东北的一条东西横街，现在叫作梧桐街，从前东部的一段本叫梧桐巷，西部的一段名安仁里，明代的潘家，便是聚族住在这条里内的。潘家的房屋，东面到天官坊街，南面临安仁里街道，西面伸展到豫园，北面尽侯家浜（今福佑路）。县志说：周围有一里多地那么大。宅内著名的建筑，有潘恩所建的四老堂，允端创建、云夔增葺的世春堂，又有允端手创的慈保堂、宁寿堂、父母其顺堂，豫园内有玉华堂、乐寿堂、元四斋、五可斋、醉月楼、征阳楼、玉茵阁、会景堂、容与堂、爱日堂、颐晚轩，其余亭阁楼台，尤难悉数。园林的佳胜，堂构的富丽，不但冠绝一时，称海上甲第之首。范濂且夸为江南土木的第一奇迹。潘家第宅，规模就可想而知了。
相传慈保堂和父母其顺堂，在潘氏旧宅的东北，北邻福佑桥，是 明代四川布政使沈恩的居第。沈致仕归沪，营建巨宅，极为巍焕，将近要落成，候择日上匾了，偶在夜间梦见许多人鼓吹迎匾，直入中堂悬挂，抬头见匾上的姓已改作潘氏，当时并不觉着奇怪。第二天早晨，送客到门外，远地看见一个眉目秀丽的孩子，夹着书包去上学；呼问孩子的姓，回答说是潘，索取书册一看，见书上楷书着孩子的姓名，赫然是潘恩两字。沈氏霍然自失，说：“堂还没有完工，而住的人已经有了，算来不必替旁人白尽心力了。”便命家人停止以后的工程。后来潘恩官左都御史，二子连登进士，沈氏的子孙，已是中落，果然把住宅卖给潘家了。
世春堂的建筑，在潘家住宅中最是宏丽，后楼的木材，概用楠木，涂金染彩，丹垩雕刻，极尽工作的技巧，楼上全用砖块铺砌，登楼和在平地无异。到了明天启崇祯年间，潘家家业渐衰，将世春堂一带大厦卖给兵部主事范文石，范在崇祯十一年夏，被仆隶所杀，嗣子不能守，后楼先毁，旋被天主教士汤国光购去，重加修治，改名为敬一堂。明清易代之际，因汤若望主持钦天监事务，海上第宅大半受兵劫，而敬一堂幸得无事。康熙初年，严禁西洋宗教，一般流窜中国的西教士，一律敕令离境。潘氏旧宅便籍没入官。康熙九、十年间，又用南怀仁治理历法，敬一堂仍旧给西人居住。其后雍正年间，改建关帝庙及申江书院，后来又改建天主堂。
潘恩旧宅，后来改归凌氏，豫园在崇祯年间也改属张肇林，园亭已残毁不堪。肇林殁后，豫园更破败到极点。乾隆初年，地方人士买了改为西园，便是城隍庙的一部，今香雪堂前一片石，乃是明豫园的玉玲珑旧物呢！
潘恩的故事
潘恩字子仁，上海人，嘉靖二年进士，授祁州知州，调繁钧州。钧，徽王封国也。宗戚豪悍，恩约束之。擢南京刑部员外郎，迁广西提学佥事，署按察使事。有大猾匿靖江王所，捕之急，王不得已出之，恨恩诬以事；按无实，得免。累迁山东副使；御史叶经以试录忤旨，并恩下诏狱，谪广东河源典史。四迁，复为江西副使。进浙江左参政。按部海盐，倭猝至，围城数匝；恩与参将汤克宽、佥事姜廷颐力御却之。俄迁浙江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偕按臣劾徽王载坆贪虐，遂夺国。伊王典楧骄横，恩一切裁之。河南民素苦藩府，恩制两悍王，名大著。久之，由刑部尚书改左都御史。……卒年八十七，赠太子太保，谥恭定。
——《明史·列传九十》
我自幼就听说潘恩的故事；我们那样乡僻地区，何以会传说 四五百年前一个上海人的故事？我就不大清楚了。听起来仿佛有如包公案、彭公案那样的传奇。后来到了上海，才知潘恩这一明代廉能官员，自有种种传说的。
据潘恭定公行状：潘恩的容貌，广额丰下，修眉秀目；他的神态，丰度凝雅，渊停山峙，令人一望就知道是一位大臣，生平静重寡言，喜怒不形于面色；便是仓皇逼迫着他，也见不到他的蹶步疾辞；十足带着古代大臣的风度。他是早慧的，莆田郑洛书来做上海县，刚一到任，晋谒文庙毕，便要讨看庠生的制艺。县学老师因选十卷送去。郑知县看了，叫过一个门役，命他伸开手掌，把各卷分别夹入指间，第一指夹一卷，第二指也是一卷，第三指夹二卷，其余都夹在第四指，还说：“要照这样排定的次序送回去，不准紊乱。”后来，第一指所夹一卷的作者，便在次年联提，夹在第二指的，过了许多年才得成进士。第三指所夹的，只考得举人为止。夹在第四指的六位，竟以秀才终老了。那第一指所夹的一卷，就是潘恩的。
潘恩做南京刑部员外郎时，尝因父命，代某生向督学使者关说入泮。后致仕家居，偶尔念及，自觉做了四十年的官，从未有片牍干求有司，仅某生事，因亲命难违，破了一次例。既而访得某生家已贫寒，便立即招寻来见，并告以：“昔年曾借用尊翁百金，欠的年代已很久了，今当奉还。”某生一面讶异，一面却谢。潘恩强将百金纳入某生手中，使他持去。
《五茸志逸》载潘恩堂上对联：“履富履贵履盛满，如履春冰；保身保家保令名，如保赤子。”一副兢兢业业、洁身爱物的情态，灼然如见。
茶楼·饭店·咖啡馆
春风得意楼
上海茶楼，最早的历史，该从上海县说起。（不是香港人所说的上海国，也不是一般人所说的上海市，或是上海租界，而是在黄浦江边的上海县。）往日上海还有城垣的时期，靠黄浦江那一边是东门。大东门叫朝宗门，在今肇嘉浜东头。北面便是小东门，今方浜路的东端。我们走过城隍庙正门，再往东便到了。上海很早就是国际市场，番船往来，总在六七百年前，东门外便是热闹的码头。那一带的茶楼，一百年前，见之于黄懋材的《沪游脞记》中的那家凌云阁，“阁临黄浦，回顾无际”，便是一家很长久的茶楼。有一时期，大茶楼在洋行街一带，那是三百年前的热闹市场。（今民国路外，贯通太古路 [1] 和舟山路 [2] 间的一段。）到了上海开辟租界，成为国际大都市以后，城内的茶楼，便集中 在城隍庙左右。
我说到的上海小吃，到了城隍庙，可说集南北城乡的大成了。最出名的有常州酒酿圆子、南翔的小笼馒头、油豆腐细粉汤、冰糖山楂，有摊有店，不仅把庙里外围绕了，也把各大茶楼点缀得更热闹了。那儿有一家春风得意楼，因为口彩好，每逢新年元旦，许多上海人习惯上楼去喝一碗元宝茶，作“春风得意”之想。还有那堂子里的长三，每月朔望，也于进庙烧香之余，上楼喝茶，显得满楼都是春色。那儿的茶楼多得很，如湖心亭、四美轩、第一楼、春江听雨楼、鹤园、访鹤楼、雅叙楼、赏乐楼，也都是喝茶的所在。有的是古董商的周旋市场，有的是以棋会友，有的是布商、木客交易所，有的是书场，也仿佛分别了门户，各自成帮的。
洋人，他们一直把上海城隍庙当作东方文化的典型看的；他们所感兴趣的，是湖心亭那茶室。“围着它的池子里，虽没灌满水，仍然是一幅可绘的好景致；池中的石柱，曲曲折折的蜿蜒的石桥（指九曲桥），围绕着这池子是好多适宜取为景致的茶屋。艺术家在这儿可以找到丰饶的目的物。池子外面的广场，是研究华人生活的好资料。镶牙匠、郎中、卖小玩意的厨子，变戏法的，都很忙……”要说研究茶楼，就可以了解中国的生活，这倒是很有趣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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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高桥路。——编者注
[2] 今舟山路在虹口区，此舟山路今名龙潭路。——编者注
五龙日升楼
在我们口头，茶楼、酒馆常并举。上海的酒馆很多，茶楼那就更多，可是，我们记得的，并没有几家。有一家叫作“五龙日升楼”，那真如雷贯耳。有人说，只要坐在日升楼的楼口，不管上海有五六百万人，你耐着性子等，你所等的人，总有一天会经过你的眼前的。即是说，这家茶楼处在南京路、浙江路口上，面对着先施、永安两大公司，五条马路会集在这一点，谁都会经过这日升楼的门口的。可是，千人之中，也难得有一人上过这茶楼去喝茶，我们在上海这么久，就没上去过。只有一天，就是1937年“八一四”那天，中国空军飞机误落的炸弹，一枚落在大世界门口，造成那么惨重的伤亡。另一枚，落在日升楼门口，永安、先施都有损坏，也有一些伤亡，独有日升楼毫无损失，老板焚香谢神，大家都围着看。这是一家历史很悠久的茶楼。
最早的茶楼，自该说到几百年前上海城内小东门、老北门的茶楼，可是文献难征，说不出掌故来。且说上海有了洋场以后， 那时洋泾浜通着黄浦江，对着老北门的棋盘街（今延安东路）口，有一家丽水台，临流高筑，明窗轩敞，附近正是花丛艳薮，莺燕群飞，前人曾有“绕楼四面花如海，倚遍栏杆任品题”之句，盖纪实也。后来洋泾浜已填平，租界市面，也从棋盘街西移北伸，这一家茶楼已不复存在了。
四马路 [1] 全盛时代有一家茶楼叫青莲阁。最初，名华众会，《点石斋画报》写洋场景色，“华众会啜茗品艳”列为一景，连我们乡下人都知道有这一家茶楼，可说名震遐迩了。其实，规模更大的，有阆苑第一楼，洋楼三层，四面皆玻璃窗，在那时可说一新耳目。上层为茶楼，下层为弹子房，可容千余人，热闹极了。
南京路的繁荣，比四马路迟了几十年；初时，陶陶居为广式茶楼（今永安公司旧址），宵夜馆兼设茶座，有名的冼冠生，是这家茶楼出身的。其邻为一洞天，也是广式茶座。还有华商消愁楼，在大新楼口，那时也很有名。至于先施公司原址，原为易安居，广式茶兼卖点心的。我到上海时，易安居已东移，到后来，丽华公司新建，易安居也就不见了。
南京路盆汤弄口，有一家江南话雨楼，苏式茶点，我倒常去的。往东，四川路口有老旗昌，卖菜卖茶，那是咸水妹苏茜黄的集合地点，有如香港的酒吧，水鬼很多。上海人称为魔窟。昼锦里有一家一林春，那是妓女标会的所在。至于白相人吃讲茶，多在六马路的朝阳楼和云南路的玉壶春，可说人以类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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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福州路。——编者注
三雅园
百年以前，上海最热闹地区，不是今日的南京路（那时南京路一带，还是一片水草的郊野，从上海城内到静安寺去，得坐大半天的小船），也不是棋盘街或霞飞路（初为福昌路），而是大东门小东门一带。轮船码头在那儿，大小商号也在那儿，茶楼酒馆在那儿，妓院戏园也在那儿。当年，绍兴诗人胡寿田《海上竹枝词》中有“黎园新演春灯谜，城外人从城内跑”之句。即是说要看戏，就得到上海城内去，城外郊野，那时当然没有戏园的。
开设演戏茶园，并不是普通商人的买卖，得有点特殊势力。后来的特殊势力，是帮会的黑社会首领；那时，则是衙门的“卯捕头”，他们是在衙门里当公事的，开戏园是他们的副业。最早的戏园开在县东街上，叫三雅园，日夜搬演，演的是昆曲。三雅园初设在顾姓房屋中，顾姓原为城中巨族，戏园就住宅改设。屋为沿街八扇门的高平房，进门入室，有小型花园，花木扶疏，假山纵横，戏台就造在大厅上。池岸上散布红木椅桌，那便是庭院式的 戏院。太平军战役，上海小刀会起义，清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初五，刘丽川率队进攻上海县署，三雅园虽邻近县署，并未被毁。到了第二年春初，小刀会退出县城，在混乱中，三雅园就被焚毁了。
小刀会战后，城内市面散落，英法两租界倒日渐繁荣起来了。城中居民，避难租界地区，就在今日八仙浜北的荒地上，兴起戏场来，那是广肇山庄的义冢地（今日大世界对面恒茂里），竹篱为墙，有篷为帐，兴了三家戏院。那儿唱的是徽戏。（上海的市场，原是继扬州而起的，乾嘉以后，昆腔、徽腔为南曲两大主流，后来的京剧，就是这两大剧种演变而成的。）另外，在英租界五马路宝善街以北，一位姓赵的巡捕，开设了满庭芳戏院，也上演徽戏，这是上海英租界第一家戏院。
那时，小东门直街，战后又恢复了市面，陆家石桥西堍，最为热闹，新开了许多大茶楼、大酒楼，还有大烟间。有人就在小东门吊桥西河岸重开三雅园，演的仍是昆曲（文班戏）。（有人以为上海演昆曲从霓裳社开头，那是说错的。）那时的天后宫，就在三雅园对面，后来失火焚毁，才移到河南路桥北的。徽戏既兴，一般人觉得文班戏太雅，三雅园的卖座大不如前。同治末年，在三雅园右边，开了一家“同桂轩”，专演皮黄戏（汉戏）。那时的名角，有老生刘均鲁、王兆奎，文武老生杨文玉，花脸庆振亭，小丑徐珍庆。花旦陆玉珍，尤负盛名。
文明雅集
老上海们，一定会记起上海有一位名律师，叫作范刚；他专门替强盗做辩护律师。他的父亲，便是那家白相人吃讲茶的玉壶春的老板。自幼渲染已久，接触很多，有这么一段渊源的。这类特殊性的茶楼，在棋盘街五马路口，有两家望门对宇的茶室：同芳和怡珍，布置得金碧辉煌，设烟榻，备瘾君子吞云吐雾之需。上海的鸦片这一“特产”，几乎和租界同其寿命；五十年前，这一类茶室，自有其常客，生意颇不错的。那时，还有一家最雅致的茶室，叫文明雅集，在二马路洗清池的隔壁。这家茶室，乃是绍兴人俞达夫所开设的；达夫名礼，名画家，为绍兴画师任颐的弟子，人物花鸟，都得其师传，在上海卖画四十余年。中年后，改仿徐青藤，兼用金冬心笔法，风格为之一变。他的茶室，便有了浓厚的艺术空气；当时，沪上书画家，闲来无事，便在文明雅集谈天说地，评书论画，仿佛是文艺沙龙。还有一班弄丝竹的音乐朋友，也在那儿弹唱研究，有如俱乐部。辛亥革命后，文明雅集，盛 极一时，琴棋书画，无所不备，够得上“雅”的水准。后来，望平街的“灰画”（照相放大）也就是从文明雅集开头的。俞氏还开过一家照相馆，叫“镜中人”，也是艺术余事。他还举行过蜡人展览和幻游火车（即电影），这都带上了一点洋气了。
一般老茶客所念念不忘的还有两家：一家是南京路上的一乐天（近湖北路），一家是偷鸡桥畔 [1] 的萝春阁。这类茶馆，就像苏杭的内地茶馆了。早茶便宜些，下午就得贵些，那是三百六十行生意人谈买卖的档口了。在茶室闲坐，吃点心，真可说是以消长日。有的茶馆，附设书场，大书小书，也就是今日的评弹，那就更热闹些了。萝春阁本来是黄楚九（大世界老板）所开设的，也是他的发迹之地。萝春阁的生煎馒头，那是上海最好的一家，有口皆碑，有人坐汽车来吃他们的馒头的。黄老板去世后，萝春阁也就转手了，那儿附设了书场、绍兴戏、常锡戏，是一家小小的游乐场。
在福生路附近，本来有一家小小茶室，叫憩虹庐，一种半家庭式的茶室，点心现做现卖，新鲜热辣，头等出品，当然门庭若市。后来也关门了。继起的有北江西路的虹庐，生意也不错，品质差了一截。其他广式茶室，我这儿就不多举了。
上海在孤岛时期，已经盛行了音乐茶室，除了新雅、大三元几家老牌茶室外，其他都有此配备，也就等于今日港九的茶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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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浙江路天津路口。——编者注
状元楼与绍兴酒店
在香港，“阿拉顺德人”是一句众所周知的笑话。顺德在广东，上海人要冒充广东人混入香港，说“阿拉顺德人”，岂不笑煞人。但“阿拉上海人”，是不是对呢？也一样可笑。“阿拉”乃宁波话，“阿拉宁波人”才对了头。在上海数百万市民中，有五分之一是宁波人，上海市场，宁波帮的势力，可真不小。
上海的宁波馆子有许多家，其中以同华楼、状元楼为最著名。宁波菜式，以新鲜海味为最多，有名的舟山群岛，便是出产大量黄鱼的海港，因此，大汤黄鱼便是一味价廉物美的好菜。其他如苔菜拖黄鱼、冰糖甲鱼、红烧鳗、活杀鳝丝、海瓜子、炒蛏子，都是他们的拿手菜式。他们还有一种甜点心，是猪油汤团，色香味都好。本来，宁波有一家专卖猪油汤团的小店，店主姓江，名阿狗。他不识字，不会写招牌，就在招牌上画一只缸，一只鸭，一条狗，由此名声大噪。流传至今，宁波“江阿狗”的猪油汤团，当地无人不知。从此，宁波馆子就备了这一式著名点心了。
上海市民中，绍兴人一定不会很少，总有三四十万人上下，可是绍兴馆子倒没找到过。有的是吃柜台酒的老酒店，如高长兴、言茂源，都是很有名的。如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柜台高高，上面照例一盆大肉冻，一盆盐豆儿，一盆盐水花生，再加豆腐干、熏鱼、雪里蕻之类。如陈定山所说的，柜台前还有长凳。吃酒的偏不坐下，却喜身坐柜台，脚踹凳上，说声：“酒来！”一小筒酒，从柜台后面提上来，那是“冒”字形小筒，足足二斤，倒海碗，满满三碗。那里没有贤愚贵贱，一例解衣，唯酒是命。高长兴、言茂源都有雅座，上海文士，如叶楚伧、苏曼殊、姚鹓雏、刘史超、杨了公、张心芜、蒲竹英、任伯年、施叔范、邓粪翁（散木），都是那儿的常客。有一回，叔范、粪翁两人，就喝光一坛酒，二十四斤之多。我和陈灵犀兄只喝了四两。后来他们醉了，大家就这么散了。酒店以喝酒为主，菜是不在乎的。可是秋天吃蟹，却是一件大事，酒鬼吃蟹，有得消磨，整整一个下午，算不得什么的。
杭州的文化传统，也是悠久而丰富的。西湖楼外楼的醋鱼、炝扁笋，都是好的。上海没有楼外楼，只有天香楼和知味观。醋鱼而外，腐乳肉、东坡肉都有独到之处。香港的天香楼，倒和杭州的是一家，醋鱼不错。所谓乾隆御席，那是骗人的野人头，他们根本不知道宫中御膳是怎么一回事。
新雅、大三元
广东馆子，在上海也独树一帜，如京菜、川菜一样，都有其特色。这特色，直到我来了香港，才体会得出。
本来北四川路 [1] 横浜桥，有一家新雅酒楼，规模不大，吃的是广东茶点。文化界熟朋友，在那儿孵大的颇有其人。傅彦长君，他几乎风雨无阻，以新雅为家；他坐的档口，正对着楼梯口，他说这样可以研究来客的心理。熟朋友的茶钱，他照例会账，做个小小孟尝君。我素来不爱好吃广东点心，所以不常去。后来南京路的新雅开张了，那才是大场面，与香港的金汉、丽宫相仿佛，因为交通便利吧，我倒常去。有一回，胡桂庚君摆宴，大概是烧猪席吧，我也参与盛会。
广东馆子“大三元”，对我这土老儿来说“如雷贯耳”。那里场面很大，在四马路上，雄踞一方。（香港大三元，似乎没那么神 气。）那时，五十元一味大排鱼翅（等于今日港币五六百元），当然把我们吓住了。其实，大三元的大排翅，还不及郑洪年先生家厨子做得好，也不及张大千先生家的排翅。抗战胜利后回上海，我们时常在大三元吃饭；那时，我对广东菜，印象渐深，因为战时常在韶关（曲江）来往，吃过韶关的船菜，才知道乳猪、脆皮鸡、果子狸的真味。广东馆子的腊味饭是很著名的，不过著名的南安板鸭却是赣南产的（南安县属赣南专区）。
我想，上海也有四五十万广东人，当时的典当、鸦片都是潮州帮的买卖，上海也一定有几家潮州馆子，我们不知道就是了。上海南京路上有几家大公司，如永安、先施、新新、大新，都是广东人所经营的。那几家大公司都有旅馆、酒楼等。我们常去的是大东酒楼，广东点心和广东菜式，和新雅差不多。我记得上大东酒楼有如上香港龙凤茶楼，热闹得使人头痛。
上海有一位小贩出身的广东人，叫冼冠生，他是靠卖鸭肫肝、陈皮梅和橘汁牛肉发达起来的。所谓橘汁牛肉，乃是把中法药房蒸过了牛肉汁的牛肉，包了下来，加香料、酱油和味精，再煮一过，用纸包了再出卖的。本轻利重，这就发财了。后来，在南京路上开了一家很大的广东酒馆，就叫冠生园，场面之大，和新雅齐名。他还在郊外漕河泾开了农场，吸收周末游客，生意也很好。近十多年来，上冠生园吃点心，也还是上海市民的小享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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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四川北路。——编者注
四时新与老正兴
香港有一家菜馆“四时新”，说是上海馆子。真真老上海，他一定要发笑。上海四马路 [1] ，本来有一家“四时新”，是不是本帮菜？不是的，那是一家徽馆。本来独霸上海吃食业的，既不是北方馆子，也不是苏锡馆子，更不是四川馆子，而是徽馆子。我们且看近百年的笔记或小说，就会明白长江流域的市场，包括苏、杭、扬、宁、汉、赣在内，茶叶、漆、典当，都是徽州人天下，所谓徽州人识宝；因此，饮食买卖，也是徽馆独霸天下。我初到上海时期，徽馆还不错；可是，生意一年不如一年，到了抗战前几年，大家已经忘记这一类菜馆了。川菜时行，徽菜衰歇，这也是一种风尚。因此，在香港开张的“四时新”，要算是上海馆子了。
徽州人既在买卖中占了上风，因此，吃食方面也颇考究；徽馆有几种拿手菜，如清炒鳝背、炒划水、炒虾腰、炒杂片、走油拆 炖、煨海参、醋熘黄鱼、三丝汤。我这么一说，大家就会明白：香港所谓上海馆子，原是徽馆底子，加上苏、扬菜式，只是说起徽馆，香港没人知道就是了。徽馆的面食也颇不错。今日香港所谓上海馆子的“鸡火面”“划水面”“鲜汤虾仁锅面”，就是徽州的做法。还有全鸡全鸭馄饨，一锅鸡或鸭，配上二十四只馄饨，就够四五人吃。在土老儿心中，这一味最实惠。
上海建县时间短，开市迟，本身说不上文化传统；明代出洋大码头是浏河，那儿又是大船坞。上海之成为国际市场，迟了四五百年。因此，本帮菜怎样，连上海人也说不出来。（这儿是说道地的上海人，不是香港人口中的“上海国”人。）在抗战期中，上海成为孤岛，忽然盛行起本帮菜来，最老那一家，便是二马路山东路上的老正兴。菜以红烧的为最好，如秃肺、圈子、腌鲜汤、黄豆汤，还有干切咸肉。这一来，老正兴也就风行一时。胜利后回到上海，只见金城老正兴、大上海老正兴、罗曼老正兴、雪园老正兴，满街可见。老正兴变成本帮菜的代名词了。香港九龙也有好多家老正兴，拆穿来说，还是徽馆底子，加几味扬州、无锡菜。徽馆有一味拿手菜，叫大血汤，本来属于店伙的下栏，在港九也算正菜之列了。
文化本来是彼此交流、相互渗透的，挂上海招牌，也就是这么一回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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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福州路。——编者注
锦江饭店
有人自负老上海，凭着耳食之谈，以为今日上海，都是饿鬼，哪里还谈得上吃的门道。且住，我得请你到锦江饭店去试试看。我一说到锦江饭店，老上海一定以为他比我熟悉得多，连那位四川女老板，和他都是老朋友，他还说得出许多四川菜的名堂来。可是士别十二年，老上海且慢夸口才是，他所知道的锦江饭店，乃在大世界斜对过的二层楼上；另外一处分店，就在麦特赫司脱路 [1] 丽都舞厅 [2] 里面，那是地皮大王程麻皮的老房子。自从程麻皮破了产，家宅也给债权人瓜分了，这房子前面是舞厅，后面便是这家四川饭店的分店。可是，今日的锦江饭店，可真阔得多了，它已经移到华懋公寓中去了，乃是十三层大厦，食客盈门，层层都筵开百席。菜味和以前毫无不同。那位董小姐，她还是这 一饭店的副经理，每天亲自下厨，指挥厨下的伙计。她也还是那么健谈，摆得那么多的龙门阵。
一本谈上海掌故的书，其中第二十四章，标了“吃在上海”的专目，这比“吃在广州”更切实些。本来，天下美食佳味，集中在扬州，到了近百年间，才转到上海来。上海本地，并没有什么特色的菜味，可是，这个吃老虎奶长大的城市，她就吸取全国的精华，加上了海外奇珍，成为吃的总汇，比今天的香港还丰富得多。各地菜色，各有各的特长，正如春兰秋菊，各呈异彩。四川的成都，也正集中了南北的文化，在饮食起居上，也颇懂得享受。川菜到了上海，也就和京、苏、扬、广，并驾齐驱，各树一帜。川菜略带辛辣，颇能增进胃纳，他们的泡菜、榨菜，鲜酸开胃；如泡菜炒肉末、辣子鸡丁、麻婆豆腐、豆瓣鲫鱼，都是他们的名菜。成都姑姑筵，在豆腐上也做出许多花样来。
上海的川菜，以小花园的“聚丰园”为历史较久，后来“蜀腴”开张了，场面就阔得多了。锦江本来是小吃馆子，一开张，就名声很响，到了丽都，便成为上等菜馆，但也想不到今日的锦江，会独步申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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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泰兴路。——编者注
[2] 今政协礼堂。——编者注
梅龙镇
上海静安寺路戈登路转角处 [1] ，有一家镇扬馆子，叫“梅龙镇”。“梅龙镇”本是那位正德皇帝游龙戏凤之处，李凤姐是坐店女掌柜。今用现成的戏名来名此馆子，于“八一三”战事前一年开张，女老板吴湄女士，和文化界朋友相识的很多，故该处有“文化沙龙”之称；历史虽不久，名声却很大。吴湄能演戏，抗战前在上海曾参加话剧演出。
镇扬馆子，本来以点心胜。煮干丝，又细又嫩，加上松毛似的姜丝，麻油一拌，加上酱油，鲜爽可口。此品扬州最好，镇江、南京都不错。包饺够分量，不像广东点心这么小巧，四只花卷不够一口吞。扬州盐商，自来是头等吃客，一碟炒肉丝，得用十只猪的面肉切成，这虽言之过实，但可说他们是懂得烹调，自成一帮的。扬州菜，以肴肉、狮子头著称。肴肉肥而不腻，狮子头嫩 而不烂，最适合大中小胖子胃口；配上馒头、花卷，这顿饭是吃得很实惠的。
苏锡船菜，本来很有名的，总比上海埠要早过千八百年就和扬帮争胜的。外路人总觉得苏锡菜是甜丝丝的，无锡肉骨头是他们普遍吃到过的，乾隆爱吃的蜜汁火方，正是用冰糖蒸透来，才入味的。红烧鲫鱼，也离不了糖的。苏州陆稿荐的酱肉，真是天下闻名。（前几年，香港北角，也开了一家陆稿荐的菜馆，挂出四百年前老店的招牌，也带卖酱肉熏蛋、卤豆干一类熟菜。可是港人不识货，开到旧年，也关门了。北角也有过一家挂太湖厅招牌的店，说是无锡船菜，也支撑不住，倒了。）他们托之于一个神仙故事，说他们祖先乐善好施，得神之助，留给他们一席血污破烂的稿荐，用作烧火，就此异香扑鼻，千古流传了。上海挂陆稿荐招牌的熟食店颇有几家；前几年我回上海，还在老靶子路 [2] 那一家买了半只酱鸭、一方酱肉，给孩子们吃了一餐。
我初到上海那几年，上海二马路 [3] 小花园的老半斋、新半斋，望门对宇，场面还不错。我在一家盐商家教书，那位吴先生曾请我去过老半斋。因为吴家的厨子本是扬州名厨，所以老半斋的菜，也显不出特别好。后来这两家都倒掉了。 [4] 苏锡船菜，我们自可到苏州观前街、无锡船上去吃。在上海，而今扬州馆子是非常普遍的。香港的扬州馆，也有红烧鲫鱼，京馆子也有这样菜。在澳门小岛的黑沙湾，有一家小饭店标出的菜单上，竟有“扬州蛋炒饭”，也可见扬州菜食的风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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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南京西路江宁路口。——编者注
[2] 今武进路。——编者注
[3] 今九江路。——编者注
[4] 老半斋早已恢复，在福州路浙江路上。——编者注
复盛居
说到中国的菜式，北京馆子也算成个名堂，像个样子的。可是，到北京一看，我们所谓北京馆子，实在还是天津馆子（东来顺、广福民、正阳楼），山东馆子（便宜坊、东兴楼、致美斋、丰泽园），河南馆子（厚德福），一句话是北方馆子。上海也有场面很大的丰泽楼，在顶有名的国际饭店二楼，从前上海《大公报》请客，时常在那儿摆宴。现在还是老样子的丰泽楼，食客当然更多了。
不过，我讲上海的北方馆子，倒要从复盛居 [1] 吃起；这家小馆子，在石路口二马路附近，是一家天津馆子。两间大小不等的食厅，大的是十二乘十八，小的是十二乘十四。那儿几张四方台子，十来张长凳子，只有两台电风扇是“现代”的，其余都是祖老太爷那一代的家具。大家都是搭台镶边，挤成一堆。主要是小 米绿豆稀粥，火烧（一种现烘的烧饼），再来一盘红烧卤肉，加一小碟雪里蕻（咸菜），这就行了。也有面式，也有炒菜，也有拼凉菜，那都是其次。到复盛居吃火烧去，就把几个孩子高兴透了；我们也在那儿吃过炒面、酸辣汤，也不错。至于整整齐齐要吃整桌的菜，那就该另请高明了。抗战胜利那年，我的一位朋友，从福建来到上海，又转到重庆，于髯老右任见了面，第一句话就问：“你从上海来，复盛居还在吗？”髯老到了上海，少不了到复盛居过“吃火烧、红烧肉”的瘾。（复盛居的红烧肉，不像苏锡馆子那么烂，也不那么腻；瘦的不错，肥的更好吃。）
北方馆子，以煎炸菜色最为拿手，够得上“鲜嫩”二字。上北方馆子吃烤鸭，配上薄饼，夹上瓜条、葱条，加点甜酱，其味无穷。鸭壳子熬汤，加白菜或是瓜片，来一碗小米稀粥，就够了。河南帮的厚德福，以烧熊掌著名，我这土老儿当然没有吃过。面式有包子、饺子、花卷、银丝卷之外，还有家常饼、薄饼、馅儿饼，也有炸酱面、打卤面。（有一种拔丝山药，是甜菜，也是北方的名点。）
至于清真馆，如洪长兴、南来顺，以涮羊肉驰名，在上海的年代也很久了。香港朋友，把我们算作北方人，真是惭愧得很。道地的面食，应该算陕西、山西帮的花式最多。我在一家陕西盐商家中做过教师，他家的面食，自比北方馆子高明得多。我也吃过上官云相将军家中的炸酱面，不错，他们才是北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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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复盛居旧地，在福建路九江路附近。——编者注
熟食档：咖喱牛肉、排骨面
我于十多年前，曾在上海一家报馆，做过几个月的经理。这才黎明即起，到望平街上去看报纸潮，大约是四点钟过后，那一带已经人潮初动，慢慢涨起来。到了五点过后，便涨了满潮。那纵横半里地，人声嘈嘈，人影幢幢，可以说是水泄不通。沿着三马路外国坟山到四川路、香港路一带，成千熟食档，同时活跃起来。直到午前九时左右，报潮稍退，熟食档也就闲淡下来。我每天比他们到得早，退得迟，也时常在熟食档边消磨几点钟，成为他们的常客了。
上海虽是寸金地，毕竟不像香港九龙这么逼人；熟食档虽说是个摊位，总还有半间屋那么大的斜坡棚，有的还可以摆上二三张方桌的。当然，有的搭着油布棚子，总有港九档位四五个那么大。头等档位，都是“洋行小鬼”（白领阶级）的早点午餐场所，原汤细面，肴肉、排骨、划水、红烧牛肉或是熏鱼的浇头，“过桥”的就没有了。我在香港，就没吃过这么好的面点。也有炸排骨， 加几条年糕的。一种是菜饭档，菜饭外，也有排骨、四喜、脚爪、卤蛋、辣酱这样的浇头。香港许多上海馆子，也备了菜饭，各种浇头，带一碗黄豆肉骨头汤，情形差不多的。粥档，有大米粥带小汤、酱菜、咸蛋、豆腐干之类，有卖鸡粥、鸭粥、羊肉粥、牛肉粥的，我最爱六马路 [1] 满庭芳的羊肉粥，在香港也没吃到过。我常去的熟食档，倒不是这些大型档子，而是豆浆、油条、大饼、烧饼的档子，边上总会有咖喱牛肉汤，夏日，来一碗冷拌面，那就更快意了。挑着担子的冷面，比哪一家面馆子都高明些；我在九龙诺士弗台的云庐门口吃到过。我吃冷面，只要素浇头，不喜鸡丝肉丝的。冬天的烘山芋档，我也是老主顾，香甜够味。香港也有几处山芋档，却流动性很大。在这些档子中，再添上臭豆腐档，那就差不多齐全了。上海也有宵夜档，以馄饨、面为主；广东的档子，也卖鱼生粥、及第粥，带着莲子羹、杏仁茶、芝麻糊的。我只爱小吃，鱼翅熊掌，倒不十分在乎呢！
至于各小菜场附近的熟食档，菜色差不多，因为主顾大多是劳动阶级朋友，质料就差一点。也有饭菜档，那就等于小饭馆。只有虹口三角地小菜场，设有自助食堂，菜分甲、乙、丙、丁四等，食客先付钱，自取菜肴，自己添饭，饭不限量，价钱很便宜。我也去吃过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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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北海路。——编者注
洋人的饭店
——都城、理查、汇中
我们乡下人，进城到饭店吃饭是懂的，门口一排长凳，大家排排坐，好似香港的大排档。熟菜装在木盘里，一盘一盘摆着，那一长排木板，便是现成台子。我们叫伙计来，一碟豆芽，一碟咸菜豆干，一碟熟萝卜，带上豆腐汤，吃菜就够了。饭店里也可以歇夜，三分钱就有铺位。哪知到了上海，“饭店”比旅馆还要高不可攀，据说北京还有六国饭店，连那儿的狗，都是喝牛奶、吃牛肉夹面包的。
上海有一家华懋饭店，就等于纽约的吴道夫饭店、华盛顿的新威拉饭店，土老儿连门口都不敢张一张、看一看的。其次则有都城饭店（四马路）、理查饭店（外滩）、汇中饭店（南京路），也都是洋人食宿之所。当年华人买办和洋行小鬼，也到那儿去吃午饭或晚餐，可不能走正门，也不能进洋人的餐厅。（这情形，我们在香港有些酒店还可以看到。）好在那些买办仁兄受洋人的气受惯了。直到民初“五卅运动”以后，东风慢慢抬头了，才算打破这 一禁忌。
那位爱狄密勒笔下的冒险家，他的名片上，印的是“查理·爱德华·史东莱爵士，英国孟哲斯德人，暂寓华懋饭店”。实际上，他是住在汇中饭店。他对华懋饭店伙计说，他应好友之邀住在他们府中，只能用华懋饭店来做通讯处，因为《字林西报》已经刊出他的行踪了。好在他是洋人，又是爵士，一切不在话下。他们在汇中饭店吃啦喝啦，只在账单上大大方方签一个字，交还给侍者就行了，钱是不必付的。他的朋友对他说：“在此地，现钱是用不着的，无论什么地方的大门都是堂堂地开着的，你只要踏进去好了，正不必管你的荷包里有没有大钱。所以在上海，你就能够靠信用过日子，你可以吃好的，住好的，穿好的，而不用付出一个现钱来。不过你应当留心，你所欠的账，绝不可拖到一个月以上，时期一延长，那你的信用就要失掉了。现在你总该明白了，我的查理爵士，你只须每一个月换一个旅馆，你在上海就有好几年可以舒舒服服地住下去了。”在洋大人时期，洋人在上海是了不得的。
我当然没进过这些“洋”饭店，据陈定山说：汇中的西菜以白汁羊排烧得最好。理查饭店，以茶出名，蛋糕做得最好。不过他说，这些饭店，都是旅馆兼业，有如香港的高乐士打、半岛、浅水湾、美丽华一类酒店，声名虽大，菜却不尽理想。他推许法租界迈尔西爱路 [1] 十三层大楼 [2] ，其中西菜非常标准。（今为川菜馆。）我可没吃过，不过再好的西菜，也是不中吃的，我还是爱在中式饭店坐长凳吃熟菜带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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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茂名南路。——编者注
[2] 即锦江饭店。——编者注
沙逊与华懋饭店
我说过外滩华懋饭店 [1] ，乃是上海洋人最华贵的第一级旅馆；那是设在沙逊大厦上面的。还有在茂名南路长乐路转角的华懋公寓（有名的十三层楼） [2] ，也是沙逊的产业。
沙逊乃是英国籍的犹太人，老沙逊乃是老牌鸦片贩子。林则徐在虎门烧鸦片，其中就有他的份儿，因此，他就逃到香港去避风头。后来，《南京条约》订立了，五口通商了，他就于1845年派人到上海设立老沙逊洋行，堂而皇之做贩鸦片买卖，经过了七十余年之久。他吸了中国人的血，到印度去过大富豪的生活。到了1931年，他孙子，维克多·沙逊，又从印度回到上海，来做地产生意，组织了华懋地产公司，他公开募集了股款五百万两，又发行了公债票四百万两。这就是他骗中国人的钱的魔术。他 在上海外滩建造了沙逊大厦，开设了那所堂皇的华懋饭店。此外，又在福州路、江西路转角，建造了都城饭店（这家饭店是不许带孩子到旅店居住的）。在苏州河畔建造了河滨大厦，还建了福州路的汉弥尔登大厦以及茂名南路的华懋公寓。这位犹太人可真聪明，他吸收了那么多股款，销出了那么多公债票，除了1933年发过六厘股息，其后就不曾拿出一分钱。一面又申言，因早年透支沙逊银行巨款，为了减轻利息负担，把所借银圆本位转为英金。又说因为中国通货膨胀，公司所有银圆本位资产，已不值钱，全部地产，完全归并于沙逊银行为业了。这么偷天换日的手段，直到1949年才完全拆穿，他的地产也就成为国有，有名的锦江饭店移到华懋公寓去营业，成为全市市民的宴叙场所。川菜味之精美，当然比当年所谓标准西菜，高明得多了。
我们读读沙逊的历史，会记起了爱狄密勒的妙语：“中国是一个优待外国人的乐园，而上海更是这个乐园中的乐园。到这里来的人，没有一个不尽量享用着那些特权。没有问题的总是没有问题的。一个人可以开一家大银行、大商店或者大工厂。你可以任你的意来规定资本的数额，制定公司的章程，和经营你的正常的或者特殊的贸易。当局绝不会来调查你的业务，控制你的活动，或者干涉你与公众的交道的。这里没有铁板面孔的法律，没有各式各样的捐税，没有任何的拘禁。所以随便什么计划，此地都行得通。”沙逊的历史，就是这段话的注解。我是在华懋饭店变成和平饭店以后才踏进那大门的；变成和平饭店以后，我们乡下人也可以堂而皇之坐在那儿吃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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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和平饭店。——编者注
[2] 今锦江饭店。——编者注
一枝香、一品香
在上海，只要是番鬼佬 [1] 的菜式，都叫作“大菜”，凡是“大菜”，我都不爱吃；却也并不是怕刀叉割破我的舌头。我是土老儿，觉得什么大菜都不好吃。
我到上海时，洋泾浜不见了，苏州河支流也不见了，老北门也不在河边了；最老那家番 [2] 菜馆——密菜里也不见了（今延安东路四川中路口），那是番佬的番菜馆。依《官场现形记》看来，在19世纪末年，清朝大员都得经过一番学习，才敢动刀拿叉的，真的肃然无声。后来，华人自办的番菜馆出来，以万家春为最老，后来又有岭南楼和一家春。我还进过一家春，不知是不是那家老店。在小花园这边，有一家老店叫一枝香；先前的小花园，乃是附郭近郊，景物秀丽。后来，市场西移，在西藏路上的一品香，那就是最有名的一家。有如美丽华酒店一样，有客房，有礼堂，有酒楼（上海徐氏 兄弟所创办）。一品香的大菜，乃是华人的大菜，等于中菜西吃，这才有点菜吃，下得肚子，煎牛排就不会那么血淋淋，望之生畏了。
中国的大菜，才使“奴”字辈以外的华人，也成为食客，如倚虹楼、大西洋、中央，以及大东、新亚……都有大菜可吃。四马路西口，还有一家有名的印度咖喱饭店，咖喱鸡颇不错。在香港，只有国际饭店的咖喱比得上。
帝俄崩溃以后，大批白俄带着罗宋汤到上海来；罗宋大菜的厨子，都是山东人，他们是从哈尔滨来的。这种俄国大菜，散布在北四川路和霞飞路 [3] 上，我们常去的一家是巴黎戏院西邻。罗宋汤二角五分，一份蛋色拉五角（两人吃），一对情人，有一块钱，也就吃得很饱了。这样的俄国菜馆，总有几十家；我没做过马路天使，说不清楚。法国菜是有名的，不过，道地的法国菜，前几年才吃到，也不过如此。当年的法国俱乐部，今日是文化俱乐部 [4] ，我曾去吃过两次。还有一家在前亚尔培路 [5] 上的法国馆子，也不见高明。比较中我们意的，倒是静安寺路 [6] 上的一家来喜饭店，德国饭店，啤酒很好，冻猪脚也不错。前年，我们又去吃了一回，已经不是德国的大肚子老板了。
“密菜里”以后，番鬼佬的番菜馆还是有的，规模当然更大。在白渡桥外滩有理查饭店 [7] ，南京路口有汇中饭店（便是不许鲁迅乘电梯的那一家），四马路有都城饭店，这些都是洋大人吃番菜的地方，“奴”字辈华人是不许进正门的，我这土老儿是在洋人倒霉以后才进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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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人对西方人的蔑称。——编者注
[2] 香港人称“番”即指西方国家。——编者注
[3] 今淮海路。——编者注
[4] 今花园饭店。——编者注
[5] 今陕西南路。——编者注
[6] 今南京西路。——编者注
[7] 今浦江饭店，建于1847年。——编者注
文艺复兴馆
我是不爱喝咖啡的，这是土老儿的明证。因此，上海霞飞路上的巴黎情调，北四川路上的神秘风光，我都很少有机会去领会。我的朋友，爱“孵”咖啡馆的，说得诗一般风趣，我还是跟张老先生（天放），去“孵”茶馆的好。张老先生，他倒是巴黎大学的文学博士，带我上茶馆，日久成癖。他玩他的古董，我赏我的今玩，各有所得，尽兴而归，且当别论。
有一时期，几位朋友带我去“文艺复兴馆”（renaissance）。（门口并没有中文，只有这么个洋文。）我们谈新文艺的，对于“文艺复兴”当然懂得。这一文艺运动，乃是近代文化的初潮，一种黎明气息。我们也把19世纪末期以来的文化运动，称之为启蒙运动。哪知，这是一家白俄开的咖啡馆，他们所谓“文艺复兴”，乃是向往于帝俄王朝的重来，有如今日“忠贞之士”的梦想。
如爱狄密勒所说的，进出于他的门口的，不是帝俄分子，便 是他们的同情者。流落在上海的那些帝俄时代的王公贵人，富绅大贾，都以此为集合之所。每天出现在这里的，都是一些熟面孔。陌生面孔也有时出现，他们不会一个人来的；在他旁边，一定有一熟面孔，一个白俄女人。
“文艺复兴”中的人才真够多，随便哪一个晚上，你只须随便挑选几个，就可以将俄罗斯帝国的陆军参谋部改组一次了。这里有的是公爵亲王、大将上校。同时，你要在这里组织一个莫斯科歌舞团，也是一件极便当的事情，唱高音的，唱低音的，奏弦乐的，只要你叫得出名字，这里绝不会没有。而且你就是选走了一批，这里的人才还是济济得很呢。这些秃头赤脚的贵族，把他们的心神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来消磨这可怕的现在。圣彼得堡的大邸高车，华服盛饰，迅如雷电的革命，血和铁的争斗，与死为邻的逃窜，一切都化为乌有的结局，流浪的生涯，开展在每一个人的心眼前，引起了他的无限的悲哀。他们的心眼中，都只有过去。他们歌颂过去，赞美过去，憧憬过去，同时也靠着过去赢取他们的面包、青鱼与烧酒。这些话，我相信香港朋友一定很理会得。
我那时也去坐坐，因为那儿有一种麦酒，不像啤酒那么苦，可以喝得。
百乐门及其他
我在上海，咖啡实在喝得太少了。对咖啡，至少如我们这样的乡下佬，总是不大感兴趣的。何况上海有些番鬼佬的俱乐部跟大饭店，都不让我们中国人进去；我呢，当然也不高兴进去的。有位朋友问我：“一位中国人，要是他请外国朋友喝咖啡的话，就没有地方去了吗？”我倒想起来了，大概可到静安寺路 [1] 角上那家百乐门去吧！
中国上流社会人士，和洋大人平等相处，洋大人仿佛很看得起中国人似的，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得上百乐门去坐坐了。当年成批的军火买卖，就是在那儿喝咖啡成交的。在那儿的洋大人，看起来都是笑嘻嘻，很和气似的。假若在上海总会门口，或是华懋饭店阶前碰到他，他就绝不会对黄脸皮朋友客气了。
洋人出了百乐门，当然可以和中国朋友一同到圣乔治去消 磨一整夜，那儿有各式各样的酒，各式各样的女人，要找刺激的话，随你什么口味都有。假如不中意圣乔治的话，也可以到地梦得去，那儿是一色的白俄女人，这些女人，其中有公主和将军的女儿，她们会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富同情心的人。这几家，都有很好的咖啡喝。而我一向是喝龙井茶的。
我再讲讲几家华洋杂处的咖啡馆。“文艺复兴”以外，在亚尔培路 [2] 上有一家“巴赛龙那”和一家“塞维尔”。“巴赛龙那”本是西班牙一处地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西班牙反纳粹的内战中是很有名的。在“巴赛龙那”咖啡馆中，充满了西班牙情调。那里主要的买卖是替那些无国籍的洋人办真的假的护照，说明白一点，这是护照交易所，至于“塞维尔”咖啡馆，更是一个奇特的所在，它的服务、菜肴和顾客，都会使我们忘记是身在上海的。
就在那条亚尔培路上，有两种特殊场所。在“巴赛龙那”咖啡馆对面的是回力球场 [3] ；往南过了辣斐德路 [4] ，就是逸园跑狗场 [5] ，皆赌场也。跑狗场和跑马场差不多，以跑得快慢比输赢；而回力球场，其实也和跑狗场差不多，所不同者，一个是四只脚，一个是两只脚，其为赌博则一样也（见另文介绍）。假如你在上述的咖啡馆里，和狗经理、球经理打好了交道，到场中去赢点钱，也许是很容易的。（不久，在澳门也要出现跑狗场了。）
要说喝咖啡，我们却爱到国际饭店的七楼咖啡厅去，那儿，对着跑马厅，清风徐来，可以消暑，颇有坐香港半岛酒店的味儿。那儿的咖啡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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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南京西路。——编者注
[2] 今陕西南路。——编者注
[3] 后改为卢湾体育馆，现已拆除。——编者注
[4] 今复兴中路。——编者注
[5] 今文化广场。——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