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我们分乘四部救护车前往部署地点，据说晚上要在河的上游发动进攻。我坐在第一部车子上，经过英国医院门口时，我让司机停了车，叫后面三部车子在通库孟斯去的大路交叉点等我们。
我急忙走进医院的会客厅，要求见巴克莱小姐。过了一会儿一名勤务员就领她出来了，她看上去气色比昨天好了一些。我告诉她我要到普拉伐河上游参加一场战斗，她的眼神中掠过一丝不安，接着她从脖子上解下一件东西放在我的手中，我一看，是个圣安东尼像，而她其实并不是天主教徒。她说圣安东尼像很灵验，会保佑我平安归来。
我告别了巴克莱小姐，上了救护车。我们得赶紧追上前面的那三部车子，于是司机把车子开得很快。我打开了装圣安东尼像的白色小铁匣，让它滚到手掌上。司机看到了也从他的衬衫口袋里掏出来一个，说圣安东尼像是用来戴的。我听了他的话后就把它戴在了脖子上，后来我受了伤，把它弄丢了。
很快我们就看到了前面三部车子的滚滚黄尘，追上并超过他们后，拐上了一条上山的路。然后超过了一群意大利狙击兵，他们赶着一大队驮着东西的驴子在山路上缓慢而行。
我们爬过了一些小山后开进了一个河谷。路的两边树木成行，透过右侧的树木可以望见一条清澈的河，河上有拱形的石桥，田野上坐落着农家的石屋。在河谷里盘旋了好久又开始爬山而上，在陡峭的山路上颠簸了一阵后终于开上了一条平坦的山脊，低头就可以望见那条河流，敌军就在对岸。又过了一段蜿蜓崎岖的山路，总算看到了我们的部队，也看到了对岸山脚下的那一片断壁残垣的小镇，那就是此役我们要争夺的地点。
我们的车子开进了一条草席搭成的隧道，其实是一条两边和头顶都遮有草席的大路，给人的感觉是进了马戏场或一个土著人的村子。走出来后是一段下陷的路，抬头就望见了奥军的侦察气球。我们把车子停在了一个包扎站旁边，找到了少校军医，他告诉我们进攻一开始后就往后方运送伤员，走的路线就是那条草席遮蔽的路，然后走沿着山脊的那条大路就到达了一个救护站，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少校随后派一名士兵将司机安置到了一个掩蔽壕里，请我和其他两名军官喝酒，并透露说天黑就进攻。
我回到了司机们的掩蔽壕里，把听到的消息告诉了他们，可谁也没有注意过少校说的那个救护站。马内拉嚷嚷着要在进攻前吃饭，接着他们又闷声不响了。他们都是机械师，憎恨战争且对战争充满了恐惧。帕西尼嘲笑那些敢于出击的狙击兵是一群傻瓜，马内拉则说了一件真实的事，对于那些不敢出击的士兵，叫他们排好队，十个人中挑一个出来被宪兵枪决。帕西尼接着话茬说起了他的一个老乡，临阵退缩被枪决了不说，还连累了他的家庭，不再受法津的保护，家门口由持枪卫兵把守。他们似乎觉察到在我面前大谈战争带来的不幸有点不中听，就停了下来，我对他们说只要开好自己的车就行了，但战争还是要打下去的，如果战败了情况只会更糟。司机们并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宁愿选择战败来早些结束这场战争。现在双方谁都不肯先停火，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场打不完的战争。他们开始咒骂国家的统治者愚蠢、自私，一点儿都不关心战争给平民百姓带来的痛苦。我耐心地听完了他的演讲，想起了我们的饭食还没有送来，便决定去少校那里问一问，一直一声不吭的高迪尼要求跟我一起去。
天色已黑，我们穿过砖场，到了包扎站的入口，借着里这的灯光可以看见少校在打电话。进到里面，几张饭桌和手术器械已经摆放好。少校撂下电话说进攻已经开始，片刻安静后就听到了大炮的轰鸣。
我此刻关心的是我们的饭食。我问了少校两遍，他才回答我说没有送来。我只好要求少校随便给弄点吃的，他吩咐一句，勤务员从后边山洞里端来了一铁盆冷的煮通心面，又很勉强地给了我们一小块干酪。我们起身告辞，少校警告我们现在别出去。这时从外边抬进了一名伤员，少校他们立刻就忙活了起来。我想到饿着肚子的司机们，便不顾少校的劝阻，执意要立刻返回去。我和高迪尼迅速地冲过砖场，炮弹爆炸的气浪逼得我们连忙扑倒在地，弹片呼啸，火药刺鼻。高迪尼跳起身直冲掩蔽壕，我跟在后面安全地冲了进去。
我把落满炮灰的干酪表皮切掉，切成一片片放在通心面上，邀大家一起吃。我顺手抓起一团通心面条，伸直手臂放进嘴里，边吮边咬，就着干酪和酒，感觉酒味就像生了锈的金属。司机们吃面则是把下巴挨在铁盒边上，脑袋往后仰，把通心面全部吮进嘴里。
掩蔽壕外是一声接一声的爆炸，我们还是继续吃通心面。突然一声巨响，我看到了一条闪光，接着轰隆一声，一股疾风扑面而来。我感到无法呼吸，灵魂一下子出了窍，我以为我死了，突然听到了一阵哀叫。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动不了了，我拼命拔出了双腿，转身去摸那个不断哀叫的人，原来是帕西尼。他的两条腿膝盖以上全给炸烂了，他痛苦地呻吟着，哀求上帝快开枪打死他，接着是一阵窒息声。我立刻大声喊叫勤务兵，我想解下帕西尼的绑腿布为他止血，发觉他一动不动，他已经死了。我下意识地俯下身去摸自己的膝盖，才发觉膝盖落在了小腿上。我的心中充满了恐惧，祈祷上帝赶快带我离开这里。
这时有人从胁下抱起了我，又有一人抬起了我的双腿。原来是马内拉和贾武齐。我告诉他们帕西尼死了，他们说高迪尼也受了伤，正在急救站包扎。突然一颗炮弹落在附近，他们扔下我扑倒在地。在到包扎站之前，我又被他们摔下了一次。还好马内拉立刻找来了一名中士军医给我的双腿扎上了绷带。
幸运的是马内拉和贾武齐还能开车运送伤员，我心里感到一丝安慰。这时一副病容的高迪尼领着一名英国救护车的司机向我走过来，这名高个子司机关切地询问我的伤情，说他和他的两个同伴会接管我们的两部车。高迪尼就把我交给这名英国司机照顾了，他从包扎站里叫出了两名担架员把我抬了进去，称我是美国总统的公子，我看见少校军医狠狠地瞪了我们一眼。英国人先去帮我填病历卡，我则被交给了一名上尉军医进行手术。他详细地检查了我的伤情，询问了我的受伤原因并叫副官记录了下来。接着他开始给我动手术，我感到肌肉被割裂的剧痛，但我仍极力安静地躺着。上尉在我的伤口里找到了一些敌军的迫击炮弹碎片，给伤口涂上了药。他知道我很痛，就对我说这点疼痛比起将来的疼痛可算不了什么。他怀疑我的头骨骨折，于是就拿绷带把我的脑袋也给包扎了起来。他祝我好运并祝贺法兰西万岁，旁边的另一名上尉军医则纠正说我是美国人。我现在是一句话也不想说，英国的救护车开来了，我被抬了上去。
两名高个子英国司机绕了过来，对我说他会稳稳当当地开车的，于是我们启程了。这部救护车上有好几个伤员，我旁边一副担架上的伤员整个脸部都缠了绷带，只看得见鼻子，呼吸沉重。我上边的吊圈上也搁了一些担架，车开始爬坡时突然有什么东西滴了下来，随即便流个不停。我意识到是上边担架上的人在流血便要求司机停车，司机说快到山顶的救护站了，便继续开车。我竭力挪动身体，以免血流在我身上，一会儿血流缓和了，开始一滴一滴地掉，血滴得很慢，我想上边的人大概已经死了。车内寒气逼人，我心里则更感到寒冷，难过得想要呕吐。
到了山顶的救护站，那副担架被抬了出去，又抬了一副进来，我们就继续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