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虫大约古已有之。考之古籍，无所谓臭虫，而有所谓猖蝨（又作虱，作蚤，三字通。）或者虱就可包括臭虫，所以不另造一字。但是古之所谓虱，似多是跳蚤，见人身上者，可以入赋，入诗，入文，而床上臭虫则少有吟咏之者。如王猛扪虱而谈，明明是在身上捉来，王荆公入朝“御览”的虱，也是正爬在荆公须上，所以可邀御览，“上顾而笑”。据阮籍说，则虱系处“裈中”，不敢离缝际，“犹君子之自以为得绳墨”（见《论语》第一期）。抱朴子屡言虱，然既言“夫虱生于我，我非虱之父母，虱非我之子孙”，可见也是指人身跳虱的一种。韩非子的虱，是生在豕上开辩论会，料与人身之虱，大同小异。淮南言“汤沐具而虮虱相吊”，也是指人身上的虱而言。至于王充谓“人生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更明白是身上之虱，而非床上之臭虫。虱之见于床上者，比较的少，如苏隐闻被下有数人齐念《阿房宫赋》声，急而开被视之，惟得虱十余枚，其大如豆（见《清异志》）。最早恐怕还是宋朝朱敦儒（卒时约一一七五年）。《樵歌》中有“饥蚊饿蚤不相容，一夜何曾做梦”之句，颇近臭虫，或是可以假定便是臭虫。至郑板桥“九九八十一，穷人受罪毕，才得放脚眠，蚊虫虱虫出。”这已经是十八世纪乾隆时代了。且被中之虱，扰眠之虱，皆不能证明确是臭虫，而非跳虱。惟李商隐《虱赋》，谓其“回臭而多，跖香而绝”，似虱可有臭味，或可指臭虫。总之，臭虫在古代之有无，无明证。

所以我们可以放开远代。而讨论今日臭虫之有无。关于此问题，个人因有读书涵养，所以也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报端席上，每每听人议论，却觉得各种意见都有——由于极右派之辜鸿铭，张宗昌，至于道士，和尚，中外学者如胡适之，罗素，所及最左倾的党部人员，都有他的意见。这些意见，很值得研究，培根曾谓人之思想，受各种偏见“偶像”所蔽囿，如“酋族的偶像”，“穴洞的偶像”，“市井的偶像”，“戏台的偶像”（指种族的偏见，个人的偏见，俗套的偏见，哲理的偏见）。我们可由对这繁难解决的问题各方的态度，看出这各种偶像形形色色的表示。

为避免空论起见，假定在某高等华人寓中的中西士女宴会席上，忽有一只臭虫，明目张胆地，由雪白洁亮的沙发套出席。这种事情，是在各国人家都可有的，无论英美法意俄，但是我们不妨假定是中国人家，因为我们在中国，有一位善操英语的高等华人首先发见，为爱国观念所冲动，决心去坐在沙发上，碰一碰造化，或者可用屁股之力硬把这臭虫压死，不然便只好（这比较可能）为争国家体面而秘密受这臭虫的咀嚼。可是祸不单行，一只出来，另一只，成群结队，蠕蠕而动，由是女主人面红耳赤，全场动容，而我们可以充分证明：在中国某城之某一人家有臭虫的铁案。于是我们可以听见以下关于中国究有臭虫否的意见，大约可分为以下十类。

(第一类)，（辜鸿铭）“中国有臭虫，固然，但是这正足证明中国之精神文明。只有精神文明的民族，才不沐浴，不顾物质环境。”按，依此说，用扬州马桶者，比用抽水马桶者精神文明。

(第二类)：（爱国者）“中国有臭虫便如何？纽约，伦敦，维也纳，蒲达配司脱也有臭虫。其实，这几城中有的臭虫很着名。这不算什么耻辱。”这是“东方文化家”，“神州国光家”，“国粹家”及“亚洲大同盟家”的态度。张宗昌曾在日本温泉发见臭虫，大喜，从此与人谈时，每以此为中国文明高尚之证。

(第三类)：（哥伦比亚博士）“哥伦比亚大学也有臭虫。所以中国若没有臭虫，便是野蛮民族。不但此也，美国臭虫的身段色泽都比中国臭虫好。所以应该捉一只，尤其是加尼福尼亚产的，带回放在中国床上传种。”

(第四类)：（帝国主义者）“什么，中国有奥虫？我们英国没有臭虫。我要求治外法权。”

(第五类)：（西方教士）“中国每省每城家家户户都有臭虫。我亲眼看见的。所以你们应该捐款让我到中国用耶稣的道理替他们灭虱。”

(第六类)：（中国外交官如朱兆莘之流）“什么？胡说！中国没有臭虫，我以我的名誉为誓告诉你。这些都是谣传，神经作用。”按朱兆莘会在日内瓦宣称中国鸦片绝种已经十年。我们不能怪他，因为他在奉行外交的职务。英法各国代表所为，也是如此。

(第七类)：（党部）“不要提起这件事。谁敢提起，我们便给他一个警告。他不爱国。”

(第八类)：（道士，和尚）“不要扰我的清眠，或是不要误我的禅机。如果我受臭虫咬而能仍然快乐，甚至悟禅证道。管他做甚？”罗素听了，倒也点头微笑。朱希真在樵歌早已坚决表示此态度了：

穷后常如囚系，老来半似心风。

饥蚊饿蚤不相容，一夜何曾做梦？

被我不扇不捉，廓然才是虚空。

寺钟宫角任西东，别弄些儿古董！

第九类：（胡适之及自由主义者）“捉臭虫！再看有没有？”西方自由主义者也齐声附和唱道：“是的，有臭虫，就得捉，不论国籍，性别，宗教，信仰。”

第十类：（论语派中人）“你看这里一只硕大肥美的臭虫，你看他养得多好！太太，昨夜他吮的是不是你的血？我们大家来捉臭虫，捉到大的，肥的，把他摄死，真好玩！”

这时我的女主人，最多只能答道：“林先生，你长这么大了，也不害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