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变动的时候。一般青年都是栖栖皇皇寝食不安的样子，究竟为什么？无非是社会生活不安的反动。反动初起的时候，群流并进，集中于“旧”思想学术制度，作勇猛的攻击。等到代表“旧”的势力宣告无战争力的时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潜伏的矛盾点——历史上学术思想的渊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则——渐渐发现出来，于是思潮的趋向就不像当初那样简单了。政治上：虽经过了十年前的一次革命，成立了一个括弧内的“民国”，而德谟克拉西（ladémocratie）一个字到十年后再发现。西欧已成重新估定价值的问题，中国却还很新鲜，人人乐道，津津有味。这是一方面。别一方面呢，根据于中国历史上的无政府状态的统治之意义，与现存的非集权的暴政之反动，又激起一种思想，迎受“社会主义”的学说，其实带着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如托尔斯泰派之宣传等。或者更进一步，简直声言无政府主义。于是“德谟克拉西”和“社会主义”有时相攻击，有时相调和。实际上这两个字的意义，在现在中国学术界里自有他们特别的解释，并没有与现代术语——欧美思想界之所谓德谟克拉西，所谓社会主义——相同之点。由科学的术语上看来，中国社会思想虽确有进步，还没有免掉模糊影响的弊病。经济上虽已和西欧物质文明接触了五六十年，实际上已遵殖民地化的经济原则成了一变态的经济现象，却还想抄欧洲工业革命的老文章，提倡“振兴实业利用外资”。——这是中了美国资本家新式侵略政策的骗，及听了罗塞尔偶然的一句“中国应当振兴实业”的话，所起的一种很奇怪的“社会主义”的反动。当然又因社会主义渐落实际的运动，稍稍显露一点威权，而起一派调和的论调，崇拜“德国式”妥协的革命，或主张社会政策。——这又是一种所谓“社会主义”。两派于中国经济上最痛切的外国帝国主义，或者是忘记了，或者是简直不能解决而置之不谈，却还尽在经济问题上打磨旋。学术上：二十余年和欧美文化相接，科学早已编入国立学校的教科书内，却直到如今，才有人认真聘请赛先生（陈独秀先生称科学为mr.science）到古旧的东方国来。同时“中国的印度文化”再生，托尔斯泰等崇拜东方文化说盛传，欧美大战后思想破产而向东方呼吁，重新引动了中国人的傲慢心。“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居然成了中国新思潮中的问题。于是这样两相矛盾的倾向，各自站在不明确的地位上，一会儿相攻击，一会儿相调和，不论政治上，经济上，学术上的思潮都没有明确的意义，只见乱哄哄的报章，杂志，丛书的广告运动，——一步一步前进的现象却不能否认，——而思想紊乱摇荡不定，也无可讳言。
我和诸同志当时也是飘流震荡于这种狂涛骇浪之中。
我呢？以整顿思想方法入手，真诚的去“人我见”以至于“法我见”，当时已经略略领会得唯实的人生观及宇宙观。我成就了我世间的“唯物主义”。决然想探一探险，求实际的结论，在某一范围内的真实智识，——这不是为我的，——智识和思想不是私有权所能限制的。况且我幼时社会生活的环境，使我不期然而然成一“斯笃矣派”（stoiciste），日常生活刻苦惯的，饮食起居一切都只求简单节欲。这虽或是我个人畸形的发展，却成就了我入俄的志愿——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
“思想不能尽是这样紊乱下去的。我们对社会虽无责任可负，对我们自己心灵的要求，是负绝对的责任的。唯实的理论在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安排了几千万年的基础。——用不着我和你们辩论。我们各自照着自己能力的限度，适应自己心灵的要求，破弃一切去着手进行。清管异之称伯夷叔齐的首阳山为饿乡，——他们实际心理上的要求之实力，胜过他爱吃‘周粟’的经济欲望。——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我暂且不问手段如何，——不能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用新闻记者的名义去，虽没有能力，还要勉强；不可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竟承受新闻记者的责任，虽在不能确定的思潮中《晨报》，而想挽定思潮，也算冒昧极了，——而认定‘思想之无私有’，我已经决定走的了。现在一切都已预备妥帖，明天就动身，……诸位同志各自勉励努力前进呵！”这是1920年10月15日晚十一二点钟的时候，我刚从北京饭店优林（urin，远东共和国代表）处签了护照回来，和当日送我的几位同志——耿济之，翟菊农，郑振铎，郭绍虞，郭梦良，郭叔奇——说的话。
十月十六日一早到北京东车站，我纯哥及几位亲戚兄弟送我，还有几位同志，都来和我作最后的诀别。天气很好，清风朗日，映着我不可思议的情感，触目都成异象。握手言别，亲友送我，各人对我的感想怎样，我不知道；我对于各人自有一种奇感。“我三妹，他新嫁到北京，处一奇异危险的环境，将来怎么样？我最亲密最新的知己，郭叔奇，还陷在俄文馆的思想监狱里？——我去后他们不更孤寂了么…”断断续续的思潮，转展不已。一声汽笛，忽然吹断了我和中国社会的万种“尘缘”。从此远别了！
天津重过。又到我二表姊处去告别。张昭德及江苏第五中学同学吴炳文，张太来三位同志都在天津，晚间抵足长谈，作我中国社会生活最后的回忆。天津的“欧化的都市文明”：电车汽车的吵闹声，旅馆里酒馆里新官僚挥拳麻雀声，时时引入我们的谈资，留我对于中国社会生活最后的印象。
十八日早，接到振铎，菊农，济之送别的信和诗：
追寄秋白宗武颂华
民国九年十月十六日同至京奉车站送秋白，颂华，宗武赴俄，归时饮于茶楼，怅然有感，书此追寄三兄。
济之，振铎。
汽笛一声声催着，
车轮慢慢的转着。
你们走了——
走向红光里去了！
新世界的生活，
我们羡慕你们受着。
但是……
笛声把我们的心吹碎了，
我们的心随着车轮转了！
松柏依旧青着，
秋花依旧笑着，
燕都景色，几时再得重游？
冰雪之区——经过，
“自由”之国——到了。
别离——几时？
相隔——万里！
鱼雁呀！
你们能把我们心事带着去么？
汽笛一声声催着，
车轮慢慢的转着。
笛声把我们的心吹碎了，
我们的心随着车轮转了！
九，十，十六，晚十时。
追寄颂华宗武二兄暨秋白侄
菊农
回头一望；悲惨惨的生活，乌沉沉的社会，
——你们却走了！
走了也好，走了也好。
只是盼望你们多回几次头，
看看在这黑甜乡酣睡的同人，究竟怎样。要做蜜蜂儿，采花酿蜜。
不要做邮差，只来回送两封信儿。太戈尔道：“变易是生活的本质。”
柏格森说，宇宙万物都是创造，——时时刻刻的创造。你们回来的时候，
希望你们改变，创造。我们虽和你们小别，
只是我信：
我们仍然在宇宙的大调和，
普遍的精神生活中，
和谐——合一……我没有什么牵挂，不知，你们有牵挂也不？
我因覆信，并附以诗，引我许多自然和乐的感想。——他日归来相见，这也是一种纪念。信和诗如下：
“humanité”鉴：
我们今天晚车赴奉，从此越走越远了。越走越远，面前黑朦的地里透出一线光明来欢迎我们，我们配受欢迎吗？诸位想想看！我们却只是决心要随“自然”前进。——不创造自创造！不和一自和一！
你们送我们的诗已经接到了，谢谢！
菊农叔呀！“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我们此行的意义，就在这几个问题号里。
流血的惨剧，歌舞的盛会，我们都将含笑雍容的去参预。你们以为如何…附诗。
秋白。1920年10月18日。
去国答《人道》
秋白
来去无牵挂，
来去无牵挂！
说什么创造，变易？
只不过做邮差。
辛辛苦苦，苦苦辛辛，
几回频转轴轳车。
驱策我，有“宇宙的意志”。
欢迎我，有“自然的和谐”。
若说是——
采花酿蜜：
蜂蜜成时百花谢，
再回头，灿烂云华。
天津倚装作。
当日覆信寄出之后，晚上就别了炳文，太来，昭德，上京奉车。同行的有俞颂华，李宗武。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往俄国去的路通不通。“中华民国”驻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同着副领事刘雯，随习领事郑炎，恰巧也是这时候“启节”，我们因和他们结伴同行。预备先到哈尔滨再看光景。
其时通俄国的道路：一条是恰克图，一条是满洲里。走恰克图须乘张库汽车。直皖战争后，小徐办的汽车已经分赃分掉了。其余商办的也没有开。至于满州里方面，谢美诺夫与远东革命军正在酣战，我们却不知道，优林的秘书曾告诉我，如其能和总领事同行，专车可以由哈直达赤塔。我们信了他的话，因和领事结伴同走。
当天在天津上车，已是晚上十一二点钟光景。我同宗武和颂华说：“现在离中国了，明天到满洲，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到‘赤都’（莫斯科）呢…我们从今须暂别中国社会，暂离中国思想界了。今天我覆菊农的诗，你们看见没有？却可留着为今年今月今日中国思想界一部分的陈迹……”车开了，人亦慢慢的睡静了。瞿秋白渐渐的离中国——出山海关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