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的精神问题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关系非常密切，以至于我们无法做出充分的判断。现代人是一种新兴的人；现代的问题是一个刚刚出现的问题，其答案只能留待未来去找寻。因此，在谈论现代人的精神问题时，我们顶多也只能陈述一个问题——如果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一丁点儿的了解的话，我们或许就应该用不同的措辞来陈述。除此之外，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相当含糊；但事实是，它与一些非常普遍的东西相关，以至于它超出了任何一个个体所能掌控的范围。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以真正温和、极为谨慎的态度去处理这个问题。我对此深信不疑，并且还想着重强调这一点，因为正是这样一些问题，诱使我们夸夸其谈——而且也因为我自己将不得不说一些听上去可能既不温和也不谨慎的事情。
一开始，且让我先举一个明显缺乏此种谨慎态度的例子。我必须说明一点，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人就是那些能够意识到当下的人，他们绝对不是普通人。确切地说，他们是一些伫立在高山之巅或者站在世界边缘的人，他们的面前是未来的深渊，头顶上是苍穹，脚底下是整个人类，而人类的历史已经消失在了原始的迷雾之中。现代人——或者容我再重复一遍，即那些能够意识到当下的人——难得遇到。名副其实的现代人寥寥无几，因为他们必须拥有最高程度的意识。既然完全生活在当下意味着要充分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存在，那么，就需要有最为强烈、最为广泛的意识，而无意识的内容则需要达到最低限度。我们必须清楚地理解一点，即单凭生活在现代这一事实并不能使一个人成为现代人，因为如果那样的话，每一个活着的人就都可以说是现代人了。只有那些完全意识到当下的人，才是现代人。
能够合理地称其为“现代人”的人通常是孤独的。他必须如此，而且一直如此，因为为了更为充分地意识到当下而走的每一步，都将使他远离最初与大多数人的“神秘参与”，从而不能沉浸于共同的无意识之中。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意味着使自己与那种几乎囊括了整个人类的无所不包的原始无意识割裂开来。甚至在我们的文明社会中，那些从心理学上讲处于最底层的人，也几乎是像原始民族一样过着无意识的生活。比最底层稍高一个层次的那些人，其意识程度相当于人类文化萌芽之时的水平，而只有处于最高层次的人，其所具有的意识才能赶得上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生活步伐。唯有我们所说意义上的现代人，才是真正生活在当下的人；只有这样的现代人，才具有对当下的意识；也只有他们才觉得那些与最低层次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令人感到乏味。除非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否则，过去世界的价值和奋斗故事，已再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因此，他就成了地地道道的“非历史的”人，而且是一个疏离了完全生活在传统范围内的大众的人。确实，只有走到世界的边缘，把所有没跟上时代的和超越了时代的东西都丢开，承认在自己面前的是一片虚无，而一切事物都有可能从这片虚无中生长出来，这样，他才算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现代人。
有人可能认为这些话只不过是空话，只不过是陈词滥调。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假装能意识到当下更为容易的事了。事实上，有一大群微不足道的人，他们忽略了发展的各个阶段，忽略了各个阶段所代表的生活任务，凭空摆出一副现代人的样子来。他们冷不丁地出现在真正的现代人身旁，就像是无根的吸血鬼，他们的空虚被当成了现代人难耐的孤寂，从而使现代人的名誉受损。现代人以及和他同属一类的人本来就很少，又被大量吸血鬼般的伪现代人隐藏了起来，所以，大众群体是看不到他们的。我们对此也无可奈何；因此，对于“现代人”，是要打上一个问号，去质疑一番的，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
要做真正的现代人，意味着自愿宣告破产，发誓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坚守贫穷和贞洁，而且更加痛苦的是，放弃历史的认可所给予他的荣耀。成为一个“非历史的”人就像是犯了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罪恶，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人都生活在罪恶之中。一种更高水平的意识就像是一种罪恶的负担。但是，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一个人只有超越属于过去的意识阶段，充分地完成世界赋予他的职责，他才能获得一种充分的对当下的意识。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在最大意义上成为一个头脑健全、能力突出的人，一个取得与其他人同样多的成就，甚至比其他人取得更多成就的人。正是这些品质，使得他获得了下一个层次，即最高层次的意识。
我知道，能力突出（proficiency）这一观念尤其让伪现代人反感，因为它让这些伪现代人想起了自己的骗人勾当。不过，这不能阻止我们把它作为现代人的判断标准。我们甚至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而又自称是现代人，那他就只不过是一个肆无忌惮的无耻之徒。他必须能力非常突出，因为如果他的创造力不足以弥补他对传统的决裂，那么，他就只不过是不忠于过去而已。把否定过去与对当下的意识混为一谈，纯粹是耍把戏。“今天”介于“昨天”与“明天”中间，是过去和未来的连接；除此之外，别无他意。当下（present）代表了一个过渡的过程，能够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方可自称为现代人。
有很多人自称现代人，尤其是那些伪现代人。因此，我常常在那些自称老古董的人当中，找到真正的现代人。他采取这样一种立场，是有充分理由的。一方面，他强调过去，为的是在打破传统与我上文所说的那种罪恶感之间求得平衡。另一方面，他也不想被当成一个伪现代人。
每一种好的品质都有不好的一面，在这个世界上，凡是至善之物必定有其相对应的恶。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现在，我们就面临着这样一种危险，即有关当下的意识可能会导致一种建立在幻觉基础之上的得意忘形：也就是说，幻想我们达到了人类历史的顶点，是无数个世纪的结果与成果。如果我们这样认为，就应当明白，这只不过是自豪地承认了我们的匮乏而已：我们同时也让世世代代的希望和期望破灭了。想想两千年来基督教思想吧，它最终带来的不是救世主的回归和天堂般的千年盛世，而是基督教国家之间的世界大战，还有铁丝网、毒瓦斯。这真的是天堂和人间的一场浩劫！
面对这样一幅图景，我们很可能会再一次变得谦卑起来。诚然，现代人是一个巅峰，但到了明天，他就会被超越；他确实是多个世纪发展的最终产物，但他同时也毁灭了人类的希望，使人类陷入最可悲的失望境地。现代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已经看到，科学、技术和组织虽然会带来极大的益处，但也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同样，他也已经看到，那些善意的政府为了彻底地铺平和平的道路而遵守“在和平中备战”原则，结果却差点让整个欧洲分崩离析，走向毁灭。至于理想、基督教会、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念、国际社会民主，以及经济利益“休戚相关”等，都没能经受住战火的洗礼——也就是，没经受住现实的考验。在战后15年的今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同样的乐观主义、同样的组织、同样的政治抱负，以及同样的标语口号在流行。我们怎能不担心它们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多的灾难呢？我们对所有禁止战争的协议都持怀疑的态度，即使我们希望这些协议能够取得一切可能的成功。说到底，所有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措施，都让我们感到怀疑并在心底折磨着我们。总的来说，我认为，现代人遭受了几乎致命的打击，从心理学上讲，他们因此而陷入了深深的不确定性之中，我这样说并没有夸大其词。
我认为，这些陈述已经足够清楚地表明，医生这个身份使我的观点带上了某种色彩。医生总是在诊断疾病，而我又不能不做一名医生。但对医生这个职业来说，最根本的一点是，他不应该诊断出其实并不存在的疾病。因此，我不会宣称全体白种人，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白种人都已经身患疾病，也不会断言说西方世界到了崩溃的边缘。我完全没有资格做出这样的判断。
当然，我只是从自己的经验以及与他人相处的经验中，得出了关于现代人精神问题的见解。我接触过成百上千来自白人世界各个角落的受过教育的人士（其中有些是病人，有些身心健康），对于他们隐秘心理生活中的某些内容，我略知一二，我的陈述就是以这些经验为基础的。毫无疑问，我只能画出一幅片面的图景，因为我观察到的事物都是心理生活事件；这些事件存在于我们的内心——即内在的一面（inner side），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我必须指出，心理生活并非总是如此；心理的内在一面并非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让人找到。有些种族或在某些历史时期，人们不太注重心理生活，此时，心理也会表现为外在的一面（outside）。我们可以以任何一种古代文化为例，尤其是埃及文化。埃及文化的客观性让人印象深刻，人们淳朴地为其从未犯过的罪行而忏悔着。[1]我们不会把巴赫（bach）的音乐当作只是个人情感的表现，同样也不会觉得金字塔和塞加拉的埃皮斯神牛墓（apis tombs of sakkara）是在表达某种个人的问题或个人的情感。
不管什么时候确立了一种外在的形式，不管是仪式性的形式还是精神上的形式，只要充分地表达了灵魂所有的渴求和希望——就像现存的某种宗教那样——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心理是外在的，而且严格地说，并不存在什么精神的问题。与这一事实相吻合的是，心理学的发展完全是近几十年的事，尽管在老早以前人们就已经具有足够的自省能力和智力，辨认出那些被当成心理学研究主题的事实。技术知识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罗马人早就对所有的机械原理和物理事实甚为熟悉，他们本可以在此基础之上制造出蒸汽机，但其实，在这些基础之上产生的却只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hero of alexandria）手中的一个玩具。这是因为当时没有更进一步的迫切需要。到了19世纪，因为出现了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所以才有了运用一切可获得的知识的需要。同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某种精神方面的需要促使我们“发现”了心理学。当然，心理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展现出来，只是在过去它不曾吸引人们的注意——没有人曾注意到它的存在。人们没有注意到心理，也一样生活得很好。但是到了今天，如果我们不全力以赴地研究心理的动向，就没法很好地生活下去了。
医疗行业的人最先注意到这一点；因为牧师只关心在一个公认的信念体系内，建立一种不受干扰的心理功能。只要这一信念体系能够真实地表达生活，心理学就只不过是健康生活的一种辅助，而心理本身也不会被当成一个问题。当人仍然过着群体生活时，他并没有什么属于他自己的“精神的东西”；他也不需要任何这样的东西，而只需要像大家一样相信灵魂不朽就可以了。但是，一旦他超越了他出生当地的那种宗教形式——一旦这种宗教再也不能包容他生活的全部时——心理就会成为一种凭其自身而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单靠教会的那一套措施是无法处理的。正因为如此，今天的我们才有了一门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心理学，而非基于某些信条或任何一种哲学体系的基本假设。在我看来，我们拥有这样一门心理学的事实本身，就是精神生活出现了剧烈震动的迹象。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的分裂，其模式与个体发生剧变的模式一样。只要一切进展顺利，心理能量能够以恰当、有条理的方式得到利用，我们就不会受到内心的干扰；不确定性或怀疑便不会困扰着我们，我们也不可能被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两部分。但是，一旦心理活动的一两条通道被堵塞，我们立马就会想到一条被拦截的河流。水流会朝着它的源头，逆流而上；内在的那个人想要的东西，外在的那个有形的人却不想要，于是，我们便开始与自己交战。只有在这样陷入痛苦的时刻，我们才发现了心理；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才发现了那种阻挠我们意志的东西，它让我们觉得很陌生，甚至对我们充满了敌意，或者与我们意识到的观点不相容。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方面所下的功夫，最为清晰地体现了这一过程。他最先发现了性变态和犯罪幻想的存在，从表面上看，它们与一个文明人意识到的观点完全不一致。凡是受到这些性变态和犯罪幻想激发的人，无疑都是反叛者、罪犯或疯子。
我们不能假设说，无意识或人类心灵深处的这个方面是某种崭新的事物。在每一种文化中，它们很可能一直都存在。每一种文化都会孕育出与它相反的具有破坏性的东西，但是在我们之前的任何一种文化或文明，都不曾被迫极其热切地研究这些心理的潜流。心理生活总会表现在某种形而上学的体系中。但是，有意识的现代人尽管付出了艰苦而顽强的努力，最终却也不得不承认心理力量的威力。这就将我们这个时代与其他所有时代区别了开来。我们再也不能否认无意识的激流是有效的力量——即存在的一些心理力量并不符合我们的理性的世界秩序，至少当前是不符合的。我们甚至把我们对这些力量的研究提升到了一门科学的高度，这再一次证明了我们对这些力量的热切关注。在过去的世纪里，人们可能将它丢掷到了一旁，未加注意；但对现在的我们来说，它们就像是一件脱不掉的内萨斯的衬衫（a shirt of nessus）。
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使得我们的意识观念进行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发生在我们的内在生活中，粉碎了我们对自身和自身价值的信仰。我们过去常常把陌生人——也就是，另外一面——看成是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者；但是，现代人不得不承认，他在政治上和道德上跟其他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虽然我以前认为，让别人遵守秩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我现在则承认，我也需要让我自己遵守秩序。我现在之所以比以前更容易承认这一点，是因为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我正在对理性世界组织存在的可能性慢慢地失去信心，那个充满了和平、和谐的千年盛世的古老梦想已经渐渐褪色了。现代人对所有这些事情都持怀疑态度，这给他们想要改革政治和世界的热情浇了一盆冷水；除此之外，这种怀疑态度也不利于顺利地将心理能量运用于外在世界。由于这种怀疑态度，现代人又转而只能依靠自己了；他们的能量开始流向源头，把那些一直存在于那里的心理内容冲刷到了表面（而只要河水能够在其河流上顺畅地流淌，这些心理内容就会隐藏在淤泥之中）。而在中世纪的人眼中，世界与此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地球永远是固定的，静止在宇宙的中心，太阳的运行轨道则围绕着地球，并热切地散发它的温暖。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已经帮人们准备好了永恒的幸福，每个人只要享受着上帝的关爱即可；每一个人只有都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以及该怎样做，才能从这个容易腐化堕落的世界中升起，成为一个不容易堕落且充满欢乐的存在。在我们看来，这样的生活，即使在梦里看起来也不再是真实的。自然科学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把这层可爱的面纱撕成了碎片。那个时代就像童年一样已经远去，在童年时期，我们都相信自己的父亲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英俊、最强壮的男人。
现代人已经丧失了中世纪的同胞们所拥有的那些形而上学的确定感，于是，他们建立了物质保障、公共福利和人道主义的理想来取而代之。但是，要想让这些理想看起来依然毫不动摇，所需要的乐观主义就不是一点点了。甚至连物质上的保障也实现不了，因为现代人已经开始看到，物质上的每一次“进步”都会导致一场更加惊人的灾难性威胁。这种情境，光想象一下就已经让人觉得恐怖了。现在，城市已经拥有了完善的预防毒气袭击的措施，并且经常举行“演习”，当我们看到这些，又能想象出些什么呢？我们也只能认为，这样的毒气袭击其实已经在计划之中，并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再一次遵循了“在和平中备战”的原则。要是让人们去积累一些毁灭性的材料，那么，过不了过久，他们内心的那个恶魔一定会忍不住让这些材料去实现其命定的用途。大家都知道，只要把足够多的武器放在一起，这些武器便会自动引发爆炸。
有一条控制盲目偶然事件的规律，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称之为向对立面转化（enantiodromia）法则，这条法则所暗示的结果已经偷偷地溜进了现代人的头脑里，吓得他们不寒而栗，使他们在面对这些可怕的力量时丧失对社会措施和政治措施的信心。在一个盲目的世界里，建设和毁灭轮番上阵，如果现代人对这种可怕的前景避而不见，把审视的目光投向自己的内心深处，那么，他就会发现那是一片他想要忽视的混乱和黑暗。科学甚至已经摧毁了内心生活的避难所。那里曾是一个避风的港湾，如今却成了恐怖的地方。
然而，我们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发现了这么多的邪恶，这对我们来说却算得上是一种解脱。至少，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已经找到了人类邪恶的根源。尽管我们一开始感到非常震惊和无比失望，但这些东西是我们自己心理的表现，这让我们觉得它们或多或少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的，因而能够矫正它们，或者至少可以有效地抑制住它们。我们喜欢做这样的预设：如果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将根除世界上的一部分邪恶。我们还喜欢这样认为：人们已经广泛地了解了无意识及其作用方式，在此基础之上，谁都不可能会被一位意识不到自身邪恶动机的政治家给欺骗了；报纸首先就会出面制止他：“去接受精神分析吧！你有一种被压抑的恋父情结。”
我之所以特意选择这个怪诞的例子是为了说明，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荒谬的幻觉，以为凡是心理的东西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如果我们相信了这种幻觉，那就太荒诞了。因为真相却是，世界上大部分的邪恶确实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总的来说是无意识的，甚至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此外，还有一个真相是，随着洞察力的增强，我们可以与这些邪恶的根源作一番斗争。就像科学使我们能够处理外界施加给我们的创伤一样，它也能帮助我们处理来自内部的伤害。
过去20年来，对“心理学”的兴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增长，这无疑表明，现代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把他的关注点从物质转移到自己的主观过程上了。我们应该把这仅仅当成是一种好奇吗？不管怎么说，艺术都有办法预测人类未来的基本观念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而在这种更为普遍的变化发生之前，表现主义艺术就已经完成了这种主观的改变。
当前这种对“心理学”的兴趣表明，人们期望能从心理生活中得到一些他从外部世界得不到的东西：毫无疑问，这些东西是我们的宗教本应该包括但却没有包括在内的——至少对现代人来说是如此。在现代人看来，各种形式的宗教似乎不再源于内心——不再是他自己的心理生活的表现；他们认为，宗教成了只能被归为属于外部世界的东西。他们已无法获得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精神的启示；但他们还是尝试了一些宗教和信念，就好像它们是礼拜天穿的盛装，但结果还是再一次把它们扔到了一边，就好像扔掉穿旧了的衣服一般。
但不知为何，他们却迷上了无意识心理那些近乎病态的表现。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不论理解过去曾被时代抛弃的东西有多困难，这些东西还是确实突然又吸引了我们的注意。人们普遍对这些东西感兴趣，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尽管这种兴趣破坏了高雅的品位。我所说的不仅仅是对作为一门科学的心理学的兴趣，也不仅仅是更狭隘的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兴趣，而是对各种心理现象的广泛兴趣，这些心理现象可以表现为唯灵论、占星术、神智学（theosophy）等。自17世纪末以来，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些现象了。我们只能把它与基督之后一两个世纪的诺斯替教（gnostic）思想的繁荣进行比较。事实上，当前的精神潮流与诺斯替教有着深刻的契合之处。在今天的法国，甚至还有一个诺斯替教教堂，我还听说，在德国有两个教派，其成员公开宣称自己是诺斯替教信徒。从数量上看，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现代运动无疑是神智学，还有它在欧洲大陆的姊妹灵智学（anthroposophy）；它们都是穿着印度教外衣的纯粹的诺斯替教。与这些运动相比，人们对科学心理学的兴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诺斯替教体系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完全建立在无意识的表现之上，它的道德说教从不回避生活中的阴暗面。甚至在其于欧洲复兴的形式，即印度教的昆达利尼—瑜伽（kundalini-yoga）中，也同样体现出了这一特征。就像每一个了解神秘主义这一主题的人都可以证明的，上述论断在该领域也同样适用。
毫无疑问，对这些运动的强烈兴趣，产生于再也不能用旧有的宗教形式来消耗的心理能量。因此，这些运动带有一种真正的宗教特点，即使在它们把自己伪装得非常科学时也是如此。即使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把他的灵智学称为“精神的科学”（spiritual science），埃迪夫人（mrs.eddy）发现了一门“基督教科学”（christian science），这也改变不了什么。这些想要掩盖事实的企图，只能说明宗教已经变得越来越令人怀疑——几乎就像政治和世界改良一样令人怀疑。
我认为，与19世纪的人相比，现代人满怀期望地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心理；而且，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参考任何的传统信条，而是基于诺斯替教意义上的宗教经验。我相信，我的这种说法并没有言过其实。上面提到的这几个运动都是尽量以科学的姿态出现的，如果我们因此而只看到它们滑稽的模仿或伪装的一面，那我们就错了；它们这样做是想表明，它们实际上是在追求“科学”或知识，而不是追求作为西方宗教之本质的信仰（faith）。现代人厌恶那些基于信仰所做出的教条主义假设，也厌恶那些以教条主义假设为基础的宗教。他们坚持认为，只有当这些假设的知识内容看起来与他们自身对深层心理生活的体验相一致时，这些假设才是合理有效的。他们想亲自去了解，亲自去体验。圣保罗教堂的主教英奇（inge）已经让我们注意到，英国圣公会也发起了一场目标相似的运动。
发现的时代在我们这里已经结束，地球上已经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被探索了；当人们不再相信居住在北极的居民一直生活在永远都有阳光照耀的乐土上，而是想亲自去探索，想亲眼去看看已知世界的边界外面究竟还有些什么时，发现的时代就开始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显然是在一门心思地想发现，除了意识之外，心理中还存在些什么。每一个唯灵论的圈子都在问：在通灵者失去意识之后，发生了些什么？每一个神智学者都在问：如果我的意识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我会体验到些什么？每一个占星术士都会这样问：在我有意识的意图所及的范围之外，有哪些有效的力量和因素决定了我的命运？而每一个精神分析师则会问：神经症背后的无意识驱力是什么？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希望能够在心理生活中获得实际的经验。我们想亲自去体验，而不是在其他时代经验的基础上去猜想。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采用一种假设的方式来进行尝试——如，公认的宗教和真正的科学。倘若过去的欧洲人对这些深入的研究做细致观察的话，他们一定会感到不寒而栗。他们不但会认为这一研究的主题过于晦涩和神秘，而且在他们看来，甚至所采用的方法也过分地滥用了人类在智力上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如果我们对一位天文学家说，300年前的一个星象，放在今天至少能画出1000幅不同的星象图，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假如哲学启蒙时期的教育者和倡导者得知，自古希腊以来，世界没有摆脱任何一种迷信，那么，他们又将会说些什么呢？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本人，把一束耀眼的光芒洒在了心灵深处的肮脏、黑暗、邪恶的腹地之上，让人们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毫无用处的垃圾、渣滓；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的是阻止人们去探求它们背后的东西。弗洛伊德没有成功，他的警告甚至带来了反效果：他越阻止人们去探究东西，人们越要去一探究竟，从而唤醒了很多人对所有这些垃圾、渣滓的欣赏与赞美。我们忍不住要说，这纯粹就是变态；我们确实难以解释这一现象，除非解释说，驱使这些人这样做的并非是对污秽的热爱，而只是对心理的痴迷。
从19世纪开始——也就是，在法国大革命那些难忘的岁月之后——人们赋予心理的地位便越来越重要，人们对心理越来越关注，也就意味着心理对人们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这一点毋庸置疑。对西方世界而言，理性女神（goddess of reason）在巴黎圣母院的登基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象征——其意义很像基督教传教士们砍倒沃旦（wotan）的橡树。因为就像在法国大革命中一样，当时天上也没有劈下复仇之雷来击倒这些渎神者。
那个时候，一个名叫安克蒂尔·杜门阶（anquetil du perron）的法国人正在印度生活，18世纪初，他带回了《奥义书》（oupnek' hat）的译本——《五十奥义书》——这本书让西方世界第一次对东方人神秘的精神世界有了深刻的认识。这肯定不仅仅只是机缘巧合。在历史学家看来，这只是一个没有什么前因后果的巧合。但是，就我作为医生的经验来看，我并不认为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确切地说，在我看来，它满足了一条心理学规律，而这条规律至少在个人生活领域是合理有效的。这条规律就是——任何一部分失去了其重要性和价值的意识生活，都会在无意识中获得一种补偿。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条与物理世界中的能量守恒定律相类似的规律，因为我们的心理过程也有一个量的方面。任何一种心理价值，如果没有被另一种相同强度的心理价值所取代的话，是不会凭空消失的。这是一条在心理治疗师的日常实践中得到了实际认可的规律；它一次又一次地得到证实，从未失效。因此，作为一名医生，我断然不会承认，一个民族的生活会超出心理学的这条规律。在医生的眼中，一个民族的心理生活只不过是一幅比个体的心理生活稍微复杂一点的图景而已。而且，反过来说，诗人不是经常说到他的灵魂“国度”吗？在我看来，这种说法非常正确，因为从某个方面看，心理并不是个人的，而是源自于民族、集体，甚至是整个人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一种无所不包的心理生活的组成部分，或者用伊曼纽·史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的话说，我们是一位“最伟大”的人的组成部分。
因此，我们可以打个比方来加以说明：在我这样一个单个个体的身上，内在的黑暗会唤来光明的帮助，与此类似，一个民族的心理生活也是如此。在那些如潮水般涌入巴黎圣母院、一心想要推翻宗教的人群之中，黑暗而又莫可名状的力量发挥了作用，使每个人都迈步向前冲去；这些力量同样也在安克蒂尔·杜门阶身上产生了作用，激发出了一个永载史册的答案。安克蒂尔·杜门阶把东方的思想带到了西方，其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至今都无法估量。我们应当谨慎，千万不能低估了这种影响！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仅从欧洲知识分子的表象还看不出受到了多大的影响：几个东方学者、一两个热衷于佛教的人，还有少数几个忧郁的名人，如布拉瓦茨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和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等。这些表现让我想到了人类海洋中的一些零星小岛，但实际上，它们却像是巍峨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直到最近，凡俗之人还认为占星术早就已经过时了，人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嘲笑它了。但是今天，占星术再一次从社会的深处崛起，敲响了大学的大门，而在大约300年前，大学把占星术驱逐出了门外。东方的思想也是同样的情况；它在社会的最底层扎下了根，然后缓慢地破土而出。多纳赫（dornach）修建灵智学派的庙宇共计花费五六百万瑞士法郎，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当然不可能是一个人出的。遗憾的是，没有统计数字能够告诉我们，现在公开信奉神智学的人数究竟有多少，更别提那些没有公开的信奉者了。不过我们可以肯定，这个数字得有几百万之多。在这个数字之上，我们还要加上有信奉基督教或神智学倾向的数百万唯灵论者（spiritualists）。
伟大的革新从来都不是自上而下的，它们无一例外都是自下而上的，就像树木从来都不会从空中往下长，而是从大地向上生长一样，不过，树木的种子倒确实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世界的动荡与我们意识的动荡完全是一回事。一切都变成了相对的，因而也是可疑的。当人们犹豫而又疑惑地看着这个因充斥着各种和平条约、友好协定、民主与独裁、资本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变得混乱不堪的世界时，他们的精神渴望能够获得一个答案，来缓解因怀疑和不确定而产生的混乱焦虑感。顺应无意识心理力量而行事的，正是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他们是这片土地上被人瞧不起的沉默的大多数——与那些声名显赫者相比，他们受到学术偏见的影响较小。站在高处往下看，你会发现所有这些人都正上演着一场枯燥乏味或滑稽可笑的喜剧；不过，他们就像那些曾被认为有上帝庇佑的加利利人（galileans）一样，非常淳朴。当我们看到，如果人类心理中的垃圾可以用一本辞典来装的话，这本词典得有一英尺厚时，这不足以让我们觉得触目惊心吗？我们发现，《人类生活百态》（anthropophyteia）中一丝不苟地记录下了那些最无聊的胡言乱语、最荒唐的行为和最疯狂的幻想，而蔼理士（havelock ellis）和弗洛伊德等人也在他们严谨的论文中论述过类似的问题，他们的这些论文赢得了科学界的许多赞誉。他们的读者群体遍布整个文明的白人世界。我们该怎样解释这种对令人讨厌之物的狂热的、几近疯狂的盲目崇拜呢？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这些讨厌之物属于心理，它们是心理中的物质，因此就像从古代废墟中抢救出来的手稿碎片一样珍贵。甚至连内心生活中那些秘密和有害的东西，在现代人看来也是有价值的，因为这些东西适合于他们的目的。但是，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弗洛伊德在《释梦》（interpretation of dreams）的前言中引用了一句拉丁文：flectere si nequeo superos acheronta movebo——“假如我不能上撼天堂，我将下震地狱。”但是，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那些我们要将其撵下台的神灵，正是我们的意识世界中那些被当成偶像来崇拜的价值观念。众所周知，最让古代诸神名誉扫地的，是他们的爱情丑闻；而现在，历史正在重演。人们开始揭露我们所颂扬之美德和至高无上之理想的那些令人怀疑的基础，并对着我们发出胜利的欢呼：“这就是你们人为制造出来的神灵呀，他们不过是沾染了人类劣根性的陷阱和妄想罢了——就好像是经过了一番粉饰的坟墓，里面装满了尸骨和污秽。”我们听出其中有一个熟悉的声音，那种我们一直无法真正拥为己有的福音，再一次出现了。
我深信，这些类比并没有什么含糊之处。在许许多多的人看来，弗洛伊德心理学比福音更加珍贵，而且，他们觉得，俄罗斯式的恐怖比公民道德更有意义。然而，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同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至少有一种声音会支持他们——因为归根结底，有一种心理生活将我们所有人都囊括其中。
这场精神变革所带来的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它让世界的嘴脸变得更加丑陋了。世界变得如此的丑陋，以至于没有人能够再爱它——我们甚至无法继续爱自己——直到最后，外部世界里已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吸引我们离开内在生活的现实。毫无疑问，这便是这场精神变革的真正意义所在。毕竟，神智学及其主张的因果报应（karma）和灵魂转世的教义，除了告诉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不过是道德不完善之人的临时疗养地之外，还能教给我们些什么呢？它也像现代人的观点中所表现出来的一样，强烈地贬低当前这个世界，只不过使用了不同的技巧而已；或者，它并没有诋毁这个世界，而只是赋予了它一种相对的意义，因为它许诺会出现其他更高级的世界。不论是哪种情况，结果都是一样的。
我承认，所有这些观念都是非常“不学术的”，事实上，它们所触及的是现代人最没有意识到的一面。现代思想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原子结构理论［这些理论使我们抛弃了宿命论和视觉表现（visual representation）］相吻合，难道这也仅仅只是巧合吗？甚至连物理学也让我们的物质世界动荡不安了。因此，在我看来，现代人开始依赖于心理生活的现实，并期待从中得到世界所不能给予他的那种确定性，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是，就精神层面而言，西方世界的状况十分危险——而且，我们越是盲目地幻想灵魂之美而对残酷的现实视而不见，这个危险就越大。西方人常常为自己焚香，他本来的面容便在这烟雾缭绕中被遮掩了起来。但是，我们给其他肤色的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中国人和印度人是怎么看待我们的？在黑人心中，对我们是什么样的感觉？那些被我们侵占了国土并用朗姆酒（rum）和性病去毁灭的人，又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呢？
我有一位印第安人朋友，他是普韦布洛一个部落的酋长。有一次，我们私下谈到了白人，他对我说：“我们不了解白人；他们总是想要得到什么东西——总是焦躁不安——一直在寻找着什么。找什么呢？我们不知道。我们理解不了他们。他们长着那么尖的鼻子，嘴唇看起来又薄又无情，脸上还有那么多的皱纹。在我们看来，他们都是疯子。”
我的这位朋友虽然不能说出它的名字，但他认出了雅利安人（aryan）的那只食肉猛禽，这种食肉猛禽有着贪得无厌的强烈欲望，想要统治每一寸土地——就连那些与它毫不相干的土地它也想要。此外，我的这位朋友还注意到了我们的妄自尊大（megalomania），正是这种妄自尊大使得我们认为基督教是唯一的真理，而白种人的基督是唯一的救世主。我们用科学和技术让整个东方陷入混乱之中，然后从中渔利，甚至还把传教士派到了中国。被派往非洲的传道士冲击了当地的一夫多妻制，结果导致卖淫活动泛滥，仅乌干达这一个地方，每年就要花费两万英镑来预防性病的传播，道德方面所导致的后果就更不用说了，简直糟糕透顶。善良的欧洲人居然还为了教化方面所取得的这些成就而付薪水给传教士们！此外，还有波利尼西亚（polynesia）的苦难故事、鸦片贸易所带来的“福祉”之类的，就更不必提了。
当欧洲人从道德烟雾中走出来时，他们就是这样一副嘴脸。难怪在探索心理生活中隐藏的碎片之前，我们必须要先把这一乌烟瘴气的沼泽清理干净才行。只有像弗洛伊德这样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才会穷其一生从事这项污秽的工作。这就是心理学的开端。对我们而言，唯有从这一目标出发，才能了解心理生活的现实，了解那些让我们感到厌恶且不愿直视的东西。
但如果对我们来说，心理只是由邪恶和毫无价值的东西构成的，那么，世界上就没有哪种力量能诱使一个正常人假装发现这个世界是很有吸引力的。正因为如此，那些在神智学中只看到令人遗憾的浅薄知识，或者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中只看到煽情内容的人预言说，这些运动会不光彩地草草收场。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运动的力量来自于心理生活本身所拥有的吸引力。毫无疑问，它们所唤起的强烈兴趣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表达；但在找到更好的方式来替代它们之前，这些兴趣肯定会通过这些方式来表现。归根结底，迷信和变态（perversity）是同一回事。它们都是过渡阶段或者萌芽阶段，从中将会产生出更新、更成熟的形式。
不论从知识、道德还是审美的视角看，西方心理生活的潜流所呈现的都是一幅令人厌恶的画面。我们在四周建立起了一个雄伟的世界，用尽全力为它效劳。但是，它之所以能够如此气势宏伟，只是因为我们将自己本性中所有气势宏伟的东西都用在了外部，而当我们审视自己的内心时，所看到的就必然是残缺和不足。
我意识到，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预期意识的实际增长。现在，人们尚未对心理生活的事实有普遍的洞察。西方人只不过是正行走在认识这些事实的路上，出于一些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与之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当然，斯宾格勒（spengler）的悲观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人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被安全地局限在了学术圈子里。至于心理的洞察，它总会侵犯到私人的生活，因此常常会遭到个人的抵制和否认。我绝不认为这些抵制毫无意义；相反，我从中看到了一种在面对具有破坏性、威胁性的东西时的健康反应。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把相对论当成基本原则和终极原则，它就会产生一种破坏性的影响。因此，当我要大家把注意力转向心理中那可怕的潜流时，绝不是为了高唱什么悲观的论调；确切地说，我只是想强调一个事实，即无意识不仅对患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而且对健康的人和富有建设性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尽管无意识确实有其可怕的一面。心理的深处是本性，而本性就是创造性的生活。诚然，本性有时会毁掉她亲手建立起来的一切，但是，她会再次把它们建造起来。不管现代相对论在这个有形世界里摧毁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心理都会产生与之对等的替代品。一开始，我们看不到这条通往黑暗和可憎事物的道路的尽头，但是，无法忍受这番景象的人，一定也看不到光明和美好。光明永远诞生于黑暗之中，太阳也不会永远都一动不动地静止在空中，以满足人们的渴望或消除其恐惧。安克蒂尔·杜门阶的例子不是已经向我们表明，心理生活是怎样从自身的黑暗中生存下来的吗？在中国，几乎没有人相信欧洲的科学和技术正准备将她摧毁。那我们为什么要相信我们会被东方神秘的精神影响摧毁呢？
但是，我忘了一点，我们一直都没有认识到，就在我们用技术优势把东方的物质世界搞得天翻地覆之际，东方也在用它的心理优势把我们的精神世界搞得一片混乱。我们未曾想到，当我们从外部制服东方时，东方也许正从内部牢牢地控制着我们。我们也许会觉得这样一种观点简直可以说是愚蠢之极，因为我们的肉眼只能看到明显的物质联系，却看不到我们中产阶级的知识混乱状况是由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奥登伯格（oldenberg）、诺伊曼（neumann）、多伊森（deussen）、卫礼贤（wilhelm）之辈造成的。罗马帝国的例子给了我们怎样的教训？在征服了小亚细亚之后，罗马就被亚洲化了；甚至欧洲也受到了亚洲的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从西里西亚（cilicia）传来的密斯拉神崇拜（mithraic cult）——密斯拉神崇拜是罗马军队的宗教——从埃及一直传到浓雾弥漫的大不列颠。还需要我指出基督教的根源在亚洲吗？
我们还没有清晰地掌握这样一个事实，即西方的神智学其实是对东方的一种业余模仿。我们只不过是重新操起了占星术的旧业，而占星术对东方人来说就是家常便饭。我们对性生活的研究起源于维也纳和英格兰，但是，印度教在这个方面的教义可以与我们相媲美，甚至超过了我们。10个世纪以前，东方就有典籍向我们介绍了富有哲理的相对论，而不久前才在西方出现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tion）的观念，则恰恰是中国科学的基础。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甚至对我说，分析心理学中发现的某些复杂过程，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早就有明确的描述了。精神分析本身及其所产生的思路——显然无疑是西方人发展出来的——和东方古老的艺术相比，不过是一个初学者的尝试罢了。我们还应该提一句，有关精神分析与瑜伽之间的相似之处，奥斯卡·施米茨（oskar a.h.schmitz）已经做了追溯。
神智学者们有一个有趣的想法，他们认为，有一些圣人（mahatma）坐在喜马拉雅山脉或中国西藏的某个地方，启发或者指导着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事实上，东方人对巫术的信仰对头脑健全的欧洲人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当中有些人信誓旦旦地对我说，我所说的所有好东西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圣人的启发，而我自己的灵感根本就不算什么。这个关于圣人的神话传遍了西方世界，他们对此深信不疑，这个神话绝不是胡说八道，而是像每一个神话一样是一种重要的心理事实。东方看起来好像确实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场精神变革的根本。不过，这里的东方并不是一座住满了圣人的西藏寺院，而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新的精神形式正是产生于我们自身心理生活的深处；它们是一些心理力量的表现形式，这些心理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控制雅利安猛禽那种无限制的捕食欲望。我们或许将逐渐地了解一种生活的界定，这种生活在东方已经发展为一种令人生疑的清静无为；我们还会逐渐地了解到人类生存的一种稳定感，当精神需求像社会生活中的必需品一样不可或缺时，人类的生存就获得了这样一种稳定感。然而，在这个美国化的时代，我们与这种状态还相去甚远，在我看来，我们还只是站在一个新的精神时代的门槛上。我不想冒充自己是先知，但如果不强调动荡年代生出的对安定的渴望，或者在身处不安全境地时生出的对安全的渴望，我就无法描绘现代人的精神问题。新的生活方式通常产生于需要和痛苦，而不是产生于希望或者对理想的追求。
在我看来，当代精神问题的症结，可以从心理生活对现代人的吸引力中找到。如果我们是悲观主义者，我们将会说这是一种颓废的迹象；而如果我们是乐观主义者，我们就会从中看到这样一种前景，即西方世界将会发生一场意义深远的精神变革。不管怎么说，它都是一种有重大意义的表现。由于在每一个民族的各个阶层中都有这样的表现，它就更加值得注意了；而且，由于它是一个有关那些不可估量之心理力量的问题，这些力量用我们没有预料到——正如历史所表明的——也无法预料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它就变得更加重要了。虽然今天还有许多人没有看到这些力量，但是，它们却是当前人们对“心理学”如此感兴趣的原动力。心理生活的吸引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他们对那些必定能够发现的东西既不会感到厌恶，也不会感到失望，这样一来，心理生活中也就没有什么病态或反常之处了。
在世界的条条大路上，一切都显得那么荒凉和陈旧。现代人出于本能，纷纷离开前人已经走过的路，转而去探索旁路和小道，就像古希腊—罗马世界的人抛弃了那些已不存在的奥林匹亚神灵，转向了亚洲的神秘崇拜一样。我们内心那股一直驱使着我们去探索的力量，现在指向了外部，吸纳了东方的神智学和巫术；不过，它也指向内部，引导我们去关注和思考无意识心理。它唤起了我们心中的怀疑态度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佛陀（buddha）就是用同样的怀疑态度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将他的200万神甩到了一边，获得了唯一可信的原始经验。
现在，我们必须问最后一个问题。我所讲的关于现代人的一切是真有其事呢，还是纯属幻觉所带来的结果？毫无疑问，在几百万西方人眼中，我所引用的事实完全是一些毫无相干的偶然事件，而在众多受过教育的人看来，它们好像只是令人遗憾的错误。但是，我想问一句：当一个有教养的罗马人看到基督教在最底层的民众中间传播，他会作何观感呢？在西方世界，《圣经》中的上帝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拥有一种信仰的人总会把持有另一种信仰的人斥为可耻的异教徒，如果他改变不了对方的信仰，就会给予他怜悯和容忍。不仅如此，“聪明的欧洲人”还坚信，宗教之类的东西对大众和妇女来说相当有益，但若是与经济和政治事务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因此，我就像一个在晴空万里之时却预言说暴风雨即将来临的人一样，一直遭人驳斥。或许他感觉到这是一场发生在地平线以下的暴风雨，而且，这场暴风雨可能永远也不会降临在我们身上。但是在心理生活中，重要的、有意义的内容永远都藏在意识的地平线之下，当我们谈到现代人的精神问题时，我们所涉及的是一些几乎看不见的东西——即最为隐秘、最为脆弱的东西——它们就像在夜间开放的花朵。在白天，一切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黑夜与白天一样长，我们也在夜间生活。有的人甚至会因为夜间做的噩梦而在白天心神不宁。而对很多人来说，白天的生活也像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噩梦，以至于他们渴望夜晚的到来，只有到了夜里，他们的精神才会觉醒。我甚至相信，今天有很多这样的人，因此，我坚持认为，现代人的精神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所呈现的样子。有人指责我太过片面，对此，我确实不得不承认，因为我没有提到对一个真实世界的现代承诺精神，因为这一点人人皆知，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针对它发表长篇大论。从以国际联盟等形式体现出来的国际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的理想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另外，在运动、电影和爵士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它在电影和爵士乐中非常具有表现力）。
这些当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症状；它们清楚无误地表明，人道主义的理想也应该将实实在在的身体包括其中。运动体现了人类身体所具有的独特价值，现代舞蹈也是。另一方面，电影和侦探小说一样，让人们可以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体验到充分的兴奋、激情和渴望（而在一种人道主义的生活秩序中，这些兴奋、激情和渴望是必须受到压抑的）。要弄清这些症状是怎样与心理状态发生关联的，其实并不难。心理所具有的吸引力带来了一种新的自我评价，即一种对人性基本事实的重新评价。如果这种新的自我评价让人类在以精神为名长期压抑肉体之后，现在又重新发现了肉体，那么，我们几乎不会感到惊讶。我们甚至要说，这是肉体对精神的报复。当凯泽林（keyserling）以讽刺的口吻指出司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英雄时，他说的话就像往常一样可谓是一针见血。身体要求得到同等的认可；就像心理一样，身体也有其魅力。如果我们依旧摆脱不了认为精神和物质相互对立的陈旧观念的话，那么，当前的事态就可以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矛盾，它甚至会让我们分裂、自相残杀。但是，如果我们能接受这样一个神秘的事实，即精神是内在的活生生的身体，而身体是外在的活生生的精神，二者其实同属一物的两个方面，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想要超越当前的意识水平就必须给予身体以应有的重视了。我们还将看到，对身体的信念无法容忍一种以精神的名义否定身体的观念。与过去的相似要求相比，物质生活和心理生活的这些要求在今天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堕落的迹象。不过，这可能也意味着一种新生（rejuvenation），因为就像荷尔德林（hölderlin）所说：
危险本身
就孕育着拯救的力量。[2]
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西方世界正在经历着一种甚至更为快速的节奏——美国的节奏——它和清静无为、超然物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外在生活与内在生活、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的两极之间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张力。这很可能是衰老的欧洲与年轻的美国之间的最后一场较量；也可能是有意识的人所做的一次孤注一掷或有益健康的努力，目的是骗取自然规律中隐藏的力量，并趁其他民族仍在沉睡之时取得更伟大、更英勇的胜利。这个问题将留待历史来回答。
在做了许多大胆的论断之后，在本章快要结束之时，我想回到开头时所做的承诺，即要谨记谦虚和谨慎的必要性。事实上，我一直都没有忘记，我的声音只是一种声音，我的经验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我的知识面并不比显微镜下的视野大多少，我心里的眼睛只是一面反映世界上一个小小角落的镜子，而我的观念——则仅仅只是一种主观的告解。
* * *
注释：
[1] 按照埃及的传统，当死去的人在阴间遇到判官时，要非常详细地招认那些他从没有犯过的罪行，而实际的罪行则不必提及。——译者注
[2] wo gefahr ist, wächst das rettende auch（hölder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