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家长”外，我们还有几个“难兄难弟”，倘若这里所用的“难”字可作“共患难”的“难”字解。他们的尊姓大名，我想读者诸友也许都已经知道了，那就是和我同时被捕的几个朋友。让我先谈谈章乃器先生。

我记得第一次看见乃器的时候还在十年前。当时他已在浙江实业银行做营业部主任，因为想办《新评论》半月刊，由一位朋友介绍他到时事新报馆来看我。我们所谈的全是关于出版刊物的情形，我一点不知道乃器是怎样的一个人。不久他在华安保险公司楼上结婚，特约我去观礼，并临时“拉夫”，要我起来说几句话，这是我第二次和他见面。此后我们很少遇着，直到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以后，我们晤谈的机会才渐渐地多起来。我们的友谊的加深，唯一的媒介可以说是救国运动。尤其使我肃然起敬的，是他为着参加救国运动，虽牺牲二十年辛苦所获得的行长位置而毫不顾惜。自从他和我一同被捕以后，从捕房的监狱起，中间经过上海特区第二监狱，上海地方法院看守所，上海公安局，以及苏州高等法院看守分所，我们总是羁押在一起。他所念念不忘的只是民族解放的前途，救国运动的开展；至于对他自身的遭遇，我从未听见过他有一言一语的自怨自怼。我对于他的纯洁爱国的精神，得到了更深刻的认识。

乃器的性格是偏于刚强的方面，但却不是无理的执拗；他和朋友讨论问题，每喜作激烈的争辩，只要你辩得过他，他也肯容纳你的意见，否则他便始终不肯让步。有些朋友觉得他在争辩的时候有时未免过于严厉些，但是知道他的性格的人，便知道他心里是很纯洁的，是很热烈的，一点没有什么恶意。

在上海特区高三分院法庭审问的时候，审判长问到他曾否煽动上海的日本纱厂罢工，引起了他的抑制不住的愤怒，他昂首睁圆着眼睛大声疾呼地答道：“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我的力量还不够！倘若我有力量煽动日本纱厂罢工，我要很骄傲地回答审判长：我曾经煽动日本纱厂罢工！”审判长停了好一会儿，才又问道：“你如果有力量，是要煽动的，那你至少是同情的。”乃器又不加思索地高声答道：“是！”他接着又发出他的狮吼：“中国工人在日本纱厂所受的虐待，和猪猡一样，请审判长问一问全法庭的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对于本国同胞遭受到侵略者这样惨酷的待遇，谁不表同情！”站在左右的法警弟兄们，听到他这几句激昂慷慨的话语，也不自觉地大点其头！

我和乃器同做了囚犯之后，对于他由穷苦奋斗出来的经历，也比较地更清楚些。他生于浙江青田的乡间，求学的机会很少，二十岁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毕业后，就进浙江实业银行做练习生，每月只得津贴两块钱。一年后他辞职往北方入通县农工银行做营业主任。这是一个附属于财政部的小银行，号称营业主任，月薪只有十六元。一年后升任襄理兼营业主任，月薪加了十块钱，但是和当时政府有关系的银行，政局有些变动，办事人的饭碗也随着变动，因此即此月薪廿六元的襄理，他只做了不到一年，便滚蛋了。刚巧在北京有美国人和中国人合设中美实业公司，经营贸易和投资，美国人做经理，会计主任请他做，月薪有八十元，而且供膳宿，但是只做了三个月，因为代表美国人利益的洋经理擅用威权，他又愤然辞职。这样一来，二十四岁的章乃器又陷入了失业的恐慌境域，过着半年的很穷苦的流浪生活。随后回到上海，浙江实业银行的当局请他回到银行里去做营业部科员，月薪二十二元。十几年来因劳绩逐渐升任副经理兼检查部主任，后来又兼任中国征信所董事长，现在为着参加救国运动，都一笔钩消了！

从乃器的经历里，很显然地可以看到他办事的勇于负责，更可以看到他的正直的性格是在随处流露着。我尤其感触的是常人在职业上的位置愈高，往往愈颓唐，暮气愈深，学识也愈退步；乃器便完全两样。我们每读他的文章，——尤其是两三年来有关救国问题的文章——没有不感觉到他从实践中得来的学识是时刻在那里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