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海特区第二监狱里关了两天。到廿六日那一天下午，我们在四点半后照例“归号”，铁格子门锁上了，我们两人照常在那小囚室里拥挤着。七点钟左右，忽有一个看守进来说“接见”。所谓“接见”，是监狱里允许囚犯接见家属亲友。我们两人虽觉得那样晚的时候，怎样还有“接见”，但是既经说有，我们便匆匆随他出去。到了外面，才知道是要到法院去开庭的。离开监狱的时候，还照例在簿子上打个大拇指的手印。

到了高三分院的法庭以后，才知道是上海地方法院（在租界以外的法院）来“移提”。我在前面曾经说过，廿三日和廿四日两次在高三分院开庭时，公安局都是要把我们“移提”的，捕房律师因为没有犯罪的证据，两次拒绝“移提”。据说根据上海法租界和中国政府的协定，除中国的司法机关可以无需证据即可向捕房或特区法院“移提”犯人外，像公安局一类的机关要做这件事，必须拿得出证据才行。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便设法转个弯儿，由上海地方法院出面来“移提”。结果当然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其实我们所要求的是无罪当庭开释，至于“移提”不“移提”，并不在意；现在一定要“移提”，“移提”就是了。“移提”的理由据说是“妨碍秩序嫌疑”！

我们在高三分院法庭的时候，地方法院已派了好几个法警等着，一出法庭，便被他们拥上汽车，往城里驶去。我和章先生各乘一辆汽车，左右各有两个法警押着。我们这几天好像被猫衔着的老鼠东奔西窜似的，原已不足为奇，我们所觉得不无抱憾的，是没有机会和同狱的那几个青年好友握别罢了。

到了地方法院之后，我和章先生被几个法警押进待审室。待审室有三四个大房间，用木板隔开的。我和章先生是隔离着的，各人关在一个大房间里面。房里四周用木板搭成长凳，门上有个四方形的洞穴，外面的人可从这个方洞向内望。里面很陈旧龌龊，我一踏进门口，就觉得尿气薰鼻，臭不可当。我于诧异间仔细向四周望望，原来房里摆着一个大马桶，其大无比，好像寻常人家用的大米桶。等一会儿，有个青年法警跑到方洞口张张望望。我看他很和善的样子，便和他谈了几句话，知道他们弟兄们都是很窘苦的，每月九块钱，一切在内，个人还不够用，养家更不得了。又等一会儿，又有一个人在方洞口张望，轻声问我是不是某先生，我说是，略谈之下，才知道他也是我的读者，在法院里任职员，正在吃晚饭，听说我来了，连饭都不吃，特跑来安慰我。他的办公时间原已完了，因为我来，一定要等我审完，好好招呼我进了看守所才肯回去。我说他一天辛苦，要回家休息，不必等我。他不肯，直等到一切布置妥当后才肯离开。

约等了半小时模样，传审了，审得很简单，照例由检察官问姓名，籍贯，年龄，住址等等之后，问起参加救国会的事，问起救国会的宗旨，问起有没有参加煽动日本纱厂工潮。审后再押回待审室坐了一些时候，便押往看守所羁押。

总算优待，原来八个人住的一间囚室，经他们撤清打扫之后，由我和章先生两人同住。房里有一张大木桌可以放些零物。电灯一盏高高地装在两个房间的隔墙上面的方洞里，夜里在房里是看不出什么的，我们到九点钟就安排睡觉；怕有臭虫来光顾，特把木榻搬得离墙远远的。最使我注意的是在那样一个小房间里，也排有待审室里同样大的一个大马桶！第二早起身后，照例打手印，我们这时已打得更熟练了，打出的印子似乎已有了相当的进步！打完了手印，还要一同到天井里去照一张相片。这张相片照得怪有趣！我和章先生各人坐在一只骨牌凳上，列在一排照的；每人坐着，腹前还放着一块石板（好像小学生做算学用的，黑色，上面可用粉笔写字），我的那块石板上面写着雪白的几个大字是“第三千几十号某某（区区的名字）妨碍秩序嫌疑”，章先生的那块石板上面写的相同，不过号码和姓名改一改就是了。我们昂然同坐着照了一张这样的相片。事后我对章先生说，最好能讨得一张取来放大，将来可以高高地悬在客厅里面，让许多朋友“瞻仰瞻仰”，倒是一种很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