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龚自珍（定庵）生于清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殁于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其诞生之月日无考。本刊第二百三十期已有缪钺君撰之纪念文。惟此篇另有着意之点，与前篇绝无重复。龚定庵诗，在近世中国影响极大，既系维新运动之先导，亦为浪漫主义之源泉。甲午、庚子前后，凡号称新党，案头莫不有龚定庵诗集。作者亦竞效其体。大家如黄公度（遵宪）之《不忍池晚游诗》“百千万树樱花红，一十二时僧楼钟。白头乌哭屋梁月，此是侯门彼佛宫”，以及《海行杂感》“是耶非耶其梦耶，风乘我我乘风耶，藤床簸魂新睡觉，此身飘飘天之涯”，与龚定庵《己亥杂诗》酷肖。梁任公三十前后所作情诗“眼中竟欲无男子，意气偏能到小生”等，固系处处神似形似。即四十以后（民国四五年间）作，如“五百年前原上根，一百年前缣上痕”等，皆龚定庵“可惜南天无此花。……不是南天无此花。……男儿解读韩愈诗，女儿好读姜夔词。……”之句法也。又如丁惠康（叔雅）之“沉沉远梦迷千劫，绕绕新愁赋百哀”，“山河运歇英才尽，鼙鼓声沉战血腥”等，凡兹苍凉哀艳之句调旨趣，皆龚定庵之嗣音也。入民国，南社一派，尤步趋龚定庵。一方投身革命，自诩侠烈；一方寄情声妓，着意风流。龚定庵诗之浪漫素质，本有阳刚、阴柔二种。以雄奇而兼温柔，既慷爽而复秾丽。合此两美，自成特味。虽托体不高，有伤妩媚，而动人艳美，启人模仿。其所惯用之辞藻，如“剑气箫心”，如“罡风”，如“春魂”，如“落花”，如“三生”等，检近人集中，触目皆是也。今之少年所共崇拜之苏曼殊（玄瑛），其人与诗独具奇美，然亦不外取资于龚定庵。又龚诗最便于集句，故南社一派人尤喜集龚诗为七言绝句，几乎龚诗与我诗不可分焉。由来一作者自用所长，必有多人竞起仿效。从style（风格）而生mannerism（风格主义）。读此篇，明乎龚定庵学术思想之渊博新颖，与其人之恢奇俊迈，则知其能创作新体之诗者不为无故，而效颦者之可厌，当不令减少龚诗之原有价值矣。编者附识。

清道光十八年（1838）冬，素以能吏著称之湖广总督林则徐新拜钦差大臣之命，膺禁烟之重任，朝野皆另眼相视。则徐既陛辞，将赴粤，其故交有礼部主事仁和龚自珍者为序赠行，颇有所献替。自珍平生最恨烟毒，曾于经典中为寻出一恶名，曰“食妖”，又素主“东南罢番舶”之议，于当时西洋输入之奇器异物，亦尝于经典中为寻出一恶名，曰“服妖”。绝“食妖”与“服妖”乃其重要政见之一，而实行此政策之必要手段，则“绝互市”。至是自珍稍杀其激烈之主张，而劝则徐“勒限使夷人徙澳门，不许留一夷（于广州）。留夷馆一所，为互市之栖止”。禁烟必至于用兵，亦自珍所预料。当时盖颇有为此戒惧者，自珍则为主战论辩护曰：

乃有迂诞书生逆难者，则不过曰为宽大而已，曰必毋用兵而已。告之曰：刑乱邦，用重典，周公之训也。至于用兵，不比陆路之用兵，此驱之也，非剿之也。此守海口，防我境，不许其入，非与彼战于海，战于艅艎也。伏波将军则近水，非楼船将军，非横海将军也。况陆路可追，此无可追。取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非有大兵陈原野之事，岂古人于陆路开边衅之比也哉！（见本集邃汉斋本卷五《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此代表当时最讲经世致用之学之士大夫对于“夷情”及军事之见解。不明乎此，鸦片战争之起，殆无从了解也。则徐复书，于自珍之策议，许为“谋识宏远”，于上述徙夷及用兵之说，尤为悦服。关于前者则谓“弟早已陈请，惜未允行，不敢再渎”。（此事不见官书，可补史阙。）则徐之非作客套虚语，此则其后来之行为可证。“英雄所见略同”，自珍得则徐复书之时，喜可知矣。

虽然，自珍亦有其失望之理由在。彼献策于则徐，盖非无所为而为者也。彼困郁闲曹久矣。彼自道光九年成进士后，以楷法不中矩度，“殿上三试，三不及格，不及翰林；考军机处不入直，考差未尝经轺车”。（见本集卷四《干禄新书自序》。附言：此序乃一篇讽刺楷法取士之文，非真有成书而自为之序也。黄氏年谱于道光十五年条下著成《干禄新书》，傎矣。）以经世之大才自负而莫获展伸，遂益增其跋扈飞扬之态。平居日为“出位”之思想与言论，而其凌厉之文笔，雄健之口辩，又足以助之。在一班负成例之枷，带功令之锁之行尸走肉的学士大夫俦辈中，如自珍其人者，自为不可思议之怪物。一时京朝之贵人达官，殆无不以“敬鬼神”之态度待之。以故浮沉于礼部末职者将十年，今且垂垂老矣。不次之擢迁，殆成绝望。平生怀抱宁遂于尘封蠹蚀之簿书中永远埋没耶？彼其献策于则徐，实寓有求用之意。故赠序之后，复申之以书。书之内容，今无从悉，然观则徐复札（此札附本集序文后）谓“濒行接诵手教……阁下有南游之意，弟非敢沮止旌旆之南。而事势有难言者，曾嘱敝本家岵瞻主政代述一切，想蒙清听……”夫使自珍之欲“南游”而为问水寻山，则何待请命于则徐，而则徐又何致因之而有难言之事势？显然自珍欲参预此幕历史悲剧（彼所预料为喜剧者）之后台，而为则徐所婉拒也，则自珍失望又可知矣。

粤东之行不成，北京之居不乐，其明年四月，自珍遂弃官归隐于其故乡杭州。有名之《己亥杂诗》三百五十首之大部分，即此次途中纪程念旧之作。在《己亥杂诗》中，实展开自珍一生之全景。其中除写景记游外，有感时讽政之作，有谈禅说偈之作，有论经史考据之作，有思古人咏前世之作，有叙交游、品人物之作，有话家常、描琐事之作，亦有伤身世、道情爱之作。自有七绝诗体以来，以一人之手，而应用如此之广者，盖无其偶。而自珍复能参错谣谚、谶纬、佛偈、词曲之音调语法以入此体。用能变化无端，得大解放，而为七绝诗创一新风格。用能“声情沉烈，恻悱遒上，如万玉哀鸣”。（此盖自珍自赞语，而托为新安女士程金凤书第杂诗后者。）若其“行间璀璨，吐属瑰丽”，犹余事也。杂诗三百余首实呵成一气，可作自珍之自叙传读。而欲攫取嘉道间（近世我国史上之一关键时代，鸦片战争之前夜）之“时代精神”者，尤不可不于此中求之。但有此作，即无其他造诣，自珍亦足千古矣。

《己亥杂诗》所表现其作者之性格，为如何复杂凌乱，而富于矛盾意味之性格！彼一方面殚精孔经，笃信孔道，以当世之申伏自期——“仕幸不成书幸成，乃敢斋祓告孔子”。一方面即景慕“西方圣人”，自信已“证法华三昧”，“持罗尼陀满四十九万卷”之后，复“新定课程，日诵普贤普门普眼之文”。而另一方面彼却发“温柔不住住何乡”之问。所过通都，耽游北里，高唱“风云材略已消磨，甘隶妆台伺眼波”之句。年将知命，犹日为蛾眉洒其词章上之涕泪：“拊心消息过江淮，红泪淋浪避客揩”；“亦是今生未曾有，满襟清泪渡黄河”！然在另一方面，彼固一“先天下忧”之志士：上下古今，讨究经国纬民之大计，效痛哭流涕之贾生，以开创风气为己任。彼于诗歌若出天授，然却视为口孽，屡尝立志戒除。彼箧中有功令文千篇，自许为此道作手，然却首倡废八股之议。要之，自珍者，盖一多情好玩之慧公子（彼固生于豪门，其父官至苏松兵备道），一易地之李后主、纳兰成德，而戴上经生、策士、修道士、预言者之重重面具者也。

当自珍流连于扬州而作其扬州好梦之时，彼所拟参预而未果之历史悲剧已在广东开演。此剧之意义，非彼所能知也。此剧第一幕之反映于《己亥杂诗》中者，为如下轻淡之一首：

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南天未蒇勋。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

彼之“阴符”“雄文”，内容如何，今无从得知，恐亦不外“东南罢番舶议”之类。自珍幸而不及见《江宁条约》之成（1842），不然，其痛恨又当何如！彼又不幸而恰死于英军再陷定海之后（1841），及见相当不幸事变，使有理由以怀疑其所画政策之价值。

虽然，自珍平生之预言，非尽如其关于鸦片一役之失败者也。彼于其时代确有深切之认识。任朝野酣歌醉舞之不休，直目当世为哀世，而论其征象曰：

哀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废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而才士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僇之。僇之非刀非锯……徒僇其心，僇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才者自度将见僇，则早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早夜号以求乱。夫悖且悍，且睊然胴然以思世之一便已，才不可问矣。曰乡之论憩有辞矣。然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乙丙之际塾（也作箸）议》第二，本集卷一）

读者识之：“乱亦竟不远矣。”此言之发，乃在洪杨变起前三十六年也。“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夫自珍岂无其睥睨一世之理由哉！

抑自珍所见哀世之特征，不仅在国无人才，尤在士无廉耻。在其弱岁所作《明良论》（本集卷二）中尝痛言曰：

士皆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农工人肩荷背负之子无耻，则辱其身而已。富而无耻者，辱其家而已。士无廉耻，则名之曰辱国。卿大夫无耻，名之曰辱社稷。出庶人贵为士，由士贵为小官大官，则由始辱其身家，以延及辱社稷也。厥灾下达上，象似火。大臣无耻，凡百士大夫法则之，以及士庶人法则之，则是有三数辱社稷者，而令合天下之人，举辱国以辱其家辱其身，混混沄沄而无所底。厥咎上达下，象似水。上若下胥水火之中也，则何以国？窃窥今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书法赓诗而已，外此非所问也。堂陛之言则探喜怒以为之节。蒙色笑，获燕闲之赏，则扬扬然以喜，出夸其门生、妻子。小不霁则头抢地以出，别求乎可以受眷之法。……务车马捷给者不甚读书。曰，我早晚直公所，已贤矣，已劳矣。作书赋诗者稍读书，莫知大义，以为苟安其位一日，则一日荣，疾病归田里，又以科名长其子孙，志愿毕矣。且愿其子孙世世退缩以为老成，国事我家何知焉？嗟呼哉！如是而封疆万万立有缓急，则纷纷鸠燕逝而已！伏栋下求俱压焉者鲜矣！

“嗟呼哉”，今日之现象其有以愈于自珍之所摹状者几何！当嘉庆末年，举国犹在歌颂河清海晏之日，为此骇论，谁不哂其无病呻吟。然在吾人今日读之，则譬犹一家之人，经历大难之后，重读往日菩萨所示灵谶，发现其字字经验，则惟有相顾痛哭而已。

此哀世之黑暗，自珍亦尝究其造成之因，以为即在有清开国立朝以来，防范反侧之权术与制度。其在《古史钩沉论一》（《觇耻》）中，托为“史氏之书有之曰”：“昔者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崇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大都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狝既夷，顾乃席虎视之余荫，一旦责有气于臣不亦莫乎。”（本集卷二）自珍观察历史之眼光可谓锐矣。虽然，一社会之道德风气之破坏，岂必出于称祖之庙，岂必期以百年？当一政治旧势力崩倒以后，少数奸雄乘机攫夺政乐之缰辔，本其市侩之人生哲学，瘁厉天下以求遂其一身、一家、一宗、一族、一乡、一党，及其妻妾玩女之身家，宗族、乡党之安富尊荣。一手持刀枪，一手持金银与委任状以晃耀于天下曰：顺我者，亲我者，不论狗彘、奴才、盗贼、恶少、浪子、佣保、走弁，大之可使任兼圻，掌部政，小之则县市厅局司或学校，胥可为其奉旨发财之沃土；逆我者，蔑我者，不论其是“同志”、非“同志”、老“同志”、少“同志”、先进“同志”、后进“同志”、“忠实同志”、非“忠实同志”，举可以不宣理由，不经法判，而以锁链系诸其项。一切主义政策，法律纪纲，除为便我之具外，为无物；一切道德名词，除为责人之具外，为无物。朝率“同志”匍匐摇尾于一种名义之下；暮则呐喊一声，抹去粉墨，可屠戮此名义下之信徒如草菅。朝痛哭流涕，誓将间关赴难；暮一抹去粉墨，则抱头鼠窜。如此类之人一日尸于民上，而自号清流，薄具才智才士，犹乐于为之奔走，供其使令焉。如是而欲求知耻尽忠之道德风气弥漫于社会，虽以刀加颈，吾不信为可能矣。

闲话且住，对彼哀世之人，自珍之警告为“变法！变法！”其恒有之格言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其《乙丙之际箸议》第七《劝务》（本集卷一）一篇，力陈历代拘牵祖法、惮为改革以曾覆亡之教训。自珍者，实戊戌维新运动之先驱，不独其宗主“今文”，推崇“公羊”，附会“三世”，与后来之维新领袖有同调也。无怪光绪季年《定庵集》遂衣被一世。

自珍之变法论，今不尽传。盖其敢形诸笔墨者，仅“为虽不施行，而言不骇众之言”耳，而其曾形诸笔墨者又不尽以入集（例如《上大学士富俊陈当世急务八事书》之曰落，见于《己亥杂诗》注》）。今可见自珍之改革建议，略有七项。（一）废八股试帖取士之法，而代以“讽书射策”。讽书谓背诵经书，射策则“兼策本朝事……其言不得咿嚘不定，唱叹蔓衍，以避正的。其不能对，则庄书‘未闻’二字以为式”。（《述思古子议》，本集卷三）（二）宽选官之资格的限制，使少壮志士得参要政，而革颓懦痹麻之老配政治。（三）增吏禄以杜贪污之一源。（四）减杀大臣对人主仪节上之种种屈辱，以尊其人格。（五）假疆臣事传以励振作。（六）汰冗官以节国用。（七）移本部人口以垦殖西域（即今新疆），并辟之为行省。自珍素治四裔地理，于蒙古及西域尤所究心。其西域置行省之计划甚为周详，今日犹可供参考。在朴学上，自珍乃承受风气之人，而非开风气之人。关于乾嘉之交，我国学界习尚，彼曾有极扼要之韵语记述：

乾嘉辈行吾能数，数其派别惩其尤：易家人人本虞氏，毖纬户户知何休。声音文字各穾奥，大抵钟鼎工冥搜。学徒不屑谭贾孔，文体不甚宗韩欧。人人妙擅小乐府，尔雅哀怨声能遒。近今算学乃大盛，泰西客到攻如仇。（《常州高材篇》，见本集卷八）

除易与算学自珍绝口不谈外，其余各事均可移入彼之传状。彼自少受其外祖父段玉裁影响，深入训诂之学，而旁及古钟鼎文。壮岁从武进刘申受游，遂附于“今文”学之门户。彼之朴学著作别于文集者不下十数种（目见黄氏年谱）及身未刊，经洪杨乱后都无一流传。惟《春秋决事比》（六卷）之自序及答问五篇存于集中，其大旨不外引申（毋宁曰附会）经义，以明人事法制之所当然，此正晚清“今文”学之精神也。其治诗（有诗《非序》《非毛》《非传》各一卷，佚）主一空旧注依榜，直接涵咏经文，以意逆志。其子橙本之作《诗本谊》，今存《定庵集》中。自珍之诗学虽亡而不亡矣。

自珍通经致用之最后结果，为其理想社会之规划，此具详于《农宗》一篇（本集三）。在彼之乌托邦中，除天子、卿大夫、公侯（此自为不可少）而外，庶民分两阶级：一曰“农宗”（有田阶级），一曰“闲民”（无田阶级）。闲民佃于农宗以为生，其阶级地位世袭。农宗之后，每代有一部分承袭农宗，余则降为闲民。农宗有三等。其第一等为“大宗”，有田百亩。大宗譬若有五子，则一子（长子？）袭百亩为大宗；一子（次子？）为“小宗”，得领官田二十五亩；又次二子为“群宗”，得官田二十亩；余子为闲民。小宗为第二等，其一子袭二十五亩为小宗，次一子得领官田二十亩为群宗，余子为闲民。群宗为第三等，其一子袭二十亩为群宗，余子悉为闲民。各阶级之等差并无政治上意义。各宗及闲民均得入仕。仕者有禄田或禄俸，禄田分品级而定世袭之久暂。此种理想，在今日观之诚瑕隙百出，然自珍立法之意固在裁抑兼并而求比较之平均也。其立闲民阶级之理由，则曰：“虽尧舜不能无闲民，安得尽男子而百亩哉？”诚然，在农业经济的社会中，当生产方法固定之时代，以有限之田土，无限增加之人口，欲求均与足兼顾之制度，实一无法解决之难题也。此历史悲剧所以循环而无已也。

上之理想制度，自珍认为非尽创新，大体上乃是复古。彼确信古代封建制度之起源乃（如柳子厚之见）由下而上，非由上而下。换言之，即先有许多各自独立按宗法组织之部族（谓以一子继承家长地位，承袭其田土而不析产之大家族），由诸部族互相服属（自珍以为或以“德”，或以“力”），然后有大一统之国家。并举现存民族为例曰：“近世回部蒙古，有旗分，有族分。或以族降，或以族徙，或以族开垦，其叛者亦以族。盖世酋无析产之俗，故世世富足，令群支仰赖以活。而苗裔能言其先派，至有数十世之多者。此文之旁证也。”此种历史见解与方法，何其超过时代之远也！因自珍确信国家之起源由于族部之互相兼并，故不得不否认古代井田制度之存在。“问：百亩之法，限田之法也，古也然乎？答：否，否！吾书姑举百亩以起例，古岂有限田之法哉。贫富之不齐，众寡之不齐，或什佰，或千万，上古而然。……后世之末富，以财货相什佰，相千万，世宗莫得而限之。三代乌能限田？三代之季化家为国之主，繇广田以起也。”（《农家答问》第一，本集卷三）以吾所知，我国学者明白否认古代井田制之存在者，自珍盖为第一人。

彼之历史观察尚有更锐于是者。下引一段，除去其形上学的含义，则一极彻底之唯物史观也：

最上之世，君民聚醵然，三代之极其犹水，君取盂然，臣取勺焉，民取卮然。降是则勺者下侵矣，卮者上侵矣。又降则君取一石，民亦欲得一石，故或涸而踣，石而浮则不平甚，涸而踣则又不平甚。……大略计之，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直以是券矣……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阽，富者安。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或以羡慕，或以愤怒，或以骄汰，或以啬吝，浇漓诡异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则必发为后燹，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为之耳。小不相齐，即至丧天下。（《平均篇》，本集卷二）

自珍尚有一历史见解，为章学诚所掩者，即“古无私门著述，六经皆史”之说是也。自珍之言曰：“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一代之学，皆一代王者开之也。有天下，更正朔，与天下相见谓之王。佐王者谓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载之文字，谓之法，即谓之书，谓之礼，其事谓之史。职以其法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谓之太史。”（《乙丙之际箸议》第六，本集卷一）“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篇之竹帛传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小学者，外史达之四方，瞽史谕之宾客之所为也。”（《古史钩沉论》二，本集卷二）此与章氏《文史通义》中之论若合符节。然自珍盖非剿袭章氏。考《文史通义》之最初刊行乃在道光十二年，而自珍发此论之文字，其一（《乙丙之际箸议》）作于嘉庆二十二年，其一（《古史钩沉论》）亦于道光五年已具稿矣。

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60期，1932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