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一带，本另是些民族，荆或者自商以来即是大国，亦或者始受殷号，后遂自立。楚国话与齐国话必不止方言之不同，不然，何至三年庄狱然后可知。孟子骂他们舌，必然声音很和北方汉语不类。按楚国话语存在者，只有“谓乳，彀；谓虎，于菟”一语。乳是动词，必时有变动；而虎是静词，尚可资用。按吐蕃语虎为stag，吐蕃语字前之s每在同族语中为韵，是此字易有线索，但一字决不能为证耳。又汉西南夷君长称精夫，疑即吐蕃语所谓rgyal-po，唐书译为赞普者。《汉书·西南夷传》有几首四字诗对记，假如人能精于吐蕃语太语缅甸语，必有所发现。这个材料最可宝贵。楚之西有百濮，今西藏自称日濮。又蛮闽等字音在藏文为人，或即汉语民字之对当？总之，文献不足，无从征之。
秦之先世必是外国，后来染上些晋文化，但俗与宗教想必同于西戎。特不解西周的风气何以一下子精光？
狄必是一个大民族。《左传》《国语》记他们的名字不类单音语。且说到狄，每加物质的标记，如赤狄，白狄，长狄等等。赤白又长，竟似印度日耳曼族的样子，不知当时吐火罗等人东来，究竟达到什么地方。
应该是中国了，而偏和狄认亲（有娀，简狄）。这团乱糟糟的样子，究竟谁是诸夏，谁是戎狄？
中国之有民族的，文化的，疆域的一统，至汉武帝始全功，现在人曰汉人，学曰汉学，土曰汉土，俱是最合理的名词，不是偶然的。秦以前本不一元，自然有若干差别。人疑生庄周之土不应生孔丘。然如(第一认清中国非一族一化，(第二认清即一族一化之中亦非一俗，则其不同亦甚自然。秦本以西戎之化，略收点三晋文俗而统一中国。汉但接秦，后来鲁国齐国又渐于文化上发生影响。可如下列看：
统一中国之国家者——秦。
统一中国之文教者——鲁。
统一中国之宗教者——齐。
统一中国之官术者——三晋。
此外未得发展而压下的东西多得很啦。所以我们觉得汉朝的物事少方面，晚周的物事多方面。文化之统一与否，与政治之统一与否相为因果；一统则兴者一宗，废者万家。
五 补说（《春秋》与《诗》）
承颉刚寄我《古史辨》(第一册，那时我已要从柏林起身，不及细看。多多一看，自然不消说如何高兴赞叹的话，前文已说尽我所能说，我的没有文思使我更想不出别的话语来说。现在只能说一个大略的印象。
最可爱是那篇长叙，将来必须更仔细读他几回，后面所附着(第二册拟目，看了尤其高兴，盼望的巴不得马上看见。我尤其希望的是颉刚把所辨出的题目一条一条去仔细分理，不必更为一般之辨，如作“原经”一类文章。从(第二册拟目看来，颉刚这时注意的题目在《诗》，稍及《书》。希望颉刚不久把这一堆题目弄清楚，俾百诗的考伪孔后更有一部更大的大观。
我觉得《春秋三传》问题现在已成熟。可以下手了。我们可以下列的路线去想：
（一）《春秋》是不是鲁史的记载？这个问题很好作答，把二百多年中所记日食一核便妥了。
（二）《左氏》经文多者是否刘歆伪造？幸而哀十四年有一日食，且去一核，看是对否。如不对，则此一段自是后人意加。如对，则今文传统说即玄同先生所不疑之“刘歆伪造”堕地而尽。此点关系非常之大。
（三）孔子是否作《春秋》？此一点我觉得竟不能决，因没有材料。但这传说必已很久，而所谓公羊春秋之根本思想实与《论语》相合。
（四）孟子所谓《春秋》是否即今存之断烂朝报？此一段并非不成问题。
（五）《春秋》一名在战国时为公名，为私名？
（六）《公羊传》思想之时代背景。
（七）《公羊》大义由《传》，《繁露》，到何氏之变迁，中间可于断狱取之。
（八）《谷梁》是仿《公羊》而制的，或者是一别传？
（九）《史记》与《国语》的关系。
（十）《史记》果真为古文家改到那个田地吗？崔君的党见是太深的，决不能以他的话为定论。
（十一）《左氏传》在刘歆制成定本前之历史。此一端非常重要。《左传》决不是一时而生，谅亦不是由刘歆一手而造。我此时有下一个设想：假定汉初有一部《国语》，又名《左氏春秋》，其传那个断烂朝报者实不能得其解，其间遂有一种联想，以为《春秋》与《国语》有关系，此为(第一步。不必两书有真正之银丁扣，然后可使当时人以为有关系，有此传说，亦可动当时人。太史公恐怕就是受这个观念支配而去于《史记》中用其材料的，这个假设小，康崔诸君那个假设太大。公羊学后来越来越盛，武帝时几乎成了国学。反动之下，这传说亦越进化，于是渐渐的多人为《国语》造新解，而到刘向刘歆手中，遂成此“左氏传”之巨观。古文学必不是刘歆一手之力，其前必有一个很长的渊源。且此古文学之思想亦甚自然。今文在当时成了断狱法，成了教条，成了谶纬阴阳，则古文之较客观者起来作反动，自是近情，也是思想之进化。
（十二）《左传》并不于材料上是单元。《国语》存本可看出，《国语》实在是记些语。《左传》中许多并不是语，而且有些矛盾的地方。如吕相绝秦语文章既不同，而事实又和《左传》所记矛盾。必是当年作者把《国语》大部分采来做材料，又加上好些别的材料，或自造的材料。我们要把他分析下去的。
（十三）《左传》《国语》文字之比较。《左传》《国语》的文字很有些分别，且去仔细一核，其中必有提醒人处。
（十四）东汉《左氏》传、说之演进。《左氏》能胜了《公羊》，恐怕也有点适者生存的意思。今文之陋而夸，实不能满足甚多人。
（十五）古《竹书》之面目。
现在我只写下这些点。其实如是自己作起功来，所有之假设必然时时改变。今文古文之争，给我们很多的道路和提醒。但自庄孔刘宋到崔适，都不是些极客观的人物，我们必须把他所提醒的道路加上我们自己提醒的道路。
现在看诗，恐怕要但看白文，训诂可参考而本事切不可问。大约本事靠得住的如《硕人》之说庄姜是百分难得的；而极不通者一望皆是。如君子偕老为刺卫宣姜，真正岂有此理。此明明是称赞人而惜其运命不济，故曰“子之不淑”，犹云“子之不幸”。但论白文，反很容易明白。
诗的作年，恐怕要分开一篇一篇地考定，因为现在的“定本”，样子不知道经过多少次的改变，而字句之中经流传而改变，及以今字改古字，更不知有多少了。颂的作年，古文家的家论固已不必再讨论。玄同先生的议论，恐怕也还有点奉今文家法罢？果如魏默深的说法，则宋以泓之败绩为武成，说“深入其阻，裒荆之旅”，即令自己不砚厚脸皮，又如何传得到后人。且殷武之武，如为抽象词，则哀公亦可当之，正不能定。如为具体词，自号武王是汤号。且以文章而论，《商颂》的地位显然介于邹鲁之间，《周颂》自是这文体的初步，《鲁颂》已大丰盈了。假如作《商颂》之人反在作《鲁颂》者之后，必然这个人先有摹古的心习，如宇文时代《制诰》仿《大诰》，《石鼓》仿《小雅》，然后便也。但即令宋人好古，也未必有这样心习。那么，商颂果真是哀公的东西，则鲁颂非僖公时物了。玄同先生信中所引王静庵先生的话，“时代较近易于摹拟”，这话颇有意思，并不必如玄同先生以为臆测。或者摹拟两个字用得不妙。然由周颂到商颂，由商颂到鲁颂，文体上词言上是很顺叙，反转则甚费解。
《七月》一篇必是一遗传的农歌；以传来传去之故，而成文句上极大之corruption，故今已不顺理成章。这类诗最不易定年代，且究是《豳风》否也未可知。因为此类农歌，总是由此地传彼地。《鸱鸮》想也是一个农歌；为鸟说话，在中国诗歌中有独无偶。东山想系徂东征戍者之词，其为随周公东征否则未可知。但豳风的东西大约都是周的物事，因为就是《七月》里也有好些句与《二南》《小雅》同。《大雅》《小雅》十年前疑为是大京调小京调。风雅本是相对名词，今人意云雅而曰风雅，实不词（杜诗“别裁伪体亲风雅”），今不及详论矣。
破斧恐是东征罢敝国人自解之言如是。后人追叙，恐无如此之实地风光。破斧如出后人，甚无所谓。下列诸疑拟释之如下：
如云是周公时物，何以《周诰》如彼难解，此则如此易解：答，诰是官话，这官话是限于小范围的，在后来的语言上影响可以很小。诗是民间通俗的话，很可以为后来通用语言之所自出。如蒙古白话上谕那末不能懂，而元曲却不然，亦复一例。且官书写成之后，便是定本，不由口传。诗是由口中相传的，其陈古的文句随时可以改换，故显得流畅。但虽使字句有改换，其来源却不以这字句的改换而改换。
周公东征时称王，何以……（未完）
抄到此地，人极倦，而船不久停，故只有付邮。尾十多张，待于上海发。
抄的既潦草，且我以多年不读中国书后，所发议论必不妥者多，妥者少。希望不必太以善意相看。
颉刚案：傅孟真先生此书，从1924年1月写起，写到1926年10月30日船到香港为止，还没有完，他归国后，我屡次催他把未完之稿写给我；无奈他不忙便懒，不懒便忙，到今一年余还不曾给我一个字。现在周刊需稿，即以此书付印。未完之稿，只得过后再催了。书中看不清的草书字甚多，恐有误抄，亦俟他日校正。
一九二八、一、二
（原文刊载于1928年1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二集(第十三、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