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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策:先秦诸子与史记评述

第36章 与颉刚论古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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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一个名词之下,有甚多不同的含义。西周的封建,是开国殖民,所以封建是谓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西汉的封建是割裂郡县,所以这时所谓封建但是一地理上之名词而已。宗周或以灭国而封建,如殷、唐等;或以拓新土而封建,如江汉。其能封建稍久的,在内则公室贵族平民间相影响成一种社会的组织。其中多含人民的组织。人民之于君上,以方域小而觉亲,以接触近而觉密。试看《国风》那时人民对于那时公室的兴味何其密切。那时一诸侯之民,便是他的战卒,但却不即是他的俘虏。这种社会是养成的。后来兼并愈大,愈不使其下层人民多组织(因为如此最不便于虏使)。其人民对于其公室之兴味,愈来愈小。其为政者必使其人民如一团散沙,然后可以为治。如秦始皇之迁天下豪杰于咸阳,即破除人民的组织最显明的事。封建社会之灭,由于十二国七国之兼并,秦只是把六国灭了罢了。封建的社会制早已亡,不待秦。

中国之由春秋时代的“家国”演进为战国时代的“基于征服之义”之国,是使中国人可以有政治的大组织,免于匈奴鲜卑之灭亡我们的;同时也是使中国的政治永不能细而好的。因为从战国秦的局面,再一变,只能变到中央亚细亚大帝国之局面,想变到欧洲政治之局面是一经离开封建制以后不可能的。(从蒙古灭宋后,中国的国家,已经成了中央亚细亚大帝国之局面了。唐宋的政治虽腐败,比起明清来,到底多点“民气”。)

在汉初年,假如南粤赵氏多传一百年,吴濞传国能到宣元时,或者粤吴重新得些封建社会的组织。但国既那末大,又是经过一番郡县之后,这般想是甚不自然的。汉初封建只是刘家家略,刘邦们想如此可以使姓刘的长久,遂割郡县以为国。这是于社会的组织上甚不相涉的。顶多能够恢复到战国的七雄,决不能恢复到成周春秋之封建。封建之为一种社会的组织,是在战国废的,不是在秦废的。汉未尝试着恢复这社会的组织,也正不能。

我觉得秦国之有所改变,只是顺当年七国的一般趋势,不特不曾孤意的特为改变,而且比起六国来反为保守。六国在战国时以经济之发展。侈靡而失其初年军国之精神(特别是三晋),秦国则立意保存,从孝公直到秦皇。

汉初一意承秦之续,不见得有一点“调和二者”的痕迹。这层汉儒是很觉得的。太史公把汉看得和秦一般,直到王莽时,扬雄剧秦美新,亦只是剧汉美新耳。东汉的儒家,方才觉得汉不是秦。

儒家虽由汉武定为国教,但儒家的政治理想,始终未完全实现。东汉晚年礼刑之辨,实是春秋理想与战国理想之争,鲁国理想与三晋理想之争。鲁国以国小而文化久,在战国时也未曾大脱春秋时封建气。儒家的理想,总是以为国家不应只管政刑,还要有些社会政策,养生送死,乃至仪节。三晋思想总是以为这都非国家所能为、所应为,国家但执柄。其弊是儒家从不能有一种超予ethics的客观思想,而三晋思想家所立的抽象的机作,亦始终不可见,但成君王之督责独裁而已。

近代最代表纯正儒家思想者,如顾亭林,其封建十论,何尝与柳子厚所论者为一件事。柳子厚的问题是:封建(即裂土,非成俗)于帝室之保全,国内之秩序为便呢,或是但是郡县?亭林的问题是:封建(即成俗,非裂土)能安民或者郡县?亭林答案,以为“郡县之弊其弊在上”必层层设监,愈不胜其监。刺史本是行官,旋即代太守,巡按本是行官,旋即代布政,愈防愈腐,以人民之中未有督责也。

中国离封建之局(社会的意义),遂不得更有欧洲政治的局面,此义我深信深持,惜此信中不能更详写下。

商鞅赵武灵王李斯实在不是一辈人。商鞅不是一个理想家,也不是一个专看到将来的人。他所行的法,大略可以分做四格:(一)见到晋国霸业时之军国办法,以此风训练秦国;(二)使警察成人民生活的习惯;(三)抑止财富的势力侵到军国。此亦是鉴于晋之颓唐;(四)使法令绝对的实行。商君到底是个三晋人。自孝公以来秦所以盛,我试为此公式:\"以戎秦之粗质,取三晋之严文\"。

商鞅这种变法,是与后来儒家的变成法家,如王莽,王安石等,绝然不同的。

赵武灵王不曾变法,只是想使人民戎俗而好战,以便开拓胡地中山,并以并秦。他是一个甚浪漫的人。但不见得有制度思想。

李斯的把戏中,真正太多苟卿的思想。荀卿所最痛言的“一天下建国家之权称”,李斯实现之。他的事作与商君的事作甚不类。商君是成俗,李斯是定权衡。

这些人不见得在当时即为“众矢之的”。我们现在读战国的历史,只能靠一部《史记》。《战国策》已佚,今存当是后人辑本(吴汝纶此说甚是),而这部《史记》恰恰是一部儒家思想的人做的。商君的人格,想也是很有力量而超越平凡的。看他答公孙痤之言,何其有见识而有担当。且后来一靠孝公,不为私谋,秦国终有些为他诉冤的人。即令有人攻击他,也必是攻击他的私人,不闻以他之法为众矢之的。

至于李斯,后人比忠者每称之。《史记》上有一个破绽,“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可见子长时人尚皆称许李斯,非子长一人在《史记》上作翻案文章耳。子长最痛恨公孙弘,最看不起卫霍一流暴发户,最不谓然的是好大喜功,故结果成了一部于汉武帝过不去的谤书。他这“一家之言”,我们要留神的。

陈涉造反,尚用扶苏的名义,可见当时蒙将军之死,必是世人歌泣的一件事。蒙氏有大功,而被大刑,不合太史公的脾胃,把他一笔抹杀,这岂能代表当年的舆论哉。如果《史记》有好处,必是他的“先黄老而后六经,退处士而进奸雄,羡货利而羞贱贫”。但头一句尚是他的老子的好处,他的儒家思想之重,使这书但成“一家之言”。假若现在尚有当年民间的著述,必另是一番议论。我们现在切不可从这不充足的材料中抽结论。

到了后世甚远,儒家思想,儒家记载,专利了。当年民间真正的舆论,就不见了。

宋前曹操在民间的名誉不坏,从宋起,儒家思想普及民间,而曹公变为“众矢之的”。当年何曾是如此的。

以上一气写下,一时想到者,意实未尽也。

弟斯年十五、十一、廿八。

颉刚兄:

兄(第六信提出一事,弟于上次信叙了我的意思很多。我现在补说下列几句:

中国社会的变迁,在春秋战国之交,而不在秦。七国制,秦制,汉制,都差不多。其得失存亡,在政而不在制。

商鞅一般人不见得在当时受恶名,我又举下列两事:(一)李斯上书,举商君以为客之益秦之例;(二)公孙衍、张仪,孟子的学生大称之,大约是当时时论,而遭了孟子大顿骂。孟子是儒家,不见得能代表当时时论。

有一人颇有一部分像商君者,即吴起,在其能制法明令以强国。而吴起所得罪的人,也正是商君所得罪的,即是当时的贵族。大约战国初年的趋势,是以削贵族的法子强国。

弟斯年十五、十二、七。

(原文刊载于1927年11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六期)

评“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

颉刚兄:

这篇文章的思想,和我上次信上的意思大致相同,这是很可快乐的事。但是最好还是希望我们的想头不同,才有争论。

这篇文章里,我也有几点与你所说小异:

(一)孔子不见得是纯粹的这么一个君子,大约只是半个君子而半个另是别的。孔子也骂君子,是你也举的。《论语》上有好些话出于君子之外。至于“他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这话恐怕不尽然。《论语》上先有这么些政治的意味的话。

(二)古文一派恐不始于向、歆。我的书太不熟,七年国外,忘得光光。我所记得的最早古文思想,是东方朔对武帝话,以周公为丞相,孔丘为御史大夫。但这话也正出于《汉书》,实不能取为确据。有了董仲舒一流之巫师,则古文一种较national的东西必起来本无疑也。

(三)兄谓“宗教一面的材料没有寄顿之处,就改拉了老子做教主成就了道教。……孔子就成了士大夫的先师了”。这话大致很对。但最初拉老子的人,还是那些偏于古文的儒家,如王弼何晏等。黄巾道士并不拉老子。等着道士拉老子,恐是葛洪前后的事了。

孔子之政治思想,我认为甚紧要。内谈正名,外谈伯道,实是当前的大题目。伯道在孔子时没有一点坏意思。现在人想起伯来,便想到西楚伯王,遂误会了。

《论语》上孔子之修养彩色,恐亦是由《论语》之成就造成。《论语》当然是有子、曾子一派的。这派人总是少谈政事,多谈修养,好弄那些礼貌的架子。有子便是架子大家,大约是架子“似夫子”。我们就这一派人的传记看孔子,自然由这个角的perspective加重这一派人的彩色。

我有一个非常自信的成见,以为我们研究秦前问题,只能以书为单位,不能以人为单位。而以书为单位,一经分析之后,亦失其为单位。故我们只能以《论语》为题,以《论语》之孔子为题,不能但以孔子为题。孔子问题是个部分上不能恢复的问题,因为“文献不足征也”。否则汇集一切孔子说,如孙星衍所愿自效于他所想像以为七十二代文人者,亦正乱七八糟。今以《论语》的单位,尚可抽出一部分的孔子来,其全部分的孔子是不可恢复了。于墨子庄子等等俱如此,俱以书为单位,而于分析之后不勉强补苴罅漏。其有不能解决之问题“及史之阙文”而已。

弟斯年十五、十二、七。

(原文刊载于1927年12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七期)

与顾颉刚论古史书

颉刚足下:

我这几年到欧洲,除最初一时间外,竟不曾给你信,虽然承你累次的寄信与著作。所以虽在交情之义激如我们,恐怕你也轻则失望,重则为最正当之怒了。然而我却没有一天不曾想写信给你过,只是因为我写信的情形受牛顿律的支配,“与距离之自成方之反转成比例”,所以在柏林朋友尚每每通信以代懒者之行步,德国以外已少,而家信及国内朋友信竟是稀得极利害,至于使老母发白。而且我一向懒惰,偶然以刺激而躁动一下子,不久又回复原状态。我的身体之坏如此,这么一个习惯实有保护的作用救了我一条命。但因此已使我三年做的事不及一年。我当年读稽叔夜的信说他自己那样懒法,颇不能了解,现在不特觉得他那样是自然,并且觉得他懒得全不尽致。我日日想写信给你而觉得拿起笔来须用举金箍棒之力,故总想“明天罢”。而此明天是永久不来的明天,明天,明天……至于今天;或者今天不完,以后又是明天,明天,明天……这真是下半世的光景!对于爱我的朋友如你,何以为情!

私事待信末谈,先谈两件“努力周报”上事物。在当时本发愤想写一大篇寄去参加你们的论战,然而以懒的结果不曾下笔而“努力”下世。我尚且仍然想着,必然写出寄适之先生交别的报登,窃自比季子挂剑之义,然而总是心慕者季子,力困若叔夜,至今已把当时如泉涌的意思忘到什七八,文章是做不成的了,且把尚能记得者寄我颉刚。潦草,不像给我颉刚的信,但终差好于无字真经。只是请你认此断红上相思之字,幸勿举此遐想以告人耳。

(第一件是我对于丁文江先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一篇文章的意见。(以下见“评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文,不复载。)

其二,论颉刚的古史论。三百年中,史学,文籍考订学,得了你这篇文字,而有“大小总汇”。三百年中所谓汉学之一路,实在含括两种学问:一是语文学,二是史学,文籍考订学。这俩以外,也更没有什么更大的东西:偶然冒充有之,也每是些荒谬物事,如今文家经世之论等。拿这两样比着看,量是语文学的成绩较多。这恐怕是从事这类的(第一流才力多些,或者也因为从事这科,不如从事史学文籍考订者所受正统观念限制之多。谈语言学者尽可谓“亦既觏止”之觏为交媾,“握椒”之为房中药。

汉宋大儒,康成元晦,如此为之,并不因此而失掉他的为“大儒”。若把“圣帝明王”之“真迹”布出,马上便是一叛道的人。但这一派比较发达上差少的史学考订学,一遇到颉刚的手里,便登时现出超过语文学已有的成绩之形势,那么你这个古史论价值的大还等我说吗?这话何以见得呢?我们可以说道,颉刚以前,史学考订学中真正全是科学家精神的,只是阎若璩、崔述几个人。

今文学时或有善言,然大抵是些浮华之士;又专以门户为见,他所谓假的古文,固大体是假,他所谓真的今文,亦一般的不得真。所有靠得住的成绩,只是一部《古文尚书》和一部分的左氏、周官之惑疑(这也只是提议,未能成就);而语文那面竟有无数的获得。但是,这语文学的中央题目是古音,汉学家多半“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所以最大的成绩是统计的分类通转,指出符号来,而指不出实音来。现在尚有很多的事可作;果然有其人,未尝不可凌孔巽轩而压倒王氏父子。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可是从你这发挥之后,大体之结构已备就,没有什么再多的根据物可找。

前见晨报上有李玄伯兄一文,谓古史之定夺要待后来之掘地。诚然掘地是最要事,但不是和你的古史论一个问题。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这只是中国初期文化史。若关于文籍的发觉,恐怕不能很多。(殷墟是商社,故有如许文书的发现,这等事例岂是可以常希望的。)而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这是不能为后来的掘地所掩的,正因为不在一个题目之下。岂特这样,你这古史论无待于后来的掘地,而后来的掘地却有待于你这古史论。现存的文书如不清白,后来的工作如何把他取用。

偶然的发现不可期,系统的发掘须待文籍整理后方可使人知其地望。所以你还是在宝座上安稳的坐下去罢,不要怕掘地的人把你陷了下去。自然有无量题目要仔细处置的,但这都是你这一个中央思想下的布列。犹之乎我们可以造些动力学的theorem,但这根本是newton的。我们可以研究某种动物或植物至精细,得些贯通的条理,但生物学的根本基石是达尔文。学科的范围有大小,中国古史学自然比力学或生物学小得多。但他自是一种独立的,而也有价值的学问。你在这个学问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

去年春天和志希从吾诸位谈,他们都是研究史学的。“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恰被他把这个宝贝弄到手;你们无论再弄到什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我以不弄史学而幸免此危,究不失为‘光武之故人也’。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这事原是在别人而不在我的颉刚的话,我或者不免生点嫉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争执的地方;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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