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短记

一

譬如说，“《管子》书是假的”，这句话和说“《管子》书是真的”同样的有毛病。假如在后来历史观念作者观念大明之时，出了一部《管子》书；里面并不显然出来些管子的谥，桓公的谥，管子死后事，而题曰，“春秋时齐相颍川人管仲撰”，以问世，被人考核了一下子，原来是一部做了售世的书，这然后说，“这部书是假的”。若《管子》书中，引老子，引战国末年事，称桓公的谥法，称管仲的死后事，本是齐人托管子之功名而著之书，只是当时的一种文体，他自己先不曾说是真的，战国时也不会有题“齐相管仲撰”的事，又何劳我们答他曰“是假的”。

既有一个梁任公先生，硬说管子那个人做了《管子》那些书，便应该有人回答他说，管子不曾做了这些篇的一个字。说到这样好到这样。若进一步去说，管子书是假的，则先须假定战国时人已有精严的著者观念，先须假定战国时这些篇出来的时候上边写着“齐桓公相管仲撰”。这样假定当然是不可以的。

《管子》这部书现在所见的集合，乃是刘向的事，其中篇章是齐学之会集，书中直接称道管仲的篇章，在战国托于人而出来，也不过是自尸为管仲之学之后世，别人叙论他，也不过可说“慎轻重，贵权衡，因祸为福，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齐人闻管仲之传说而悦之，作为……”果然我们充管仲晏子是假书一类话，则《国语》《论语》《孟子》《墨子》《庄子》等等无不是假书，因为《国语》当然不是孔子所称之左丘明写的，《论语》当然没有一个字是孔子写的，《孟子》书称梁惠王襄王之谥当然也是他的弟子记的。《墨子》中最墨子者，也劈头就说“子墨子言曰”，中间又说“是以子墨子言曰”。《庄子》更是汉规人所集合，魏晋人所编印的。

那么，真书只剩了“吕览”，还要减去月令了。若说这些书里有些真话，真材料，则我们又焉能保管晏书中没有一点真话，真材料，一初都是度的差别罢了。我们这样adabsurdum一看，可以确知我们切不可以后来人著书之观念论战国文籍。总而言之：

（1）战国时“著作者”之观念不明了。

（2）战国时记言书多不是说者自写，所托只是有远有近有切有不相干罢了。

（3）战国书除《吕览》外，都只是些篇，没有成部的书。战国书之成部，是汉朝人集合的。

这层意思，我们反复说来好像不厌其详者，实因为了解战国文籍之成书性，是分析战国文籍的一个前提。

二　记言—著论—成书

著述脱离了官书的地步，而成私人著作，我们现在可见之最早者，是《论语》。《论语》是记言的。《论语》的体裁现在看了未免奇怪，除很少的几段记得较丰充以外，每一段话，只记几句，前无因，后无果。在我们现在固已不知春秋末年情景，其不懂得，犹可说，乃汉儒对于《论语》上的话，也有好些像是不懂得何所为而发的样子。且如“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一类的话，若不附带着“本事”，不和“丧欲速贫，死欲速朽”发生同样的误会吗？（见《檀弓》）记言记到没头没尾，不附带口说便使人不懂得，而一经辗转，便生误会，决然不是一种妥当的记言法。

再试看《论语》中的言，每段常含蓄很多的意思，有时显出语长而所记者短的样子。且《论语》成书大约在曾子弟子时去孟子时已不远，孟子便是那样汪洋大论，虽说孟子是个“战国辩士”，谈言微中与信口开合者不同，然孔子也是靠说话而做东西南北之人者，若他说的话都像《论语》所记那样子，恐怕他所专要见的公侯上大夫下大夫中，懂得他的真少啦！这样看来，《论语》成书时代，文书之物质尚难得，一段话只能写下个纲目，以备忘记，而详细处则凭口说。到了战国中年，文书的工具大便宜了，于是乎记长篇大论如《孟子》《庄子》书那样子的可能了遂由简约的记言进而为铺排的记言，更可成就设寓的记言。记言是战国文体的初步。《论语》，《孟子》，《庄子》中若干部分，《晏子》，《管子》中若干部分，墨子书中的演说体，以及兼记事记言的《国语》都属于这一类。

但一段思想不必有机会言之而出，而假设的记言有时不信人，有时又大费事，于是乎舍去记言之体而据题抒论。《史记·吕不韦列传》，“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现在看荀卿的书，好些不是记言，而是据题为论者，这样著篇，实是记言之一变，由对语（dialogue）进而为单语（monologue）这样体裁，恐怕战国中期才有。现存战国末年书，如《商君书》，《荀子》，《韩非子》及《管子》之一部，大体上属于这一类。这是战国诸子文体演进之(第二步。

著论虽已不是记言，但独立的论，仍然只有篇的观念，没有书的观念。战国晚年五德六数之义盛行，人们著书当趋于系统化。慎到著十二论（见《史记》），这个数目是很整齐的，而又以齐物为首（见《庄子·天下篇》），或者这是做全部书的开始。但我们现在不见慎子全书，不能作决定。而吕不韦之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乃成一部全始要终的书，不是些散篇了。八览六论十二纪，六为秦之圣数，八则卦数，十二则记天之数，这三个数八、六、十二，也都是在当时有意义的整数。

这部吕氏真是中国(第一部整书，以前只是些散篇而已。这个体裁虽始于战国末，然这样的系统著作尚非依傍大财力不可，故汉朝人之继续者，始有刘安，在体裁上《淮南子》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的《吕氏春秋》。

太史公未必富，但有异常的精力，也许武帝时文书的物质更廉了，于是百三十篇又是一部要去贯天地人的通书。十表像天干，十二本纪像地支，书八章像八卦，三十世家取老子三十幅共一毂之语，七十列传之数亦取一个丰长的整数。从此以后，系统的著书乃更多，《周礼》之成书，一往整齐，卜筮如《太玄》，续子长者如《汉书》，乃至字书之《说文解字》，都在那里有始有终，托于系统哲学啦。

更把上文写成一表如下：

记言之书——→成篇之书——→系统之书

（一）因受文书材料之限制但记一言之纲目者如《论语》

（二）丰长的记言如《孟子》

（三）托言如《庄子》

（四）故事之制作如《韩子说林》

由托言一变即成著论

由著论之相为终始即成一系之书

苏格拉底有语无文，犹之孔子时。柏拉图依师说散为无穷无尽之对语，对语亦记言。亚里士多德乃真著书。在中国一二百年中之变迁，在希腊则师生三代各代表之，这颇是一个文体进化的平行现象。

问曰：因文体之演进，文辞之内容会不会受影响的？答曰：这是不免的。文辞之由记言而著论，由著论而成书，是由自然的话语到了较不自然的断饰辞句。说话固可以抽象，然总不能忘了听的人之直接了解。说话固可以铺排，然总不能忘了听的人之捉摸得住。一经离了纯粹记言的地位，文法可以代语法，泛词可以代切词。战国子书中颇有不少白话，而《荀子》已是很简约的文言，《吕氏春秋》已有些无话说话的油腔滑调，人汉而著作者，便都是文言了。（此处用文言，乃如所谓kunstsprache，与古文不同。）

附：《庄子·天下篇》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知，薰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有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釐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已之大顺。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护，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

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

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若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坚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

墨翟、禽滑釐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虽然，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寇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欢，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

虽然，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曰：“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图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适至是而止。

公而不当，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

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巳，泠汰于物，以为道理。曰：“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敬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豪桀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

田骈亦然，学于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师曰：“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风窢然，恶可而言？常反人，不见观，而不免于断。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虽然，概乎皆尝有闻者也。

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关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尝先人而常随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岿然而有余，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虽辞虽参差，而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厤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之，此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卵有毛。鸡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山出口。轮不踞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长于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牛三。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

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

惠施日以其知与人之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谈，自以为最贤；曰：“天地其壮乎！”施存雄而无术。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弱于德，强于物，其涂隩矣！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蚉一?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惠施之才，殆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