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樂府多關於社會問題之作，將以“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白居易《與元九書》）。郭茂倩云：“新樂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辭實樂府，而未嘗被於聲，故曰新樂府也。”（《樂府詩集》）

自杜甫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奉先詠懷》）之詩，而社會問題，始引起詩人之注意。同時元結（字次山，河南人）作《舂陵行》、《賊退示官吏》等篇，關心民瘼；杜甫引爲同調，謂“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同元使君舂陵行序》）。結以爲民生之凋敝，在於官吏之不恤民隱，故其詩云：“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絶人命，以作時世賢？”（《賊退示官吏》）當時百姓對於官吏之畏懼心理，亦於其詩中充分表出。其《喻瀼西鄉舊游》云：“往年在瀼濱，瀼人皆忘情。今來游瀼鄉，瀼人見我驚。我心與瀼人，豈有辱與榮？瀼人異其心，應爲我冠纓。”可以窺見其時社會景況。而官吏魚肉百姓之故，則在“近年更長吏，數月未爲速”（《喻常吾直》）。詩人之注意社會問題，而表現於詩歌，蓋以元杜二家爲最早。結又作《閔荒詩》，假隋人《冤歌》，以寓規諷之義。又有《系樂府》十二首，並托興風人，爲元白新樂府之先聲。當天寶亂事未起之先，社會已呈崩潰之象，結詩所表現，真不愧爲有“時代精神”者矣。

天寶亂後，社會復歸小康；大曆（代宗）、長慶（穆宗）間，藩鎮跋扈，演成割據之局。人民困於官吏之誅求，政府不思救濟，於是社會形成兩大階級，而民生日趨凋敝。詩人惻然不忍，乃起而從事於新樂府運動，以代抒冤抑；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王建（字仲初，潁川人）其尤著者也。

籍與韓愈、孟郊、元稹、白居易，並有往還，與愈交誼尤篤，而作風自異。居易稱其詩云：“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讀張籍古樂府》）居易於韓孟詩，不稍稱説，獨對籍服膺如是；其意固以杜甫、元結而後，“但歌生民病”者，惟籍爲然也。籍詩有反對資本主義者，如《山農詞》、《賈客樂》等篇是；有反抗統治階級者，如《廢宅行》是；有討論婦女問題者，如《妾薄命》、《離婦》等篇是（參考胡適《白話文學史》）。兹舉《廢宅行》一篇以示例：

胡馬崩騰滿阡陌，都人避亂唯空宅。宅邊青桑垂宛宛，野蠶食葉還成繭。黄雀啣草入燕窠，嘖嘖啾啾白日晚。去時禾黍埋地中，饑兵掘土翻重重。鴟鴞養子庭樹上，曲墻空屋多旋風。——亂後幾人還本土？惟有官家重作主！

建與籍厚善，其送籍歸江東詩云：“君詩發大雅，正氣回我腸。”又云：“出處兩相依，如彼衣與裳。”二人作風，亦正相似。建所爲樂府，多爲農工代抱不平，而致慨乎社會制度之不良，思有以改革之。集中有寫男工之痛苦者，如《水夫謡》、《水運行》等篇是；有寫女工之痛苦者，如《簇蠶辭》、《當窗織》、《織錦曲》等篇是。其尤動人者，如《簇蠶辭》之末段：

三日開箔雪團團，先將新繭送縣官。已聞鄉里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著？

《當窗織》之末段：

草蟲促促機下啼，兩日催成一匹半。輸官上頭有零落，姑未得衣身不著！當窗卻羨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

此等詩並富社會主義色彩，所謂“爲事而作，爲人而作”，與元白同其旨歸者也。

與張王先後作新樂府者，尚有顧況（字逋翁，海鹽人）。況欲以古詩三百篇之體制爲新樂府，有《補亡訓傳》十三章；其《囝》一章，序云：“哀閩也。”（囝音蹇，閩俗呼子爲囝，父爲郎罷）其末段云：

郎罷别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勸不舉。不從人言，果獲是苦。”囝别郎罷，心摧血下：“隔地絶天，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罷前！”

胡適以爲充滿嘗試精神（《白話文學史》），其風格則與古樂府《孤兒行》相近者也。

孟郊以窮愁詩人，間作新樂府，如《織婦辭》中之“如何織紈素，自著藍縷衣！”極似張王風格。其《寒地百姓吟》：

無火炙地眠，半夜皆立號。冷箭何處來？棘針風騷騷。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高堂捶鐘飲，到曉聞烹砲。寒者願爲蛾，燒死彼華膏。華膏隔僊羅，虚繞千萬遭。到頭落地死，踏地爲游遨。游遨者是誰？君子爲鬱陶。

上承杜甫，下開元白，描寫之刻摯，視諸家似有過之。惜郊未能放大眼光，專從此方發展，致有“詩囚”（元好問説）之目，轉令張王獨作社會詩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