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伴音樂舞蹈而俱生，爲人類發抒情感之利器；世界各民族，其文學發展之程序，蓋未有早於詩歌者。《樂記》云：“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漢書·藝文志》所謂“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是也。《詩大序》更暢論其發達之原因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蓋自人類語言開始以來，即有詩歌産生之可能性。沈約所謂：“雖虞夏以前，遺文不睹，禀氣懷靈，理或無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宋書·謝靈運傳論》）
在昔文字之制作，未臻於完善，民間有所謳詠，亦僅口耳相傳。《三百篇》以前，所有作品，多出後人僞托，無可徵信，且付“闕如”。周代尚文，始立採詩之官。《漢書·食貨志》云：
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
此種制度，雖起自何王，終於何代，無可稽考；而《三百篇》中所包涵之三頌、二雅、十五國風，即以近人之考證言之，《周頌》爲周代初年作品，《商頌》爲宋詩，《魯頌》爲魯詩，二雅、十五國風，大抵皆作於周代；然論時代則至少亦五六百年，論地域則有雍、冀、豫、青、兗諸州之國，不有專司其事者爲之搜集整理，孰全著之竹帛，被諸管弦？且孔子既有“詩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史記·孔子世家》）之事，則《三百篇》之結集，殆出於周代之“大師”無疑。
《三百篇》雖間有雜言，如三言之“振振鷺，鷺於飛”，五言之“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六言之“我姑酌彼金罍”，七言之“交交黄鳥止於桑”，九言之“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摯虞《文章流别論》）。三五言調之“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二四言調之“魚麗於罾，鱨鯊”，六七言調之“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藥園閒話》）之類，然率以四言爲主。其形式之由散趨整，亦足見其曾經潤色，匪盡里巷歌謡之真面。所謂“風”“雅”“頌”之區别，據《詩·大序》：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朱熹《詩經集注序》則云：
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謡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
近人則以“風”屬之民衆文學，“雅”屬之朝廷文學，“頌”屬之廟堂文學（陳鍾凡《中國韻文通論》）。而“風”有十五國：其周、召二南及王、豳、同出於周，邶、鄘並於衛，合之檜、魏、陳、齊、衛、唐、曹、鄭、秦，又各因其地勢風俗之不同，而異其風格。約而言之，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多言農桑衣食，車馬田狩之事。唐魏居河東，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其詩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鄭土狹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齊居海濱，其詩舒緩（説詳《漢書·地理志》）。以人民生活狀況，反映於詩歌，其作風上之差别乃如此；而諸國風除助詞順各方之語氣，稍有變化外，其語言文字，仍歸一致；則風詩之曾經潤色，殆無可疑。
風詩既出於里巷歌謡，其作者多不可考。惟毛傳以《豳風》中之《七月》、《鴟鴞》、《東山》三篇爲周公旦作，其描寫技術，實較其他國風爲精進。吾人苟承認雅頌爲多出於士大夫之手，所有長篇巨製，與里巷歌謡，形式上截然殊致，則以《七月》等篇爲出周公手，庶幾近之。《七月》描寫農家生活，於嚴肅態度中，間出以詼諧。如：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於雜叙家常瑣屑之内，着此富於情調之筆，與《東山》有異曲同工之妙，不得謂爲偶然。兹舉《東山》全篇如下，以見風詩之一斑：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於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場，熠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於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於今三年！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耀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阮元謂：“三頌各章皆是舞容，故稱爲頌。若元以後戲曲，歌者舞者與樂器全動作也。風雅則但若南宋人之歌詞彈詞而已，不必鼓舞以應鏗鏘之節。”（《揅經室集·釋頌》）頌多用於郊廟祭祀，作者宜爲貴族，而技術往往劣於風雅。又如《周頌》中之《清廟》一章八句，《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時邁》一章十五句，皆全篇無韻（詳見顧炎武《詩本音》）。或謂風雅之用韻者，其聲促；頌不用韻，其聲緩（《韻文通論》引王國維説）。然在文學上之價值，頌固不逮風雅遠甚，以詩歌原以抒情爲主也。
大小雅有祝頌讚美之辭，有祭祀燕飲之詩，而其中最可注意者，厥爲史詩之發展。如大雅《生民》之美后稷，《公劉》之美公劉，《綿》之美大王，《皇矣》之美文王，《大明》之美武王，於姬周之先世史迹，描寫恒有動人之處。又如大雅《江漢》叙宣王命召虎征淮夷之事，《常武》叙宣王命皇父征淮徐之事，小雅《出車》叙厲王時南仲伐玁狁之事，《采芑》叙宣王時方叔伐荆蠻之事，《六月》叙宣王命尹吉甫征玁狁之事（參看陸侃如《詩史》上），並能將東遷以前之王室大事，加以鋪張之叙述。雖不足以躋身於世界著名史詩之林，而周代文學與武功之發展情形，於此足覘之矣。
《三百篇》爲周代詩歌之總匯，亦即中國純文學之總泉源。後來之抒情詩與叙事詩，咸由風雅導其先路。其在當世，《三百篇》並爲入樂之章，益以孔子之提倡，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論語》）經數百年之醖釀，而詩歌有此大結集，不可謂非中國文學史上之無上光榮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