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在中国人生活里关系特重，尽人皆知；与西洋对照，尤觉显然。现在要追问其缘何如此。冯友兰先生近着《新事论》中有“说家国”一篇，似在解答此问题。他大致是本于唯物史观，以生产方法不同来解释底，兹摘引原文，以见大意：在某种底生产方法之下，社会必须有某种组织，人必须有某种行为。对于人此种行为之规定，即是道德。（中略）生产方法不是人所能随意采用者，因为用某种生产方法，必须用某种生产工具。如某种生产工具尚未发明，即不能用某种生产方法，人亦不知有某种生产方法。所以生产方法随着生产工具而定，社会组织随着生产方法而定，道德随着社会组织而定。生产方法不是人所能随意采用者，所以社会组织及道德亦不是人所能随意采用者。

在未经产业革命底地方，无论是东方是西方，生产方法在某一阶段内，都是以家为本位。用以家为本位底生产方法，即所谓生产家庭化。有以家为本位底生产方法，即有以家为本位底生产制度。有以家为本位底生产制度，即有以家为本位底社会制度。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制度中，所有一切底社会组织均以家为中心。所有一切人与人底关系，都须套在家底关系中。在旧日所谓五伦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于家底伦已占其三。其余二伦，虽不是关家者，而其内容亦以关于家底伦类推之。如拟君于父，拟朋友于兄弟。

经过产业革命底生产方法，主要是用机器生产。用机器生产，必需大量生产。（中略）所用底工人，不是老板的家人，而是从社会上来底人。它的出产，不是供他的家用，而是供社会之用。此便是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方法，亦谓之生产社会化。（中略）一个人如生在一个生产社会化底社会里，他的生活完全与上述之人不同。……他的行动，既不能以家为本位，亦不必以家为本位。卢作孚先生于中国人生活之欹重家庭，言之最为透切；但于其所以然，却言之甚略。他只这样说：因为农业民族的经济单位，非常简单；简单到一个经济单位只需要一个家庭。所以农业民族底社会生活，就是家庭生活。

纵然有时超越了家庭的范围，然而亦是由家庭关系扩大底。第一扩大为家庭的关系。第二由父的家族母的家族联络而为姻戚的关系。第三由家庭的接近而有乡里的关系。第四由个人及家人的往来而有朋友的关系。综合起来：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底社会生活；亲戚乡里朋友的关系，是中国人第二重底社会生活。这两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社会的道德条件国家的法律制度卢着《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生活书店出版第四页……此视冯说不过更加简单粗略，其意并无二致。本来经济（生产、农业在内）足以影响一切，事理甚浅，一般人皆容易看到。所以他们的说话，约可以代表一般，我们应予检讨。

中国人特重家庭伦理，虽相沿自古，但各时各地亦有变化不同。例如战国时就有相当变动，特别是商鞅变法底秦国：商君远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三岁，秦俗日败。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假父耰杖彗耳，虑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帚，虑立讯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念罪，非有储理也。亦不同禽兽仅焉耳。《贾谊新书》卷三《时变》篇。当时商君的意思，是站在国家立场要打破家族使个人直接隶国家（关于这一点证据甚多），奖励耕战，用以对外。其倾向正与欧洲相合，但那时生产工具生产方法有没有改进，却难详考。怕不见得是由生产力而决定其上层建筑底罢？相反地，或者倒是由法制（上层建筑）而影响于经济，影响于生产！

再举第二个例。欧洲的瑞士，于一九〇七年新颁民法，颇重家庭制度商务印书馆出版程树德着《国故谈苑》第二四○页，程为法学名家……在其三三一条以下，特置家权一节，其最重要者为家产共有。且于亲权外并立家长权。但我们能不能说瑞士这时候还没有经过产业革命呢？

还有在另文中，我们说到西北如甘肃等地方回民汉民杂处，其道德习惯互异恰可得一对照。汉人一家一家散漫自由；回民则生活于其宗教团体规律之中。我们又能不能指出其生产工具生产方法有何不同呢？

从上面三个事例来看，家庭在中国人生活里之特重，明明不是“生产家庭化”这一点可以解释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