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上】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乱，以济其所不足。不诬治以为乱，不援乱以为治。援乱以为治，是愚其君也；诬治以为乱，是胁其君也。愚君胁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徼幸也。故莫若言天下之诚势，请言当今之势。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言事者，为大则曰无乱，为异则曰有变。以为无乱，则可以无所复为，以为有变，则其势常至于更制，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计也。今世之弊，患在欲治天下而不立为治之地。夫有意于为治而无其地，譬犹欲耕而无其田，欲贾而无其财，虽有锄车马、精心强力，而无所施之。故古之圣人将治天下，常先为其所无有而补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无患而后徜徉翱翔，惟其所欲为而无所不可，此所谓为治之地也。为治之地既立，然后从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以菽而生菽，艺之以松柏梧贾，丛莽朴，无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义，动之以礼乐，安而受之而为王；齐之以刑法，作之以信义，安而受之而为霸；督之以勤俭，厉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为强国。其下有其地而无以施之，而犹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伥伥然无地而施之，抚左而右动，镇前而后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给。故夫王霸之略，富强之利，是为治之具而非为治之地也。有其地而无其具，其弊不过于无功。有其具而无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齐。然其能有立于世，未始不先为其地也。古者伏羲、神农、黄帝既有天下，则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妇，联其兄弟，殖之五种，服牛乘马，作为宫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养，死有以葬，欢乐有以相爱，哀戚有以相吊，而后伏羲、神农、黄帝之道得行于其间。凡今世之所谓长幼之节、生养之道者，是上古为治之地也。至于尧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阙而时补之。故尧命羲和历日月以授民时，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驱鸟兽以安民生，命弃播百谷以济民饥。三代之间，治其井田沟洫步亩之法、比闾族党州乡之制，夫家卒乘车马之数，冠昏丧祭之节，岁时交会之礼，养生除害之术，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后施其圣人之德。是故施之而无所龃龉。举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为治之地，而望人之德不与也。故周之衰也，其《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厉之际天下乱矣，而文、武之法犹在也。文、武之法犹在，而天下不免于乱，则幽、厉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遗法尚在，故天下虽乱而不至于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坏，欲为治者，无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无楫而浮乎江湖，幸而无振风之忧，则悠然唯水之所漂，东西南北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风则覆没而不能止。故三季之极，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则天下涂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贤人，起于乱亡之中，将以治其国家，亦必于此焉先之。齐桓用管仲，辨四民之业，连五家之兵，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相地而衰征，山林川泽各致其时，陵阜陆堇各均其宜，邑乡县属各立其正，举齐国之地，如画一之可数。于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诸侯，存邢卫，定鲁之社稷，西尊周室，施义天下，天下称伯。晋文反国，属其百官，赋职任功，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财足用，利器明德，举善援能，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然后入定襄王，救宋卫，大败荆人于城濮，追齐桓之烈，天下称之曰二伯。其后子产用之于郑，大夫种用之于越，商鞅用之于秦，诸葛孔明用之于蜀，王猛用之于符坚，而其国皆以富强。是数人者，虽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为地者一也。夫惟其所以为地者一也，故其国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故王霸之不齐，长短之不一。是二者不可不察也。当今之世，无惑乎天下之不跻于大治而亦不陷于大乱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举，百姓之患略备而未极，贤人君子不知尤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当、种之不生，而不知其无容种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跻于大治与不陷于大乱，是在治乱之间也，徘徊彷徨于治乱之间而不能自立，虽授之以贤才，无所为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肖，天下遂败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
【新论中】
治国而为其地，非圣人而后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其不然者则仅存之国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最上者为虞舜，其次为曾闵，而其次犹得为天下之良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置其不慈不孝，盖自其得为良人以上至于为舜，其所以治其身，上以事其父母，下以化服其妻子者不同，而其所以为生者，子耕于田，妇织于室，养其鸡豚，殖其菜茹，无失其时，以养生送死，虽舜与天下之良人均也。舜而不然，不得以为舜；天下之人不然，不得以为良人。何者？是亦治家之地焉耳，而至于为国而岂独无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故周公因之，建为步亩沟洫之制。何者？其所因者治世之成法也。孔子之治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何者？其所因者衰世之余制也。当战国之强，诸侯无道，然孟子亦以为有王者起，今之诸侯不可尽诛，惟教之不改而后诛之。故汉之兴也，因秦之故而不害其为汉；唐之兴也，因隋之故而不害其为唐。由是观之，则夫享国之长短，致化之薄厚，其地能容之而不能使之也。地不能使之长短薄厚，然长不得地则无所效其长，厚不得地则无所致其厚，故夫有地而可以空，有所为者举而就之可也。当今之世，祖宗之法或具存而不举，或简略而不务。具存而不举，是有地而不耕也；简略而不备，是地有所废缺而不完也。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后加石木焉，故其为室也坚。今之治天下则不然。盖尝论之，自五代以来，强臣专国，则天下震动而易乱。自吾祖宗削而渐磨之，则今世可以粗安。凡今世之所恃以为安者，惟无强臣而已。然恃其一之粗安也，而尽忘其余，故尝以为当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并起而百善并废。何者？天下之吏，偷堕苟且，不治其事，事日已败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骄脆无用，召募日广，而临事不获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财，出之有限而用之无极，为国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基未平也，加之以其所欲为是，故兴一事而百弊作，动一役而天下困，投足而遇陷阱，侧身而入河海，平居犹惧有患，而况求以驰骋于其上哉，固不可矣。今夫夷狄之患，是中国之一病也。吾欲拒之，则有以为拒之之具；和之，则有以为和之之费。以天下而待一国，其为有余力也，固亦宜矣，而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今也天下幸而无它患难，而唯西北之为畏。然天下之力，亦已困而不能支矣。一岁之入不能供一岁之出，是非特纳赂之罪也，三事不立之过也。故三事立，为治之地既成，赂之则为汉文帝，不赂则为唐太宗。赂与不赂，非吾为国治乱之所在也，治乱之所在，在乎其地之立与不立而已矣。天下之事因循而维持之，以至于渐不可举，犹曰是养之未至也。乘舟中流，释其楫而听水之所之，旋于洄γ，格于洲浦，以为是固然也，其为无具，亦已甚矣。以今之时，天子仁恕，士大夫好善，天下之风俗，不至于朋党乱正、诬罔君子也，世之清议凛然在矣。公卿之欲有为以济斯世，谁有言者，而曰吾有所待，是徒空言，非事实也。故为之说曰：居之以强力，发之以果敢，而成之以无私。夫惟有私者不可以果敢，果于一不果于二，天下将以为言。不果者不可以强力，力虽强而辄为多疑之所败。天下之人惟能为是三者，则足以排天下之坚强，而纳之于柔懦，扰天下之怨怒，而投之于不敢。惟不能为是三者，则足以败天下之贤才，而卒之以不能有所建。是故无私而果敢，果敢而强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立为治之地。为治之地既立，然后择其所以施之，天下将无所不可治。
【新论下】
天下之未治也，患三事之不立。苟其既立，则患其无以施之。盖君子为国，正其纲纪，治其法度，皆可得而知也。惟其所以施之，则不可得而知。周公之治周也，修其井田，封建百辟，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天下归周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之治鲁也，堕其三都，诛其乱政，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羔豚不饰贾，男女别于道者，不可得而知也。孟子之所以治邾者，正其疆界，五口之家，桑麻鸡豚必具，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之至于王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孟子之所汲汲以教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而其可得而知者，不详论也。曰：是有意于治者能之，然而亦不可去也，故其得为是国也，必举之以为先。由是观之，治国之地，圣人无之不得以施其圣。然而圣人之道，有所高远而不可及者矣。其于孔子之门，所谓政事，而冉有、子路之所能者，治国之地也。子路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是亦自以为能其地，而未有以施之云尔。然夫子许其能之，而不以为大贤，则夫子之道，深矣远矣。夫子平居朝夕孜孜以教人者，惟所以自修其身，而其所以修其政事者，未尝言也。盖亦尝言之矣，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所重民食、丧、祭。”是九者，凡所以为政而未足也。故继之曰：“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是四者，所以成之焉耳。其意以为既成而后，以其平居自修之身施之。故《记》曰：“君子笃恭而天下平。”为有此具也。君子修其身，无所施之则不立。治其政事，无以施之则不化。当三代之治也，天下之事，无不毕举。虽后世之君，犹得守其法度，以为无过。惟无暴君，则天下可安。故伊尹之训太甲曰：“从谏弗弗，先民时若。”以为如是而可以为治已矣。古之人言治天下，若甚易然。今之人以为大言而不信，不知其有此地也，悲夫！世之君子，孜孜以修其身，恭俭忠信，欲以施之天下，终身而不见其成，则以为古之人欺我也。夫苟以为古之人欺我，虽有为之者，盖勉强而为之也。夫苟不欲而强为之，则其心益不自信，而道日疏。夫以不信之心，行日疏之道，以治无以为地之国，是以功不可成，而患日至。故莫若退而立其为治之地，为治之地既立，则身修而天下可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