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等待从东京前往京都的新干线。车站的站台上标注了新干线停下后每个车厢门所对应的位置。旅客们的座位早已预先确定，在新干线来之前，旅客们已然排着队等在画好的白线里，一条条队伍均与铁轨垂直排列。

在日本的火车站，我们似乎感受不到焦急、困惑、紧张。准备启程的人好像是棋盘上的棋子，每一步的移动已经预先安排妥当。到站下车的人被紧密牢固的人群带着不断往前走向自动扶梯。这密密麻麻的人群以一种机械的方式移动着，其中没有丝毫混乱。在这片广阔的东京土地上，每天都有几百万人乘新干线在家和公司之间往返。

在出发的队伍中，我注意到一位年纪很大的女士。她穿着华丽的淡紫色和服，被家中的年轻男女围绕着。这些人对她毕恭毕敬，为她的出行感到紧张。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不断地奔波，在两地之间来回奔走已经成了一种习惯，这样的告别场景反倒像是另一个时代的景象。在机场，旅行是一种有别于日常的事务，人们分离和重聚的仪式能为研究各国人民的情感表达提供素材。但是在火车站总是有很多孤独的人，他们形单影只，没有人陪伴。这样的人在一趟只需三小时就能到达京都的新干线上尤为多。

我刚来到日本不久，任何事物在我眼中都特别新鲜，因此也都具有特别的价值。我相信，如果我在日本待得再久一些，我一定会对日本人用深鞠躬的方式打招呼感到习以为常，就算这样的情形发生在火车站。车站内，许多女人（尤其是年纪稍大的女人）身穿和服，背后绑了一个华丽的蝴蝶结。如果外面披一件外套，这硕大的蝴蝶结便会让她们略显驼背。她们穿着白袜，踩着木屐，小跑着前进。当日本的万物在我脑海中寻得秩序和合理性时，我就再也看不到任何值得注意的事物，看不到我现在看到的事物。因为观看意味着感知差别。一旦这些差别变得日常且可以预料，我们的目光就只会看到一处平滑的表面而抓不住任何值得注目的事物。旅行对于理解没有太大帮助（这点我很早就知道了，我不需不远万里到远东来验证我的观点），但旅行确实能让我们重新启用双眼，通过视觉去阅读这个世界。

老太太和一位20岁的女孩一起进了车厢，此时的她们正和站台上送行的亲人互相深鞠躬。女孩非常优雅，爱笑。她在和服外罩了一件材质轻薄的浅色长衫，有可能是家居外套也可能是普通的罩衫。无论是什么，这个女孩都给人一种居家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她为同行的老太太布置座位，还从旅行箱中取出保温杯、书籍、杂志、糖果和其他能让这趟旅途变得舒适的用品。这个女孩没有一点西方人的性格。她的发型、笑容，以及朝气蓬勃和轻松的表情展现了另一个时代人（谁也说不清是哪个时代）的性格特征。但是，在那位年纪稍大的女士身上，我却可以看到一些西方人的特点，或者说是美国人的性格特点。她带着一副镀银框架的眼镜，有着一头灰蓝色的烫发，穿着传统的日本服装。这正是现代日本的形象。

车厢里有很多空位，所以女孩没有挨着女士坐下来，而是选择了前面一排的位子。她越过椅背，把草篮子中拿出来的三明治递给老太太。（这是包在传统包容器中的西方食物，和日本人通常吃的东西不太一样。通常情况下，当日本人在观看漫长的歌舞伎表演时，他们会拆开噼啪作响的玻璃纸包装，用小筷子从里面取出一小块米饭和生鱼片。）

那么，女孩和女士是什么关系呢？侄女，女仆或是被雇用来陪伴她度过旅途的人吗？女孩总是很忙碌，来来去去，很自然地与人闲聊。现在她拿着一杯饮料从餐车回来了。那位女士在做什么呢？她总是高傲地抬着头，一切对她来说都似乎理所应当。正是在这种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定义所见的举止和态度，不知道哪些是大众的行为、哪些是个体行为，不知道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异常的时刻，我们才最为真切地感受到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差异。即使明天我询问一个愿意听我唠叨的日本人：“我看到了一个这样的和一个那样的人。你觉得她们是什么身份？她们之间有着怎样的社会关系或家庭关系？”我觉得我的好奇心也很难得到理解，我也很难获得满意的回答。无论如何，任何一种身份的确定都需要解释与之相关的背景，这样的解释会带来新的疑问，诸如此类。

车窗外是没有止境的郊外风景。我浏览着《日本时报》（这是一份东京的英文报纸）。今年是昭和50年，政府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典礼。日本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关于这场典礼是否妥当的争论：左翼分子反对操办典礼，他们组织了一场抗议游行，人们担心会因此出现暴力事件。在东京，警察看管十字路口已经有好几天了。爱国主义团体的卡车播放着战歌在这座挂着彩旗的城市里穿梭。

那天早晨，我乘坐出租车从宾馆前往火车站，一路上站满了黑压压的拿着盾牌和长棍的警察。在一个尚未被警察控制的地区，数百名年轻人举着红旗，坐在扩音喇叭下面。这毫无疑问是遍布这座城市的其中一场抗议集会。

（现在，我来快速回忆一下刚到东京的日子。这座城市布满了高架、天桥、单轨列车、十字路口、在各种高度缓缓挪动的车流、隧道、地下人行道。东京是一座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同时发生的大都市，好像它的各个维度并不相互连通，对彼此也漠不关心。每一件发生的事情都受到约束并自成体系。这种秩序既受到周围秩序的限制又与周围的秩序相融合。在一个下着毛毛细雨的夜晚，一群罢工游行的人排着纵队在马路上走过。他们在红绿灯前停下，绿灯时又继续举着完全一样的红旗，按着哨声有节奏地前进，队伍前后都有身穿黑色制服的警察，使得整个队伍仿佛行走在两个括号之中。队伍中的每个人都盯着前方，从不左顾右盼。）

《日本时报》采访了约二十位日本名人（多数是艺术家和运动员），让他们谈谈对天皇和典礼的看法。很多人对典礼表现得漠不关心或有所疑惑，但对于天皇和天皇制度，人们的意见突然就变得大相径庭。年纪最大的几位受访者表达了对天皇的无限敬意；有人表示自己仍记得第一次听到天皇的声音时是多么激动（那是在原子弹爆炸的一个月后，天皇在广播中宣布投降，在此之前，他对民众来说是遥不可及、无从接触的）；也有人说，自己对于一个只有象征性的王位能存续如此之久感到困惑。（天皇和我们的立宪君主在权力方面不太相同，他的统治由宪法规定，天皇是国家和民族统一的象征，但他没有任何实权。）“昭和统治的五十年间，半数时间都在打仗或侵略。”一位年长的学者回忆道，他表示自己反对庆典活动，但仍然对天皇本人及其制度非常尊重。

（那天晚上，电视上播放了东京的白日场景，即使对完全听不懂电视解说的人来说，这些场景也足够清晰易懂了。在快速切换的画面中，骚动的示威者低着头，他们的队伍像长蛇一样蜿蜒前行。警察高举着盾牌和长棍向前行进。他们冲锋、混战，对着地上的某人一顿拳打脚踢。然后是更长的典礼庆祝队伍，捧着鲜花，举着旗帜和灯笼的小孩。矮小的天皇坐在大厅里，穿着燕尾服，发表讲话。他的目光透过眼镜上上下下地朗读着演讲稿。他的旁边坐着头戴帽子，身穿浅色衣服的皇后。第二天的报纸说，天皇在演讲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表达了诚挚的歉意。）

人们抵达一个新国度时，总是试图将看到的所有事物联系起来。在新干线上，我时而阅读人们对天皇的评论，时而观察那位镇定自若的老太太。在这列满是商人的火车上，她依然被很好地服侍和尊敬着。而我之所以能看出那些乘客是商人，是因为他们的膝盖上放着预算文件、危机预防方案、机械和建筑蓝图。

在日本，人与人之间无形的距离比有形的距离更明显。在东京，包围皇宫绿地的水渠旁有一条主干道。东京的每条道路永远都在发生交通堵塞，唯独这条马路永远安静异常。皇家庭园每年只对公众开放两次，但是一年到头都会有一批批朝拜者乘着大巴来到这里，在举旗子的女侍者的带领下，步行到二重桥前的广场（这里是游客在寻常日子中能够进入的最深处）上拍照，再进去就是天皇住所，里面据说美丽得犹如人间仙境。像我这样勤快的游客自然也去了皇宫，可是除了执勤警卫、一座双拱桥和垂柳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

年轻女孩坐到老太太身旁，有说有笑。老太太却默不作声，神情严肃，不回应，也不转头，只是盯着前方。女孩继续愉快、轻松地说着话，似乎在东拉西扯地闲聊，临时编出故事和玩笑。她把这种交流方式运用得自信而得体，仿佛是一种天生的、运用自如的行为准则，又好像在钢琴上演奏变奏曲。老太太呢？沉默、严肃、冷酷。这并不是说她没有在听女孩讲话。她就好像坐在收音机旁，听着广播，不用做出任何回答。

总之，这位老太太既让人讨厌又令人害怕。她完全是一个傲慢的自私鬼！一个怪物！像我这样总是尽可能避免对不确定的事物做出判断的人，都能够被她激得勃然大怒。我已经把这位老太太看作是某种可怕不公的化身，心中对她燃起了熊熊怒火。她以为自己是谁啊？她凭什么让别人这么围着她团团转呢？随着我越来越欣赏女孩的优雅、乐观和礼貌（这些品质对我而言同样神秘难解，而且我觉得它们遭到如此的冷落实在是不可饶恕），我对老太太傲慢的态度也愈加不满。

如果我仔细深究，此时困扰着我的实际上是一种极为复杂混乱的心绪。我心中定然有着反抗的冲动，敦促我与这位年轻人团结起来，反对年老者的霸权，也敦促我与那些被践踏的人结盟，反对统治者的特权。我的心绪中肯定包含这些因素，但也许其中还有另外的缘由：比如一层隐含的嫉妒意味，因为我始终想要站在老太太的立场，非常生气地告诉她：“笨蛋！难道你不知道在我们西方，从来就没有人像你这样被人服侍？难道你不知道在西方，从来就没有老人能够受到年轻人的如此爱戴吗？”

只有当我将内心冲突具象化之后，我才有望深入了解这个秘密并且破解它。但事实当真如此？我对这个国家的生活谈得上任何了解吗？我从未在日本人家中住过，而且在这趟日本之旅中，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有机会对日本人的家庭生活进行观察。

在传统的日本房屋中，薄薄的移门就好似舞台上的幕布，仿佛容不下任何私密性。可是现实状况恰恰相反，在这样的房子里，房间内外被一种难以逾越的心理界线分隔开来。这种断言的证据就在藏在房屋的图像表达之中。14世纪的西方画家曾为描绘室内布置，想出了一个高明的解决办法，其原理在今天看来一目了然，即废除墙壁，让整个房间像剧院的舞台一样展现在我们眼前。但在几个世纪以前，12世纪的日本画家已然找到另一种方法，虽然不够直接，却能更加完整地描绘出室内的物件，一方面探索了房间内部的视觉空间，另一方面尊重内部与外部的隔离：他们把屋顶给废除了。

在展现平安时代的文雅宫廷文学原稿的卷轴画中，这种名为“吹拨屋台”（即没有房顶的屋子）的画法以倾斜的视角将薄如纸片的人物置于高度犹如屏风的隔间、门框和墙壁之间。这样的画法使得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同时发生在多个房间里的事情。

每当我的目光越过椅背看向两位女士，她们的状态都会发生改变：现在轮到老太太讲话了，不过她语速很慢很谨慎。这就对了，现在两位似乎达成了完美的相互理解。

几天前，我在东京的一座博物馆观摩了一些以紫式部的日记和小说为灵感而创作的优美画卷。如今，一个满面微笑，颈项、肩膀、手臂处处优雅镇定的年轻女孩，就像紫式部小说中的人物出现在这个无情的世界中，令这节列车的内部仿佛一间吹拨屋台，透露又隐藏了这幅画卷中隐秘生活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