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公元前3300年，文字诞生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苏美尔人国度的首都乌鲁克城。这是一座黏土的国度，无论是行政文书、买卖契约、宗教文本，或是写给国王的颂歌，都用尖端削成三角形的芦苇刻在泥板上，然后晒干或烤干。书写工具和泥板表面很快让这种原始的象形文字经历了极端的简化和程式化。象形符号（鱼、鸟、马头）的曲线消失了，因为曲线在泥板上很难刻画：于是乎，符号和它所代表的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渐渐消失；象形符号变成了简单几笔就可以写成的文字。

苏美尔文字通常都包含三角形，要么像个钉子，要么像个楔子：这便是楔形文字，予人以简洁、运动、优雅而又规整的印象。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一般以垂直的方向排列，而在黏土上书写的文字则很自然地排列成平行的水平线条。我们在楔形文字文献上看到的遒劲、流畅的笔锋，在今天用钢笔或圆珠笔书写的文字里依然能够找到。

从那时起，书写就意味着速写。文字的真正历史实际上是“草写体”的历史；或者我们至少可以说，楔形文字的流行正是得益于草写体的发明。它既节省时间，又节省空间：在有限的面积上书写更多的文字很快就变成了一种人人称道的实用技能。我们能看到一块留存至今的泥板，只有两厘米见方，上面用微型的楔形文字写下了三十行仪式悼文。

苏美尔人的语言是一种黏着语：其单音节词根上附有各种前缀和后缀。这些符号逐渐背离了象形文字和表意文字的起源，渐渐靠音节互相区分。但是楔形文字依旧保留着不同发展阶段的痕迹。在同一篇文章，甚至在同一行里，我们既能看到表意符号（比如国王、神，以及诸如“耀眼的”、“强大的”等形容词）后面跟着语音音节符号（尤其是专有名词：因为“都”是脚的意思，所以都都大祭司就写成了两只脚的模样）和语法限定符号（三角符号代表阴性，因为它原先的意思就是女性阴部）。

卢浮宫存有许多这样的文物：泥板、刻石，以及金属片，但要让这些文献开口说话，那就是专家的工作了。如今，这一名叫“文字的诞生：楔形文字和圣书体”展览已经在巴黎大皇宫拉开序幕，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展出了三百多件展品（大部分来自卢浮宫，还有一两件来自大英博物馆）。这是一场需要我们仔细阅读的展览，不仅要阅读必要的说明文字，还要阅读石头、泥板和莎草纸上的原始文档（不过恐怕也读不懂多少内容）。也许这场展览上的文字确实太多了一点，无论是展品抑或说明文字都有点让人目不暇接，但是那些没有因为信息过载（这一点恐怕难以避免）而看花眼的观众，最终肯定能弄明白人类到底经历了多少阶段，才能够用字母文字进行书写。

线性书写的历史一点都不线性，而在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中都局限于一小块地区：波斯湾、地中海东部沿岸还有尼罗河流域（埃及是这部历史中篇幅很长的一章）。如果说印度文字，甚至中国文字当真都来源于同一个祖先，那我们可以下结论说文字（语言则不然）都具有同一个源头。（那么被哥伦布发现之前的美洲呢？展览没有探讨这个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文字与语言不同，并非自然事物，而是文化发展的产物，最开始只和有限的文明相关。让·博泰罗[jean bottéro，他最有名且出色的作品是一篇探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占卜技术的文章，收于韦尔南（vernant）主编的《占卜与理性》（divination et rationalité），意大利文版由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出版]就在展览手册中提到了这一点。他指出有很多口头语言并没有相应的文字，最终不得不被异族文化的书写所同化。

为什么文字偏偏就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南部呢？五千年前，这片干旱的土地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城市和祭司国王为中心；灌溉系统带来了农业的大发展，人口也随之爆发式增长。人们需要管理税收、交易，弄清楚大片土地上众多人口的土地所有关系，于是乎对于复杂计算方法的需求也就应运而生。在用于书写之前，黏土就已经被人用来记录纯数字；渐渐地，在那些代表数字的刻痕旁边也开始出现对应货物的符号（动物、蔬菜、物品）以及人名。

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开启书写文明无穷无尽的精神世界的，实际上只是一种与商业或税收相关的实际需求呢？真实情况要相对复杂一些。那些最早用于记录收入和支出的图像符号，其实早已在艺术世界，尤其是陶土瓶上发展成熟了。陪葬品、祭祀用品和日常用品上早已出现了个人或神灵的“名字”，这些图形既有标识功能，也用于表达古人的心境和世界观（崇拜、惧怕、爱或主宰）。于是，一方面是这种我们已然可以定义为诗性的表达，另一方面则是经济要素的记录，文字的诞生仰赖的正是这两大需求；撇开任何一个因素，都无法真正写就文字的历史。

在公元前两千多年，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传到了阿卡德人的首都阿加德古城，阿卡德人将它传遍了整个帝国，直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阿卡德人本身讲一种闪米特语（三辅音词根），同苏美尔人的语言完全不同，这使得同样的符号虽然指代同样的事物，对应的发音却不相同（换言之，从表音文字变成了表意文字），或者同新的发音挂钩，而失去了之前的意义（换言之，从表意文字变成了表音文字）。

符号的大量增加（多达几百个）也让文字变得更加复杂；但正是因为阿卡德人，楔形文字才得以在整个中东地区扩散（我们最近在埃勃拉发现的一座图书馆中也找到了它的痕迹），接着传到亚述—巴比伦人、叙利亚人、波斯湾南部的埃兰人、巴勒斯坦的迦南人，并在公元前1000年通过阿拉米人的语言扩散至东达印度，西至埃及的广大地区。

如果说最古老的文献只有零星的词汇，大部分都是名字，无法连成句子的话（仿佛古人先学会了写字，才知道要写什么），那么到了尼尼微和巴比伦的时代，这些像鸡爪子抓出来的符号已经能向我们讲述《吉尔伽美什史诗》（ghilgamesh），编纂辞典和图书馆书目，甚至写就一篇关于巴别塔规模的论文（它显然是一座高九十多米的七层金字形神塔）。

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我们可以从前书写时代（或者说前计数时代）一路看着文字发展成楔形文字，可是到了埃及，圣书体虽然一开始有些凌乱笨拙，但仿佛是一蹴而就，并没有更早的原始形态。这是不是意味着埃及的文字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引进的呢？年代的先后顺序（乌鲁克的象形文字和圣书体仅仅相隔了两个世纪左右）也许会支持这个论断，但是埃及的文字体系完全不同。难道它是一种独立的创造？事实大概居于二者之间：埃及同美索不达米亚有着紧密的商贸关系，它们很快就发现苏美尔人会“写字”；这个消息开启了他们的创造力，没过多久就创造出一种具有独创性而且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书写方式。考古学家发现的七十多块公元前3080年的墓碑向我们证明，埃及的圣书体涵盖了21个字母符号（我们的辅音已经全部包含在内）、代表字母群和字谜的符号，以及用于解析其他符号的专用符号。

书写活动在图形和文字之间至少徘徊了两千年的时间，正是这种模糊性使得巴黎大皇宫的展览既有丰富的内容可供“阅读”和学习，在视觉上也赏心悦目。展览上有一块无比美丽的埃及石碑，上面用浮雕描绘了一只隼、一条蛇和一座城市的围墙；这完全就是一幅构图和谐的画作，而不会让人们联想到文字；然而，被围墙包围的城市代表国王，沉思的鸟是荷鲁斯神，国王即是他在人间的代言人，而那条蜿蜒的蛇则代表国王的名字。而其他一些鸟类的浮雕则仅仅是托勒密王国时代的一位设计者为字母u和字母a设计的图案。

甚至在圣书体发展成一套成熟的文字编码体系之后，许多埃及的书写员仍然不愿按照线性的方式书写，而更喜欢创造出有悖逻辑和符号尺寸，但注重整体美感的组合文字。

埃及文字一开始以垂直的方式书写，直到中王国时期才改为从右到左的水平书写方式，因此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以垂直或水平的方式阅读圣书体：于是乎，书写员便开启了智力游戏，将两种阅读方式混合起来，发明了纵横填字游戏！

同一时期，还出现了圣书体雕塑，或者应该说是整体字谜：第十八王朝时期出现了一块密集的石雕，上面紧凑地排列着一条蛇、两只高举的手臂、一个篮子和一个跪着的女人：这画面是什么意思呢？密码学给出的解释（我就不详述了）是这一系列浮雕通过一连串声音而非图像的逻辑表达了意义。

在古埃及的浮雕和墓穴绘画作品中，人物的图形旁会有一列雕刻文字，类似我们今天阅读的漫画书。但最令人啧啧称奇的是，这些总是展示侧脸的风格化人物图形似乎本身就是书写符号，只是尺寸大小有所不同，而圣书体的文字仍旧属于图形的世界。巴黎大皇宫的展览很好地凸显了埃及文字和漫画的相似性，因为它安排漫画家为这些场景制作了现代版本，让场景中的法老和祭祀用僧侣语言沟通，让士兵大声威胁和辱骂，让水手和渔夫互相开着玩笑。

图形的世界没有穷尽，所以圣书体的世界里总是可以加入新的符号：托勒密王国的文字包含了5000多个符号。文字的灵活性也带来了圣书体书写方面的不便，却也给它带来了诗性：在一张从墓穴里出土的莎草纸上，亚蒙神的名字被以五种不同的方式写出，每一种都对应着不同的哲学和宗教内涵。但是圣书体的无穷无尽也使得它无法走出埃及，而楔形文字却征服了整个中东。

然而，在公元前1000年，埃及书写员发展出自己的草写体，其书写速度和表现能力甚至比楔形文字有过之而无不及，一直沿用到公元1世纪。代表字母m的猫头鹰，一开始先变得潦草，然后变得像字母“z”，最后又变得像数字“3”，但始终保留着原始圣书体的特点。圣书体经历的这场转变和楔形文字如出一辙，只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圣书体书写工具和载体是墨水和莎草纸。历史到此告一段落：对于书写的艺术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只差最后一样东西：字母表。

字母表即一整套符号，每一个字母都对应着一个发音，它们彼此组合能够产生一种语言的所有音素。字母表诞生于公元前1100年左右的腓尼基海岸（现在的黎巴嫩），一开始有22个符号。摩押语、阿拉米语、希伯来语以及后来的希腊语都脱胎于“腓尼基语的线性辅音”。而阿拉伯字母表和从埃及草写体发展而来的科普特语虽然自成一派，却也和腓尼基语有所关联。

请留意，我发现现在的专家学者总是给腓尼基人加上引号，或者会说“他们通常被称作腓尼基人”……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深意，而且我要告诉你们，我并不急于弄清。腓尼基人的存在是少数几件我敢于打包票的事情。既然我们已经断定字母表是他们发明的，怎么倒认为他们从来不曾存在过呢？看来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任何事物、任何人都没有神圣性的年代。

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