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西莱尔·皮埃尔·贝洛克享有最杰出的散文家和最为出色的英文诗人的美名。有人说，这个美名是公道的；另一些人则说是荒唐的。但没有人会说贝洛克的作品不鼓舞人。大概任何一位作家都希望能享有这种声誉。追求完美的观点是消极的，因为人们会把注意力放在避免出错，而不是弘扬善德上。贝洛克在这部著作第三百二十页写道：约翰·亨利·纽曼的《四世纪的阿里乌斯教信徒》是最好的散文。他说，“我总是对那一段历史抱有兴趣。但我知道，许多读者十分厌烦它。尽管如此，他的散文是完美的。当纽曼准备叙述一些事件或阐述一些观点时，总能选择最好的词语，并把它们排列在最好的次序。这就是完美。”

我不知道他用两个含义不清的最高级形容词（最好的选择，最好的次序）所作的判断有什么意义。但我知道，确实有许多出色的散文，尽管它们的内容千篇一律（比如安德鲁·兰、乔治·摩尔和阿方索·雷耶斯的散文）。贝洛克的散文是否属于这一神话般的家族？我不敢肯定。作为散文家，贝洛克无足轻重；作为小说家，贝洛克脱离了平庸，但却令人难以忍受；作为文学评论家，贝洛克更注重作结论，而不是循循善诱。我认为，作为历史学家，贝洛克十分令人敬佩。

他的历史著作，既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不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他把对历史提纲挈领的叙述和对个人细腻入微的描写很好地结合起来。他写过圣女贞德、查理一世、克伦威尔、黎塞留、沃尔西、拿破仑、罗伯斯庇尔、玛丽·安托瓦内特、克兰麦[2]和征服者威廉等人的传记。他关于威尔斯的讨论也是值得记诵的。

下面，我摘录一段他写的关于拿破仑的传记：

奥斯特里茨

在通往巴黎的大道上，距布洛涅一二英里处，就是布里克桥。桥的右边，有一座简朴、古典、僻静、幽雅的小房子。在一八〇五年的夏日里，当欧洲漫长的和平期结束之后，盟军再次聚集起来，准备挑战革命和它的领袖时，皇帝就在那座小房子里休息。

八月十三日凌晨四时左右，天空还一片漆黑的时候，传来一个消息：在芒什海峡候命、由维尔纳夫率领的法国海军已经回到费罗尔。不出拿破仑所料，英国的入侵显得比任何时候都可疑。维尔纳夫不理解，时间是决定一切的因素。他所犯下的错误使得皇帝只能驻足不前。对面的盟军在腹地已经壮大起来，并从东面形成威胁：奥地利和俄国准备向他扑来。

他下令去找达恩。达恩回来时正怒气冲天，帽子扣在脑门上，眼睛闪着绿光。他一边气冲冲地来回走着，一边大骂维尔纳夫。当达恩平息下来时，皇帝生硬地说：“坐下，拿起笔。”

达恩拿起笔，在一张铺满本子和纸张的桌子前坐下来。拂晓时分，达恩记录下令敌军胆寒的命令：那是向奥地利进军的整个计划，它决定了奥斯特里茨战役的胜利。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这一伟大战役的每个步骤、每条道路、每个高地、每支部队抵达的日期，就像雨点般流泻出来，不需要丝毫的停顿来整理思路，仿佛整个军营都聚集在纸上，已经整装待发。之后，当那个人复杂的思想被付诸实施时，一切就都变成了现实。拿破仑的思路一经串连起来，就会像预言般准确，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达恩对此总是惊诧不已。

徐少军 王小方 译

[2]thomas cranmer（1489—1556），英国改革教会的首任坎特伯雷大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