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司·赫胥黎的这部著作《目的与手段》重新挑起了十八世纪初的著名争端——它产生了赫尔曼·布森鲍姆[1]的格言或规则：“目的证明手段。”（大家都知道，那则格言被用来诽谤耶稣会教士）鲜为人知的是，原文只谈到几个无关紧要的场面，这些场面可以说不好也不坏。例如，上船这个场面是无关紧要的，但结尾（去蒙得维的亚）写得不错，中间那一部分也写得可以，这一切并非意味着我们有权删去其中的一些章节。
在这本书中，如同在《加沙的盲人》的最后几页中一样，阿道司·赫胥黎认为目的不能证明手段，理由很简单，而且在什么地方都说得通的，即手段决定目的的性质。如果手段不好，目的也会受到它的不良影响。赫胥黎拒绝用各种形式的暴力：共产主义革命、法西斯革命、对少数派的迫害、帝国主义、恐怖主义侵略、阶级斗争和正当防卫，等等。在实践中，他说，反对法西斯主义、保卫民主，意味着民主国家逐步演变成法西斯国家。“备战的国家导致军备竞赛，最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些国家准备的战争。”
阿道司·赫胥黎提出的措施是：“单方面裁军是必需的；放弃专制统治，放弃各种形式的经济民族主义；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采用非暴力的方法；系统地学习这些方法。”这些是在他作品的开头几页中说的。在最后的几页中，他提议建立非教会的君主体政权，这种政权由穷苦纯洁的民众选举产生，不受制于任何神学。但是，要忠实地学习两种基本美德：仁爱和智慧。然而有关什么是纯洁，却未作解释，这有些像威尔斯在他的小说《现代乌托邦》（一九〇五年）中说的那样。
徐尚志 译 屠孟超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