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登道夫许多书中流传最广的这本书的普及本再版——他的其他书有：《被基督教摧毁的人民》、《我们如何摆脱耶稣》、《共济会因启示它的秘诀而亡》和《耶稣权力的秘密》等——作为这个无能的时代的标志，它在学说上并无甚重要性。克劳塞维茨在一八二〇年就写道：“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是政治活动的一种方式，是政治活动以不同方式的继续……政治总是目的，战争是方式。要说方式不从属于目的是说不通的。”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公理激怒了鲁登道夫。下面就是他的论点：“战争的实质已经改变，政治的实质已经改变。同样，战争和政治的关系也已经改变了。它们应该服务于人民，但是战争是人民根本意愿的最高表现。所以，政治——新的极权政治——应该从属于极权战争。”我在第十页上惊讶地读到了这段话。在第一百一十五页上，鲁登道夫说得更加明确：“军事首领应该制定国家政治的领导路线。”换句话说就是：鲁登道夫要求的政治独裁，不仅是在军人执政的政府的普遍意义上，而且还是在完全以军事为目的的独裁上。“最重要是动员灵魂。报刊、电台、电影，所有媒体应该同此目的合作……歌德的《浮士德》不适合士兵的背包。”然后，他以阴暗的满足感说：“现在，战场包括交战国的全部领土。”

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战争达到了许多人称之为可笑的完美程度。两军对峙时，将军们把双方的人数、价值和武器装备作个比较，然后决定哪一方失败。偶然性和流血全都取消了。这种战争方式也许与可敬的“总体战”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但是，我认为它比鲁登道夫所称道的成千上万人的大屠杀更加谨慎和明智。

徐鹤林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