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伦·坡的一篇难忘的小说里，那位固执的巴黎警长坚持要搜到一封信，他徒劳地用尽了一切仔细侦查的手段：钻子、放大镜、显微镜。与此同时，不爱动的奥古斯特·杜宾在迪诺街的事务所里抽烟、思考。过了两天，问题想清楚了，他去了那栋曾戏弄过警察的房子。进门不一会儿就找到了那封信……此事发生在一八五五年。在此以后，无数人曾重蹈那位不知疲倦的巴黎警长的覆辙，却很少有人去学爱动脑筋的奥古斯特·杜宾的样。有一个推理“侦探”——有一个埃勒里·奎因、布朗神父，或者扎列斯基亲王——就有十个纸灰破译者和脚印调查者。就是福尔摩斯——我敢斗胆和吃力不讨好地说他吗——也是一个靠钻子和显微镜而不靠推理的人。
在蹩脚的侦探小说中，破案的“包袱”是物质方面的：一扇秘密的门、一把假胡子。而好小说的“包袱”是心理方面的：一句谎言、一种思维习惯、一种迷信。好小说的例子——甚至可以说最好的——可以举切斯特顿的任何一篇，我知道读者受了多萝西·塞耶斯小姐或者范达因的影响，他们常常否定切斯特顿的排名。他们不原谅他有只解释无法解释的事情的极好的习惯。不原谅他故意略去时间和地点。他们希望别人说出罪犯购置犯罪用的手枪的武器铺所在的街名及门牌号码……
在这篇遗作中，问题还在语言上。作者用语过于严密。主人公庞德用神秘而自然的口气说：“当然，因为他们从来意见都不一致，不可能争论”，或者“尽管大家都希望他留下，但没有赶他走”，然后，再讲一个令人吃惊地印证这句话的故事。
全书八篇小说都是好的。第一篇《启示录三骑士》真是特别精彩。其功夫之深、风格之雅，不亚于一局难下的国际象棋或图莱[1]的一首反韵诗。
黄锦炎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