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才是《左传》严格意义上解经的开始，而前文孟子、声子、仲子那些内容则是"先经以始事"（杜预语），把一段经文叙事中的前因给说上两句。

在经学史上，为《左传》作疏通整理工作的，刘歆可能是第一人。刘歆的时代正是公羊学大兴的时代，刘歆虽然力挺《左传》，但学风毕竟也受到了公羊学风的影响，在《左传》里发掘圣人的微言大义。学者们普遍认为，刘歆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时人普遍都把《公羊传》、《榖梁传》当作经学，认为这两部书是真正的《春秋》的教辅，而《左传》不过是一部独立成章的史书罢了。尽管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左传》的史料价值远远大于另外两传，但在当时，如果《左传》不被凿实为和《公》、《榖》一样也是《春秋》的教辅，肯定是不会获得官学经典的地位的。

于是，刘歆治《左传》，也像公羊家一样，就以这句"不书即位"来看，他就从中发掘出了"不书"和"不称"的所谓"义例"--也就是说，凡是《左传》记载"不书"，都代表着圣人的什么什么意思，凡是"不称"，又代表着圣人的什么什么意思。但如果我们单纯从文法和字义来看，还真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

的确，在一些经师（如服虔、贾逵）那里，"不书"意味着这样一层涵义：原版的鲁史《春秋》在这里其实是记载了鲁隐公的即位的，孔圣人在"修"《春秋》的时候出于某种深刻的考虑，把即位的文字给删掉了。

反方意见肯定也是坚强地存在着的，杜预和孔颖达就说：隐公是摄政，根本就没行即位典礼，既无即位之事，当时的史官自然也就没记，而孔子沿用鲁史旧文，也没给添上一笔"公即位"，《左传》跟着解释一下，这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1）

（1）[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不书即位，摄也。假摄君政。不修即位之礼，故史不书于策，传所以见异于常。……[疏]"不书即位，摄也"。○正义曰：摄训持也。隐以桓公幼少，且摄持国政，待其年长，所以不行即位之礼。史官不书即位，仲尼因而不改，故发传以解之。公实不即位，史本无可书。

显而易见，双方论辩的焦点集中在鲁隐公到底是"即位"还是"摄政"。《左传》派和公羊派各执一词，势同水火。

作为公羊学的一代宗师，何休对《左传》学的兴起忿忿不平。他相信：真理只有一个，天下系于一统，学术思想决不能走入后现代的多元化。于是，何休以正义和真理的化身自居，著书三部：《公羊墨守》、《榖梁废疾》、《左氏膏肓》，其意图是：坚定捍卫公羊学，坚决打倒另外两派。这意图单从书名上就看得出来，所谓"墨守"，即取先秦墨家善于防守之喻，"废疾"和"膏肓"基本能当成文人嘴里的脏话来听了。

何休在《左氏膏肓》里力驳隐公摄政之说。因为《左传》学家拿周公摄政之事作为摄政一事的参照系，所以何休便着力分析周公摄政和所谓鲁隐公摄政之间的不同：按照古代的制度，诸侯年幼，天子会委任贤能的大夫去辅佐他，并没有摄代之义。当初周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周公死的时候并不称"崩"。可看看鲁隐公，活着的时候称"侯"，死的时候称"薨"，这分明都是诸侯之礼，哪是什么摄政王呢？

--插入解释一下：按《礼记·曲礼》，同样是死，但不同等级的人有不同的叫法：天子死了叫"崩"（古装电视剧里常说"皇帝驾崩"），诸侯死了叫"薨"（hong），大夫叫"卒"，士人叫"不禄"，庶人叫"死"（1）。这就像我们现代社会里，领导死了叫"逝世"，小流氓死了叫"挂了"，只不过现在都是约定俗成，没有严格要求而已。

何休这里的意思是：当初周公摄政，死时并没有按天子之礼称"崩"，而鲁隐公却在活着的时候称"侯"，死的时候称"薨"，完全是诸侯之礼，由此可见他并非摄政，而是即位为鲁国国君。

何休继续分析：周公摄政的时候，仍然以周成王为领导，只是帮他管理政务罢了，所有大事都要禀明周成王而后才付诸实施，周公之死又是在卸任退休之后，所以他的死被称为"薨"，而不是"崩"，是依诸侯之礼而非天子之礼。可再瞧瞧鲁隐公，所谓摄政，连国君的名份也一并摄了去，以桓公为太子而非国君，所有大事都由自己独断专行。最终，鲁隐公是在任上被谋杀的，也就是说，他是在死在国君的位子上，所以才生称"公"，死称"薨"，这和周公摄政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按《公羊传》的说法，诸侯是没有摄政一说的。（2）

（1）《礼记·曲礼》：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2）[汉]何休《左氏膏肓》（《汉魏遗书钞》）：古制诸侯幼弱，天子命贤大夫辅相为政，无摄代之义。昔周公居摄，死不记崩，今隐公生称侯，死称薨，何因得为摄者？周公摄政，仍以成王为主，直摄其政事而已，所有大事禀王命以行之，致政之后乃死，故卒称薨，不称崩。隐公所摄，则位亦摄之，以桓为太子，所有大事皆专命以行。摄位被杀，在君位而死，故生称公，死称薨，是与周公异也。且公羊以为诸侯无摄。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何休前边说鲁隐公"生称侯"，后来又说"生称公"，他是自相矛盾了吗？当然不是，这个问题稍后再说。）

面对何休的咄咄逼人，同时代的另一位经学大师郑玄起而迎战。郑玄是融通今古文经学的一位集大成者，而这次论战堪称汉代学术界顶尖高手的对决。

郑玄针锋相对，呼应着何休那三个气势汹汹的书名也写了三本：《发墨守》、《起废疾》、《箴膏肓》。在摄政这个问题上，郑玄以姑苏慕容的功夫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从《公羊传》里拎出一句话来："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摄也。"--这话的背景是：宋穆公的位子是哥哥传给他的，哥哥当初不传子而传弟，宋穆公感念恩德，后来便立下遗嘱要在自己死后把位子传给哥哥的儿子。郑玄引的这句话就是宋穆公对他这位侄子说的："我现在坐这个国君的位子，不过是摄政罢了。"言下之意是：我只是暂时代理一下国政，这位子本来就该是你的，最后也一定会还给你的。郑玄言简意赅，随后又点了一笔："这是你们《公羊传》里自家的话，明明是说摄政，你何休又凭什么非难《左传》呢？"（"以此言之，何得非左氏？"）

郑玄的诸多驳论，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风格一以贯之。何休咧着嘴说："郑先生这是闯进我家，拿起我的武器来打我呀。"（"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何休和郑玄这些论战作品后来都已散佚，后人只能从各类典籍中辑引而已。《礼记正义》引《箴膏肓》让我们得以看到郑玄还有一些下文：周公还政于周成王，退归臣子之位，而后才死，怎么可能称"崩"呢？隐公是死在国君之位的，不称"薨"又该称什么呢？（1）

这次论战高下分明，《左传》从此开始过上了一段扬眉吐气的日子。但就上述这个具体论辩的细节而言，虽然郑玄大占上风，但他的分析并不十分严密。宋穆公说的"吾立乎此，摄也"，考之具体背景，更像是一番自谦之辞--宋穆公明明就是合法的国君，也明明可以合法地把位子传给自己的儿子。传位给侄子那是他高尚，传位给儿子那是理所当然。所以，宋穆公说自己"摄也"倒更像是一些领导说："我不是什么领导，我只是大家的总勤务员"，如果根据这句话来推论这位领导当真不是领导而只是一名勤务员，这在一般情况下显然是荒谬的。至于周公当初到底是摄政还是称王，这是整个经学史上的一大疑团，辩者如云，而在《春秋》学里，这个问题直接影响着对鲁隐公身份的解读。--先秦文献里有不少关于周公称王的记载，而周公还有一个"周文公"的称呼，见于《国语·周语上》韦昭注（2）和晋人傅玄的《傅子·附录》（3），杨宽《西周史》即取其说。但汪受宽《谥法研究》细辨其非，认为这个说法不过是三国和晋代人拍脑门儿拍出来的而已（4）。这问题直到现在也没辩清楚，王晖曾归纳"学术界大致有三种代表性的说法：一是周公既摄政又称王；二是周公既未称王，也未摄政；三是周公虽摄政，却未称王"。（5）

如果仅从先秦文献上看，对周公称王的说法实在太多，许多线索都对周公不利（或者也可以说是"有利"），《韩非子·难二》曾说"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持此论者还有很多，即便看看《史记》的摄政说，也能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来。--《史记·周本纪》是说"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史记·鲁周公世家》是说"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而周公临死之前的遗愿是归葬成周，但周成王还是把他和周文王葬在一起，表示自己不敢以周公为臣。而且，成王还准许鲁国以郊祭之礼和天子之乐来祭祀周公，这也正是"周礼尽在鲁矣"的一个源头所在。要知道，如果在周朝立国之初"礼仪之邦"的基本等级制度已然分明的话，或者基本礼制当真定于周公之手的话，那么，这种规格的祭祀恐怕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周公确曾作过天子。

后世的许多经学家们本着君臣大义而死活不愿承认这一观点，直至现代，这问题总算脱经入史，从意识形态领域转到了史学领域，研究起来才不那么棘手了。种种证据，无论从文献来看，还是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周公称王一事似是大有可能（6），就算仍有歧义未决，也都是就是论事而已，只辩史实，不谈义理，而回过头来再看郑玄、何休之争，围着"崩"和"薨"纠缠不休，似乎既很无谓，也很无味。

（1）《汉魏遗书钞》辑本：《礼记正义》引《箴》曰：周公归政就臣位乃死，何得记崩？隐公见死于君位，不称薨云何？

（2）《国语·周语上》载祭公谋父语"是故周文公之《颂》曰……"韦昭注：文公，周公旦之谥也。

（3）[晋]傅玄《傅子·附录》：周文王子公旦，有圣德，谥曰文。

（4）汪受宽：《谥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0页。

（5）王晖：《古文字与商周史新证》（中华书局2003年第1版），第155－156页。

（6）详见：王玉哲《古史集林》（中华书局2000年第1版）"周公旦的当政及其东征考"。

的确，我们现代人看着郑玄、何休这两位当时顶尖学者的辩论，大约都会觉得非常无谓：一个人死就死了，"崩"也是死，"薨"也是死，值得那么较真么！

但古人还真就是这么较真的，因为这小小字眼的背后就是厚重的"春秋大义"。一方面，现实的政治斗争就是摆在眼前的：一字之差，周公的身份便大为不同，而真真假假效法周公的人怎能不为此紧张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王莽，处处效法周公，甚至还曾使汉家改元为"居摄"，此即影射周公摄政而来，在高尚的幌子之下行夺权之实。

周公摄政称王的问题为什么这么敏感，这么激烈，想想秦汉以后皇帝和权臣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受托孤而辅政的重臣与稚龄皇帝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有皇族内部的人际关系问题（比如明成祖朱棣篡位之后和方孝孺理论，就说自己的本意是要效法周公辅佐成王之事来辅佐建文帝）。所以周公问题之所以是一个经学上的千古大难题，因为它首先是一个现实政治上的大难题，而一旦牵扯上了现实政治，这问题便没有了事实上的对错，而只剩下站队的对错了。

另一方面，纯粹从经学意义而言，"崩"也好、"薨"也罢，所谓褒贬，都在这些小小字眼里微妙地隐藏着，而中国的历史观念正是由此发源，并且传之久远。汪荣祖即视孔子为"中国传统史观之祖"，当然，他是相信《春秋》纵然不是出自孔子之手，也必是孔子后学所为。汪荣祖说明道："《资治通鉴》凡一统之君，死称崩，否则称殂，一统之国大臣死称薨，否则称卒，斯皆《春秋》书法也。历代作者视为当然，益可见《春秋》寓褒贬于书法，入史学之深也。然则《春秋》一书，非仅编年之滥觞，亦史观之渊泉也。"（1）

这种史观就意味着：褒贬是第一位，史实是第二位。那么，既然在修史的书法上可以堂而皇之地观念先行，因观念问题而剪辑乃至窜改史料也就相应地具有了正当性。仍以《资治通鉴》为例，这一点正是它屡遭当代史家诟病之处。

周公摄政称王的问题并没有在古代专家那里有个了结，"鲁隐公到底是即位还是摄政"这个问题并也没有随着何休、郑玄论战的结束而终止--如上所述，这在古代实在可称得上是一个人命关天的问题，牵涉到"立国之常经"和"天地之大法"。

我们不妨把争论再看下去：唐代大史家刘知几因在《史通》一书中菲薄圣贤而饱受诟病。在刘知几看来，《尚书》、《春秋》各有疑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也不都那么光辉夺目。刘知几似乎是在以史家考据作风挑战着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折磨着儒家弟子的信仰，但也有人推测，刘知几那么说其实是意在言外的。清代浦起龙《史通通释》对此有一段评语，说看了这些话而大骂刘知几诋毁圣贤的，都是义人；能看出刘知几这是由质疑古史来寄托自己胸中愤懑，都是明白人。（2）

（1）[美]汪荣祖：《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中华书局2003年新1版，第30页）

（2）[清]浦起龙《史通通释》卷十三：此等书，怒其非圣无法而严为摈者，谊人之辞也；会其读史寄愤而悬为解者，晓人之辞也。

那么，刘知几的胸中愤懑都在愤懑些什么呢？论者认为正是汉魏隋唐以来拿古代圣贤作风来遮脸的种种篡弑诛伐。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为刘知几这个千古"名教罪人"说公道话，认为刘感愤时事，又怕因言获罪，这才佯狂非圣，意在言外。（1）

浦起龙和钱大昕的阐释是否成立，很难确证，反驳者也不乏其人，但毕竟谁也不是别人肚子里的蛔虫。所以只能说，用他们的观点来作参考，我们可以约略推知一些古史、经义与时政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相互作用。

再看《春秋》，鲁隐公到底是即位还是摄政，首先便前承着周公的身份问题，而周公的身份问题又关系着后世许多高层权力斗争中的站队问题，既攸关国本，也攸关性命。学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可谓艰难。

争议仍在继续。及至宋代，欧阳修议论道：既然《春秋经》把鲁隐公的头衔写作"公"，他老人家当然是即位为君了。苏轼起而辩驳，专门写了一篇论战文章《论鲁隐公》。

苏轼的观点大体和郑玄相似，进而讨论隐公之摄政是否符合礼制。苏轼引了《礼记·曾子问》的一段，说曾子请教孔子："如果在国君死后太子作为遗腹子出生，大伙儿该怎么办？"孔子回答说："卿大夫们跟从摄主，面朝北，站在西阶的南边……"（2）

郑玄也是注过《礼记》的，他当初在这里解释摄主是"高级干部代理君主执掌国政"，（3）但苏轼的解释更为详细，讲到了在这种情况下的一种特殊的继承原则--大略来说，摄主是死者的弟弟，如果遗腹子生下来是个男孩，摄主就交班，立这个孩子为合法继承人；如果遗腹子生下来是个女孩，那就由摄主来作合法继承人。

苏轼感叹说："秦汉以后，这套礼制没人搞了，女人开始当摄主了。岂不闻孔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女子摄政而国家不乱的，不过千里挑一而已。更恶劣的情况是：母后摄政导致了外戚篡权，比如王莽就是个坏典型。就算按古礼而立的摄主终于也篡权了，那好歹也是自家弟兄，肥水没流外人田，可外戚篡权却连皇室血脉都给改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古时候天子驾崩，太子要守丧三年，这三年中，国政由高级干部代管（3）。照此说法，只要有高级干部在非常时期作一下临时代理就可以了，用不着摄主呀。苏轼反驳说："话不是这么说的哦。太子如果岁数够大，可以按这种方法办，但如果太子只是一个新生儿，或者小儿童，那么，依照三代之礼和孔子之学，绝对没有把位子让给异姓的道理，所以一定是要有摄主的。鲁隐公的情况就是这样。"

（1）[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史通"条：刘知几沉潜诸史，用功数十年，及武后、中宗之世三为史官，再入东观，思举其职，既沮抑于监修，又见嫉于同列，议论凿枘，不克施行，感愤作《史通》内外篇。当时史局遵守者不过贞观所修晋、梁、陈、齐、周、隋六史之例，故其书指斥尤多。但以祖宗敕撰之本，辙加弹射，又恐谗谤取祸，遂于迁、固以降，肆意诋排，无所顾忌，甚至疑古惑经，非议上圣，阳为狂易辱圣之词，以掩盖诋毁先朝之迹。耻巽辞以谀今，假大言以蔑古。置诸外篇，窃取庄生《盗跖》之义。……

（2）[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曾子问》郑玄注：摄主，上卿代君听国政。

（3）《礼记·檀弓》：古者天子崩，王世子听于冢宰三年。

苏轼接着又批评同一阵营的前辈郑玄，说他是个"陋儒"："郑玄把摄主解释成'高级干部代理君主执掌国政'，如果国君遗腹子生下来是个女孩，难道这位高级干部还就继位为君了不成？"苏子曰："摄主是'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但遗憾的是，大家都搞不清了，都以为母后摄政是理所当然的，这还了得！所以我是一定要说上两句的！"（1）

经学之争，罕有定谳。一般说"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关于隐公即位的记录有不少人就认为是鲁史原本有载而被孔子给"削"去了--比如王阳明就持这种看法（2），但论来论去，不管正方还是反方，都在借此而强调尊卑嫡庶的伦常秩序，从这层意义而言，大家的矛盾其实都是"人民内部矛盾"。

稍稍总结一下：到现在为止，《春秋》开篇"元年春王正月"这六个字里，据经学家们认为"疑似"孔子笔削的痕迹有："春"是原本没有而由孔子"笔"上去的，为的是把"春"放在"王"的前边，表示王者要上法天道；"公即位"原本是应该有的，但被孔子"削"去了，原因就比较复杂了，各有各的说法；"元"和"王"也都可疑，其中涵义无限；"正月"虽然朴素一些，也不是没有深意。

社会要发展，着力所在，是开发新知识，还是解读旧知识？一个经典思路是：古人已经把道理说尽，我们只要全力发掘即可。--很多人相信，如果搞清楚孔子的"笔削"，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便会尽显无遗。读书人苦读圣贤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深入探究"春秋大义"便是如此一件意义深远的事。

那么，这就难免使一些人憧憬：如果能找到《春秋》所依据的鲁史旧文，两相对照一下，那就很容易知道孔子到底"笔"了哪些、"削"了哪些，犯不着绞尽脑汁、费尽猜疑了。清人赵翼就曾这样感慨过，说：孔子修《春秋》，鲁史旧文可惜我们见不到了，没法参校圣人的笔削之处，但以《汲冢纪年书》（即《古本竹书纪年》）来做参照，会发现两部书的文风、体例差不太多，对一些史事两书也都有记载，看来当时的国史大概就是那个样子的，而孔子只是在个别字眼上作了改动，以示褒贬之意。（3）

（1）[宋]苏轼《论鲁隐公》

（2）[明]王阳明《五经臆说》

（3）[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春秋》底本"条：孔子修《春秋》，鲁史旧文不可见，故无从参校圣人笔削之处。今以《汲冢纪年书》考之……据此可见当时国史其文法大概本与《春秋》相似，孔子特酌易数字以寓褒贬耳。

另参：[唐]刘知几《史通·六家》：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纪年》最为分了……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

对孔子"微言大义"的深入发掘，在后文还会出现很多，前辈们还由此总结出很多"义例"，粗略来说就是：如果对张三称呼张先生，那就是褒，而直呼张三那就是贬，称呼小张那也是贬，等等等等。但这些"义例"到底可不可靠，历来争议很多，比如《镜花缘》里就有一段很精彩的议论--《镜花缘》虽是小说，却真是一部知识分子小说，书中借角色之口大量发表对经史子集的长篇议论--说如果本来应该直呼张三之名，但那年代资讯传播手段不发达，不知道张三到底叫什么，这可怎么办？

《镜花缘》里经常是些很有趣的议论，其中还说到孔子的所谓"达例"和"特笔"：说来也简单，那些所谓"义例"，如果是孔子从旧史上照抄下来的，是谓"达例"，如果是孔子自己定的，是谓"特笔"，比如"正月"是史之旧文，而在"正月"前边加个"王"字就是圣人之"特笔"。学者读《春秋》，要知道哪些是"达例"，哪些是"特笔"，才能明白圣人的 "微言大义"。（1）--这是沿袭吕大圭的说法，但事情是否当真如此呢？不知道，反正有立论就有驳论，清人顾奎光《春秋随笔》便以为《春秋》虽然有达例和特笔，但理解经义还是要从大处着眼（2）。惠士奇则干脆指称"《春秋》无达例"。（3）

达例与特笔，这也算一种很有代表性的对《春秋》的读法，看起来更像是猜谜语，或者说，《春秋》就像是屠龙刀，都说屠龙刀里隐藏着天大的秘密，参破此秘密者便可以号令江湖，于是，屠龙刀的持有者便要煞费苦心地去"参悟"。但我们知道，屠龙刀里当真是有"天大的秘密"的，而《春秋》里是否也有"天大的秘密"，直到今天我们也无从得知，只是那一个个被历代高人破解出来的"秘密"成为了历史，并且深刻地影响了历史。

（1）详见：[明]李汝珍《镜花缘》第五十二回。

（2）[清]顾奎光《春秋随笔》卷上：吕大圭论《春秋》有达例，有特笔。所谓特笔，则是非褒贬所在也。然亦须理会大处，不可苛细缴绕。如书天王狩于河阳便是旋乾转坤之笔，左氏记事直叙周郑交质，岂复存得君臣名分？

（3）[清]惠士奇《春秋说》卷三。易学也有此说，如[宋]冯椅《厚斋易学》卷十五：是知《易》无达例与《春秋》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