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佛乘宗要论，为太虚法师应庚申讲经会之请而说。法师童年剃度，精研经典，力持戒行，已近二十稔。今春来粤，任支昆仲从之游，因记其说为书，凡十四章，七十六节，都三万余言。稿成，以示偈盦。偈心仪法师，俗缠不果承教，方叹无缘；及睹此，似又觉无缘而有缘也！唐、宋以来，言佛学者多矣，或执小乘，或囿一宗，莫详统系。此论钩玄提要，竟委穷源，文显义幽，幻海浮生得此光明，来去可了；诚由是放下屠刀，纵未必立地成佛，而忏恶殖善，足挽浩劫。惜夫学者锢蔽于形下，怀疑于形上，示以真如，鲜不讪为我未之见！任支尝谓破此理障，必神通与言说相辅而行，始能唤发信心，昌圣教。有心哉，言乎！识之以告同具因缘者。佛历二千九百四十七年八月，偈盦居士拜识。

二

太虚法师应广东庚申讲经会之请而说斯论，命余记录之。法师善说法要，义宗契经，语随世俗，提纲挈领，言生智了，使闻者于佛学之系统了若指掌；以故信心成就而起解行者，已不乏人。惜余未参释典，听受力弱，领会者十不八九；不谙速记，忘失者十又二三；兼之拙于属文，则是书之所述，恐于法师所说不得其半。尚赖逊弟之助，勉强成书，而法师转印之曰：可。且命抄稿付登海潮音，或以其大致尚无错谬欤！法师又云：倘得详说详记，此论当不下十万言，今则十不及四耳。广东佛学社社友议以付梓，用弁数言，以志其因缘于右。佛历二千九百四十七年八月望日，灵川胡杰任支并识。

三

民三一之秋，予于成都旅次，有友曾君普仁来访，谈及太虚大师，实为当今佛门泰斗，僧中领袖，著述等身，传法五洲，以致朝野尊崇，中外信仰，诚为数千年来佛门中第一的革新大师。于庚申应广东讲经会之请，说佛乘宗要论，胡君任支昆仲记录。此论提纲挈领，语随世俗，义宗契经，辨论科哲迷误，大显无上佛乘。虽说各教的迷悟，都是平心以佛理而论，非偏执雌黄，随便拨斥。其论佛法与国家民族之互资藉助处，尤有彻底的明判。论至此，彼此咸觉有幸，均愿流通。继后复有惟一比丘，亦言及佛学院现讲此论，而以油印，馍糊不清，讲时甚觉不便。顷又闻某校，亦讲此论，但无多本，同时均感得此书的困难。予度此情形，此书诚有翻印之必要，是以慨然担当代募，并得昌圆法师等，随喜赞襄，乃旋即付印。更喜曾君多番往返，殷勤校对。将告竣，属予序之。复详阅一过，就随所感及，乃笔述之于下：佛法者，救世救人之弘规，离苦得乐之宝炬也。实乃即世法而为出世法，非离人群而独居，及与国家民族断绝关系者也。诚以我佛立教，广大无碍，既不以一国家一民族为范围，即能适应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悉皆随顺人心变迁，以大慈大悲而显其功用。国家民族各各不同，亦不妨碍其普遍圆融之乐利，与乎究竟之离苦得乐也。

佛法自汉明帝入中国来，迄今二千年矣。虽历朝不乏大德，阐发微言，开显妙义，如日丽中天，有目共睹。然总是从佛法一面，辨其了义及行修之事立言，而未及其与人世间关系之点，与乎各宗各学之比较研究，指其归趣。值此世风日下，人心浇漓，世界人类遭此空前灾劫之际，若非我太虚大师，体如来慈旨，应运而生，以大智慧，建树法幢，何能矫正世人对于佛法国家民族之误会处？又谁能于须臾间，以方便善巧揭出无上佛法之究竟的完全系统？是以大师实为中国佛教划时代之巍巍大德也！窃以佛法修证事，在乎随时随地，适应时机，安住正知正见，心行相应，以离执为上，感应道交，自可大彻大悟也。大觉世尊，方便善巧，圆融无碍，于五浊恶世，证无上果，即所谓适应时机，修证佛法也。楞严经二十五圆通大士，尽皆是随人随地，随时随业，而得入观，而得证位焉。又付法藏因缘经，四祖优波鞠多尊者时，有一木工，厌离尘世而求出家，尊者示以法要，教他不可弃此工业，即可得道。嗣后与人修造，新营基地，正牵索丈量时，即证无学果位；此正所谓水边林下，无不是道场，究竟方便，头头是道。故佛法者，不论时间空间，皆可修学；不分入世出世，俱可明心。能如此体会佛法，方不失佛法本旨也。

普照不敏，谨据我佛一乘之旨，略抒管见，就正海内。但本论从观察国际情形，与近代科哲思想，而发扬全系佛法的真义，实有广为宣达之必要也。世人每以片面理想，妄为判断，诬谤大教，割断众生之慧命，实属非是。当知佛法，有积极与消极，都是信因信果，修福修慧，一是皆以止恶修善为准则，离苦得乐为究竟。本论根据无上佛法，总以积极为是，消极次之，这都是大彻大悟，圆圆佛果的谈判，非是拟想所可比类也。是以我师大智大悲，期望国家民族，及世界众生，都要以佛法为依归，与佛法发生因缘联系。若人人信解佛法，奉行佛法，则极庄严的人间净土，即在眼前矣。王普照序（见海刊二十五卷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