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锓木印图书，虽唐已有之，然著于官史者，则冯道为始，此人文史上所艳称之一大发明也。惟五代戎马倥惚，刻书之事，迨宋乃精且盛，故海东西所藏之中国书，推宋本为珍，以其不徒可资校勘，亦为有价值之古物也。因此板本之考查，得成目录学之一门。然古不古系乎时，同一宋也，前后相距者三百余岁，而宋末元初则成衔接。昔人仅断代为别，不纪其年，抑何为术之疏漏欤！张君涤瞻有慨乎是，发奋为宋板作编年史，以年编次先后，月日亦往往附见，缀之以解题，则藏者转移之迹，书之现存与否，皆可按图索骥而得。细至刻工姓名，亦间入纪录。起于开宝五年，迄祥兴二年，都四万有余卷。更益以索引，兼纪事本末之长，以弥编年史之缺憾，其用力可谓勤已！当此思潮激荡，政事剧烈之际，乃张君独孜孜矻矻，惟日不足，埋首图书馆，治此朴学，其立心尤迥异夸俗已！张君以此录所编入者，佛书几占其半，因嘱余序之。盖嘉熙三年，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刊大藏五千七百四十卷，政和至绍兴间，福州开元寺刊毗卢大藏五百余函，函十卷；元丰三年，福州东禅寺等学院，刊大藏五千余卷；他若开宝五年至熙宁四年，蜀刻之十三万板；宋末祥兴元年，开雕杭州南山普宁寺大藏；以及其余单镌之本，故应二万卷而有奇也。且三种大藏，日本皆存，而嘉熙本我国杨守敬君曾在日本购一残部，才散失六百卷而已。顾余于佛书虽涉览较多，然未尝留意于目录之稽核，而板本则更非所厝心；今以此而获知现存宋刻佛书之伙，滋足乐焉！民国十九年三月末日，厦门南普陀太虚。（见海刊十一卷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