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的关系，我与许多种的革命人物思想接近了，遂于佛教燃起了革命热情，在辛亥革命的侠情朝气中，提出了教理（那时叫学理）革命，僧制（那时叫组织）革命，寺产（那时叫财产）革命的口号──这三句口号，曾为当时佛学丛报所批驳，我又作“敢问佛学丛报”的反驳──；与若干曾受新教育的僧青年为中心，设立了佛教协进会。我虽为理论的启导，而在镇江金山寺等处的实行者，则另有一群。因实际的行动太轻率散乱了，未几招来巨大的反击，即归夭折。然我的佛教革命名声，从此被传开，受著人们的或尊敬、或惊惧、或厌恶、或怜惜。

后来退藏潜修了几年，对于教理，作了佛法导论，又批评了教育、 哲学、 进化论、一神教、周易、墨子、荀子等，成为“从佛教中心，以采择古今东西学术文化而顺应现代思想的新佛教”。对于僧制寺产，作了整理僧伽制度论，成为“从中国汉族的佛教本位，而适合时代需要的新佛教”。民七，偶然得若干信从者，遂组觉社，以著书讲学的又一姿态出现；创办佛学院，将以养成“僧教育师范人才”。僧教育则在训练一般僧众，改革僧制寺制而建立新佛教。然第二步未能顺序进行，故亦终无第三步的效果。

民十五六七的大革命激变中， 全国寺僧普遍摇动， 佛徒都发生了整理僧寺的醒觉，又偶然导设了中国佛教会，欲将所有僧寺组织起来，训练僧众逐渐的改善制度，演进为适应时代的佛教。不几年，乃因旧僧制寺制渐安定而失却组织佛教会的原意。去年、忽然为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注意到，订了一个“修正中国佛教会章程草案”， 硬要牵我与“近年把持佛教会而作改进障碍的人”，携手改革僧寺，卒亦失败。我的失败，固然也由于反对方面障碍力的深广，而本身的弱点，大抵因为我理论有余而实行不足，启导虽巧而统率无能，故遇到实行便统率不住了。然我终自信我的理论和启导确有特长，如得实行和统率力充足的人，必可建立适应现代中国之佛教的学理和制度。

我失败弱点的由来，出于个人的性情气质固多，而由境遇使然亦非少。例如第一期以偶然而燃起了佛教革命热情，第二期以偶然而开了讲学办学的风气，第三期以偶然而组织主导过中国佛教会，大抵皆出于偶然幸致，未经过熟谋深虑，劳力苦行，所以往往出于随缘应付的态度，轻易散漫，不能坚牢强毅，抱持固执。

我现今虽仍尽力于所志所行，然早衰的身心只可随缘消旧业，再不能有何新贡献。后起的人应知我的弱点及弱点的由来而自矫自勉，勿徒盼望我而苛责我，则我对于佛教的理论和启导，或犹不失其相当作用，以我的失败为来者的成功之母。（见宇宙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