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旬，陈真如、黄忏华、潘怀素、张剑峰等诸居士不约而同集缙云山。至八日、大雨滂沱，暑气顿消。太虚大师以时机难得，于此新凉之际，在大讲堂召开一佛法座谈会。出席者，前述四人及陶冶公、金觉范、龚星楼、卫立民诸居士，暨萧、原二君，并有印顺、苇舫、尘空、妙钦、正果、开一诸法师等。而本院全体员生，亦列席旁听。由大师亲临主席，先提出“佛法能否改善现实社会”一问题，请出席人藉此作为论端，发表意见。仅陈真如、潘怀素二居士与印顺法师三人发言，已逾三时有余。大师竟因历时过久，勉及尽辞而致病。

太虚　 “秋风秋雨送新凉”！陈真如居士等，都是游于华严法界中的善知识，在这时期，不约而同地俱集本山，这是很难得的一个缘会，本院（汉藏教理院）略备粗陋茶点，召开这个座谈会，在以法相资，同得法喜。

我先提出问题，作为论端，那就是“佛法能否改善现实社会”。庄子天下篇中评论当时学说思想说：“各得道之一察，欲以易天下”。所谓易天下，就是改善现实社会。尤其现时的学说思想，大都是集中于“怎样改善现实社会”这个问题，其原因有二：一、因为现实社会的矛盾现象太多，由这矛盾的现象而产生无限的痛苦，尤其是在残杀的战争时期。所谓现实社会，即是指现在实际有组织的人类社会，人类的社会既发生了痛苦，只要是有思想、有良心的人，无不力求改进。二、由于近来各种学说的进步，社会的痛苦的确有解决的可能，因此有思想的人，不逃避现实，不脱离社会，而以全力集中急求改进。现实人类社会的痛苦，不是天然的，或什么神赐予的，而是人类自己起心不良，自相争杀而造成的。改造这种痛苦的现实社会的学说思想，现在一共有四种：一、强调民族至欲以武力征服世界的国粹主义，如德国、日本是。二、民主主义，如英、美是。三、共产的社会主义，如苏联是。四、综合三种思想而改良的三民主义，如我们中国是。第一种主义将要失败，第二种民主主义的力量在全民参政，第三种的力量在劳工专政，第四种则在发展人类求生存的力量。这三种主义，当然继续推行下去，均利用科学以改进人类现实的社会为目的。

然而佛法是否也可以改造现实社会呢？佛法的存在，是否为人类所需要？如果佛法不能改造社会，不为人类所需要，那就可以不谈。假使能改造，但是现在已经有了几种足以改进的主义，那不是不需要佛法了吗？

再深一层讲，我们应当要明白什么是佛法？什么是现实社会，以佛法的眼光看来，现实社会应当逃避吗？还是应当改进呢？或根本加以否定，说从来就没有什么社会。从这几方面，都可以佛法观察。但今天座谈会的题目，主要的在是否可以改进现社会。

讲到这里，我连带地记起十六年前，真如居士在杭州灵隐寺和我晤面时，曾问我“佛法是否也讲救世，佛法可否救世”？我当时简单的答覆是“也讲救世，同时也可以救世”。不过“世间”的范围很广，现在的著重点，是现实的人类社会。前两年、王恩洋居士来山，我们也曾召集过一次座谈会，讨论“佛法对于战后的人类有何贡献”？他说：“佛法如眉目，可以庄严人类及明导人类”。当时有人批评它说得太过分，因为其他的宗教学说并不是盲目；但也有人说它说得不够，因为佛法并不如眉目只是人类的庄严和明见而已，应该是人类的全体大用。今天讨论的也略有相近，现在请各位对此问题发表高见！

陈真如　　刚才大师提出“佛法是否可以改善现实社会”这个问题，本人觉得非常扼要。听了大师的这番伟论，使我发生很多的感想。但座谈会的时间短促，大家都要发表意见，我不能将我所感想到的尽量地说出来，只能说一个大概。

佛法对于世间，的确很重要！我们佛教徒生存在这现实的世间，不能脱离这现实的人类社会，因此与这现实的人类发生密切的关系。这不但佛教徒是如此，无论何种宗教徒也是这样。佛教对于世界人类的影响之大，尤以中国为最，但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应当振兴使它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才好！因此大师提出这个问题。不过、我觉得佛教徒首先要坚持自己的立场，尤其是出家的僧众。

佛法本以出世为鹄的，因此有僧伽制度和组织。此制度和组织，有的已衰败而不适应时代了，这大师老早就已看到，并提倡改革。不过此制度所欲达到的目的在出世，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至于制度，能够改革，固然很好，如果不能，那末、旧的制度无论如何是应该保存的。向来一班人以为和尚只是吃国家的饭，是消极厌世的社会分利份子，这我们可以置之不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宗教徒，无论那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是需要宗教的。佛教既是伟大的宗教之一，决不是一句话可以抹煞其价值的。但僧伽的堕落和寺庙内部的腐败，这也是事实，我们应当承认。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里，人民的生活习惯所受的佛教的影响，比儒家还要大。如某些青年，他尽管不信佛，待他的家里一有什么事，其家长必到寺院打斋供僧或念佛做佛事等，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总之、佛法以出世为鹄的，有佛法因有僧众，有寺庙，有制度，有教育；而僧众的责任，则为继续如来的慧命。我们要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自己的立场，决不可因人家讥谤而摇动。

佛法与现实世间，在兄弟一向的见解，以为社会的政治、经济等问题，不是佛法正面，而是旁面的。这就是说，佛教徒不应从事正面的政治、经济等活动。因若从事正面的活动，无论在形式上和作用上，均为佛法的力量所不及。在历史上，佛法一向为帝王所尊重，以之而感化世间改善世间的亦未尝不有，但其正面所作的事，皆为世间的事，如菩萨现宰官身以法律为正面，现将军身以带兵与军令等为正面，他们绝对不能是僧侣。如果它有佛法的修养，内含菩萨心肠，与敌人短兵相接，对敌方的投降份子，它就不会杀，否则他就违反了菩萨心。现将军身带兵与敌短兵相接是正面的世间事，对敌方投诚的份子不杀害，则为旁面的佛法。认清了这点，方可以说是认清了现实世间。

若佛法专以从事政治、经济活动而治世，恐怕早已无佛法存在了。中国在五胡乱华的时候，符坚派人迎鸠摩罗什来中国宏法，但因乱战撕杀，罗什停留凉州而不能来。待姚兴遣兵迎罗什到长安，而符坚的国早亡。这是表示佛法是超时空性的，是为全人类谋幸福的，并不如欧洲的宗教，可以被人利用为政治等侵略工具的。所以即是我们做了政治家或经济家，对正面的世间事应当尽职，而佛法只能从旁助理，这是应当认清楚的！

还有一点意见，那就是我们佛弟子明了佛法，应如何修菩萨行。这是一个根本问题。这就是说，无论是出家也好，工、商各界也好，在复杂的现实社会当中，我们应该有什么不同的表现？以佛弟子的立场，在繁杂多样性的众生当中，如果有特别的表现，这种表现，比什么力量都大！行菩萨道，我以为只是“悲智”二字，我们应当随时记著！“悲”、就是伟大的同情，无条件的忘自我而为他人，他人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如世间有些痛苦，不是由有情自己本身发生的，而是由团体中间发生的，这种痛苦，世人无法解决，唯有发大悲心的菩萨才能解决。此种伟人，实为其他宗教所不及！经里说：从前有一个人，欲纂王位，他喜于射箭，可以射中空中的飞鸟；当他放箭射王时，那箭在国王的面前忽然堕了地。原来那国王是菩萨，他看见对方的箭射来了，即入慈心三昧，因此箭就堕了地。射手见了这种现象，极为恐怖，预备再射第二箭。国王连声道：“你如果再射，就会射到你自己”。射手听了他的话，大受感化。由此故事，可以证明旁面的力量是很大的。我们如果以佛法到社会上去从事正面的经济、政治等，就要失掉自己的立场，结果是同流合污。“智”、就是智慧，要有智慧，才可以认识世间的一切，见世间如幻如化，因争的撕杀而起怜悯而发生大悲，所以悲智是同一根源的。佛法对众生的利益，则是救众生的慧命！时间多了，余待下次再说。

潘怀素　　大师提出这个问题，意思就是说：社会已经有了毛病，须要改善，如世界大战即为毛病的表现。这种毛病，科学是否能改善呢？

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发展，就是因为有生命，有生命就要生活，为了要生活，不能不随时为生活而奔驰，就是临死的时候它也要挣扎。现在社会的一切，都是向上发展的：茅屋可以遮风雨，大洋房也是遮风雨，但大洋房比茅屋好些。所以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因为人类要好的生活。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由于人类自私观念的原故，所以社会发生斗争。在原始社会里，生活取于自然；到了贵族社会，以为生活资养由于天赐；而现在则以为是由于人类自己的争取，因此不得不斗争。如我们这里许多人，若只有一杯茶，但因各人实际的须要，就不能不发生争夺。由于这个原故，于是乎就有你的、我的、中国的、外国的等等不同的观念。又如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强调日耳曼民族至上，以科学的眼光看来，都是极端错误的。如果将这些错误观念改正，那末社会也就可以改好。但“好”以什么为标准呢？我以为应以全人类的利益为标准。这个标准，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若只就个人主观的玄想以为就是好的，那结果就会因各人的见解不同而发生纷争。如我们所吃的米，本是大家的力量做出来的，那末就应共同享受，在这中间不应有什么特殊的阶级存在。以此种标准去衡量社会，才是真正的衡量。因此改造社会，应当从大众著眼。但众生无量，个性不同，现在要做到这步，事实是不可能。

有人以为科学发达不好，把人类的自相残杀的罪恶，一概归罪于科学，这是不懂科学！因为科学的本身是无我的，无罪的；科学的好坏，只看人类自己利用得当与否！如花生可以吃，但吃多了，也可以胀死人。

人类的历史，往往在错误的观念中兜圈子，如果这错误的观念不改变，社会就无法改善。我们知道，生命是无上宝贵的东西，然而生命的本源，科学却无法解释。如生物学分析到最后，对于生物的本源，只能得到一个抽象的概念。生命无穷，故每个生命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就不同，而维持这宝贵生命的存在，就需要资料的充足。

更向上一点，我们的生活要好，但好的标准都由于各个人的主观不同。如穷人茅房也好，阔人则要大洋房才好。尽管他们的好有区别，但都由于他们自己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所谓判断力。因各人的主观不同，故他们的判断力也就有异，以主观的立场去衡量社会，这是错误的，但这种错误，科学却无法改变。

再看──西洋的──宗教，是否可以改进社会呢？也不可能。西洋的宗教与中国的宗教，其内容根本不同。西洋的宗教，以为宇宙万有均由神所造，中世纪的几百年，就在这种思想统治之下。基督教的初创，其目的本亦在为改进人类社会，但结果被人利用作为政治的工具，因此造成中世纪的黑暗时期。自文艺复兴、科学发达以后，欧洲根本就没有几个真实信仰宗教的人。所以我说以宗教改进社会是不可能的。此外如回教、婆罗门教等，同为幼稚可笑！

科学、宗教既都不能改进社会，那末佛教呢？这我们可以从佛陀的本身来看。在佛世，当时的印度社会环境，的确给他一个很大的刺激。他考察生命的来源，看到社会上森严的阶级制度，他经过长期的思索和考虑，得到了结论。他以为众生都是平等的，生命的本质，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因此推论到社会也应当平等无差别才是。所以、佛法是否可以改造现实社会，就看每个人的无差别的平等心理是否可以建立？如果建立得起来，就可以改造现实社会。佛法之所以能够救世，也就在这点。

印顺　　大师提出的问题，刚才听了两居士所发表的意见，我也有一点感想。佛法一面是以有情（生命物）为中心、为出发点的，所以佛法的目的，在使有情认识痛苦而求解放，因此有佛陀的出现，佛法的流传。因为佛法的本旨如此，所以佛法完全是为要改善人生。有情痛苦的发生，不出三方面：一、是由于自己（身心之间）所引起的，二、是由于社会（自他之间）所发生的；三、是由于自然环境（我物之间）给予的。佛法的宗旨，是为了要解决这些痛苦。但我与自然之间，只要有方法，了解自然物质的原理，就可控制利用而摆脱之。人人可以实验，像科学所说的。可是人类社会的自他之间，就不会这样简单。在某种环境之下，同一的社会关系、社会机构，他赞成，你却不满意。过去可以安全，现在就不能控制。从前热烈的追求他，现在却厌恶他。社会现象所以不像自然科学的那样必然，就为了有人类的精神活动在，故仅只科学是不足以改进社会的。社会的改善，可从适合多数人的要求，用社会组织的共同力去改善他，政治、法律等，都是为了这一点的。说到身心间的问题，只要肯自我反省，就可以知道比社会纠纷更复杂，更不容易把握。个人的性格、兴趣、嗜好、思想，要加改善，是很不容易的。一切宗教、修养，特别是佛教，侧重在这一点。从广义说，要改善现实的人类社会，与这三种都有关，也可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宗教、佛法，都为了改善有情中心的人间。但如社会不良，没有合理的制度，那科学会变成贼害社会的东西。现代战争，不是受尽了科学的伤害吗！但这与科学本身无关。进一步，如人类私欲发展、人格堕落，那末任何社会制度，都难于改善社会！多少人假借民意，利用愚民！多少人利用政治、经济机构，来破坏社会的和平！所以这三者并重，而改善社会，应从根本的人格思想改善起，这是佛法的立场。而且、科学的进步，不一定是社会的合理与平安；社会的改善，不能担保你的身心安乐；佛法是从这究竟的观点出发的。

人类的社会组织的好坏，虽有各人的见解不同，但不是不能比较的。大概在国家强盛时，其政策就比较宽容，倾向大同；若受到压迫，在危亡之时，就要强调比较狭隘的国家、民族主义。社会的终极，当然是倾向大同。但真正的好坏，我认为应从人类的共同要求，而更当重视某一时空中的现实需要，从双方兼顾中去估量其价值。否则、任何制度都不能一定适合，这只是例子。

佛法对于现实社会的改造，可以约声闻佛教与大乘佛教两方面来讲：声闻佛法与大乘佛法不同，它是超越的，不是正面的去从事经济、政治等活动，它是以有生而到无生，超社会而得解脱。有人说：这是消极，但消极并不一定与世间无好处。如小乘圣者，它有伟大的精神修养，有高尚的人格，便可以影响社会。如中国的伯夷、叔齐，其精神感召后来的人也很多！然大乘佛法的思想，则完全不同，它以为生即无生，无生而不离生，故正面的去从事经济、政治等活动，并不妨害自己的清净解脱，它要从世间的正业去体验而得解脱，这种解脱叫做不思议解脱，这在华严经里说得很多。故大乘佛教的思想对于社会，并不一定要站在旁面；政治、经济等在吻合佛法的思想体系下，何尝不是佛法？因为它主张世间法即是出世法的原故。不过、出家人倒不须要这样做。总之、佛法一是净化身心的声闻佛教，守住自己的岗位，不失自己的立场，从旁面去影响社会，不去从事正面的经济等活动，它深刻却不能广及。二、是以世间而达到清净解脱的大乘佛教，可以正面地去从事经济、政治等活动。出家人应以声闻佛教为立脚点，而在家佛教徒则可本著大乘佛教的精神，正面的去从事政治、经济等活动，这政治、经济等就是佛法。

太虚　　今天的座谈会，有三位发了言。第一是陈真如先生，他所讲的可分为两点：一、出家僧众以超俗的立场和人格的表现，从旁面的影响使社会改善。二、在家的佛教徒，虽亦正面地从事政治、经济等活动，对世间的责任尽职，而内面菩萨的大悲大智心，表现与一般人不同，无论从正面或旁面，皆可能使社会改进。

第二是潘怀素先生，他对社会的改造，说到有科学的、宗教的、佛法的。科学对于人类的历史差别性，无法解决；宗教又以神权思想来统治人类，以神为本，这只是人造的玄想，以之而改良社会是不可能的。最后谈到佛法，以佛法说众生无差别，人类的善的标准，应以大众的利益为对象，以生命无差别的理论，去观察众生，如幻如化，心性平等，故可以改进现实社会，同时认识生命的宝贵而应加以保护。但以什么方法去改进，潘先生没有说出来。

第三是印顺法师，它说佛法以有情为本，其利益的标准亦须以大众为对象，这颇与潘先生的意义接近。其所提出的方法，一是小乘佛法修养的精神，高尚的人格，从旁面去影响社会，使之改进，这与陈先生的意义接近。他又提出大乘菩萨的精神，如华严经中的无厌足王等，在表面上是罪恶的而其实它在改善世间，这是不可思议的大乘菩萨行，因为菩萨是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所以它说佛法更有直接改善世间的可能。

我以为出家制度是绝对必要的，但须把它整理好，使世人崇仰，再以方便为引导。同时、我觉得僧众的人数，宜精不宜多。

以众生心性平等的思想为出发点，使众生从根本的心理上改造起，因此菩萨愈多愈好，使每人都成为华严法界的善知识，人间也就成华藏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将佛法宣扬出去，使社会人士普遍地明了菩萨的伟大精神！（光宗记）林同济　　（读记录后所提的意见）西方的冥契主义，分消极、积极两种，前者是自了汉，并不以改善社会为目的，如果社会人士受了他的慧光之感召而学为善为爱，那就是意外的收获，不是原定的目的。消极的冥契主义者，目的只有自进智慧之林，自得解脱之门。

积极的冥契主义者，是证到了“无上正觉”后，而感得这正觉中的重要成份，就包含著「爱”的精神，翼护一切的精神，于是本此精神而勇决地以先觉觉后觉，，结果便产生一种积极传教精神，设法使大家都来信其所信，都来接受他的宗教。传教的精神与自了汉的解脱有异，但也不离宗教信仰的本位，它道地是宗教家的一种分内事。

过此以往，则西方的冥契主义者，亦有不少直接参加社会、政治、军事的工作的，但这都是出于一时环境的“不得已”而仔肩“教外事”，不是以它为道地分内事的。

我以为三者可并行不背，佛教的未来，应当：一、由一种严格的佛教院，训练有极精选──人数不必多而亦不可多 ──的悲智大士，以为佛教会中的顶峰人才团。他们要以自觉自救为最尽先的目的，必如是，然后可以维持“质精”的标准，维持佛教徒的“高度”。

二、由这精练团中，按各人的志趣，而分出专门修行者、执行传教者两种人。三、在任何场合下，凡在教之正常或方便立场，认为“不容已”的社会、政治以至军事工作，似乎都应该振袂而起，来作短期或短期的担当，不宜拘拘于所谓自家的“岗位”。

究到底，宗教家固必须把他的经常工作，局限于狭义的宗教范围内。然广义说来，毕竟一切“人的事”都属宗教家“分内事”，关键在做事者与当事者的态度与立场必需是“宗教的”。而事之本身是否属于狭义的宗教性质，乃是次要问题。换句话说，我以为在非常场合下，宗教家可以──而亦应当──本宗教的立场，奋勇担任他所认为时势──环境──或义理上必须从权担当的“教外”性的事业，由一个经常的宗教家变为一个应权的政治家、社会工作家等……。

乞恕我一个门外汉的妄见！（见海刊二十五卷十一十二两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