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十一月在杭州作──

夏历十月十日，由北京讲法华经毕返杭，适与张仲仁先生共车，出梁漱溟君所著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读之终夜，不忍释手，真近年有新文化运动以来第一之杰作也。梁君以深细精锐之思，成此不朽之文，恐透彻了解者殊不易多得。余既真知灼见其义，且与我所提倡之佛化关系颇大，故不得不粗略先为一文以评之。

梁君推究各方文化之发生，于地理、天时、经济、交通等种种周围之助缘外，特别注重于“天才”及“意欲之主因”。且为中华文化数千年所以停滞不进者，乃由老、孔等几人之天才太高，使后人仰摹犹虞不及之所致，此皆深获我心，而去年评胡适之君所著中国哲学大纲时，亦曾略言及之者也。

梁君以“生活意欲”之向前求增进，说明西洋古代及近代之文化；处中求调适，说明中华之文化，回后求解脱，说明印度之文化。但言人世，虽觉甚当，统观法界，殊不谓然。今另为表如下：

　 　　　　　　　　　　 ┌向前求进的……西洋文化　　　　思议的障碍的生活┤因顺苟安的……中华文化　　　　　　　　　　　　└根本解除的……印度一般文化及三乘的共佛法　　　　　　　　　　　　　　　　　　　　　　　┌分证的……菩萨法界　　　　不思议的无障碍的生活──大乘的不共佛法┤　　　　　　　　　　　　　　　　　　　　　　　└满证的……佛法界

梁君以“物质”、“他心”、“无常律”、为障碍生活之对境，意谓对增上物质之障碍，可用西洋文化排除之；若他心之障碍，则须用中华文化融和之；而有生必灭之无常律，唯印度文化乃足解除其障碍。另将文艺、美术等列为一种相似不思议的无障碍的生活。其实、文艺美术为一类之无记法，展转亦为障碍，而物质、他心之障碍，亦必由三乘之共佛法，达到大乘之不共佛法，乃成真正之不思议的无障碍的生活也。

梁君以“现量”、“直觉”、“理智”三种为知识之根源，盖即现量、非量、比量之三量也。然非量原以指似现量、似比量者，梁君似专指似现量言；且直觉非不美之辞，在凡情之直觉虽属非量，而圣智之直觉亦不违真现量、真比量，故成无得不思议之任运无障碍法界智。另为表如下：

┌似现量─┐　　　　　　│　　　　├─直觉───非量　　　　　　│似比量─┘　　　　凡情┤　　　　　　│真比量───理智────┐　　　　　　│　　　　　　　　　　　　│　　　　　　└真现量───感觉┐　　　│　　　　　　　　　　　　　　　│　　　│　　　　　　　　　　┌──真智├现量　│　　　　　　┌自证智┤　　　　│　　　│　　　　圣智┤　　　└──俗智┘直觉┐└┐　　　　　　└悟他智────────┴─┴─比量

梁君以西洋文化是直觉运用理智的，中华文化是理智运用直觉的。所云直觉、皆专指似现量言。换言之，直觉境即俱生我法二执之心境也。又言：佛法是现量运用比量的，或比量运用现量的。由余观之，当言佛法是由圣智的比量排除非量的凡情直觉，获真现量，起不思议无障碍法界之直觉而运用比量的。所云起不思议无障碍法界之直觉者，即示现他受用身土及应化身土是也。

梁君视佛法但为三乘的共法，前遗五乘的共法，后遗大乘的不共法，故划然以为佛法犹未能适用于今世，且虑反以延长人世之祸乱，乃决意排斥之。其理由、盖谓东方人民犹未能战胜天行，当用西洋化以排除物质之障碍；西洋人民犹未能得尝人生之真味，当用中华化以融洽自然之乐趣。待物质之障碍尽而人生之乐味深，乃能觉悟到与生活俱有的无常之苦，以求根本的解脱生活，于是代表印度化的佛法，始为人生唯一之需要。若现时则仅为少数处特殊地位者之所能，非一般人之所能也。故对于特殊人的个人之学佛虽或赞成，而对于向一般人提倡，必力反对之。果如梁君之言者，似乎如佛典所云之北俱卢洲人，乃真能适宜佛化者，何以佛法兴世，又偏在南阎浮提，而北俱卢洲人适得其反欤？且梁君自云：在个人唯觉佛法为真对的，其欲专提倡代表中华文化的孔家哲学，纯出于舍己从众的悲愿，则梁君殆不免自视太高，而视人太卑欤？同为人类，同生斯世，梁君能觉得唯佛法为真对，众人便亦能觉得唯佛法为真对；众人既亦能觉得唯佛法为真对，梁君压良为贱，强谓其不能，乃云佛法在今日但为贵族的，则纯出梁君之错觉可知也。虽然、近来学佛之人，所知于佛者，不及梁君之正确，故大都迷信为鬼神之一，好为扶乩、圆光及贪玩守窍出神等种种秘戏；其不然者，则悉趋于厌弃世事消极主义之一途而已。前者徒益邪秽，后者又懦弱自了，无裨人世。且当今佛法乏人，间有一二深思专精之士，则又寝馈昔贤，高文奥义，非一般人所能共喻。梁君视佛法为贵族的，盖亦有在。

余则视今为最宜宣扬佛法的时代：一则菩提所缘，缘苦众生，今正五浊恶世之焦点故。二则全地球人类皆已被西洋化同化，外驰之极，反之以究其内情。下者、可渐之以五乘的佛法，除恶行善，以增进人世之福乐；中者、可渐之以三乘的共佛法，断妄证真以解脱人生之苦恼；上者、可顿之以大乘的不共法，即人而佛以圆满人性之妙觉故。而对于中国，排斥混沌为本的孔老化，受用西洋的科学，同时、即施行完全的佛法。以混沌之本拔，则鬼神之迷信破故。若对西洋，则直顺时机以施行完全的佛化可也。余所谓完全的佛法，亦未尝不以三乘的共佛法为中坚，但前不遗五乘的共法，后不遗大乘的不共佛法耳。五乘共法，十法界的正因果律也，乃属于依他起性者。三乘的共法，生死烦恼之解脱也，乃通于三性三无性者。大乘的不共法，常乐我净之法身也，乃属于圆成实性者。今以明正因果以破迷事无明之异熟愚，则中华宗极混沌，乐为自然之惑袪，而西洋逐物追求、欲得满足迷亦除，于是先获世人之安乐，渐进了生脱死之域以蕲达乎究竟圆满之地。此先得人世之安乐，亦与梁君所期者同；但梁君欲从排斥佛法、摄受欧化、提倡孔学达之，余则谓须昌明五乘的共佛法以达到之耳。此后当另著「佛教人生学”、“具足佛教学”二书以明之。余并愿脱离寺院及讲经之务，周流全国及全球以专事讲演。

梁君欲排斥佛化，先以提倡孔化，使迷入人生之深处，极感苦痛，然后再推开孔氏，救以佛化。乃不直施佛化，俾世人得孔氏同样之利益，而预免其弊害，用心颇为不仁。又孔子天才之高，殆大士之应生，而此种人才，决非孔学所能产生，唯佛法乃能产生之耳。故宋明儒者，亦莫不与禅宗有渊源者。即梁君自身，要非先曾入佛不为功，乃反欲排佛以期孔化，何异斫除本根而求枝叶敷荣乎？则又颇为不智。一言而不仁不智，窃为梁君惜焉！（见海刊一卷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