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作──

自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后，对于边疆民族之精诚团结，融化为大中华民族而建成新中华民国，固尝深深注意，步步用心；抗战后以政府西迁，于位置极西而弥布西北西南之藏族，接触益密，尤其引起中央主管机关以至地方行政官署、学术研究、调查团体之关切。惟彼等有一共同缺点，即似尚未能把握事实之中心也。尝见某君考查藏族之笔记云：

康人注重佛教，轻视世间法。近来各县当局皆努力推广小学教育，强迫入学，奖励读书。道孚南部山中有地名木茹，住居农民约六十户，牧民尤多，居民皆为红教所化，唯西南山麓一隅，是黑教所化之区。戴县长派兼主教育之王秘书负责创办小学，教化居民。该地居民，受惯神权、帝权两层政治统治，相沿成风，已视为当然。突闻县府欲设学校，教以在家俗人所读之汉书，一言一行，皆须以三民主义为标准，绝对主张民权政治。于是统治者之喇嘛、土司及被统治者之平民，皆哗然而骇扰，莫不认为学校是小叛徒制造所。于是所有绅董群往县府说：“大官呀！我们太苦了，请今年勿设学校。我们木茹给你四称银子──合法币千二百元──慈悲”！县府不允，并指定出二十名学生，限期开学，绅董回家，设法敷衍，秘书提前赶至，筹备一切。老妇、老翁跪地哀求：“大官呀！学差太重了，我们蛮家受不了，出十五名差罢”！秘书闲话不提，限期送足。县长派人送来许多抗战、卫生、名贤故事等挂画，并亲撰书联以壮观瞻。及期、男女学生二十名，排队恭立，听秘书训话。从来只见几幅粗略佛像的居民，看见院中国旗飘扬，室内遍悬洁白坚厚之挂图，画著唯肖唯妙的人物，无不暗暗称奇，深叹不学喇嘛的在家汉人颇有小神通云。痛恶学校者，翌晓结队而遥望学校，“嘿！嘿”！呐喊示恨。地方摊款雇贫寒子女到校应差，每名每年差费约法币二百元。富家子弟仍然全身红色法装，皈依师父，住寺学经。学生家长无不自惭自恼，怀痛在心。性情跪弱的老太婆，知己相逢，便说：“哎！我的小娃娃，长得和尊小菩萨一样庄严的小娃娃，生下之后，他爸爸请喇嘛命名卜课，说他几乎就是呼图克图。谁说他大了不是好喇嘛，现在天天去当学差，给在家汉人拜门。哎！吹风也得去，落雨也得去，比当乌拉还多苦数倍。我家有牛无人牧，少柴无人樵，死后谁肯给我长期奉经超荐！嘛呢叭咪吽”。若人家不加劝慰，她只面红涌泪而已。设若加以劝慰，她必俯腰捉襟，双手掩目，呜呜咽咽起来了。

以某君此文之叙述，推其结论，将曰欲改进其经济政治必先改进其教育，而藏族之佛教喇嘛实为改进之障碍，必先铲除喇嘛教化而后可。然设不幸而循此推论实施，不惟反抗益甚，恶感益深，适足偾事。纵令硬行蛮干，贯澈目的，亦不免将其固有之文化精神破坏无剩，得不偿失。某君之笔记又有一则云：

某次出寺西行，至红、黄两教化区毗连之地，见村前有小学一所。入内参观，立校旗旁，四下而望。一小学生向我说：“我是汉人，我爸爸也是汉人”。很自豪的说了此话，又指桌旁一红毡长衣女生说：“她是小蛮家，院中小便，路上大便，不怕人看，和牛一样。哈哈哈”！红毡女学生跑到室中，拉一白毡长衣女生来我面前说：“她是牛厂，哈哈哈”！我一一询问。小汉人答“咱们汉人有汉国，不当乌拉，多好呀”！小蛮家答：“汉人用纸书当钱，汉鬼用纸灰当钱，哈哈哈！我们蛮家是人，用真银当钱”。小牛厂娃答：“我们神多”。随即退入室中。小汉人说蛮家好当强盗，羞先人。小蛮家说汉人是乞丐，烂糊糊。始而唇舌相讥，继而拳脚交加，抱颈搂腰，扑的一声，同倒在地。

此文所描写新政所办小学校内学生之实况，则其教育所生影响如此，不惟不足依之以融洽感情，使同化为大中华民族，藉以改进其经济政治，且反时时挑起汉、藏恶感，而挠滞新中国之建设矣。另有某君记一设治局长之事云：

其图治计划云：原则为以贸易方式刺激地方之生产力与购买力。换言之，即以经营商业谋地方经济之发展，而以组织贸易公司控制进出口贸易之方法行之。资本拟定为十万元，官商各半──现已有商股万余元──。经营方式，一为以物易物，一方则设法推行法币，以换回流散于番民手中之硬币。经营对象，暂以林牧为主。又谈其施政方针云：最注重者为林业、畜牧、交通及教育四事。林牧方策，已如上述。交通分公路与电报话二项，将尽先完成后者。教育分学校教育与番民教育二项，详细办法尚在拟议之中。按此项计划，宏伟博大，自有未容妄肆菲薄者。然余意今日秉边政者之所为，似犹当不止于此。其计划之主要对象，均不脱经济范围，自土地开发言，固有其当然之重要性；然处今时势之下，乃尤有甚于此者，即须取得番民之信仰是也。言及于此，不能不令人痛感夫过去及现在一般自命为高等之汉人所遗留之下等劣迹。长江君之“中国的西北角”中曾记杨氏一段说话，可为此事最扼要之说明。其言曰：“凡与杨氏及其部下办理任何交涉之汉人，几无人不视之为野蛮愚劣之下等民族，而以愚弄欺骗恐吓压迫等方法取得藏人之财帛”。夫往日所积累之印象与观念也如此，今则贸贸然于地方焦头烂额之余，忽大张开发之旗帜而来，几何不使其疑惧畏却而走也。且过去中央政府之于边疆人民，非讨伐即安抚，边民亦惟知其上为土司，对中央官府仅有间接观念；今忽作直接之统治，而于彼方原有之观念毫无所易，其不起而操戈反向者已为幸矣；又何怪其不受指导难于措手哉！斯事似微而实巨，盖其体象隐于未形，不易为人注意，而实为百业之基础；若未能先事建立之者，便如筑屋沙上，潮至而倾矣。　取得番民之信仰原非难事，但须较长之时间，相与往来，广布德惠，多施训教，既安而久，则情感密而信仰生，而后乃可徐布所图矣。其事最需耐性，而计划者似急于图功，颇疏于此点。因之、其事多捍格阻难，遂生消极之念。尝语宋堪布云：“我无办法，没有权啊”！堪布为人颇幽默，徐答曰：“权在那里？在太太──谓杨太太──的柜里锁著吗？等我两人去找看”！又有一事足见番民之趋向，而为吾人所当据以自省者，设治局于讼事审问全用新法，无严刑，无需索，司令部则反是，而争讼之番民则群趋于后者，于前者乃望望然而去之。势自如此，未可强以权力矫之也。至此项计划之本身，余因对地方之认识尚浅，不拟详作批评；但感其原则颇肖十九世纪以来帝国主义者与中国间之关系形式，傥果竟如此发展，恐亦非国家长久之福利也。

此文所记急于图功之某君，要算为现在能实事求是苦干硬干之最好官吏矣。此不惟一般少壮有朝气的人对于边事如此，即中枢多数人之意旨恐亦如是。我尝闻主管边事某当局云：对于喇嘛等不过暂事敷衍优待，联络系縻，而俟交通一便，中央军政力量，自有系统的办法，固不容使佛教有所作为也。藉交通军政之力，非曰不能如此：然不惟交通军政力未能及，纵能及而出于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关系形式，诚如某君所谓“非国家长久之福”也。某君谓须先注重取得番民之信仰，洵为扼要之卓见。但非对于喇嘛或王公敷衍联络之谓；亦非一般内地盲信佛徒，信从西藏二三喇嘛咒术，或不论其黄、红、白，或于黄、红、白专奉一二，诋毁其余一二，虽或能探究各大寺所研究之教理，偏信以为至上，亦未为通达。尝有研习藏文及西藏佛教，渴仰拉萨圣地者，逮抵达拉萨，乃睹民多乞丐，地皆拉圾积聚，尿屎流溢，愚陋无教育，贫病无医药，盗骗淫湎，大失所望。又有十年前由川入康，慕拉萨为佛净土，仰喇嘛如佛菩萨者，乃今从拉萨来书，竟谓藏地一般僧俗多习于贪侈邪恶，而有德望之喇嘛，近亦奔竞荣利，无复昔日纯洁，因自责十数年来为迷信者，则过犹不及也。余昔序法尊之现代西藏云：“其一、西藏民众信受佛法之教化，不惟普及而亦有相当的醇正深入；然一般妇女性少羞耻，曾不稍戢淫乱──此与无上密宗的双身法或亦有关──。一般官商则习为巧诈，失于诚实，且廓罗一带游牧人，多有以劫杀为生活者。杀、盗、淫、妄，竟分别蔚成风尚，此何故耶？其二、西藏僧众实为西藏民族的重心，不惟掌教化崇仰，而一般的教育及政治权力亦出于是，此又何故耶？则因前者无安稳的经济基础，且无系统组织的政制治理，而后者则有之也。由此可知淑群之道，非但柔善的教化能奏全功，必扶以刚强的政治，尤必基以资养的经济”。

观此、则知藏族一般无安稳的经济、无系统的教育、无组织的政治之一般民众，所知惟信佛供僧忏罪求福而已。若视为大中华民族之一分子，等为中华民国之国民，则于其经济、政治、教育之改进，诚不容缓；但另一方面则更应知西藏之僧寺，实多为有经济基础，有系统教育，有组织治理，且其所学习之佛教文化实达相当高度，而修学其中者虽非皆圣贤，亦时不无智解德行之足系人钦敬者。不惟在事势上当予以尊重，即在情理上实亦中国民族及世界人类中可宝贵之文化也。设因卤莽灭裂而破坏之，岂惟国族之不幸，抑亦人类文明之损失！则乌可不慎重将事而有求其恰当耶？然则顺从藏族原有之佛教文化，激扬其优长，渐袪其锢蔽，导其容纳消化于国族的现代的各种文明，岂非改进藏民经济、政治、教育、文化之适当路线乎？其进行应有步骤，莫若由中枢主管机关、地方行政官署与藏族优秀僧士合组一藏民福利委员会，择喇嘛中声望素著、学识弘通、倾诚内向者，以及明达藏事之汉僧，及学贯中西信解佛法之教育家若干人以辅助，首办一大规模西藏师范学院，施以中等、高等之两种师范教育，院内当设佛殿以具崇奉佛教之仪式，招前后藏及康、青、宁、甘等地二十岁至四十岁之喇嘛来学：就中藏文佛学占三分之一，国文、史、地、政、法占三分之一，农、工、商、卫生、医药、科学、艺术占三分之一。毕业高等师范者可充中学教师，毕业中等师范者可充小学教师。此后则以喇嘛教师主持学校，而佐以汉地教员，由小学而中学层层推进，则人民自乐令其子弟就学。如此循序设施二十年，藏民之教育自能普及提高。逮交通便而移徙频，寖习既久，然后汉藏人民乃真能水乳交融而蔚为大中华民族矣。（见时代精神五卷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