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较之日本及欧、美诸国，固然不普及而且低下得很，有急须推广开去和提高起来的需要。但若照二三十年来的教育样子继续办下去的话，不推广不提高已足渐渐底置中国民族的生命于死地了，若再加以推广提高，岂不立刻可以制国民的死命吗？然而这究竟是一个什么理由呢？中国二三十年来教育的大弊端，其一为没有贯澈的宗旨，其二为不切于国民实际生活的推进，所以愈办愈纷，愈久愈为人厌恶，几乎可以视为国家社会扰乱根源的制造场，和国民生产能力的销毁所了。如此的教育，犹当做一件功德唱著推广提高的调子，而不认为极大的罪过，真不复知其是何等的肺肝了！

近年议定以三民主义为中国的教育宗旨以后，第一种的弊端似乎可以去除了，而以第二种的弊端仍然存在的缘故，将使笫一种的弊端亦无由解脱。以没有切于国民实际生活的推进办法，则虽有良好的宗旨，亦必无从贯彻。玆先摘录天津大公报的论评一则，以证其事态的严重：

中国政治为都会政治，一切主义政策，皆都会之主义政策，而政治家、实业家、学者等所经营擘画研究思索，举不出于都会，其持以判断事物锻炼思想者，要以都会生活为其背景。至于全国数百万方里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大多数同胞之真正生活上状态如何？则大抵茫然无所感知。易言之，中国之政治家、实业家、学者等，并不知中国事，不理解中国人生活，与最大多数同胞精神上并无接触是也。此殆中国改革多年失败之根本，亦都会政治家、实业家、学者等精神堕落，沦为寄生害虫之由来。

……冀南非战地，非灾区，论历史、开化最早，论现在、犹属小康。然以中原文明之民，而群迷信归依于所谓红枪会、白枪会、黄沙会、黑枪会、绿枪会、花枪会、孝衣会、孝帽子会、篮子会、九公会、八卦会、真武会，所事维何，则从所谓传法师或代传师者，读老本咒、止血咒，更学所谓分身法、土遁法……。此外、更有所谓邪门教，盛行于豫北、冀南，其教以秘密行之，其组织有皇帝、正宫、西宫之称，其等级有尚书、侍郎、状元、榜眼等之设，其人著红衬衣、黄臂章，其教义不详焉……。最下等之刺激性的娱乐，反横行于乡间，海洛因之剧毒，遂化为红绿黄灰白五色金丹，以吸耗人民精髓，而土娼跋扈，梅毒流行，亦遂为乡间特色焉。……盖冀南在全国中犹为较完好无事之区，而其穷且乱如此，人民失教如此，社会风俗之蒙昧退步如此！然则战区更何如？长江共祸，西北奇灾之地，又何如？吾人敢大声疾呼于政治家、实业家、学者等之前曰：中国文明在那里？主义政策在那里？凡都会居住之有支配权者，反躬自省，对同胞大众曾扶助否？曾教导否？让一步，曾不加剥削摧残否？且政治上、社会上之浪费，对于生产者之农民生活，影响若何？苛捐杂税，购械增兵，于精神上、物质上、贻害人民之程度若何？再退一步，自省都会人之思想行动，生活样式，其去同胞大众者若何之远？对于革命及建设之努力，若何之微？ 茍有天良， 当可知耻而发奋矣！

中国多数人民的实际生活如此，而所施的教育如彼，又何怪小学、中学、大学，只成为下等、中等、高等的失业游民，或密群流氓产生所，不能适应国民的实际生活，推进其能力，改善其行业，以收教育的良效。然试一窥察其症结之所在，则知其所以然的来源甚远，而近今的教育非澈底的通盘的革新，决无以起死而回生。盖中国在以前，书院设官、科举取士的教育，不外由士而仕，出仕为官，退仕为绅的士、官、绅、教育。迨废科举而改学校，订学制，办学务，做学生的仍不过是这些出仕的官、退仕的绅、未仕的士而已。乃至三十年来，到日本、到西洋留学的学生，以及留学回来而办学的学士、硕士、博士，亦仍旧是这类官、绅、士，以及官、绅、士的子弟，或官、绅、士陶育出来的生徒。所以、由这种教育只能造出些文官、武官与教员，以及没事做的有钱绅士，和无业游民、流氓、共党、兵匪。

从前科举时代，自成一阶级的所谓读书人，童生以秀才为出路，秀才以举人为出路，举人以进士、翰林、与做官、做乡绅为出路；不得已，然后从事教书和刑名讼棍以及医、卜、星、相、琴、棋、书、画等等。迄今进学校的学生，亦依然另成一读书人阶级；初小以高小为出路，高小以初中为出路，初中以高中为出路，高中以大学或出洋留学为出路，大学以出洋留学或做官为出路；留学回国的学士、硕士、博士等，更以做官、做大学教授为唯一出路；不获已，然后当教员、律师、医生、工程师、会计师、新闻记者、卖文者、绘画者、以及做戏剧电影的演员等等。

然以前的读书人，原是农、工、商以外的另一士民，以此为业的原不到百分的一二，所以不妨以为官作绅、及落伍的刑名讼棍杂流等类为出路。至于今日所办的小学校等，乃是所谓国民教育，乃是应普及全国人民的，虽则小学也尚距普及全国的儿童甚远，但小学生较之以前以秀才为出路的童生，亦何止已多出二三十倍。而小学的学课，都是为升中学而设的，一做了小学生以后，即已变成喜欢踏琴、踢毬──而百事不为、五谷不分的寄生分子。然在中国农工的经济状况之下，小学生百分的六十至八十不能终小学或升入中学，遂堕落为小游民、小流氓，而卒以为兵、为匪、为共党的工具。其升入中学的，学生所受的学课，又皆是为升入大学而设的，中学生百分的七十至九十，又限于家庭经济而不能升入大学，然已习惯成穿西装皮鞋，出入电影戏馆的社会消耗分子，既无专门的技能，而旧式的农事与工商学徒又薄不屑为，做教员或公务人员又不易有位置，遂堕落为较高的游民流氓，最容易被吸收为学兵、军官学生、以及社会的棍痞政客的牙爪，共党的工具，匪类的首要等等。现在做共产党的，十之八九是此类中学不能升学的学生。而大学生中的共党学生，则都是由此类中学生得共党的资助而升入的。其少数能升做大学生、或留学生，以及做教员、官僚、将校等等，则自然更变为奢侈的浪费的高等游民流氓害虫了。要之、一进了小学以后，即已将其原有为农业为手工业的生产能力消毁了；一到了中学生以上，那是更习成为一种都市的浪子，而再不能回到原来的社会中、家庭中去的了。由此学校教育的结果，不但不能于原来的农工商的事业有所改进和能力有所增益，而且反加以巨量的摧灭，并大批的产生只会消费的游民流氓，以及肆为扰害的社痞、政棍、军阀、匪首等人群蝥贼，带累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以天灾人祸的逼迫，不得不流而为匪为兵，以至在红枪会等等的无可奈何办法中生活著。说到了这里，大概良心未丧尽的教育当局，也应知道若不是全国的学校立刻停闭，便应立刻图谋改革的方法了罢！

中国国民的实际生活，十之七八是兼带渔、牧、林、圃、和纺织等手工业的农民，近来以各商埠的工商业日趋发达，故亦有百分之十六七从事工商；至于应可入政、法、军、学界，及起为农、工、商业领袖者，当不过百分之五六而已。假使要革除向来的教育弊端，将教育适应如此这般的国民而使之普及，并能在实际上得到遍增国民能力、推进国民生活的效果，则考察全国学龄的儿童，亦十分之五六恐仅能受初小教育；十分之四五能受高小教育；十分之二三能受初中教育；十分之一二能受高中教育；百分之一二或四五能受大学教育。观此，可知适切国民多数的需要，应当办怎样的小学、中学、大学了。

一、初小应完全为办在山乡中的农村小学，教师亦须能实习农事，并有当地及超当地的农事知识经验，能率领小学生并小学生的父兄共同农作，及指导其从渐改进农事，务令学校生活，与实际的一般农家生活相近。作了小学生以后，不但仍能去作农务，而且于农务有逐渐改进的效力。如此的小学，才是大多数人民需要的教育，才有普及大多数人民的希望。若养成少爷、双料少爷的小学，则唯有使大多数人民对之疾首痛心而已，那有普及的可能！高小可为办在乡镇的农工小学，兼学习一点初步的工商知识经验以外，其余一切皆与初小同。至于为预备升中学、大学而设的小学，则在都市另设十分之一的小学便可，或并此亦不须另设。使升中学以上的学生，亦皆从农村农工的基本教育中而出，则于都市儿童身体的强健劳动的操练，与自然生活、人工生活的接触和实习，乃至他日担当国家社会的公务，亦深知民间的疾苦，尤有莫大的裨益。而且、中国人民向有重农的心理，士人、商人亦无反对其子弟入此等以农事为中心的小学的理由──对于已过学龄而失学的民众，当另办夜学、农暇学校、民众图书馆等以教化之。

二、初中应为办在村镇间的农、工、商学校，使学生生活仍与一般农、工、商民众密切融洽，并实习农、工、商的事务以养成其知识和经验，俾大多数至初中辍学的学生，皆能安于一般的农、工、商生活，从事农、工、商业，而能逐渐为乡镇邑市生活的改进。高中则可为升大学的预备，或小学教师与较高等的专门职业的修习等等，宜办在都市，使能渐渍观摩近代工商业而为实业进步的基础。要之、小学在养成其农、工中心之天然生活、人工生活的知识经验，而中学则在养成其工、商中心的人为生活、人群生活的知识经验。

三、大学或学院、研究院，应看其性质如何而定：理科中心的，应设在富自然物区；工科中心的，应设在工业区；商科中心的，应设在商业区；农科中心的，应设在农业区；法科中心的，应设在政治都会；文科中心的，应设文化都会；其他若医学，应设在人口繁盛都市；军校、应设在首都或国防区等，皆以便实际生活的联络与研究。而对于近今务名不务实而滥设的大学之类，尤有紧缩和精炼的需要。其最大的急须改良点，则为除专门学外交和学外国文学与预备外国留学的以外，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皆停止外国文的学习。其理由、以既为中国人，当然于中国的文字不能不学通顺；然学通顺一种文字，已经不易，若再须学通一二种与中国文绝然不同的外国文，势必使学生的精力，只能用于文字的学习，而对于各种专门学问，更不能有精深的研究。此所以中国现今的大学学生，认真用功的每致过劳病夭，而大多数在不良学制的无可奈何下，仅以敷衍光阴、换得一卒业文凭是务，绝不能有真才实学培成出来。而大学所以成此现象的原因，则由留学回国当教授的博士等中，有一些仅能依照其所读的外国文课本，照本教读，虽译成国语来讲而不能，由此才借要研究科学必学外国文的谬习以文其浅陋。而国内的大学，遂除却学一点文学法学以外，没有学到科学的专门识力的可能；于是、不甘自弃的群趋于向外国留学一途，而经济人才的耗损，乃莫此为甚！故今大学等等的改良，第一步应由国家设编译所，尽量的将各国已出的、续出的、各科科学书译成国文，使高中以至大学的学生，只要学通了国文，便能研究专门的科学。同时、由国家设研究所，为第二步养成能独立创生各种科学的学者，则中国的大学，始有自存的地位。否则、无论怎样总不过外国大学的附庸，岂不可耻？

四、留学生除理科、工科、医科、农科以外，一概停止；但于各大学助教、讲师、教授，曾服务学校十年或五年后，得派至国外各大学研究政治、经济、法律、文学、哲学、社会学等等，以资深造。此中所省下的留学费，足可提高二三大学使极完备，聘各国最著名学者来充教授。

五、中国近来军队扩充不已，军阀产生不尽的缘故，国内军校和国外留学军事的军官大批产生，亦为要因。今应停止各地所设的军校与军官留学，再不增选未学军事的青年学军事学，唯选拔中级以上军官可深造者，在首都设一高级军官学校，并派遣各国留学，以资研究。

对于中国一般教育，有这五重的革新，庶其可由适应实际而有贯澈宗旨的一朝。故中国近代教育家可崇佩的，非前期的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亦非后期的蔡元培、胡适之、蒋梦麟，而为农村教育实行的陶知行。平民教育社的颇适于北方农工社会，职业教育社的颇适于东南工商社会，亦为其次。

至于僧教育，则前清光绪三十年以前，大抵不外于丛林的参禅、和丛林的讲经、与律寺的持戒三种；此外、则习为念佛、诵经、礼忏、施焰等等而已。光绪三十年以后，因各地方兴学校、夺庙产的关系，八指头陀与北平觉先、杭州松风、江苏月霞等，创办僧教育会，由僧界自办僧学及请绅办人民小学：江苏僧师范校，湖南僧师范校，以及杭州宁波等僧小学，最为佼佼。然小学则通俗化，而师范则儒化，或讲经法师化，未足云僧教育。卓然有世界弘法之意义者，则为南京杨仁老所设祇洹精舍，惜时短未有成效，入民国后，僧小学等时有增设者，然亦无何成绩。民三、有华严大学的名称起，颇形成一月霞学流，迄今未衰。民六、有观宗学舍的名称起，又形成一谛闲学流。民八、有支那内学院名称起，又形成一竟无学流。民十一、余在武昌始创办佛学院，继之而有近七八年来北平、四川、厦门、九华、湖南、普陀等各处的佛学院或僧学院。然办僧教育的人，或为旧时的讲经法师，或为讲学的儒者，或为通俗的教员学生，要皆未适于办此“造成住持现代佛教之僧宝”的僧教育，以致或专学做老式的讲经法师，或变做考讲佛学的学者，或由变成通俗的学生、再变成通俗的教员。学出来的人，除去讲经、做教员、或办刊物等以外，亦几以回不入原来的寺院僧团而作僧事。我办佛学院，原是过渡的，头一班毕业后，即拟办僧律仪院，因故未能办成；而后今各处仿办的学院，亦几于为[寺僧社会”添造出不切实际、不符宗旨的游僧了。所以、今日的僧教育，应速分为两大支：一支为汰除的僧教育，使之退为沙弥或优蒲，以习农工而自食其力；一支为考取的僧教育，使之入为律仪院二年，教理院七年，参学处三年的学僧，养成弘法利人的职僧。由选拔为职僧，推定为德僧者以主持佛教。要之、学僧的僧教育，当以造成能管理佛教寺事，办理佛教务会，以及布佛教、授佛学、办佛教文化、慈善等等事业的僧才。换言之，即为能劳动操作、弘法利世的住持佛教职僧，学者、讲师、教员、记者、虽亦为职僧的几种人才，然应造的职僧不仅限这几种，尤重在能以大悲为法为人之心，布施济世、持戒正俗、忍辱负重、精进耐劳之办事才德，能适应切近现今各处寺院僧务的需要，以入于各处寺院僧团中，改良发达佛寺之僧务。这是现今各处办僧教育的、所应深深注意的。要之、办僧教育，一方面须认清“造成住持佛教的僧宝”之宗旨以求贯澈；一方面又须适应现今寺院僧伽的实际生活以求逐渐的推进。果能这个样子以办僧教育，才可以算做一件的功德。不然，那又未免与办现今一般教育的、一样是罪过了！（见海刊十二卷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