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年八月在庐山大林寺讲──　　一　为民的中国文化　　二　为众生的佛教　　三　近代欧美文明的立国做人之道　　四　发扬中国文化及佛教以救国救世界

这庐山大林寺有了十来年的历史。在最初发起重建大林寺时，即预备每年暑期开演讲会，为来山避暑者作佛学的研究讨论。但在这中间，有四五年停止未讲，至去年曾恢复开讲。今年除发起讲金刚经外，并发起讲演会。机缘很好，来山的人特多，而讲演者有戴季陶先生讲过两次，蒋雨岩先生讲过一次，这次又有王揖唐先生来讲演，可谓难得的胜缘了！太虚这次除讲金刚经外，不曾预备作普通演讲，今日大众推到我，不得不拈一个题目来讲几句。

一　为民的中国文化

中国古书中的易经，可算是一切中国文化思想的源泉。故在中国文化思想上所说明的宇宙万有原理，即易经所谓一阴一阳之为道，以道是无所不存无乎不在的。古来的太极图，即表显一阴一阳互助相资息息相通之道的，设此一阳没有了，而彼一阴亦不能成，如有了彼阴即显出此阳来。以此太极虽指全宇宙而言，而一人一物亦各是一太极。例如一花一草，莫不是一阴一阳而成的，故宇宙万物、流行不息，变动不居，可谓之气化宇宙观。故中国文化上贯通宇宙万物的原理，乃是无平不颇，无往不复的。讲到人生的本性，古书云：“人者，仁也”。但仁之本义，则为“人偶人”，即由此人偶人的互相关系而成人伦：如偶于父母则为子，偶于兄弟则为弟兄，偶于夫妻则为妻夫，乃至于对师则为资、首则为从等种种关系。故人即成立在人与人相偶的关系上，若只一个人而没有相偶的关系，则不成其为人矣。又人即依此诸伦间的理性，而成人类的种种道德：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皆得其和洽而自成其乐。即于此种种道德关系上做到相宜相适，即谓之义。义者、于行事上种种做到相宜之谓，仁者、人偶人互相关系性之谓。故仁即伦理关系之本性，而义为伦理关系之正行。故我们这“人”，即人偶人的仁，若失去此仁，则不成为人矣！

中国于宇宙人生一贯之理，又谓之“中”。庄子云：“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此环中即一阴一阳循环之中也。又云：“允执厥中”；“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此中皆即阴阳互成之中道。若在平常行事应用，即曾子所谓之“忠恕”。恕者、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不以不义之事加之他人，此即止恶之义。忠者、尽己之力去做合理利人之事，此即行善之义。依此做人，即成为做人之道，依此立国，即成为立国之道。然做人之道亦有难言者，例虽能对于父母做到相偶关系上的合理适宜，而仍不能得父母所谅，甚或反为所厌恶；若如此于做人之道，究应如何呢？于此当引为自己于孝道之未尽善，应反求诸己，认为本人未能竭其精诚之责任，而益尽力去做到适宜恰当以求人偶诸伦和洽之义务。此是举孝为例，于其余一切事所未能做到好处，皆当反省而求诸自己，不要怨天尤人，所谓“明其道不计其功，行其谊不计其利”，如斯则能完善圆满其人格。这是把自己提高，从克己工夫做起的行为，并非想法去对治他人的。似乎这样是屈己为人，不知为人正是成己，所谓“既以与人己愈多”，故为人好正是为己好也。若依此而立国，即中国古书所谓“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正心必先诚意，诚意必先致知，致知必先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故欲天下皆得平安，须将自私自利之物欲，克治干净，即所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依此以言求天下之平安，并非拿己国的力量去征服他国，乃从己国先将自私自利的劣点除去干净，以大公至正的存心，去做天下为公的大事业，而求世界和平安宁的幸福。故真正立国之道，不在求己之如何强富，如何优胜，要在求世界各国共同的和平安宁。观他国有太过者应劝导感化之，有不足者应补助扶植之，与以各种方便；由天下各国皆得其平安，以保全己国和平安宁之幸福。天下各国未得平安，则引为己国未尽其克己自治之责任，茍世界各国无不如斯，则天下未有不平，而国未有不治者也。以世界人类息息相通，决无天下不平安，而己国独得其宁之理，故求世界各国平安，即是求己国之治理也。

中国文化上的立国之道，即为教化政治合一之内圣外王的政教，故古来圣贤治国，皆从施教化而行政治。记得中山先生曾说过中国文化是王道，西洋文化是霸道的话。这王道，是以恻隐爱人之心而拯民水火为出发点的，古书云：“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师”。孟子谓伊尹视天下之饥溺犹己之饥溺，以“先觉觉后觉”之责自任。中国文化的王道，是以教化为本，政治为辅的，故孔子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也。中国文化的王道是为民而设的，所以孟子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即现在之政府，社稷即今时之国家，其所以要国家、政府者，是为保民的安全而增高人民之道德。若国家政府不能使人民安全、道德增进，而反为扰民害民的事，则失其立国为政之意义与价值。范仲淹所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亦只是为民去忧、为民得乐的王道。如不为救民而立国，只为立国而立国，已经不是王道而为霸道；若为功业荣贵之威权，为子女玉帛声色货利之享受，则等而下之，更不足道。但从王道而为民立国施政，则功业荣贵等亦即不期然而自成就，所以由为民而成的功业，方为真正之功业，乃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功业也。此其功业之成就，既由民力为本，故应报民之恩，尽保安人民之义务；且邦国能垂久远，得人民之爱护，方能成为不朽之功业，故为民亦所谓自求多福，发扬广大，永垂无疆也。

二　为众生的佛教

众生有二解：一、生即普通所谓动物之有生命的，众即佛法中所谓五蕴众法，由五蕴众法聚合生成名众生。二、众生谓众多有生命之类，如金刚经云：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乃至有想无想等类；不但专指有形之众生，而无形之众生，无不含摄。但佛教怎样为众生而有呢？以有众生则有佛，以有佛故有教法，直言之，为众生故而有佛教。从切近上说，即各各为度自性之众生，以不了五蕴假合之理而妄生种种执见，谓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起贪、嗔等惑，造杀、盗等业，流转生死，受大苦恼，故各各皆为度脱自性之众生也。二乘人发心，即为如此解脱自己之苦，所谓视三界如牢狱，以生死为冤家，其所得之果为罗汉、辟支，此是做到佛法中的一分。若大乘菩萨发心，即普为一切众生之类，所谓若有想、无想等，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涅槃者、即离一切苦得究竟乐，由如是发心，如是修行，而圆满佛果的一切功德，乃能将原来的大慈悲心实行做到，而作种种方便以济度一切众生，现种种身，说种种法。故大乘菩萨之发心，求无上菩提，不是为名利恭敬自得其乐的，乃是代为一切众生受苦而成佛施教的。但真正做到佛果，即成世尊，即不期然而然为三界之尊，众生之师，人天之所归仰，而始终是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而成大智慧圆满种种功德，故云以为众生乃有佛教也。

此为众生之佛教，乃根据佛所说一切法因缘生之原理而来，以佛法是为众生的，因众生而有佛法，可通一切法皆因缘所成义。以佛法中所谓法，即指普遍一切法，皆因缘所生，比一阴一阳之道更来得透澈深妙，以一切法皆由各别的因与众多的缘所成。故每一法当体即是因缘，并不是因缘在法之外。如说人是五蕴合成的，若离五蕴假合之因缘，则无人可得，故因缘通于内在的关系与外在的关系。又如一间房子，若离去门窗砖瓦梁等，则无房子可得。且此内在外在的关系，皆息息相通，如今在此讲堂中，我的鼻息呼出则遍吸入于众人，而众人的出息亦皆入于我，由一切关系的交互相遍相通，故一法即摄一切法，而一切法不离于一法。佛为、即因众生种种机缘成熟，佛教乃出兴于世，即法华经中所云：“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所以、佛法不但是为众生的，若离去众生，亦即无所谓佛法，以佛教之自性本空也。由此而观一切法自他交互之关系，以一法为自，则余一切法皆谓之为他。故我们做人之道，一切起心动行，皆是普为利益其他而出来的，则一切皆善，故结果得到自他俱利。若为损害而起之心行，则一切皆恶，其结果则自他俱害。故做人之道，应当以利益一切他人为本，此即所谓大悲心；随其机宜而行，则又方便多门也。做人之道如此，立国之道亦然。

三　近代欧美文明的立国做人之道

总上言之，所谓为民的中国文化，为众生的佛教，都在改善本身，提高本身，除去其劣点而发挥其优点，然后可以现出中国文化为民的功用，及佛教为众生的功用。有许多人只看近代欧美文明的科学发达与工业进步，诚然是很特色而为向来所没有的，但在其做人立国之道看来，则适为罪恶之聚。近年中国内讧外患、人祸天灾之洊臻，乃由现代世界趋势之所逼成；居今日之世界，无以变今日之趋势，则国与国间、人与人间，方将肉搏火并，益演其相倾相夺相残相害之剧，同归于尽。中华之民族与国家，亦安有幸逃之理，由此非救世无从救国，而救世的方法，则端在改易近代──欧、美以至日本等──的立国之道与做人之道而已。

近代之立国之道，唯以己国富强为目的，而以侵略弱小国家、压榨柔善民族为手段以达到之，用其已有之富力强力，向其他国家民族为一度之侵压，以之益增其富强力，而进为扩大之再度侵压。若将国族缩小作个人观之，则此种行为，实为一极鲜明之强盗；循此轨辙一而再、再而三以前进不已，必然造成现代之帝国主义趋势。夫使世上只有一国能为帝国主义，或犹可横行无阻，而实又同时不止二国三国或五六七国，因此乃发生军备竞争，日日扩充海陆空军，研究防御他人及攻击他人之具。由帝国主义之战斗，迫令世界人类，悉索其才智与财力，走入极度相残杀之途。前次欧战，虽犹使人恐悸之未已，而世界二次之大战，乃日益煎迫。每国军备费，皆已超过国民经济上能负担之力量，于是直接引起经济之恐慌，间接波及政治与思想之混乱，使大战之机愈益成熟。虽屡开军缩会议，皆存一缩他国而扩己国之阴谋，空谈种种限制而毫无效果。且以毒气飞机等之新战斗具，急激增加第二次大战之杀害力与杀害量，此为由近代立国之道必至之一事。复次、使世上被侵压之柔弱国民，可永为欺凌而绝无反抗之觉悟与能力，或犹可听受若干帝国主义者之角逐吞并，卒归于一，乃不幸其被侵压者实为同此气血心知之同类，受侮既深，虑患益亟，柔弱可变而为刚强，独立自决，联合抵抗，风起云涌为全世界弱小民族一致之呼声，共同之行动。凡帝国主义所取为侵压之具者──例如科学机器军械等──，被侵压民族亦得资为抵抗之具，俾帝国主义者之繁荣富强，再不能稳立及扩进于柔弱国民痛苦呻吟之上，而促令帝国主义者为加紧其防备，不能不愈增敲剥而激争斗，此为由近代立国之道必至之又一事。由此二事，乃造成国际世界非常之危险。

近代之做人之道，唯以个人权利为目的，而以占领生产工具──劳力机器等──，夺取公共剩余为手段以达到之。据其已有之资本，向他人为一度之占夺，以之益增加其资本，而为扩大之再度占夺。若除去其假文明面具而作露骨之观察，则此种行为，亦为一极鲜明之强盗。循比轨辙以尽量应用科学，凭借机器，减轻工本，扩充生产而前进不已，必然造成现代之资本阶级趋势。夫使世上只有一个人或一个集团为资本阶级，或犹可横行无阻，而实又同时不止三个五个或十百千个，由此乃发生经济竞争：占据原料也，垄断商场也，秘密制造技术也，高筑关税壁垒也。各个人或各个集团，皆欲唯自己能充分生产，充分销售，以把握住人类经济之支配权力；而从事减低他人之生产力，堵塞他人之销售路，使他人皆降落于无产地位，以期独为最后唯一的资本阶级。由此销售呆滞，生产过剩，工作减少，则无产者之失业增加；商场凋敝，则中产者之倒闭屡见；民众之购买力愈低落，社会之经济力愈枯窘，于是最近三四年全世界之经济恐慌，乃日益演进，迄今挽救无术。前者白里安之倡“欧洲经济同盟”，最近路德乔治罗斯福之开“世界经济会议”，亦卒毫无效果。且以苏俄国营商品之倾销等，愈促个人资本主义之崩溃，此为由近代做人之道必至之一事。复次、使被占夺净尽而陷于无产之群众，或毫无物质之奢欲，或毫无结合之能力，或有安定之工作而不感觉困逼之生活，或有敬爱之情趣而不发生抗争之意识，则犹可任资本阶级之自相倾轧，而无需经济组织之根本改革，乃不幸彼无产群众之物质奢欲既极昂奋，而又时以失业而感生活之困苦，乃由复仇泄愤，奋起其广大之团结力，誓倾覆资本阶级，而使一切生产工具概归无产者掌管，于是有各种社会主义之运动，劳动团体之组织，终致有苏维埃俄罗斯的共产党所建无产专政之国家出现，代表无产阶级而为“第三国际”之组织；且以联合被侵压各弱小民族为号召，以增加其力量，而以代表资本阶级之帝国主义集团相决斗，此为由近代做人之道必至之又一事。由此二事乃造成人类社会非常之危险！

四　发扬中国文化与佛教以救国救世界

今日全世界各国人民，同处在此两重之危险中，中国民族则为被侵压之一柔弱民族。各柔弱民族自主之独立之国民革命，亦不过由近代立国之道之结果所激成之反抗耳。苏联社会革命之全世界赤化运动，亦不过由近代做人之道之结果所激成之反抗耳。然则中国其将由国民革命而追步英、法、德、美、日、意之后尘耶？抑将参加社会革命而追步苏俄之后尘耶？然学步英、日、等亦非易，非有二十三十年不克完成，恐不待完成，而已须随同近代之资本主义国家而没落矣。而学步苏俄亦为非计，以其出发于仇恨之报复，仍为伸此屈彼之压夺行动。凡建筑在他人惨痛怨毒上之福乐，必难安享，故唯为爱人、为拯民水火而革命之中国古圣贤文化，乃可拯救中国。然中国不应在近代立国做人之道所产生的危迫中讨生活，以造成一现代的国家争得一较优的地位为目的，而应致力于改革近代欧、美的立国做人之道。如能将近代的立国做人之道完全改变，则由近代立国做人之道所生起之困厄，皆可解除，国民革命、社会革命皆失其对象，亦自然无所需要；而中国民族在各国民之和乐中，亦当然同得其幸福之安享。由近代所发明之科学，所造成之机器等，亦皆可为世界人类有益无损之应用。其能有力的根本的改变近代立国做人之道者，即为为民的中国文化，与为众生的佛教。中国有为民的中国文化与为众生的佛教，故我们应担负这种由救世界而救中国的大责任来，以造成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安乐。(苇舫记)(见海刊十四卷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