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二）

（鸡鸣山功臣庙考上）

《太祖实录》：洪武二年正月乙巳，立功臣庙于鸡笼山。六月丙寅，功臣庙成。论次诸臣之功，以徐达为首，次常遇春，又次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胡大海、冯国用、赵德胜、耿再成、华高、丁德兴、俞通海、张德胜、吴良、吴祯、曹良臣、康茂才、吴复、茅成、孙兴祖，凡二十有一人。命死者塑像祀之，仍虚生者之位。初，胡大海等殁，上命塑其像于卞壶、蒋子文之庙，至是复塑像于新庙。是祀也，掌在太常，记在《会典》，二百余年已来，未之有改也。

太仓王世贞独考其误，以谓国初之封六王，韩、魏、郑、曹、宋、卫也。立庙之时，韩、宋犹未受封，何以前知其不令终而绌之？黔宁是时官不过指挥，何以知其必树大勋而骤登之？此记事者之误也。然则云何？曰：塑像虚位诚有之，其后如韩、宋者，则弗克与享也。今之位次，据永乐初年见在者而书之也。王氏之考核矣，而未及详也。夫岂惟黔宁哉！初封二十八侯，何以独举五人？继封十二侯，何以独举一人？自蕲国以外，皆以有功待封者也。若黔国，则与黔宁比肩者也。如《国史》之云，其所谓论次者，以何为援据乎？《国史》于二年既云论次诸臣之功，定祀二十一人矣，七年六月书祭新战没定辽卫指挥高茂等三十八人，八年正月又书增祀华云龙、李思齐等一百八人，九年又书祭何文辉及有功者一百八人，十三年又书祭顾时以下二百八十人。以二年之定祀者为是，则七年以后不宜增；以七年后之增祀者为是，则二年之祀未尝定。同是祀典，同是《国史》，而前后舛错如此。此所谓以子之矛，陷子之者也。虚位塑像，王氏以谓诚有之，吾以为非也。二年正月，上敕中书省臣曰：诸将相从，捐躯戮力，开拓疆宇，有共事而不睹其成，建功而未食其报。追思功劳，痛切朕怀。其命有司，立功臣庙于鸡笼山，序其封爵，为像以祀之。九年七月，又谕礼官曰：“诸将始从征伐，宣力效劳。朕于爵赏，不敢吝惜，大者公，小者侯，死则俾之庙食，以报其功。”繇二年之敕观之，则云塑死者之像；繇九年之谕观之，则云报死者之功。其辞意甚明也。令果有生者虚位之事，则立庙之日，宁不以此明谕省臣，而独谆复于死者耶？《罗鹤记》云：“鸡鸣山庙祀，定于洪武十一年。”斯又与二年何异？《一统志》云：“南京功臣庙，建于洪武二十年。”嘉靖中，科臣礼官驳郭威襄配享之议，皆援以为证。且谓黔宁、东瓯，此时尚在，以实生者虚位之说。虽然，宋、颍、凉三公，与长兴、武定二侯，皆无恙也。如宋、颍、凉三公者，将先虚位而后绌之耶？长兴、武定，或先虚位而后不及补耶？王景撰黔宁《神道碑》云：“王薨之明年，塑像功臣庙，敕太常祀以大牢。”令二十年位次已定，则黔宁之塑像，何以待其薨之明年耶？传曰：“豫凶事，非礼也。”记曰：“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以皇祖之神圣，观会通以行典礼，而缪若是耶？故生者虚位之说，吾断以为无之。

（鸡鸣山功臣庙考下）

然则二十一人之祀，其定于何时乎？曰：吾未有征也。其殆当圣祖末年，胡、蓝二党底定，诸公侯之以罪诛者，以嫌死者，芟夷既尽，而后二十一人之论次始定乎？国初，文臣则平章，武臣则都督指挥，皆得祭。《洪武图志》云：“功臣庙在鸡鸣山南，凡本朝开国元勋，功在社稷，泽及生民者，则祀于此。”志刻于洪武二十八年，岂圣祖末年，尝汰除祭文武诸臣，而独举元勋之祀乎？考之《会典》，正祭中山以下六人，配以郢国以下十五人，两庑各立一牌，总书故指挥千百户卫所镇抚之灵。盖举汰除祭诸臣而合祀之也。《一统志》所载定于洪武二十年者，庶几近之。

虽然，二十一人之论次，果出自圣祖，其权衡未有不曲当者也。今则犹有猜焉。六王吾无间然矣，六王以下，梁国六公，皆与享太庙者也。而永义独不在二十一人之列。享祀之礼，莫重于太庙，古所谓其从与享先生王祭于太者也。举其重而废其轻，于义何居？二年正月丁未，以功臣廖永安等配享太庙。四年四月，定合祭功臣配享之礼，永安等七人之配享太庙，旧矣。不知何时革而为六也？六年，赐永安等七人谥号。九年加赠，十三年改封郧国。圣祖之追念永安，未尝少杀也。郑晓谓九年罢永安祀者，误也。然则太庙之黜郧国，殆未必出圣祖之意矣。功臣庙之祀，又安得而绌之？如谓德庆之获罪，足以累其兄，则泗国独无宋国为之弟，而虢国独无南安为之弟乎？然则永义、郧国之不祀功臣庙者，非定论也。国初死事诸臣，与于两序者，梁国五公之外，济国、安国、东海、燕山四人而已。在太平则有东丘辈而不得与，在南昌则有陇西、忠节辈而不得与，在康山则有济阳、清河、高阳、安定辈而不得与。至于陷虏剖腹如乐浪者，以督府峻赠上公，而亦不得与。东丘诸公，纵不得与梁国六公等，独不当与济国、东海、燕山相上下乎？乐浪之忠烈，又岂少逊于安国乎？如谓东丘诸公死事之地，已有特祠，则梁国不尝祀于南昌，而越国不尝祀于金华乎？故吾谓济国四人之祀，其于以报国初死事之臣，殆有未尽也，此亦非定论也。开国功臣以逆诛，以嫌死者，例不得与享。其有生封侯，死封公，赠谥稠叠，而亦不得与者。身死之后，党事发露，如滕、杞、陕、许、芮、永诸公是也。滕国之祭，已见于《国史》，盖而后黜者也。独吴海国俨然从其兄之后庙食至今，何居？庚午五月之诏，播示天下者，海国不在二十七人之列乎？其罪状未明，纵不比于滕、杞诸公，又岂独后于陕国乎？陕国不祀而海国祀，其何以服陕国之心乎？海国之得祀，于祀为不典，于国为失刑，此未必圣祖之意也。恐亦非定论也。以位次考之，其载在《会典》者，东序则冯郢国以下七人，西序则胡越国以下八人，与今庙中位次相合。吴江国在西序，吴海国在东序，皆居第五。跻海国于江国之上，斯为越祀矣。《实录》则云：“次胡大海，次冯国用。”皆西先于东。江国兄弟，适当其次。而华高、丁德兴序于俞虢国、张蔡国之上，则以配享太庙之元勋，抑而居下，又未可谓之顺祀也。繇此推之，二十一人位次，《实录》《会典》，彼此错互，已不可考正。《一统志》之所载，未知何所援据，又岂可遽信哉？吾学《周礼》，其可为三叹已矣。然则嘉靖中太庙配享之议如何？曰：文成，宜与享太庙者也。进威襄于二十一人之列，吾无讥焉尔。

（《致身录》考）

成化间，吴江处士史鉴明古与长洲吴文定公为友，尝请文定公表其曾祖讳彬字仲质之墓，今《匏庵集》中所载《清远史》《府君墓表》是也。万历中，吴中盛传《致身录》，称建文元年，彬以明经征入翰林为侍书。壬午之事，从亡者三十二人，而彬与焉。彬后数访帝于滇、于楚、于蜀、于浪穹。帝亦间行数至彬家。诸从亡者，氏名踪迹，皆可考证。前有金陵焦修撰序，谓得之茅山道书中。好奇慕义之士，见是录也，相与欷嘘太息，徨凭吊，一以为必有，一以为未必无。南科臣欧阳调律上其书于朝，且有欲为请谥立祠，附方、铁诸公之后者。

余以墓表暨录参考之，断其必无者有十：

表称彬幼跌宕不羁，国初与诸少年缚贪纵吏献阙下，赐食与钞，给舟遣还。恭谨力田，为粮长，税入居最。每条上利害，多所罢行，乡人赖之。如是而已。令彬果逊国遗臣，纵从亡访主，多所讳忌，独不当云曾受先朝辟召乎？即不然，亦一老明经也。其生平读书缵文，何以尽没而不书乎？文定之表，盖据明古行状，何失实一至于此？其必无者一也。表称每治水诸使行县，县官以为能，推使前对，反覆辨论，无所畏。彬既从亡间归，尚敢邛首伸眉，领诸父老抗论使者前，独不畏人物色乎？县官岂无耳者，独不知为故翰林侍书，推使前对使者乎？其必无者二也。表记彬生平自缚吏诣阙，足迹不出里。录载其间关访主，廿年之间，遍走海内，何相背也？洪熙初，奉诏籍报民间废田，减邑税若干石，以录考之，彬方访帝于滇南，何暇及此？其必无者三也。表言彬重然诺，遇事不计利害，至死不悔。而录云以从亡为仇家所中，死于狱。彬实未曾死狱，而云以从亡死狱，甚其词以觊恤也。表书其卒之日宣德二年三月十日，而录云后三日。书其年六十有二，而录云六十七。卒之年与日皆舛误。其必无者四也。从亡徇志之臣，或生牧圉，或死膏草野，或湮灭而渊沉，或鸟集而兽散。身家漂荡，名迹漫漶。安有晏坐记别，从容题拂，曰某为补锅匠，某为葛衣翁，某为东湖樵，比太学之标榜，拟期门之会集哉？野史记壬午七月，有樵夫闻诏，自湛于乐清之东湖，今则以为从亡之牛景先。岂湛湖者一樵，从亡者又一樵耶？其必无者五也。录载彬入官后元年谏改官制，四年请坚守，请诛增寿，皆剽窃建文时政，以彬事傅致之也。不然，何逊国诸书，一时论谏皆详载，而独于彬削之耶？其必无者六也。录后有敷奏记事，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廿五日，东湖史仲彬缚贪纵官吏，见上于奉天门，赐酒馔宝钞。次日陛辞，朱给事吉祖之秦淮。王文学彝、张待制羽、布衣解缙赋诗赠行，而给事中黄钺记其事。按朱吉墓记，洪武二十三年，辞荐不起，廿五年，以明经能书荐入中书，书诏敕。二十七年，授户科给事中。是年吉正辞疾里居，尚未入官，何得称给事中祖饯秦淮也？张羽为太常司丞，谪岭南，半道召还，自沉于龙江。此洪武初年也。王彝与魏观、高启同诛，洪武七年也。解缙二十三年除江西道监察御史，旋放归，是年缙不在朝，又不当称布衣也。黄钺建文元年以宜章县典史中湖广乡试，次年中胡广进士，授刑科给事中。安得洪武中先官给事也？作是录者，以钺同郡人，又死于壬午，故假钺以重彬，而不知其舂驳若是。其必无者七也。录云：吴江县丞到彬家问：“建文君在否？”彬曰：“未也。”微哂而去。当时匿革除奸党，罪至殊死，何物县丞，敢与彬开笑口相向乎？此乡里小儿不解事之语。其必无者八也。当明古时，革除之禁少弛矣。明古之友，自吴文定而外，如沈启南、王济之辈，著书多讼言革除，何独讳明古之祖？明古为姚善、周是修、王观立传，具在《西村集》中，大书特书，一无避忌。何独于己之祖则讳而没其实乎？其必无者九也。郑端简载梁田王等九人，松阳王诏得之治平寺转藏上。彼云转藏，此云道书，其傅会明矣。序文芜陋，亦非修撰笔也。其必无者十也。

史之后人诸生兆斗，改录为《奇忠志》，多所援据。通人为之序，以为有家藏秘本，合于茅山所传者也。去年兆斗过余，问侍书事真伪云何？余正告之曰：“伪也。”为具言其所以。兆斗色动，已而曰：“先生之言是也。”问其所藏秘本，则逊谢无有。余观《西村集》《赵秉文画跋考》云：世之作伪者，幸其浅陋不学，故人得而议之。使其稍知时世先后，而饰词以实之，尚何辨哉？明古之论，殆为斯录发欤？语有之，俗语不实，流为丹青。余之为是考也，深惧夫史家弗察，溺于流俗而遗误后世也。余岂好辨哉！

（书《致身录》考后）

余作《致身录考》，客又持程济《从亡日记》示余，余掩口曰：陋哉！此又妄庸小人，踵《致身录》之伪而为之者也。按张芹《备遗录》：济，朝邑人，为岳池县教谕，有术数。建文命护军徐州。金川门破，不知所之。郑端简则云：济曾为翰林院编修，为建文君决计剃发，数以术免于难。端简好奇，或因河池学舍及徐州碑石之事而傅会之，未必确也。又言济随建文君来南京，至京，不知所终。端简未见《实录》，故杨行祥之狱在正统五年，而《逊国记》言天顺初，斯已讹矣。其所谓西内老佛者，《国史》已明著其伪。而况从亡之臣，随至南京者，谁见之而谁识之乎？又况所为《日记》者，谁授之而谁传之？又将使谁正之乎？作《致身录者》，涉猎革除野史，借从亡脱险之程济，傅合时事，伪造彬与济往还之迹，以欺天下。而又伪造济此书，若将疏通证明之者，此其本怀也，《致身录》之初出也，夫已氏者，言于文宫庶文起曰：“当时程济亦有私记，载建文君出亡始末，惜其不传耳。”文起叙备载其语，亡何而《日记》亦出矣。济之从亡，仅见于野史，其曾有私记，出何典故？夫已氏何从而前知之？此二书者，不先不后，若期会而出，汲冢之古文，不闻发冢；江左之异书，谁秘帐中？《日记》出而《致身录》之伪愈不可掩矣。甚矣作伪者之愚而可笑也。大抵革除事迹，既无实录可考，而野史真赝错出，莫可辨证。吾邑有黄给事钺者，忧居闻变，自投琴川桥下死。里人杨仪为给事立传，载给事与方希直执手商榷云云。又称给事少受学于其五世祖氵荧，氵荧之子福收其尸，为诗吊之。梦羽好著书，浮诞不实。又喜夸大其谱牒，识者哂之。同时邓修邑志，削氵荧、福不载固已正其诬矣。而此传已流传人间，互相援据，繇此观之，岂独二书之袭伪哉！他如懿文新月之句，则残元之陈编也。铁氏二女教坊之作，则沈愚之艳诗也。史翼之载李祺，吾学编之载常升，皆云以建文命，战守江浦。考其实，则皆洪武中或死或戮者也。正史既不可得而见矣，后之君子，有志于史事者，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无好奇撺异而遗误万世之信史，则可也。或曰：“革除之际，忠臣义士，骈首接踵，而身名湮没，天下之所悲也。与其过而削之，宁过而存之，不亦可乎？”余应之曰：“是固然矣。妄一男子，欲荐撙其先祖，信笔排缵，俨然附方、铁诸公之后，猥云过而存之，则吾恐革除之书，且充栋宇，而其庙祀且遍也。且夫少帝之事往矣，忠臣义士，不可谓不多矣。若子之言，其必人挟射天之矢，家畜吠尧之犬，使成祖无所容于天地而后快与？今之君子，夫谁非戴天履地，服事成祖之圣子神孙者欤？其亦弗思而已矣。”

（书杨仪金姬传后）

余尝删削杨梦羽《金姬传》，存其近是者若干言，附于《平吴录》之后。今年采辑《伪周事略》，乃知其尽诬也。

《传》称平江镇帅脱寅恐常熟失守，遣参谋杨椿将兵二千人守御，士德兵渡福山港，椿伏兵湖桥，与士德转战甚力，兵败，遁还吴门。椿之没也，吴兴张文蔚作诔，称至正十六年正月辛亥晦，义军府参谋杨椿与守齐门，而淮兵奄至。明日，城且陷，犹跃马呼其子，若有所指授。追者及之，遂并遇害。文蔚之诔，于时盛称之，顾不载椿与士德战常熟事。及考徐显克昭为椿立传，则云：至正丙申，郡守籍民守陴，君以贡士亦与焉。予以告其参军谋事邬密公筠，署君李司马宾客佐其军。君入幕之明日，淮兵即附城，戎衣率其卒，昼夜独守一隅。比明，大官绾郡绶者皆遁去，兵夺门入，君独持弓矢督民伍接战，遂死城下。繇此观之，椿之为参谋，徐所援引也。入幕之明日而淮兵即附城，安得有先奉脱寅命守御常熟之事？以是知文蔚之诔为信，而梦羽所载皆诬也。传又称椿卜居湖桥，家庙岿然，士诚撤以造金姬墓祠。此又诬也。徐传云：“椿平江人也，以《尚书》教授里中。”文蔚诔云：“椿故吴中授徒，累应乡试。”吴文定公跋文蔚诔，亦云椿蜀人，侨居吴中，初不言居尝熟也。椿贫居授徒，几不免授兵登陴。岂有余赀营建家庙，又壮丽若是耶？传称椿为宋少师栋之后，与杨文靖子孙居常熟者相为伦齿。人言梦羽好夸大其族姓，欲假椿为谱牒重，亦已陋矣。梦羽他著述多子虚亡是之谭，人皆知之。此传载伪周始末，缘饰形似，惧其为史家之蠹，不可以不正也。梦羽以此传示邓文度，文度书复之曰：“文字不可坏元气，宏博深厚，其人所享必厚。”文度之规梦羽，有旨哉！梦羽，名仪，官至副使。文度，名，乡贡士。杨爱慕《史》《汉》，工词曲，而邓每称述儒先有本之学。其志尚不同，皆嘉靖中吾乡博雅名士也。天启六年七月望日书。

（书建玉皇阁疏后）

乾元观在小茅山西北郁冈山下。自充符张尊师住持，崇饰尊严，殿宇岿然。而玉皇殿阁未就。中常侍李君捐赀缔构，又为文以唱导。充符书来，请余记其后。

呜呼！自奴寇交讧，兵荒杂作，民穷财尽，赋敛绎骚。天子尽减乘舆掖廷诸费，大小臣工，皆辞俸钱。赎罪借贷，壹切搜括，犹恐不给。当此之时，一钱寸布，不悉输县官佐缓急，而用以饰神区、崇楼观，不亦迂而无当乎？是大不然。尝观张商英《崇禧观碑》，称道家论三清帝位，有玉皇、天皇、北极之别，以儒家括之，一上帝而已。儒家之言天帝，有六天五帝之说，纷如聚讼，其实一昊天上帝而已。《大戴礼》载郊祀之祝辞曰：“皇皇上天，照临下土。集地之灵，降甘风雨。庶物群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然则灾害流行，庶物有不得所者，其请命于上帝宜也。《周礼》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天神人鬼地不同，则六厉作见，故以祈礼同之。天子将出征，类于上帝，于所征之地。国有大故大灾，皆祷祀上下神示。今海内中原版荡，骸骨支柱，庶物群生，不可谓得所矣。大故大灾，六厉作见；宜莫甚于此时。于是乎饰神区、崇楼观，效古者号呼求福之义，不可谓无当也。汉武伐南越，告祷于太乙，为太乙锋旗，太史奉以指所伐国。太乙，即上帝也。圣天子神武不杀，灵旗所指，无不扑灭。亦将徼福假灵于上帝。兹阁之建，岂非类造上帝之遗意与？

上元之获宝也，楚州尼上升见帝，授十三宝以镇中国之灾。兹山为金陵膏腴，勾曲地肺，兵水不加，灾疠不犯，祀上帝于此山，帝必将降宝以镇国也，又何疑焉？兹图也，成上帝之节幢，与孝陵之衣冠，日车云，拥卫于神皋福地之间，天子之宠灵，实式凭之。落成之日，正执罪献馘，告成于帝之日也。当假兹山为磨之颂，充符其砻石以俟焉。岁在甲申，四月初五日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