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21日）

本市英文《字林西报》在十八日的社论中，曾经一口断定法公董局法律顾问杜格氏的被暗杀，是“重庆政府的同情者”所为，我们曾因此种不问证据的武断论调而大为惊愕。可是在次日日文《大陆新报》里，对于此案却另有不同的解释，据其推测：“从重庆方面对于亲日份子不断地实施暗杀事件看来，在法国战败后的特戈尔派，可能地会延展他的活动；更由于英美双方极力的支持，特戈尔派的活动，以‘自由法兰西’的口号，组织反日德意轴心的行动，是有可能性的，而且他的发展，会连系到重庆方面抗日反汪的工作”。（以上据《新中国报》译文）。上述文字语意的暧昧与不连贯，是日本式逻辑的一贯特色，但至少可以看出他们认为与杜洛暗杀案有关者，有“重庆方面”，有“特戈尔派”，也有“英美两方”。《字林西报》是有它“独特的立场”的，似乎它的“不偏袒非中立”的论断，至少在日方心目中尚有为其他方面推卸责任的嫌疑。

日方故意宣传特戈尔派的在沪活动，令我们联想到他们在西贡方面借以压迫越南当局的同一口实。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用心的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