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14日）

陶希圣在香港发表了一篇文字，揭发所谓“新政权”的真相（见昨日本埠各报），告诉我们那些“临时”“维新”之类的要人，所以如此死心塌地为主子服役者，原来因为有儿子押在日本作质。中国人素重家族观念，日本人看准了这一点，叫你不得不唯命是从，倔强不得，可谓辣手。然而舔犊情深，人心同有此感，就是中国这次殊死抗战，也无非不惜牺牲自身，以求后世子孙的免为奴隶。我们不懂聪明自负的汪兆铭，尽管如何利欲熏心，良知泯没，如何竟会糊涂昏愦到这等地步。细细一想，也许因为陈璧君没有替汪兆铭生过儿子吧？果然的话，那么尽管汪兆铭大处糊涂，小处却一点不糊涂。不是他竭力要求日人开放南京上海间长江之一段，及京沪间的通行证颁发权和宪警检查权吗？只要自己生命安全无问题，何必为天下后世着想？汪兆铭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又是一个多愁多病的诗人，人生朝露，不知尚能活几个春秋，横竖身后更无后顾之忧，乐得窃号自娱，笑骂由人。也许他的叛国行为，就是此种自暴自弃心理的表现，然而在日人手里讨生活，其味果何如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