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之结构

总上所论，社会的结构可以略示以下图：（图略）

社会生活的总象大致如此。各种社会现象都有相互的联系，绝非独立自在的；而且每种现象既自成其为一系统之后，又各有内部的发展公律；不过社会是包含这些种种现象的一大系统，他的基础是生产力之状态及经济关系，这经济基础的发展是其他一切现象的根本。可见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非常复杂：各种现象的内部发展公律，——社会心理上，如群众心理的自然公律；组织技术上，如生产或行政机关的机械公律等——错综交触，又间接直接的受经济基础发展的影响。评论这些细密的联系及其发展是各种分科的社会科学的事——概论里不能赘述。况且必须以具体的史实或时势来应用，才能切实显示社会现象的公律。概括的笼统的论断，是唯物的互辩法所不许的。然而应当特别注意：

社会的唯物论之真义

（1）生产力之状态是社会最后的根底——是社会结构内的物质成分（人与自然的接触点）——这是历史的（社会的）唯物论的根据。决不能以经济利益为社会发展的渊源，更不能指欲望、肉欲为社会现象的根本——这是世俗的唯物论。譬如说，“某某因为要吸鸦片而受贿，于是上劝进表，当猪仔，——政局因之而变，所以历史是物质欲望的产物。”这说法其实是唯心论：欲望、肉欲是一种心理现象；如果人类欲望的满足，不曾以物质的体力变更自然界的物质（生产劳动），那时人类的心理状态亦不能变，那时人类社会也不能变。再则，譬如胡适之说陈独秀认经济为物质，不算彻底的唯物论（见《科学与人生观》序）——他的意思似乎要只认化学的原子是社会的基础，才算唯物论。其实这只算得机械的唯物论。诚然不错，社会的基础里，有化学原子的物质；可是这只说明社会存在在自然界里，不曾说明社会生长在自然界里，不能解释怎样从自然界的物质现象发展成社会现象的因果。世俗的唯物论只能限于生物界；那机械的唯物论只能用于死物界。要会应用最根本的无机界的唯物论到生物界，由生物界到社会——才是社会的唯物论。

社会实质之流变

（2）物质世界永永在流变之中：从死物的激动生出生物（如蛋白质——生命）；从生物的劳动生出社会现象（如言语——思想）。经济便是劳动的“积累”（culture），所以经济也在继续的流变之中。变动的速率愈往前愈大；死物的变更慢，生物较死物快，社会比生物更快；社会里原始共产社会变更得慢，宗法社会较快，封建制度又较快，资本主义更快，社会革命后最快，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人力变更自然的速度必定异常之大。经济的流变可以生出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等，可是亦能消灭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等；经济的流变能生长社会制度、风俗、艺术、科学，更能变更社会制度、风俗、艺术、科学。可是经济往往先变，而政治等每每在时间上落后。经济上的变更，初只是数量上的积聚渐变，积聚到一定的程度，才使政治突变其性质。然后经济换一新方向而进行，仍是数量上的渐变。如果说某种经济永久有某种政治与之相当，这就误认经济是不变动的。章行严[6]说：中国是农国，不应用代议制，便是这种错误；他不知道“农国”客观上尽在流变，中国政治上现在并未有资产阶级的代议制，而是军阀代议制；那经济上的流变迟早要实现到政治上来——军阀的代议制或者先变成买办的代议制（代表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更进而突变成平民的真正民权制。若照章行严说出来，农国便永久要一士农工商的宗法专制国家，万世不变——永久陷在农国的囚笼里，跳不出来了（这是章行严的囚笼）！

[6]章行严，即章士钊。

基础与建筑

（3）政治、哲学、思想等既然是“社会的实质”（经济）之产物，当然可以求他的因果联系。一切繁复的社会现象，因物质流变的事实而发生，当然不能逃科学的公律。每一种建筑必定有基础，每一种社会制度及社会现象也必定有客观的原因。既有物质的经济基础，譬如是小农交易社会，便必然发生精神的社会现象，譬如孔教、守旧主义、玄想主义；有资本主义的基础，便必然要发生社会革命；既有帝国主义的基础，便必然要发生国民革命运动。如果说社会现象是纯粹心理的，无因果律的，那就错误至于极点。——张君劢的“学说”正是如此：“忽而资本主义，忽而社会主义”……“至为玄妙，不可测度”，“人生观起于直觉”，“私有财产制，公有财产制……凡此一切皆以我为中心；而所谓‘我’的心是不可思议的。”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忽而主义”了。心既不可思议，那么，去宣传教育罢，受社会主义教育的人，“忽而”拥护资本主义了。

那时，任何方法，不能变更社会现象，只能听其自然。我一个人睡着做梦，或者可以忽而社会主义，忽而资本主义，忽而赞助新文化运动，忽而受贿选举总统。请问除掉这种昏梦状态里，那里有这种“忽而主义”呢？其实这种昏梦还是有因果的（这是所谓张君劢的昏梦）。可是物质的经济基础产生精神的社会现象，好像树的发叶开花，并非单供给你主观的欣赏，而是有客观的营养传种的作用的。所以政治、思想等当然能返其影响于经济。不过经济是基础，政治及思想等只能做经济数量上的变更之助缘，而不能做经济性质上的变更之动因。至于说：“经济、智识、思想、教育、言论等都是客观的原因，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

那么，这样不分轩轾，绝无根本与枝叶的分别，势必至于像下列的公式：——“政治之因，为经济、思想、言论、教育……；经济之因，为思想、言论、教育、政治……；思想之因，为言论、教育、政治、经济……”如此，以至于无穷。其实这样只是陈述叙说社会、历史及人生观，并不是解释社会、历史及人生观。所以表面上看来，似乎这种说法很合科学的方法，实际上并非科学——科学是要解释根本原因的。这不是应用因果律以解释社会现象，而只是叙述眼前见的种种近因（助缘）。这种学说，正如菲希德[7]说康德的“物如”是“象立于地上、地立于象上”，——循环无端，万劫不复的轮回（所谓胡适之的轮回）。

[7]菲希德，今译费希特。

进化与革命

（4）政治等是经济所产生，以为变易自身的工具；所以政治等对于经济之影响，实在就是“经济的自变”。大致而论：经济的基础——技术，因人类以之适应自然而日有变易（所谓工业“革命”），经济关系因之而变（城市生活及商业关系的发展），政治制度及法律亦就渐渐变动（国会里的争执及民法、商法上习惯的积累）；于是社会心理潜伏新潮（文艺复兴前后）；久而久之，社会思想就大起激变（启蒙时代）；凡此都还只是数量上的渐变，——所谓“进化”。这些根源于经济的变更，逐步帮着经济进化，积累既久，便引起社会上的突变——“大革命”。革命期中的一切激变，并且不限于政治，经济关系也会大变（贵族经济的消灭）。

资产阶级式的革命之后，社会性质已经今非昔比，那所谓民权主义的社会又逐渐帮助技术上继续不断的变易，无政府式的经济发展，终至于阶级关系在社会结构里及政治斗争中渐起变化，劳动民众及无产阶级的心理日益趋向于革命及社会主义的思想，于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必不可免。资本主义发展的终点，已经使社会真成世界的，而政治的“化石”还保存许多国界——因而有帝国主义的竞争及侵略。所以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里，有许多是无产阶级的对内的社会革命；有许多是弱小民族的对外的并对内的民族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之后，社会性质又经一次突变，技术上变易更容易，经济上的变革已成有规画的进化，一直到阶级消灭、政府消灭而成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时，社会性质绝对与现在相异，人类才真正能统治自然界的“自然性”，并且消灭社会里的“自然性”，——从后历史的发展完全可以受人的规划，人的意志方得自由。社会的变革，在共产主义之前，有规画的世界社会没有成立——从原人时代直到无产阶级国家——各地域都不能笼统一致相同的；因为人类原始时代共同生活范围甚小，各地域独自发展，历史上的进程受各该地域自然界条件的限制，而自然界里没有一处相同的；这种发展形势使各地域进化迟速极不相等，共同生活范围日益扩大，因此而许多阶段不相同的社会互相接触，演成种种复合形式——这些复合形式再演成所谓同化过程，以直达于共产主义。

建设与破坏

（5）各阶段里，经济及政治等相互间又有许多极繁复的联系：宗教、哲学、艺术等渐渐分化，分化之后又互相影响，可是这些都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基础变易到一定的程度，不得不破坏这些种种旧建筑。旧建筑愈简单轻巧，破坏的激烈程度愈低，看不出是革命（如自原始共产至酋长宗法社会）；旧建筑愈繁复滞重，破坏的激烈程度愈高（如自封建至资本主义），便有显然的革命形势。可以说：革命不是资本主义的特产，资本主义的前后都有剧激的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之后，除非反革命恢复资本主义——社会的旧性质，便不会再有人与人之间的革命；这是因为社会性质已经从无规画的变成有规画的了。有规画的社会是人类第一次全体自觉的最伟大的建设事业。要建设新的，不得不破坏旧的。要恢复旧的，也不得不破坏新的。所以破坏有两种：一是退步的，一是进步的。前一种，退步的破坏的例，可以举罗马帝国——那时奴隶制度之下，农民奴隶的工力及当时的技术——社会的基础自就崩坏。帝国的“政策”：一方面收容破产农民土匪去当兵，以缓和革命运动；一方面掠夺其他民族；因此农民恶化（消灭），技术退步，小商社会退化到农奴封建制度。后一种，进步的破坏的例，可以举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之下技术程度已很高，工力便是无产阶级占一大部分。无产阶级是不能消灭的，——除非杀尽。假使要消灭无产阶级，必须使完全离开机器，那就退步了。

然而无产阶级立刻就要起暴动，用他们的团结力建设新社会；不比农民不能团结，所以不能进化到共产主义。革命的怒潮时期一定有很大的破坏，然而这一种破坏是资产阶级的防御所引起的——是社会之不得已的牺牲，是建设的代价，亦就是建设的第一步。如果社会舍不得牺牲，不是容忍，便是复旧，反而弄得只有继续不断的不自觉的零星的破坏，永久不息的苦痛：无产阶级不自觉的也一定要行改良运动，可是“进一步、退两步”，永久不得建设。

社会科学与社会运动

（6）社会的发展律大致如此。然而知道这社会律的人，无产阶级，决不坐待天国的降临；好像电学家决不坐待“雷公”轰毙，而要指使“雷公”做事。人的行为既是社会经济现象的一果，又是以后的现象的种种助缘。人在既知之后，必然更加努力而且有方法在可能范围内造作此“缘”，使得最大限度的发展；而且亦决不再希冀妄想不可能的复古或维持现状了。所以“社会运动者”——阶级斗争的指导者，在思想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之中当然要具有真正的社会科学智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