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由个人组织成的，——没有个人便没有社会，这是用不着详细解释的。可是应当切记：社会并不仅只是许多个人加起来的总数。社会是现实的总和而不是逻辑的总和，社会是一种“系统”，——社会之内许多个人之间有极复杂的错综交互的互动关系。凡是一种所谓“系统”，——不论是生物的机体，或是死物的机械，——其内部的各分子之间都有互动的关系。譬如一部机器或是一只表，我们把他一件一件的拆开，便成了一大堆的大大小小的齿轮、轮轴、螺旋钉，——这才是齿轮等的一个总数，可是已经不成其为机器或表。为什么？因为机器或表的各部分（齿轮、轮轴、旋钉）之间已经失去那一定的联系，各部分之间的互动已经消灭，——便不成其为一种机械体了。何以这些齿轮等能成为一部机械的总体的各部分呢？因为其中有一定的配置。社会亦是如此。诚然不错，社会是个人所组成的。然而假使各个人在劳动过程里没有占得一定的地位，假使各个人之间不曾先有劳动的联系，——那时虽然有许多个人，仍旧不成其为社会。

其次，还应当注意社会之中的另一种现象：社会不仅是各个人的互动的总和，各个人的互动并不永久是直接的；社会却往往是各种人的团体之互动的总和，这种团体是那一大的现实的总和（社会）内之小的现实的总和，——他立于社会与个人之间。且就现代社会立论。现代社会是非常之大的，——差不多包含全体的人类。因为现代各国的人，虽然相离甚远，却都已有劳动的联系：“世界经济”已经成立，而且正在发展。然而这一包含十七万万互动的人，互相之间有根本的（劳动的）联系，又有其他种种的联系的大社会里，还有依其他方法结合而成之小系统：阶级、国家、教会及党派等。总之：社会之内另有许多小团体，当然亦是由个人组成的；这些小团体内各个人的互动格外快些格外多些（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说得对：互动的范围愈狭，各个人之间的联系愈密切）；同时，这些小团体亦有相当的接触和动作。因此，社会之内个人与个人往往不是直接互相影响，而是经过各种团体，——经过那共同的大系统（社会）里的小系统。譬如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各个工人。他和谁最常在一起谈话，讨论种种问题呢？当然，他和工人最能常常相遇，而和手工业者、农民或资本家相遇的机会便少得多。这里便是阶级的联系。这一工人与其他阶级相遇，往往不是直接的，不以个人的资格，而以工人阶级一分子的资格，——或者更以“自觉的组织”（如政党或工会）之一分子的资格。所以工人与社会相接触，是经过自己的阶级或自己的党会的，——并不是完全直接的。阶级之外，还有其他种种团体，如职业、宗教等，——亦是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媒介：学者与学者，新闻记者与新闻记者，牧师与牧师之相遇的机会，必定比他们与其他职业的人相遇的机会多些。各个人对于社会都有一种资格，这种格之相同，便是社会内的小“总和”（团体）的形成——使各个人与社会的接触变成间接的。（此节所言“相遇”，当然不是指普通相遇而说，而是指各个人经济上政治上……与社会相接触。）

物质方面，我们已经说社会不是许多个人相加的总数；——“人与人相结合并分配于劳动过程里”而成社会，决不止于一种算学上的和数的意义。精神方面或心理方面亦是如此。我们曾经屡次举过价格的例子。市场价格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结聚”，各人互动的产物。价格是否各个人估价的平均数呢？不是的。因为估价是各个人自己的“私事”，是个人“心上”想看的价钱。市场价格却是违背各个人心愿的定量。他是一种客观的，不受意志拘束而反能转移个人意志的东西；他是社会的，——虽然不是物质的，虽然是人自己“所造出来的”，却已不受各个人的支配了。其余的心理现象，精神现象都是如此：政治组织、语言、文字、科学、艺术、哲学、宗教，——以及较小的精神现象，如时式、风尚、礼貌等等，——一切都是社会生活的产物，人的互动的结果，互相影响继续不断的现象。

社会既非简单的人数之总和，社会之精神生活亦非各个人的理想情感所加起来的总数，——而是此等理想情感交互接触的新产物。他是人的互动的结果。社会某心理现象是各个人理想情感互动之后所生出来的新现象，互动以前所没有的。

冯德说得好：“许多同样的个性所组织成的共同生活，及因此共同生活而流露出来的互动关系，应当产生新的现象，成为新发现的条件，他自有他的公律”，——与组织此等共同生活的个性之公律不必尽同。

社会之外决无独立的个人。决不能死板的设想：先有一个个独立的个人，然后渐渐的联合起来，组织成社会。我们知道社会之发展导源于人“群”。难道是：当初有许多个人单独的生活着，忽然有一天大家明白了，以为集合在一处共同生活便利些，开了一个大会，大家都说明白了，然后组织而成社会？“个性既成旧派经济学的出发点，各个人既在社会里经营生产，所以社会生产便以个人的观点而定，……其实独立的不相交通的渔者或猎者完全是18世纪思想家的空想……社会之外不相关涉各自独立的个人生产……纯粹是幻想，无意识的假设；这种假设，真象说‘没有共同居住互相谈话而能有语言的发展’一样。”（马克思之《经济学批评》）

这种“个人说”，最明显的是卢梭的《民约论》（一七六二），——人生来自然就是自由的。个人要保证他的自由而与别人发生关系，于是根据“社会契约”（contract

social）而组织“社会国家”（卢梭的国家与社会是无区别的）。实际上呢，卢梭所说，并不是国家或社会之真正起源，而是依“理智”的观点立论，应当怎样组织一个好社会。谁不遵守“契约”，便应当受罚。假使国王滥用权力，便应当推翻他，因为他背了民约。因此，卢梭的学说虽然错误，却能在法国大革命中发生极大的影响。

“社会的人”和人的“社会性”只能在社会里发展。假使说野蛮人并没有见过社会，忽然在理论上想着了社会的利益，——那真是笑话。人是社会的动物，人在最早时期便已经有社会。决不能想：社会是某年某月某日宣告成立的。（只有市侩的商人，常常组织股份公司，集股之后，订定章程，“开张大吉”的宣告公司成立，——只有这种市侩才能这样想。）人的“天性”是社会的，——社会变迁，人的“天性”也随之而变迁；人客观上生长于社会进程之中，而并未按照什么契约。

人既然客观上永久是社会的动物，各个人便永久以社会为其环境。社会既是个人的环境，所以社会便能规定个人的发展。这一社会有这一社会的环境，所以便有这一社会的个人；那一社会有那一社会的环境，所以便有那一社会的个人，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于是我们又遇着了一个重要问题，学术界里屡屡争论的：就是个人在历史里的能力问题。

这一问题的意义是：个人能否影响历史，个人影响历史的能力有多大？中国人所谓究竟是时势造英雄呢，还是英雄造时势？社会是个人所组成的，各个人的动作互相交错冲突而造成的社会现象。随便什么样的个人，一举一动都能影响到社会上去；随便什么样的个人，所念所想都是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可见个人对于历史是有影响的，——历史本是我们人所做出来的。

既然如此，——各个人确能影响社会。然而各个人的动作是否有原因的呢？当然有的。我们知道人的意志不是自由的，——人的意志受外界环境的规定。所谓外界环境，对于个人就是社会的环境（家庭、团体、职业、阶级、全社会等的客观条件）。因此，社会的环境影响个人的行动，个人行动的动机都受社会生活的暗示。譬如大战中的俄国兵士，他们大半都是农民，看着战争没有完的时候，自己有田地不能耕种……他们心里便能发生要求停止战争推翻政府的动机。可见社会的环境足以规定个人行动的动机。这种社会环境，便能缩小各个人的目的的实行范围。

其次，由个人的发展一方面而说，个人差不多完全是社会的产物。他在家庭里、学校里、街市上受着种种“训育”，种种影响。个人所说的话，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个人所想的种种观念，是前几辈人所渐渐确定下来的；四围的社会风尚习俗包围着个人；整个儿的社会生活陶养着个人。个人从小到大的生长完全在社会影响之下，——所以各个人的性格习惯完全是社会影响所形成的。既如此，——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包孕着“社会的内容”。个人自身是社会的小影——各种社会影响所结合成的。

最后，还有一种现象应当注意的。个人对于社会的作用，往往因为他占有特别的地位或执行特别的工作，比较的说，是非常之大的。譬如军队里的参谋部。军队可以有几万人，以至于几百万人，而参谋部却只有几个人。然而这几个人（参谋部）的影响比那几百万人大得多。假使敌军能捕获参谋部，——那便有时竟与全军覆没一样。这几个个人的影响可以说是大极了。然而我们且仔细研究一下看，假使参谋部没有军用电话，没有前哨探子，没有军用地图，没有军队的纪律，没有发命令的可能，——那时参谋部还有甚么价值？丝毫都没有了！从此可见参谋部内几个个人的力量从何而来的了。这几个个人其实并不是三头六臂的。他们的力量是一种特别的社会联系及特别的组织所造成的。当然，他们应当有一定的军事学问。然而他们若脱离了自己的组织，虽有天大的学问，也是枉然。从这一例子看来，可见参谋部内各个人的力量以及他们对于军队的影响，是军队自身所造成的——军队的组织，军队的秩序——军队里各种互动关系之总和所表现出来的。

社会亦是如此。譬如政治领袖，政治领袖的力量当然比普通的个人或普通的党员大得多。当然，要做一个政治领袖，亦应当有相当的智识学问及经验等，然而假使没有相当的组织（政党、工会、结合群众的机关等等），所谓“领袖”决不能有什么作用。社会联系的力量造成“出色的”个人（英雄）的力量。从别一方面说，譬如发明家、学者，亦是如此。他们亦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一定的环境内开展自己的才能。假使极有天才的技术家，没有求学及研究的可能，没有现代社会的种种工具，他亦只能去卖破布，走江湖，——谁也不知道他。名将不能成就在军队之外，天才的技术家亦不能成就于机器之外。从此可见：社会联系造成个人的力量。

朴克罗夫斯基（pokrovsky）[52]说：“历史家自己是智力劳动的人，是智识阶级；更狭些说，他们是文学家、著作家。他们以为智力劳动是历史里最重要的成分，而文学的著作——从诗词小说起到哲学论文为止——是根本的文化，这真是再自然没有的事！不但如此，智识阶级的夸大性也和古代埃及王一样——以为颂扬武功的碑志是历史的本身。他们自以为造成了历史了。

个人是社会的个人，——是社会或阶级的一分子，所以他们的行动是以某一阶级，或某一社会之一分子的资格而行动的。因此，假使要研究社会的发展，应当先考察社会情状，然后进于个人事迹的研究，——决不能只看见英雄，而不看见“庸众”。从社会关系一方面——社会生活的各种条件、阶级、职业、家庭、学校等的环境，——我们可以解释个人发展的因果；从个人的思想行动方面，我们却不能解释社会的发展。譬如技术家发明一种机器，他首先必定从已经有的技术着手，社会里先有一种旧的技术或科学，科学里已经觉察出某种疑问；再则，社会里先有一种旧的方法，实用上要求新的改良，——那时，技术家才能寻出解释那种疑问的答案，想出那一种新的方法。要知道：旧的技术及科学，是集合几代人，几百年的社会生活的产物而成的。新发明家不过是考察旧的而创造新的罢了，不过是社会的结果罢了。个人的形成是社会的结果：个人行动的动机受社会的暗示；在社会环境里及社会发展的过程里，个人的行动是有一定的范围的。因此，可以说：社会超越个人，或社会统御个人。

[52]朴克罗夫斯基，今译波克罗夫斯基（pokrovsky，1868—1932），俄国历史学家。曾任苏联副教育人民委员、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