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旧题春秋左丘明撰，晋杜预（222-284）注。唐孔颖达（574-648）疏。左丘明-说姓左名丘明；一说姓左丘名明。春秋末年鲁国（今山东）人，曾任鲁太史，除《春秋左传》外，还著有《国语》等书。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历官河南尹，秦州刺史，度支尚书，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因灭吴有功，封当阳县侯，博学多通。尤精研《定传》，著《春秋长历》、《春秋释例》、《春秋左氏传评》及《女记》诸书。颖达为庸代学者，生平详见《周易正义久》。《春秋左传》又称《左传》、《春秋左氏传》及《左氏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书，亦是儒家经典《春秋》三传之一，自刘向，刘歆、桓谭以及班固等，均认为《春秋左传》出于左丘明之手。如班固撰《汉书》。在其《艺文志》中即著录为三十卷，并谓作者为“左丘明，鲁太史”。直到隋以前，学者对此皆无疑问。至唐，赵匡始谓此书非出左丘明，宋元以来疑难者相继而起，争论不休，直至现在，尚无定论。《春秋左传》之绝大部分内容为传注《春秋》史事，在补充、说明，订正《春秋》的同时，亦有阐明其“书法”者，所记史实延及鲁悼公寸十四年。比《春秋》多出二十七年。据《汉书·艺文志》载，为《春秋》作传者原有五家。即：《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谷梁传》十一卷。《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后来邹，夹两家不传。仅剩《左氏传》、《公羊传》及《谷梁传》三家。西汉时期，传左氏学者有张苍、贾谊、张敞、刘歆诸人，东汉则有陈元、郑众、贾逵、马融、延笃、许淑、服虔、颖容等，魏又有王肃，董遇诸人。入西晋，杜预精研《春秋左传》，认为前儒大抵转相祖述，未尽通左氏学，并杂引《公羊传》、《谷梁传》以释，自乱体例，遂重新为其作注。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合经传于一编，比其义类，条理凡例，主采刘歆、贾逵、许淑、颖容之说以解经传，排斥服虔等人之说。其注大至天官地理，细至万物典故。靡不剖析微细，敷畅旨趣，远居旧说之上。其条理《左传》凡例五十，别例四十九，总括成大旨为三体五事：三体即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五事即微而显，难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行、惩恶而劝善。并且，杜氏崇尚周公而抑孔子，认为《左传》发凡五十，皆周公旧例，其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等，才是孔子新例，称其为“变例”，故其所注，往往强经以就传．并对弑逆之臣。多有回护，是其一短，盖杜氏为魏臣而奉晋纂，事理之必然，多为后儒所讥。杜氏致力于《左传》，并为之条理定例及集解，使之成为一部更具价值的经学、史学名著；并且，全面总结了晋以前左氏学的研究成果，堪有承上启下之功，在经学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入唐，贞观年间，太宗以前代博士分门授经，但各家观点岐异纷呈，有些经注章句亦很繁芜，颇不利于为学，同时，亦出于统一思想的需要，遂诏颖达等人撰《五经正义》，此书即为其中之一种。颖达以杜预《左传注》为底本，并认为，汉以来《左传》注本甚多，颇有杂取《公羊》、《谷梁》二传解释《左传》者，是为“方凿圆枘”，唯杜注取《左传》释《春秋》，堪称“子应乎母，以胶投漆”，使经传浑然为一体，故以其为宗。孔氏此疏旁征博引，搜集杜预《春秋释例》贾、服旧注以及沈文阿、苏宽、刘炫等人的义疏，引用《三礼》、《公羊》、《谷梁》、以及《尔雅》等资料，注释详备，为唐代《左传》著述代表作，《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有大功于《春秋》。”但孔疏“左杜而右刘”，隋刘炫《春秋述义》规正杜失达一百五十余条，孔氏却斥其为习杜义而攻杜义；同时，对汉儒之说亦多有扬弃，是其不足之处。总之，杜注与孔疏，是《左传》学术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有了杜注孔疏，《左传》一书才能完整地流传至今。初，杜注与孔疏各为单行。杜注原为三十卷，又名《春秋左传集解》，南宋刊刻时，将其与陆德明《经典释文》中之《春秋左传音义》合刊，题《春秋左传集解》，春秋左丘明撰，晋杜预集解，唐陆德明音义，传本较多，主要有宋刊巾箱本，明翻刻相台岳氏本，清乾隆四十八年（1793）武英殿刻本，民国间《四部备要》丛书本，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据明翻相台本影印本等。杜注孔疏合刊本传本亦多，主要有《汪氏丛书》本、《四库全书》本及各种版本的《十三经注疏》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