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林学派〗创始人顾炎武（1613—1682）。炎武，原名绛，字宁人。清昆山（今蹦江苏）人。因其故居有亭林湖。学者称亭林先生。此学派因此而名。炎武之先。世代业儒。其祖父以上，三代都是进士。炎武早年参加过复社，与同乡的归庄相友善，以诗文并称于世，固两人性格耿介违俗，时人称“归奇顾怪”。炎武因深恶明季招门徒、立名誉之习，故教诲传学仅潘耒一人。见于《年谱》者尚有毛今风、宋列、王太和三人；张石舟所编《年谱》附载王吴曾受于炎武。但上述诸人著述未闻。《汉学师承记》谓张力臣受业于炎武。但《年谱》未载。顾炎武之交游者有归庄、吴炎、潘柽章、朱鹤龄、王锡阎、李□、张尔岐、朱彝尊、阎若璩、杨□、博山、路泽农、吴任臣、张□、王宏撰、李因笃、马□、汪琬等；炎武之从游者有徐乾学、徐元文、陈芳绩、陈启源等。炎武之私淑弟子有黄汝成。此派之学，实事求是，不分汉宋门户，经世致用，规模宏峻。炎武“学主于敛华就实，晚益笃志经学”，“于陆、王之说辨之最力，论治、综核名实，于礼教尤兢兢”，“论学，标博学于文、行已有耻二语为宗旨”。该派谈性理者不多。虽屡次称引朱熹，但对于其理学思想则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虽在形式上仍保留着宋学的外壳，但试图以经学主张改铸理学。提出“古之所谓理学”即经学，而“今之所谓理学”即禅学，这种理学，“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它“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认为经学难治而可贵，禅学易习而不足取法。顾炎武尖锐地批评了理学家们“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流弊，总结了清谈误国的教训。他指出：“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盗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肮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针对晚明士林空疏学风，该派提出“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主张，认为这是圣人之道。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耻之于人至为重要，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虽“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行已有耻”是该派它身处世的原则；“博学于文”是该派通经致用的方法和途径。他们的学术宗旨是“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通经致闲的手段则是训诂考据。他们主张通以汉儒为师，认为“六经之所传，训诂为之主，仲尼贵多闻，汉人犹近古”，从而抛弃了理学家的明体功夫，而致力于通经之业。并且，摸索出了一套扎实细密的治学方法。如，在广泛占有资料基础上的比勘审核、旁推互证、排比钩稽的归纳法；力求名实相符、事有佐证的证验法等。该派还提倡创新的治学精神，反对剽袭模仿的风气。认为著书颁有新内容。“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人之所不可无。而为之”。对著述持严肃负责的态度，指出“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该派反对治学上的门户之见，认为“排斥众说，以申一家之论”的做法会使通经之路狭窄，主张“问道论文，益征同志”。对于自己的为学主张，该派能够身体力行，如顾炎武一生“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即使在戎马离乱之间也手不废卷，阅书数万卷，他给自己立下了繁难的读书规程，从小学音韵文字人手，从一点一滴做起，积数十年学力去做通经致用的学问。在其北游途中，“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该派主张从“人道”人手，认为“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这种“人道”并非“纯乎天理之公，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认为自私心是人之“常情”。该派还反对超经济的权力干涉，主张利尽山泽面藏富于民。认为富国之策一在简政便民，二在开发资源。要求摆脱封建君车的集权政治，实行以郡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以为国家治乱决定于社会有无“清议”，肯定人民“不治而议”的正当性，提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还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实行唯才是用的选举制度，提出“天下之人皆得举丽荐之”的选举原则。表现出初期的民主思想。顾炎武对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非常赞赏，谓自己的《日知录》中所论同于黄氏“十之六七”，于此可见两人观点有许多相同之处。该派代表著作有顾炎武《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种》、《韵补正》、《亭林诗文集》，潘耒《易论》、《类音》等。该学派在儒学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徐世昌《清儒学案》谓其学“为有清一代学术渊源所自出，后之承学者，因其端以引申之，各成专家，而兢兢以世道人心为本，论学论治莫能外焉。此其学之所以大也。”其通经之学。开一代补学之先，对后来的乾系时代的汉学产生了重大影响。